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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三千人马，我愿死守珠江水口，打不退洋人，我甘愿粉身碎骨，死而无怨。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是一个爱国志士，传统文化下的理想官员，同时谙熟政治形势和规则，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
“给我三千人马，我愿死守珠江水口，打不退洋人，我甘愿粉身碎骨，死而无怨！”在电影《林则徐》中，关天培在虎门炮台自刎后，林则徐找到钦差大臣琦善，慷慨陈词。
让历史把机会交给林大帅，他就能打赢这场鸦片战争吗？未必！这一点连林则徐本人都承认。
1840年，英国人进逼北京，林则徐被贬谪，在充军新疆的路上，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他早已看清中英实力的差距，而且也明白跟英国人打，中国必败无疑。林则徐还特地嘱咐他的朋友，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他知道中国的不足，应该及早改革。
当时他是戴罪之人，也许发表这样的言论不合时宜，至少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是林则徐是真的不想让人知道实情，特别是不想让清朝官员们知道实情，因为他后来东山再起，又做过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这件事也没有提过。
突破夷夏之防
林则徐富有闽人那种独特的海洋精神，开放而且敢于冒险。在同时代的官员中，林则徐被认为是最了解“外面的世界”的人，但这是建立在全国对世界认识肤浅的基础上的。
林则徐的学习精神要超过他的同僚们，他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对“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大为焦虑。他在南下广东时，带了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帐下，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这些人不是学过夷文，就是做过夷事，有“汉奸”嫌疑，林则徐敢用他们，的确惊世骇俗。
他先是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等报纸，着重了解鸦片的生产、销售，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等。后来，林则徐又对世界历史、地理、制造等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1839年6月17日，林则徐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它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华英字典》。
1839年底，林则徐在天后宫接见了一队遭遇风难的英国船员，船医希尔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颇能看出林氏的思想与作风。据希尔记述，“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林则徐交给他们一些附有部分中译的英文的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书，上有详细的鸦片销售量。林则徐还详细问了他们一些外国情况，尤其要他们将生产鸦片的地名一一写下。当提到土耳其也出产鸦片时，林则徐问土耳其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所属之地。当他听说土耳其不属美国，且距中国有一个月航程时甚表惊讶。
林则徐还交给他们一份致英王照会，这份以天朝上国口吻写就的照会让后人颇不以为然。但林则徐本人的态度还是很值得肯定的，他跟英王高姿态，却虚心地问希尔照会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希尔等知趣地回答说有些语法错误，于是林则徐要他们到里屋修改信件，还给他们送上茶点。堂堂大清国的“钦差大臣”竟如此厚待外夷，严重违反当时森严的“礼制”，确实够大胆。
关注国际国内
让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他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开始放弃天朝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意义重大。
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在贬往新疆的途中，林则徐路过扬州，和老朋友魏源见了一面，并把自己手里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秉承林则徐意愿，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魏源编纂了百卷《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各国情况最为详尽的一部书，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思想，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这本书最终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启发了日本的进步人士，竟间接促成了明治维新。
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的举动石破天惊，足够让人警醒，他的问题在于没有向国人挑明向“蛮夷”学习。林则徐熟悉中国官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手，什么时候疾呼没用，一位了解清政府腐败的外国学者说道：“他的任务是毫无希望的。”但林则徐的功绩依然卓著，美籍华人学者张馨保在他的著作里谈道：“他的广州之行是为了建立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为广州贸易制度改革或更现代化的机构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同西方不可避免的、日益增加的接触做好准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是一个爱国志士，传统文化下的理想官员，同时谙熟政治形势和规则，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
“给我三千人马，我愿死守珠江水口，打不退洋人，我甘愿粉身碎骨，死而无怨！”在电影《林则徐》中，关天培在虎门炮台自刎后，林则徐找到钦差大臣琦善，慷慨陈词。
让历史把机会交给林大帅，他就能打赢这场鸦片战争吗？未必！这一点连林则徐本人都承认。
1840年，英国人进逼北京，林则徐被贬谪，在充军新疆的路上，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他早已看清中英实力的差距，而且也明白跟英国人打，中国必败无疑。林则徐还特地嘱咐他的朋友，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他知道中国的不足，应该及早改革。
当时他是戴罪之人，也许发表这样的言论不合时宜，至少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是林则徐是真的不想让人知道实情，特别是不想让清朝官员们知道实情，因为他后来东山再起，又做过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这件事也没有提过。
突破夷夏之防
林则徐富有闽人那种独特的海洋精神，开放而且敢于冒险。在同时代的官员中，林则徐被认为是最了解“外面的世界”的人，但这是建立在全国对世界认识肤浅的基础上的。
林则徐的学习精神要超过他的同僚们，他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对“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大为焦虑。他在南下广东时，带了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帐下，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这些人不是学过夷文，就是做过夷事，有“汉奸”嫌疑，林则徐敢用他们，的确惊世骇俗。
他先是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等报纸，着重了解鸦片的生产、销售，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等。后来，林则徐又对世界历史、地理、制造等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1839年6月17日，林则徐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它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华英字典》。
1839年底，林则徐在天后宫接见了一队遭遇风难的英国船员，船医希尔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颇能看出林氏的思想与作风。据希尔记述，“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林则徐交给他们一些附有部分中译的英文的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书，上有详细的鸦片销售量。林则徐还详细问了他们一些外国情况，尤其要他们将生产鸦片的地名一一写下。当提到土耳其也出产鸦片时，林则徐问土耳其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所属之地。当他听说土耳其不属美国，且距中国有一个月航程时甚表惊讶。
林则徐还交给他们一份致英王照会，这份以天朝上国口吻写就的照会让后人颇不以为然。但林则徐本人的态度还是很值得肯定的，他跟英王高姿态，却虚心地问希尔照会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希尔等知趣地回答说有些语法错误，于是林则徐要他们到里屋修改信件，还给他们送上茶点。堂堂大清国的“钦差大臣”竟如此厚待外夷，严重违反当时森严的“礼制”，确实够大胆。
关注国际国内
让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他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开始放弃天朝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意义重大。
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在贬往新疆的途中，林则徐路过扬州，和老朋友魏源见了一面，并把自己手里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秉承林则徐意愿，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魏源编纂了百卷《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各国情况最为详尽的一部书，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思想，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这本书最终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启发了日本的进步人士，竟间接促成了明治维新。
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的举动石破天惊，足够让人警醒，他的问题在于没有向国人挑明向“蛮夷”学习。林则徐熟悉中国官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手，什么时候疾呼没用，一位了解清政府腐败的外国学者说道：“他的任务是毫无希望的。”但林则徐的功绩依然卓著，美籍华人学者张馨保在他的著作里谈道：“他的广州之行是为了建立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为广州贸易制度改革或更现代化的机构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同西方不可避免的、日益增加的接触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