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带血的“中国制造”(等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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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带血的“中国制造”
  丁 言
  
  一百五个年过去了,由英国原创的“血汗工厂”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痛苦的记忆。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血汗工厂”又重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我们眼皮底下浮出了水面。
  
  沃尔玛围剿“血汗工厂”引发恐慌
  2004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道沃尔玛供应商的工人实际工资为每小时1 6.5美分(约1.36元人民币)。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立即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沃尔玛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地区的数家供应商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
  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它的经营战略,是在全世界1万多家供贷商中竞价采购,供货商以不断降低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手段,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虽然供货商与沃尔玛仅是采购关系,在法律上并不承担“血汗工厂”的罪名,但公众和媒体掀起的拒绝“血汗商品”的声讨,使沃尔玛无言以对。
  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是建立于美国,致力于发展和执行社会责任标准的非盈利机构。1997年,它联合其他组织和公司共同制定SA8000,它不是法律,对企业与个人没有任何强制力,只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核心是保护劳工权益。
  沃尔玛一方面要保证市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身的社会道义,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是,它对全球供应商更严格地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制度,凡申请成为其供应商的必须先填申请表,只有达到它制订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订单,成为它的合作伙伴。但我国劳工与企业状况,比起社会责任标准和国家法律规定要差得远。如果象沃尔玛这样大的跨国采购公司要求其供应商通过社会责任认证,国内很多“血汗工厂”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了。
  2006年7月底,沃尔玛到义乌市“验厂”,近70家义乌优秀企业仅有两家通过“检验”。
  沃尔玛单方面的验厂行为,引起众多加工企业的恐慌,失去订单就意味着丢掉饭碗,这些企业是地方税收的台柱子,地方政府的命根子,所以地方政府与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沃尔玛对中国企业实施的“社会责任壁垒”。
  沃尔玛执行社会道义的行为也引起了受害工人的恐慌。劳工痛恨黑心厂主虐待,但又怕失业的灾难,“包身工”式工作境遇总要比失业强上百倍。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法律的保障,单方面的实施市场道义只能适得其反。
  
  耐克等跨国公司杜绝“带血”商品
  从2003年3月以来,跨国公司在其美国国内一直处于消费者关注与舆论抨击的焦点。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对产品销往美国的16家中国工厂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生产自行车、运动鞋、服装、电视机和其他日用品的工厂完全无视工人的权利,对工人进行剥削。包括耐克的美国员工都开始担心在给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公司打工,美国的消费者也开始上街游行,声称他们不愿买“带血”的便宜鞋子,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会也纷纷赶来“凑热闹”,借机要求耐克等跨国公司关闭在亚洲的工厂。
  耐克是一个十分重视企业信誉的公司,面对供应商社会责任缺失引起的自身信誉受损,耐克果断的选择了为荣誉而战的策略。
  2005年9月,耐克公司发表了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了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在这份长达108页的报告中,公司承认,供贷公司的确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并表示将会建立一个特别小组,保证用严厉的手段清洗这些“血汗”污迹。
  耐克还与阿迪达斯、锐步等多家跨国公司联合,严格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采取披露公司经营情况、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三重底线”的信息披露方式,向全世界承诺严格执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杜绝“带血”商品。
  
  猫捉老鼠的游戏还在继续
  过去的外国商家一般是在商品交易会上看样订贷,注重的是产品的质量,对于产品背后的社会道义则听之任之。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主要零售商和贸易公司在中国采购时,陆续按照生产守则的条款对其中国生产商和供贷商进行“验厂”。“验厂”须亲自到厂里,检查员工劳资、管理体系、安全防范三个方面。
  中国的市场庞大,工厂数量多达千百万,跨国公司要想实现对供应商彻底的社会责任检查,其难度可想而知。
  各类领导视察,割裂机构的检查,对于中国企业是家常便饭。供应商准备好几套工厂纪录,这一套给这个机构,那一套给那个机构,还有专门对付SA8000的。原本中国通过SA8000认证的企业有70多个,有近30家固造假被SAI吊销了证书。
  一些劣迹斑斑的企业,为了确保成功通过审计,贿赂审计员,与调查公司合谋编造谎言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工人也在老板的唆使、利诱和恐吓下,向审计员提供虚假情况。沃尔玛近年来已经解雇了好几名在中国工作的雇员,因为他们在审计工厂时索要或接受贿赂后,不检查结果与事实是否相符,就打勾放行。
  中国的工厂管理者利用造假文件,掩盖包括工时超常,工资过低以及健康和安全工作未达标准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非常普遍。这些欺骗行为的规模之大,不仅让这些公司倍感难堪,也让公司社会责任产业处境尴尬。
  这些“血汗工厂”经过各种手段就轻易获得认证,然后,他们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地方政府庇护下,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方式继续经营着“带血”的生意。
  最近,大量中国货廉价倾销国外,遭到外国反倾销抵制,反中国廉价倾销的并非仅欧美发达国家,连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其中。他们惊叹中国有世界上最多最勤奋的廉价劳动力,有世界上权益最无保障的“农民工”。
  中国并不缺劳动法,中国有非常全面的规章条例,但这些规章条例经常遭到来自自身的蔑视,企业的违法行为在地方被叫作改革要擅闯“红灯”。
  在国人的脑海里,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身边的农民兄弟、工人老大哥们早已失去了荣誉的光环,再度沦落到跨国公司的“包身工”。当媒体夸大渲染“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的时候,能否意识到,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拒绝“带血的中国制造”!
  
