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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 80年代以后，身体成为显著的文化景观并走进文学的视野，疾病也脱离生理意义进入文学的隐喻系统，成为话语阐释的空间和意义生发的载体。与身体热潮同步进行创作的叶兆言在自身的疾病體验中，以文学的想象性赋予肺病、癌症、性病、残疾、不孕之症等多种疾病以超越医学的文化意蕴，传统文化无可奈何的衰微、个体无处逃遁的生命悲剧、身体的“支出”与情感的回归通过疾病得到身体性的表述。作为言说意义世界的新话语，疾病书写是叶兆言对文化症候、人生症候的形象把握，也是对诚挚情感的真诚呼唤。
关键词：叶兆言 疾病 隐喻 言说
疾病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经验之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人生体验。苏珊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a对于人类来说，它既意味着生理身体的限制与活动能力的削弱，也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态度，因此疾病代表着人类潜意识中的恐惧。而进入文学领域的疾病更多是在隐喻意义上被使用，具有社会、文化、政治、道德多个层面的指向性。鲁迅先生作文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是将疾病与家国政治相关联，赋予疾病以现代性的阐释意义。所以阿Q的赖疮疤、蘩漪的疯癫与汪文宣的肺病等文本疾病都不是医学的实指，而是政治批判和文化反思的一种隐喻性表达。文学与疾病的结合相得益彰，一方面疾病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阐释的空间，另一方面文学的想象性赋予疾病以超越医学的文化意蕴，作家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疾病叙事的文学传统，使疾病成为文学世界重要的言说主体。
对于20世纪80年代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叶兆言来说，父亲的病毒性脑炎、堂哥三午的恶性痢疾、姑姑女儿的癌症、朋友的恶性脑瘤以及自身神经方面的失常，都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由命，这是没办法的。”看似豁达的叶兆言，实则切身体会着人在疾病面前的卑微与无助。他以其自身的疾病体验和亲人因病去世的苦涩经历为现实基础，将对文化的反思、对人生存的追思、对情感理想的吁求寄寓在疾病的意象上。他笔下的肺病、癌症、性病、残疾、不孕之症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疾病，不是鲁迅式的治病救国的启蒙宣言，也不是贾平凹式的抗拒都市文明的象征话语，而是关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命运与生存真相。
一、文化隐喻：传统文化的衰微
南京本是六朝古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庄重典雅和灵秀繁华并存，传统文化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温床里早已根深蒂固。叶兆言在他的散文集《南京人》里面写了大量关于南京的历史、风俗、建筑、食物、名人轶事、男人女人，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对南京这座古城的欣赏与怀念。“南京到处都是历史，南京到处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南京可以怀旧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叶兆言作为纯正的越文化之子，身上凝聚着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双重因子。然而在现代文明加速的过程中，叶兆言理智地看到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尴尬境遇。“他虽然在情感上对于本土传统文化不无留恋和欣赏，但却并没有妨碍他以清醒的现代理性目光去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之中的负面表现。”b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南京民情风俗的欣赏与留恋，又不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对包括夫妻关系、长幼关系在内的家庭伦理的质疑。脱离了道德伦理轨道的家庭形态完全失去了向心力与凝聚力，家庭成员彼此疏远，都生活在怨恨与敌意、相互损害而又纠缠不清的两难处境中。同时传统文化哺育的旧文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所表现出的迂腐的气节与理想的失落，正是文化传统的活力日渐衰竭的明证。
