“三巨头”书信中的历史与现实

• 作 者: 马骐騑
• 出 处: 世界知识
• 发表日期: 2020年7期
• 关键词: 书信 苏联 斯大林 外交 丘吉尔 领导人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
　　（俄罗斯）弗·奥·佩恰特诺夫 伊·爱·马加杰耶夫/著 于淑杰 隋涛 赵春雷 等/译
　　2017年11月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近期，笔者再读《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以下简称《往来书信》），对书中所展现的外交决策机制，以及这批战争文献在其后历史中的“再运用”略有所感。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俄方专家为“三巨头”的往来书信增补了大量事件背景和书信的撰写过程，而这些补充以大国领导人的互动为基础，开辟了认知二战中战争决策的另一个“窗口”。《往来书信》的编著者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弗·奥·佩恰特诺夫教授在序言中指出，苏方书信中的观点大多源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与判断，参与撰写书信的人员则仅包括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等少数高层官员，显示出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政治决策（以及涉及军事、外交等具体业务方向的决策等）一般出自最高领导人和少数部门领导人之手，较少涉及其他部门和人员的特点。
　　相形之下，美国和英国的决策机制牵涉的部门和因素更为广泛。在英方书信的撰写过程中，丘吉尔倚重于外交部和军方的信息、观点和决策建议，并由他的私人秘书班子参与撰写;美方参与书信撰写的部门更多，罗斯福在决策上注重霍普金斯和莱希等与之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和幕僚。由此观之，美英的外交决策机制受到国内政治、外交和军事部门领导人观点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而这些部门往往是有着自成一体、相对固定的利益和判断），最高领导人所信任的幕僚也在决策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此外，在“三巨头”之间扮演信使角色的官员的个人外交行为和对事态的观感、判断，以及其对本国领导人的反馈，也对领导人之间的决策和互动产生影响。
　　因此，对比三方的决策机制差异，以及书信文本的迥异语言风格，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战时美英苏三国的外交与战争决策的形成，绝非局限于宏观的国家利益与“三巨头”的观念，也受到各国特有的决策参与者“圈子”的构成与立场的相当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框架不仅适用对二战时期同盟国关系和外交决策的认知，也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大国关系中的决策分析与危机管控不无裨益。
　　如果说影响“三巨头”书信形成的因素是“历史中的历史”，那么《往来书信》一书同样映照着“历史中的现实”。据佩恰特诺夫介绍，本书所收录的“三巨头”信函，最早是在冷战发端年代，作为苏联与美英争夺二战历史解释话语权的工具而被倡议发行，随后又在1951年被苏联高层叫停。根据当时曾在苏联外文出版社任职的学者阿尔巴托夫，以及当时苏联对西方国家安全政策的国安部门官员苏多普拉托夫的回憶，1948年是苏联开始对西方政策趋向紧张与对抗的年份，1951年则是苏联放弃与英美等国继续打“宣传战”的思路、转向更为保守的政治运动与战备的时间节点。
　　联系到《书信往来》中所收录的记述英美战时领导人的利益诉求及与斯大林的分歧，以及三方最终在多种问题上达成妥协与共识的史料，不难想到，斯大林寄望于通过公开战时一手文献，诠释苏联作为二战胜利者的正面形象与合法性，在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纷争中占得上风。而1951年的暂缓出版，则显示斯大林已然对“打笔仗”失去兴趣。在苏联再度寻求与西方国家缓和与和平竞争的1955年和1957年，本书的出版再次得到讨论和推动，意味着这批战时文献再度被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视为与西方进行和平竞争的“武器”。从这一视角出发，再度审视与思考书中许多书信与注释解读的内涵与倾向，便可对历届苏联领导人将历史投射于现实的用心有更好的理解。
　　有趣的是，俄罗斯官方推动《书信往来》在大量增补的基础上面世的2016年，同样是该国与西方产生重大地缘政治分歧、同时谋求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的时间节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即直言：“二战的教训鲜活地证明，主要国际‘玩家’为了寻找共同应对现代威胁的答案，必须开展集体外交工作，必须依靠国际法、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以及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在阅读与思考历史之余，我们亦可从本书中一窥俄罗斯领导人对当代大国关系前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