  求“职”上上签
  雪 火
  
  去年八月,上海一家大型传媒公司招聘设计人员,因为公司诚诺的待遇和发展前景都不错,应聘者竞争异常激烈。
  经过几轮笔试和面试的搏杀,我有幸进入“总决选”。当时,同我一起竞争的还有一个名牌大学传播学硕士,另一个 也是从澳洲回来的“海归”,能否杀出重围,我没大大把握。
  下午3点,决选公开举行,主考官是这家传媒公司最年轻的副总,平头,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严肃和干练。
  “各位,你们注意到我的发型了吗,这是我从公司开创以来一直留的。八年多了,每半个月都要花100多元修剪一次。”说完,副总顿了顿,开始向我们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你们之中,谁能够说服我改变这个发型?”
  “海归”扬了扬脖子,微笑着说,“张总,你知道今年欧洲时尚男士最流行的发型、色彩、装扮是什么吗?最新调查显示,生动而有层次感的男士碎发最Fashion、够IN,也最能吸引女士们青睐的目光……”十多分钟后,听完海归滔滔不绝的表述,张总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有我自己的风格,这才是最好的时尚。”
  第二个发言的是传播学硕士、他一边转着手中的MONTBLANC笔,一边说,“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张总您是否注意到?作为老总,您自身的形象关系到企业的形象,而一成不变的小平头,可能会让您的客户感到不好接触,您的夫人甚至也对此不满……所以,变不变发型,关系到我们企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您婚姻的幸福。”“有那么严重么,我夫人觉得这样挺男人的,客户也觉得我诚实可靠。”说完.张总哈哈大笑。
  轮到我了,看来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思忖片刻,我尽量用诚恳的语气对他说,“来应聘前,我就知道张总是个很敬业的人,为了工作几乎舍得一切。可你平时接触的都是艺术圈的人,不少带有粉色味道,如果试着改变一下造型,可能会更有亲和力。仅仅是为了工作,您愿意改变吗?”
  “嗯,这个,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就接到公司人事部的电话,通知我去设计部报到。
  张总还是保持着他一贯的发型,可我那天的表现已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会餐时,他们总要为此褒奖我一番,还封我为面试“高人”,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不过,事业心强的我还是想尽快拿出工作业绩,免得别人说我是老板钦点的。
  我很希望能够加入公司的策划部门,于是连夜将自己的三份策划和提案完成,内容涉及戏剧、电影、电视、数码传媒等多方面元素,老总看后觉得方案虽有创新,但缺乏对行业现状的整体把握,搁浅了。
  进公司三个月了,还没有拿出像样的业绩,看到同事们有的拿了设计大奖,有的取得了十几万的项目,我心中很焦急。
  后来,得知同事们在背后竟这样评论我,“刚来时,还以为他怎么厉害,其实也只是光说不练罢了”,“高人也只是会面试,真正搞设计还得靠我们!”。
  周末的晚上,我邀公司的前辈去喝酒,面红耳赤之际,我说出了想跳槽的打算。那位前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走进公司的第一步很精彩,可你也因此太专注了那些表面化的东西,就像狐狸想吃架子上的葡萄一样,它拼命跳高。一个月后能轻松跳过比葡萄架还要高的围墙,可还是吃不到葡萄。为什么?因为它大注意脚下功夫,而忘记‘临门一嘴’了”。
  原来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即使换一个环境也是一样的。回到家,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话:一味追求职场花招,不如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份内工作,打出属于自己的那记右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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