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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家鑫已经服法。而药父状告被害人家属的代理人张显案正在继续。9月29日，索赔一元案进行了证据交换，将择日开庭。
说实话，药家鑫案件曝光的最初阶段，我也不由自主地被媒体间“杀人偿命”的怒吼声左右和引导。但不知是庆幸还是遗憾，我没有长出北大教授孔庆东那对极其富有特色的眼睛——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张典型的杀人犯的面孔，这种人一看就是罪该万死的人”。
在我眼里，药家鑫真的还就是个孩子。这个孩子，在紧张和惊恐中，一念之差，残忍地用刀刺死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的确，他犯的这个错误实在太大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尤其是，在这个千百年来讲究“杀人偿命”的国度里，他的罪行难以得到公众的宽恕。
看着照片上那张还有些孩子气的脸，我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一个30年前我经手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中的14岁少年犯。
1982年春季，我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时，来到四川省合川县（现属重庆市）法律顾问处实习。这是摆在我案头的第一个案件：一个14岁的少年，他放学回家时，看到自己的父亲因为宅基地划界纠纷和邻居发生争执和扭打，他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对方，受害人胸部中刀，因流血过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当时，我接受法院指派，担任这个14岁少年的辩护人。
开庭前，受害人的家属成群结队地来到法院请愿和示威，强烈要求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法院审判人员对他们耐心劝阻无效，就让他们到法律顾问处找我谈谈，希望我能对他们做些普法工作。那天下午，当我看到这些满脸怒气、手持棒棒的男女老少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律师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走在最前面的是死者的父亲，一位70多岁的长者，面孔酷似画家罗中立著名油画《父亲》的人物外表。他坐下第一句话就问：“你说，杀人要不要偿命？”我回答说：“杀人偿命，这是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并不是法律语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刑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杀人、抢劫、放火等严重罪行时，应当负刑事责任。不过，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是不能判死刑的。”听到这里，这位年长的父亲好像突然明白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暂时不杀，先把他关在监狱里，等养到18岁时再杀。”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我只有沉默。我不想去纠正他对法律条文的误解。此刻，这种误解或许是对他内心最大的安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内心十分感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血亲复仇、杀人偿命”的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
人们注意到，药家鑫案事发后，被害人家属通过其代理人张显，向社会传出来的意念只有一个：杀人偿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显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无视司法领域内公认的职业规则，他利用自己位于舆论风口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发送各种后来被证实为谣言的不实之词，激起一波又一波对药家鑫及其家人的社会公愤，由此给司法系统施加压力。一时间，除了“宰了他”的声音外，媒体内似乎没有别的声音。此时，对于“既要讲法律更要讲政治”的中国法官来说，药家鑫不死，不足以平民愤。很多人都说，依照现行法律，对这个在一念之中铸成大错并有主动且诚实自首情节的药家鑫，是可以刀下留人的，至少，判死缓并不违反法律条文和原则。死缓作为一种重刑，其威慑力对这类罪犯已经足够。
在此，我无意为药家鑫的恶行辩护。谁不惋惜无辜被害者张妙的惨死？谁不痛恨药家鑫的愚蠢和残忍？于是，每当有人对药家鑫表示“恻隐之心”时，就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扎你8刀，你怎么说？”然而，这些人可能忘记了另一个相反的假设：假如药家鑫是你自己的亲友呢？你期待一个司法程序如何公正地对待你的亲人？或许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了——应当怎样公正地去对待别人。在中国许许多多大致相似的家庭里，谁又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在自己家族里，就不会出一个类似药家鑫这样的本应“前途无量”的愚蠢年轻人呢？
目前，世界各地对死刑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废除死刑，比如欧洲各国、中国香港等；第二类是仍然保留死刑，但是少杀慎杀，能不杀最好不杀，或者即使杀也要等判了死刑后十年八年后再杀，比如美国有些州；第三类是对罪犯喊杀叫死，主张“杀人偿命”，而且杀了以后还要挂横幅放鞭炮。
今天，关于废除死刑的讨论已经展开，争论仍在继续。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只要未来仍值得我们期待，不难预料，此类公共辩论中所释放和培育的新思想、新观念会逐渐深入人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药家鑫不仅为自己，而且为这个社会支付了代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
