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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有两大阻碍，
第一是利益集团的阻挠，第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可能会造成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其实，结构性失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为何长期未改？改革有多大的难度？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结构性失衡的改革很困难，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想把结构性失衡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是不容易的。
四大原因造成结构性失衡很难改变
结构性失衡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有大的本质性的改革，是由四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政府决定一切，很长时间内都是如此，即使已经改革开放了，但行政在经济中起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
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行政命令和宏观调控并未分开而是混在一起。这样的话实际上行政手段的力量就更大，你要违背它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速度还比较慢的时候。
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比如，一旦经济指标下来了，假定增长8%，就一定要想办法超过8%；如果是8.5%，就一定是9%，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
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要真正发现错误，让中央感觉到了，时间就很晚了，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中国消除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改革
在中国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发展方式的“改革”。
如果坚持过去的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那不容易改，因为那种发展方式鼓励了人们大搞重复建设、消耗资源，尽管产品卖不掉，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他们完成了任务。所以对我们来说，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真正做到消除结构性失衡，一定要改革发展方式，要从数量型的、速度型的改为质量型和在质量型下面讲效益，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部分。
当然改革会产生一些困难，如果是为了消除结构性失衡，就一定要想办法在工作中注重产品质量，注重产品的推销能力，扩大产品的市场。但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一个是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是持观望的态度。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起经济中的一些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失业。
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碰硬的”，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团在形成结构性失衡方面的作用，要真正通过改革，通过发展来增加就业人口。
重视“X效率”的发挥，提高企业效率
改革还需要改变效率的观念。所谓效率有三种：
第一，生产效率。这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微观意义上的，也是我们过去比较注重的。
第二，宏观效率，宏观效率在于资源配置。效率投入产出都没有变，但配置的方式变了，组成了资产的重置，资产的重置就产生了新的效率，这是宏观的经济效率。
第三种效率，叫做“X效率”。X代表未知数，效率按照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这么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相应的，但为什么有时候效率远远不足？应该产出这么多，但没有实现，这就叫“X负效率”。
有分析认为“X负效率”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集体目标被架空；第二，微观单位中意见不统一，或者有地方观念，不能融洽；第三，有些地方、个人不一定能摆脱惰性区。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从前不解决的问题”、“不知道的问题”由“X负效率”发挥效率。
要增加“X负效率”就必须要做到几点：
第一，集体目标和工人的个体目标不一致，就目标分解，求同存异。譬如說，把目标一分解，集体目标是大写的ABCD，个人的目标是小写的abcd，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工厂希望能安全生产，职工希望平安回家，这个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还有工厂希望能够增加盈利，职工希望增加分配红利，这个也是一致的；再来，工厂期望自己的声誉高，工人认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感到很光荣，这也是一致的。
第二，工人与工人之间不融洽怎么办？各自后退一步，小事情不要计较。
第三，克服惰性就要有纪律，还要有激励。
第四，员工对企业认同了，愿意为企业做事了，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怎么在“X效率”中去掉“X负效应”，让“X效率”从负变为正？如果没有职工的积极性、认同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效率。调动积极性就应该从“X负效率”这方面去入手，“大国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这些都是出于使X负效率转为“X正效率”的目的。
调动人的积极性要着重重视四类人群
调动人的积极性，需要着重地培养四种人：
第一种，新型农民。现在的农民自己进学习班，参加各种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因为他们的土地可以租给别人，也可以自己经营。现在的农村跟过去也有所不同，农民成了集体公司的主人，农民在做很多服务业领域的工作——“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最后“1 2 3=6”，所以现在就叫“第六产业”。
第二种，新型企业家。政府要一视同仁，这样的话，大家才有积极性。产权保护是最要紧的，是创新的保障。
第三种，新型管理者。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比如职业经理人，他们能把效率搞得更高，让企业更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四种，新型营销者。光有产品销路是不够的，还要有持久的竞争力，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所有的企业都要走这条路，农村、农民正在变，企业家有新的要求、新的希望。新的管理者可能是各种经理人，新的营销者懂得市场的走向，这样的话，我们消除结构性的失衡，也就是完成供给侧结构方面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系厉以宁院长以“如何消除结构性失衡”为题发表的演讲实录）