两性关系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孕育道德伦理的摇篮，叶兆言以他敏锐的目光察觉到现代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异常性，并在其中掺入现代的意义，即对性别文化的质疑。《玫瑰的岁月》《花影》《人类的起源》《陈小民的目光》等文本中的夫妻性别关系总是错位的，男性的软弱与女性的强悍对于男强女弱的社会形态具有强烈的解构色彩。其中，疾病是表述性别关系异常的重要方式之一。《玫瑰的岁月》中藏丽花的具体疾病是“特发性肺纤维化”，开始“只是动不动就咳嗽，只是感到胸口闷，常常喘不过气，说话很吃力”，后来听闻“存活率多则五六年，少则两三年”，最后“与藏丽花病情相似的几位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人世”。《花影》中妤小姐的症状主要是因药物引起的瘫痪。抽烟、喝酒、打麻将同时存在在书法界享誉盛名的藏丽花身上，在性格和事业上都呈现男性化的特征。而妤小姐作为甄家大院的女主人，试图在男人的世界里创造一个由女人统治的世界。
藏丽花和妤小姐两人都是男权社会中的幸存者，她们远离被男人主导的日常生活，蜕去了温婉顺从的柔美外壳，突破了社会赋予女性“家务事、儿女情”的性别角色，在她们身上呈现出强烈的性别角色颠倒现象。然而，她们试图摆脱女性普遍命运的行为终究失败了，意志得不到实现的她们，身体也出现了异常。当藏丽花意识到丈夫黄效愚在书法界的名声有超过她的势头、当妤小姐打算放弃甄府的统治权屈服于爱情时，疾病不期而至。当男性试图拿回自己的话语主导权时，藏丽花、妤小姐的身体只能陷入疾病的困境以揭示传统性别秩序的不合理性。“性别问题总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相勾连。”c女性身体的疾病指向的就是传统文化体现在性别上的不合理。从古至今，“女性只能作为客体漂浮于历史叙事的边缘地带，她们或者以自己情感上、身体上的被剥夺见证历史的苦难与代价。或者在不同身份的男人之间位移、献身，以此标示历史的变迁，各种政治力量之前的较量，再就是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抚慰和救赎功能”d。女性长期处于被男性“代言”的角色，本身的身体经验是缺席的。而具有人文关怀的叶兆言切断了一直捆绑在女性身体上的政治绳索和道德绳索，道出女性渴望摆脱男性束缚的心声，有意识地将女性身体作为叙事的焦点，通过带病的身体呈现出传统“男尊女卑”性别文化的式微与不合理性。 然而，当文化的物质支撑——身体倒下之后，文化又将何去何从？叶兆言的《追月楼》给出了答案。丁老先生作为晚清遗民，以大家长的身份支撑起儒家的气节和个人的理想。他支持孙子仲祥做“义民”，南京沦陷时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还都后蛰居追月楼看顾炎武的《不死不活庵日记》，然而当他点过清朝的翰林、拿过满人的俸禄这一旧事被揭穿后，气得大病一场离开人世，连被安葬在追月楼下的遗愿都未能实现。丁老先生康健时，老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气节和传统道德仍然坚实地存在于丁家大院。但人的身体与文化的肌体是互文的，身体的病症与死亡意味着他所维护的传统文化也无药可救了。所以丁老先生的病不仅实指身体的病症，更是指向传统文化的症候。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临危不惧的民族气节、怒斥汉奸的大胆行为都是丁老先生在用身体继承儒家文化精神，但身体状况的恶化意味着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依托，面临着在现实面前无法保全自身的尴尬处境。丁老先生去世，他所追求的家庭伦理和文人理想也会随身体埋入历史的尘土。“对那种旧式文化的玩味構成了这篇小说的叙事视点和特殊韵味，某种意义上它提示了中国文化最后的情景，一种古旧文化无可挽救的颓败命运。”e身体疾病正是文化危机的外在显现，叶兆言试图借用身体这个空间来缓解因传统文化衰微而导致的焦虑感，表达自己对本土文化的一份深沉情思。
二、生存隐喻：个体生命的悲剧
