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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理的方式是央行逐渐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全天候干预,通过市场机制,让外汇的真实供求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
自2005年7月中国首次“被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缓慢升值,至2008年7月,累计升值幅度约为17%,但在随后的两年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汇改暂停,人民币也止住升值步伐,汇率稳定在6.83元附近。今年7月,中国政府重新启动汇改,人民币重拾缓慢升值之势,10月下旬已进入6.6元区间。与上一次相同的是,本轮汇改依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压力的迫使下展开的,方式依然为小步慢跑式的升值。
“管理出的浮动汇率制度”
无疑,中国和美国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龉龃是两国经济关系中的矛盾焦点所在。由于中国对美国长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每每在经济下滑、就业不振的时候就会抛出人民币汇率议题,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并以制裁相威胁。最近,美国国会甚至动用立法程序,并已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拟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该法案最终通过并被执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足见美国朝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视。
主流的美国声音认为中国政府操纵着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对此极力否认,这一争论恐怕永远没有定论。但是每当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人民币就会升值,却似乎又在印证着美方的观点。更有趣的是,美国质疑的核心在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即汇率制度问题,而不仅仅是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现象。而中国政府却以精确控制下的货币升值来加以回应,“巧妙”地将制度问题转换成币值问题,以“操纵”来回应“操纵质疑”。而国内舆论也主要集中在人民币究竟该不该升值,以及究竟该升值多少这一层面。总之,所谓汇改,所谓升值都好像只是为了应付美国人而已。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考虑汇改必要性及方式等问题,似乎不太为官方和舆论所重视。
按照官方的说法,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真正意义上说,外汇市场供求并不是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础。央行的购汇行为才是人民币汇率决定性因素。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就像一个超级做市商,作为货币发行主体,且手握着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它都完全能够左右人民币汇率的高低,并且可以控制哪怕是细小的汇率变动,而事实上,央行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如果要对中国当前的汇率制度下一个咬文嚼字的定义,可以称之为“管理出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人民币已经与美元脱钩,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管制型的汇率制度。显然,这一制度安排十分有利于政府对贸易差额的控制,并且可以强有力地保障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当然,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甚至有高估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政府有强烈的高经济增长偏好,且经常账户存在持续巨额顺差,即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币值低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而这又恰好就是中国的现实,同时这也是美国频频向人民币汇率发难的根本理由。
人民币低估影响了谁
低估本币币值,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常态,中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一直处在被低估的状态下,尤其是2001年后,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低估更加明显,这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和就业机会,净出口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出口导向、贸易立国成功实现工业化,中国似乎也在复制它们的成功经历。然而这一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未结束,许多问题便已暴露出来,这一模式对于中国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毕竟,中国同上述经济体之间存在着无法忽略的本质差别。那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
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时,会对其他国家的就业带来不利影响,以当今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多产品只需中国生产,便可满足全世界的需求。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势必会造成主要贸易伙伴的极力抵触,并上升为政治议题。这不利于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当下,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次,伴随着中国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对外贸易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最近五六年来,城市化率更是以每年近1%的速率递增,达到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但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质量却不容乐观。中国的出口企业仍然停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对品牌和技术都没有足够的激励去经营和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虽然雷声大,但却雨点小。廉价、同质是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共同标签。与之相对应的是,虽然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了出口部门的产业工人,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人口却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不能同等地享受市民应有的权利和福利。更为糟糕的是,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医疗、养老、失业甚至工伤等社会保障,这使得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过客,将青春贡献给城市后,却有很大可能最终被城市所遗弃。已有学者对中国近年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甚至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城市化虽然迅速,却是一种“伪城市化”或“半城市化”。
另外,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累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下以及将来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方面,外汇储备连年递增的实质是中国在透支就业,为了保证经济和就业增长,中国情愿持有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承认外汇储备是财富的话,那么不管任何时候,只要中国兑现这些财富。都会对国内的就业带来压力,如果增长和就业是永恒目标,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永久性持有这些外汇储备,如果是这样,它还能算是一种财富吗?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汇率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即意味着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地向中国经济中注入货币,例如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高达10%,因此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幅是十分惊人的。在经历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后,眼下中国的通货膨胀终于进入到显性时代,这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通胀,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央行动用货币发行权力,大规模地以无成本的人民币买入私人部门通过商品和劳务换回的美元,是否有无偿占有国民收入的嫌疑!