第一是利益集团的阻挠，第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可能会造成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其实，结构性失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为何长期未改？改革有多大的难度？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结构性失衡的改革很困难，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想把结构性失衡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是不容易的。
四大原因造成结构性失衡很难改变
结构性失衡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有大的本质性的改革，是由四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政府决定一切，很长时间内都是如此，即使已经改革开放了，但行政在经济中起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
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行政命令和宏观调控并未分开而是混在一起。这样的话实际上行政手段的力量就更大，你要违背它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速度还比较慢的时候。
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比如，一旦经济指标下来了，假定增长8%，就一定要想办法超过8%；如果是8.5%，就一定是9%，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
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要真正发现错误，让中央感觉到了，时间就很晚了，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中国消除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改革
在中国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发展方式的“改革”。
如果坚持过去的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那不容易改，因为那种发展方式鼓励了人们大搞重复建设、消耗资源，尽管产品卖不掉，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他们完成了任务。所以对我们来说，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真正做到消除结构性失衡，一定要改革发展方式，要从数量型的、速度型的改为质量型和在质量型下面讲效益，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部分。
当然改革会产生一些困难，如果是为了消除结构性失衡，就一定要想办法在工作中注重产品质量，注重产品的推销能力，扩大产品的市场。但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一个是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是持观望的态度。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起经济中的一些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失业。
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碰硬的”，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团在形成结构性失衡方面的作用，要真正通过改革，通过发展来增加就业人口。
重视“X效率”的发挥，提高企业效率
改革还需要改变效率的观念。所谓效率有三种：
第一，生产效率。这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微观意义上的，也是我们过去比较注重的。
第二，宏观效率，宏观效率在于资源配置。效率投入产出都没有变，但配置的方式变了，组成了资产的重置，资产的重置就产生了新的效率，这是宏观的经济效率。
第三种效率，叫做“X效率”。X代表未知数，效率按照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这么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相应的，但为什么有时候效率远远不足？应该产出这么多，但没有实现，这就叫“X负效率”。
有分析认为“X负效率”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集体目标被架空；第二，微观单位中意见不统一，或者有地方观念，不能融洽；第三，有些地方、个人不一定能摆脱惰性区。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从前不解决的问题”、“不知道的问题”由“X负效率”发挥效率。
要增加“X负效率”就必须要做到几点：
第一，集体目标和工人的个体目标不一致，就目标分解，求同存异。譬如說，把目标一分解，集体目标是大写的ABCD，个人的目标是小写的abcd，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工厂希望能安全生产，职工希望平安回家，这个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还有工厂希望能够增加盈利，职工希望增加分配红利，这个也是一致的；再来，工厂期望自己的声誉高，工人认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感到很光荣，这也是一致的。
第二，工人与工人之间不融洽怎么办？各自后退一步，小事情不要计较。
第三，克服惰性就要有纪律，还要有激励。
第四，员工对企业认同了，愿意为企业做事了，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怎么在“X效率”中去掉“X负效应”，让“X效率”从负变为正？如果没有职工的积极性、认同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效率。调动积极性就应该从“X负效率”这方面去入手，“大国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这些都是出于使X负效率转为“X正效率”的目的。
调动人的积极性要着重重视四类人群
调动人的积极性，需要着重地培养四种人：
第一种，新型农民。现在的农民自己进学习班，参加各种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因为他们的土地可以租给别人，也可以自己经营。现在的农村跟过去也有所不同，农民成了集体公司的主人，农民在做很多服务业领域的工作——“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最后“1 2 3=6”，所以现在就叫“第六产业”。
第二种，新型企业家。政府要一视同仁，这样的话，大家才有积极性。产权保护是最要紧的，是创新的保障。
第三种，新型管理者。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比如职业经理人，他们能把效率搞得更高，让企业更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四种，新型营销者。光有产品销路是不够的，还要有持久的竞争力，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所有的企业都要走这条路，农村、农民正在变，企业家有新的要求、新的希望。新的管理者可能是各种经理人，新的营销者懂得市场的走向，这样的话，我们消除结构性的失衡，也就是完成供给侧结构方面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系厉以宁院长以“如何消除结构性失衡”为题发表的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