“叶兆言认为文学不光是一种由文字组成的物质存在，更是一些要通过文字承载和传递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善，也可以是爱，甚至可以是痛，它们并不矛盾。”f叶兆言通过疾病传递出来的不仅是现代人的身体之“痛”，还包括精神生命的痛楚。叱咤风云的英雄和大奸大恶之人在他笔下是缺席的，出现的历史人物也只是点缀的背景，叶兆言的哲思主要凝聚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刚毕业的大学生、买不起房的小职员、在爱情中沉浮的家庭妇女，这些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小人物都挣扎在生存的旋涡之中，他们的疾病象征着个体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叶兆言深入生存的褶皱，客观呈现了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和生命意识，在疾病的意义上赋予人以深切的现实关怀。
《状元境》中的三姐因丈夫染上性病，身上广疮遍体，身体日渐消瘦，最后安静地死去。性病常与政治上的混乱与道德上的罪恶画上等号，从而将生理疾病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或道德批判，给患者带来精神上的负担。但叶兆言并不关心疾病本身的存在，而是借疾病的形式通向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存在。泼辣豪爽的三姐不甘丈夫的懦弱，一直凌驾于张二胡之上，当张二胡像个真正的男人归来时，三姐主动退居身后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然而精力旺盛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变差，最后染上性病而死。南辕北辙的现实处境赋予三姐的生命形态以浓烈的悲剧意味，善与恶的道德标尺已经失去衡量人物行为的有效性，关注人本身的生命意识并给予理解的同情才是叶兆言的真正意图所在。正如丁帆所说：“我在《状元境》中充分体验到了生命的悲剧意识，作为整个作品的过程，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灵魂洗涤之感，个体生命的内驱力在尽可能和谐的艺术形式下得到充分的张扬。” g
《走进赛珍珠》中的刘岳厚已是癌症晚期患者，躺在医院里等待死亡。他的一生都在与文学打交道，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实现他进入文学殿堂的理想，反而受到妻儿的嫌弃。多次赶来送终的亲人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死亡的结局对他及其家人都是一种彻底的解脱。“疾病往往使人处于一种不协调、不平衡、不舒适，甚至丧失活动能力的特殊状态，疾病的到来也就往往意味着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共同改变。” h刘岳厚的病体虽然得到了医院的照顾，但疾病的到来让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所改变，身体的痛苦、亲人的冷漠、文学理想的失落将他隔绝在一个无望的世界里。身体的痛苦无法使人感同身受，理想失落的痛苦亦无法言说，他最后只能在孤独中归于尘土。《半边营》的华太太长期卧病在床，将自己拴在儿女的身上，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折磨儿女的畸形快感之中。儿子阿米疲惫惊恐的神情、女儿斯馨嫁不出去的苦楚，都是源于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疾病，疾病象征着人类受困于现实、举步维艰的人生困境。《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阿妍的不孕之症与老四的欲望放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欲望的膨胀与生殖力的衰退展现了当代人的身体困境和生命失衡，疾病隐喻的是欲望的过度放纵和生命意义的缺失。《枣树的故事》中岫云一生都在欲望和道德面前挣扎，儿子勇勇生病而死，将岫云的生命悲剧演绎到极致。