显然,上述问题都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中国理应成为出口大国,并且贸易顺差会长期存在。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能更真实地反映外汇供求状况,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不会如此巨大,外汇储备的增长也会更加温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压低,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就会被放大,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幅也会被放大。而且,如果人民币确实被低估的话,实际上就是非出口部门对出口部门的一种变相补贴,它可能保护了一些低效率的出口企业,使其得以生存,从而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而且也确实违背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名义上的升值难以根治贸易失衡
因此,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汇改的原则应当是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内外更加平衡的增长。这并非不可实现,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的人口规模与中国相近,起点低于中国,却没有像中国一样过于依赖出口,但也保持着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增长速度。问题是,通过严格控制下的人民币缓步升值,能实现这一目标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自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以来,对美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已经达到19.5%,如果考虑到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差别,实际升值幅度更高。但是2005年至2008年,与人民币单边升值相对应的,是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幅连年加速递增。相反,2009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贸易顺差却大幅下降34%。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同样相对稳定,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仅有553亿美元,三季度,人民币再度开始升值的过程中,贸易顺差竟达到653亿美元,一个季度便超出上半年整100亿美元。由此可见,单纯的人民币名义上的升值,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因为,决定国内外商品比价的主要因素不是名义汇率,而是更为复杂的实际有效汇率。
在当前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如何升值,升值到何种程度,完全由央行决定,但是央行又如何知道人民币汇率究竟应该是多少呢?最合理的方式是央行逐渐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全天候干预,通过市场机制,让外汇的真实供求来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放开汇率管制,人民币或许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升值,但这不足以过于担忧,甚至还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汇率,起到优胜劣汰出口企业的作用,也可倒逼企业注重研发和创新。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汇改,在人民币已经升值20%的基础上,已经较为容易实施,而且一旦改变市场预期,热钱将会外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或许没有官方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本轮汇率改革不应当仅仅只是以人民币升值到某一水平作为结束,而应当力图主动谋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方式的转变。
自2005年7月中国首次“被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缓慢升值,至2008年7月,累计升值幅度约为17%,但在随后的两年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汇改暂停,人民币也止住升值步伐,汇率稳定在6.83元附近。今年7月,中国政府重新启动汇改,人民币重拾缓慢升值之势,10月下旬已进入6.6元区间。与上一次相同的是,本轮汇改依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压力的迫使下展开的,方式依然为小步慢跑式的升值。
“管理出的浮动汇率制度”
无疑,中国和美国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龉龃是两国经济关系中的矛盾焦点所在。由于中国对美国长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每每在经济下滑、就业不振的时候就会抛出人民币汇率议题,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并以制裁相威胁。最近,美国国会甚至动用立法程序,并已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拟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该法案最终通过并被执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足见美国朝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视。
主流的美国声音认为中国政府操纵着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对此极力否认,这一争论恐怕永远没有定论。但是每当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人民币就会升值,却似乎又在印证着美方的观点。更有趣的是,美国质疑的核心在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即汇率制度问题,而不仅仅是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现象。而中国政府却以精确控制下的货币升值来加以回应,“巧妙”地将制度问题转换成币值问题,以“操纵”来回应“操纵质疑”。而国内舆论也主要集中在人民币究竟该不该升值,以及究竟该升值多少这一层面。总之,所谓汇改,所谓升值都好像只是为了应付美国人而已。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考虑汇改必要性及方式等问题,似乎不太为官方和舆论所重视。
按照官方的说法,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真正意义上说,外汇市场供求并不是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础。央行的购汇行为才是人民币汇率决定性因素。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就像一个超级做市商,作为货币发行主体,且手握着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它都完全能够左右人民币汇率的高低,并且可以控制哪怕是细小的汇率变动,而事实上,央行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如果要对中国当前的汇率制度下一个咬文嚼字的定义,可以称之为“管理出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人民币已经与美元脱钩,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管制型的汇率制度。显然,这一制度安排十分有利于政府对贸易差额的控制,并且可以强有力地保障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当然,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甚至有高估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政府有强烈的高经济增长偏好,且经常账户存在持续巨额顺差,即实施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币值低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而这又恰好就是中国的现实,同时这也是美国频频向人民币汇率发难的根本理由。
人民币低估影响了谁