说实话，药家鑫案件曝光的最初阶段，我也不由自主地被媒体间“杀人偿命”的怒吼声左右和引导。但不知是庆幸还是遗憾，我没有长出北大教授孔庆东那对极其富有特色的眼睛——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张典型的杀人犯的面孔，这种人一看就是罪该万死的人”。
在我眼里，药家鑫真的还就是个孩子。这个孩子，在紧张和惊恐中，一念之差，残忍地用刀刺死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的确，他犯的这个错误实在太大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尤其是，在这个千百年来讲究“杀人偿命”的国度里，他的罪行难以得到公众的宽恕。
看着照片上那张还有些孩子气的脸，我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一个30年前我经手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中的14岁少年犯。
1982年春季，我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时，来到四川省合川县（现属重庆市）法律顾问处实习。这是摆在我案头的第一个案件：一个14岁的少年，他放学回家时，看到自己的父亲因为宅基地划界纠纷和邻居发生争执和扭打，他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对方，受害人胸部中刀，因流血过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当时，我接受法院指派，担任这个14岁少年的辩护人。
开庭前，受害人的家属成群结队地来到法院请愿和示威，强烈要求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法院审判人员对他们耐心劝阻无效，就让他们到法律顾问处找我谈谈，希望我能对他们做些普法工作。那天下午，当我看到这些满脸怒气、手持棒棒的男女老少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律师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走在最前面的是死者的父亲，一位70多岁的长者，面孔酷似画家罗中立著名油画《父亲》的人物外表。他坐下第一句话就问：“你说，杀人要不要偿命？”我回答说：“杀人偿命，这是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并不是法律语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刑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杀人、抢劫、放火等严重罪行时，应当负刑事责任。不过，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是不能判死刑的。”听到这里，这位年长的父亲好像突然明白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暂时不杀，先把他关在监狱里，等养到18岁时再杀。”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我只有沉默。我不想去纠正他对法律条文的误解。此刻，这种误解或许是对他内心最大的安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内心十分感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血亲复仇、杀人偿命”的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
人们注意到，药家鑫案事发后，被害人家属通过其代理人张显，向社会传出来的意念只有一个：杀人偿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显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无视司法领域内公认的职业规则，他利用自己位于舆论风口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发送各种后来被证实为谣言的不实之词，激起一波又一波对药家鑫及其家人的社会公愤，由此给司法系统施加压力。一时间，除了“宰了他”的声音外，媒体内似乎没有别的声音。此时，对于“既要讲法律更要讲政治”的中国法官来说，药家鑫不死，不足以平民愤。很多人都说，依照现行法律，对这个在一念之中铸成大错并有主动且诚实自首情节的药家鑫，是可以刀下留人的，至少，判死缓并不违反法律条文和原则。死缓作为一种重刑，其威慑力对这类罪犯已经足够。
在此，我无意为药家鑫的恶行辩护。谁不惋惜无辜被害者张妙的惨死？谁不痛恨药家鑫的愚蠢和残忍？于是，每当有人对药家鑫表示“恻隐之心”时，就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扎你8刀，你怎么说？”然而，这些人可能忘记了另一个相反的假设：假如药家鑫是你自己的亲友呢？你期待一个司法程序如何公正地对待你的亲人？或许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了——应当怎样公正地去对待别人。在中国许许多多大致相似的家庭里，谁又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在自己家族里，就不会出一个类似药家鑫这样的本应“前途无量”的愚蠢年轻人呢？
目前，世界各地对死刑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废除死刑，比如欧洲各国、中国香港等；第二类是仍然保留死刑，但是少杀慎杀，能不杀最好不杀，或者即使杀也要等判了死刑后十年八年后再杀，比如美国有些州；第三类是对罪犯喊杀叫死，主张“杀人偿命”，而且杀了以后还要挂横幅放鞭炮。
今天，关于废除死刑的讨论已经展开，争论仍在继续。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只要未来仍值得我们期待，不难预料，此类公共辩论中所释放和培育的新思想、新观念会逐渐深入人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药家鑫不仅为自己，而且为这个社会支付了代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