低估本币币值,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常态,中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一直处在被低估的状态下,尤其是2001年后,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低估更加明显,这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和就业机会,净出口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出口导向、贸易立国成功实现工业化,中国似乎也在复制它们的成功经历。然而这一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未结束,许多问题便已暴露出来,这一模式对于中国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毕竟,中国同上述经济体之间存在着无法忽略的本质差别。那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
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时,会对其他国家的就业带来不利影响,以当今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多产品只需中国生产,便可满足全世界的需求。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势必会造成主要贸易伙伴的极力抵触,并上升为政治议题。这不利于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当下,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次,伴随着中国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对外贸易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最近五六年来,城市化率更是以每年近1%的速率递增,达到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但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质量却不容乐观。中国的出口企业仍然停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对品牌和技术都没有足够的激励去经营和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虽然雷声大,但却雨点小。廉价、同质是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共同标签。与之相对应的是,虽然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了出口部门的产业工人,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人口却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不能同等地享受市民应有的权利和福利。更为糟糕的是,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医疗、养老、失业甚至工伤等社会保障,这使得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过客,将青春贡献给城市后,却有很大可能最终被城市所遗弃。已有学者对中国近年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甚至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城市化虽然迅速,却是一种“伪城市化”或“半城市化”。
另外,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累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下以及将来一个沉重的包袱。一方面,外汇储备连年递增的实质是中国在透支就业,为了保证经济和就业增长,中国情愿持有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承认外汇储备是财富的话,那么不管任何时候,只要中国兑现这些财富。都会对国内的就业带来压力,如果增长和就业是永恒目标,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永久性持有这些外汇储备,如果是这样,它还能算是一种财富吗?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汇率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即意味着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地向中国经济中注入货币,例如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高达10%,因此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幅是十分惊人的。在经历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后,眼下中国的通货膨胀终于进入到显性时代,这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通胀,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央行动用货币发行权力,大规模地以无成本的人民币买入私人部门通过商品和劳务换回的美元,是否有无偿占有国民收入的嫌疑!
显然,上述问题都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中国理应成为出口大国,并且贸易顺差会长期存在。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能更真实地反映外汇供求状况,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不会如此巨大,外汇储备的增长也会更加温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压低,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就会被放大,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幅也会被放大。而且,如果人民币确实被低估的话,实际上就是非出口部门对出口部门的一种变相补贴,它可能保护了一些低效率的出口企业,使其得以生存,从而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而且也确实违背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名义上的升值难以根治贸易失衡
因此,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汇改的原则应当是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内外更加平衡的增长。这并非不可实现,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的人口规模与中国相近,起点低于中国,却没有像中国一样过于依赖出口,但也保持着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增长速度。问题是,通过严格控制下的人民币缓步升值,能实现这一目标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自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以来,对美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已经达到19.5%,如果考虑到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差别,实际升值幅度更高。但是2005年至2008年,与人民币单边升值相对应的,是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幅连年加速递增。相反,2009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贸易顺差却大幅下降34%。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同样相对稳定,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仅有553亿美元,三季度,人民币再度开始升值的过程中,贸易顺差竟达到653亿美元,一个季度便超出上半年整100亿美元。由此可见,单纯的人民币名义上的升值,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因为,决定国内外商品比价的主要因素不是名义汇率,而是更为复杂的实际有效汇率。
在当前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如何升值,升值到何种程度,完全由央行决定,但是央行又如何知道人民币汇率究竟应该是多少呢?最合理的方式是央行逐渐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全天候干预,通过市场机制,让外汇的真实供求来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放开汇率管制,人民币或许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升值,但这不足以过于担忧,甚至还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汇率,起到优胜劣汰出口企业的作用,也可倒逼企业注重研发和创新。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汇改,在人民币已经升值20%的基础上,已经较为容易实施,而且一旦改变市场预期,热钱将会外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或许没有官方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本轮汇率改革不应当仅仅只是以人民币升值到某一水平作为结束,而应当力图主动谋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