“文学本就源于内心的坦诚和探寻的勇气，是对生命隐疾及命运的注目，它关注社会及个体生理层面上的病痛，更关注人类精神的肌理及血脉。”i叶兆言透过生理疾病的面纱窥探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并以善意的目光注视着平凡人在现实与欲望之间的挣扎。刘岳厚终生徘徊在文学殿堂的门外而不得进，持之以恒的文学精神无法为人理解；三姐终于把张二胡塑造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却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华太太将自己年轻时的苦果传给了下一辈，疲倦的儿女们只能陪同母亲“等死”，等等，摇摆在主体意识与外在现实之间的普通人终究没有等到喜剧的收场，疾病话语揭示的是当代人必然与现实妥协的生存悲剧。如同三姐临终所言：“人命里注定没有太平日子的，日子一太平，准有事。”人总是生活在缺陷中受到命运的拨弄，恩恩怨怨诉说着不易察觉的生命悲剧意识。
三、情感意义：情感体验的诉说者
疾病的文化隐喻和生存隐喻指向的是疾病带给人类“恶”的一面，文化或生命在疾病的侵袭下呈现出奄奄一息的生存状态，暴露了疾病席卷一切的破坏力，也印证了人类对于疾病的恐惧与排斥心理。但是叶兆言并不局限于身体疾病带给人类的丑陋，他还赋予疾病以“美”的内涵，即身体所寄托的“情感美”。叶兆言认为身体不仅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客观事实，也是活生生的有情感温度的主体。孱弱的病体在痛苦难耐的时候，依然守护着爱情、友情、亲情。情感的慰藉终将超越身体的苦难，给荒凉的生活带来活力，成为焦虑浮躁的现代人的安抚剂。
《夜来香》中的蕙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她的娇弱无力正好和体育老师的结实强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蕙出生于苏州世家，又孤身一人随丈夫逃难在外，肺结核对身体的侵蚀以及日本对小城的疯狂轰炸让蕙遭受了强烈的刺激，不久就离开人世了。体育老师自杀未遂，投军去缅甸战场浴血奋战，最终为国牺牲。《战火浮生》中的仲癸刚过不惑之年就得了称为绝症的肺痨，好友江赓多次赶回看望好友，都被拒之门外。在叶兆言的笔下，患结核病的蕙和仲癸都是如此的脆弱和敏感，一个是随丈夫逃亡异乡的孤独女子，与丈夫相依为命，临生死之际，夫妻两人都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一个是理想破灭的热血青年，为了防止疾病传染将自己锁在小屋内，十年拒绝好友的探望，但好友却冒着生命危险回乡探望。两人在结核病的笼罩下，都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和人性之美。结核病在19世纪就与浪漫主义结缘，它是高贵、敏感、多情的标志，是“美”的象征，叶兆言无疑重拾了19世纪对于结核病的审美心理，将形体美转换成情感美，赋予结核病影响下的审美观念以新的内涵。叶兆言没有着力渲染结核病带给人的悲惨处境，而是将其颠倒过来生成额外的情感意义。结核病日渐损耗病人的身体，但是“身体”在“支出”的同时也赢得了情感的眷顾。疾病打破不了坚固的情感堡垒，反而在日渐侵蚀病人的身体过程中见证了平凡的爱情与友情。 《殉情》中年华正盛的林黛患了癌症，骨头上长了个恶性肿瘤，最终因治疗无效而去世，男友李欣沉浸在失去女友的悲伤中无法自拔，为其殉情自杀两次，最后终于跟随林黛去了天堂。林黛，其名字就可见作者的心意，这正是叶兆言在向《红楼梦》致敬，虽然不及林黛玉的悲惨身世和爱而不得的情感失落，但是同样赋予林黛消极悲观的人生观和因病去世的悲剧性结局。叶兆言似乎是想将古典故事及其人物放置在物欲横流的当代，替他们设计一个既凄美又圆满的结局。“疾病是个人自己的私事，它是内敛的，被个人埋伏起来，它既危险又伤悲，只好一再束缚于自己的孤独语境之中。疾病在不停地诉说，但总是喃喃低语。”j读者在疾病的喃喃低语中，感知着疾病的冷漠无情，也在孤独中寻找到了情感的慰藉。无论是在战乱纷飞的民国时期，还是在爱情逐渐变质的当代，蕙、仲癸、林黛的身体疾病都见证和诉说着最美的爱情、友情和亲情。疾病剪去了家国隐喻与道德归罪的标签，承担了情感体验诉说者的角色，疾病虽然切断了生活的连续性，提前显露出死亡的征兆，但是忠贞的情感能跨越死亡的屏障，使人摆脱生命的普遍性而获得超越性的情感意义。不放弃追寻情感价值的病体，给残缺的凡俗生活注入新的活力，这正是叶兆言心中的情感理想。
四、结语
“如果说在医学领域有一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历史，那么，在文学领域就有一部体验疾病、想象疾病以及书写疾病的历史。”k人的身体是存在的本原，凝聚着喜怒哀乐的人生体验，进入文学的疾病是被文学不断进行想象、建构的符号，言说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面向。具有儒家文人气质的叶兆言即使在书写最可怕的疾病时，也是以温和平静的心态来想象和叙述。极端的、露骨的病症描写在他笔下是缺席的，疾病也未被视为个体的“罪恶”或者社会的阴暗面，他不以疾病的可怕性来吸引眼球，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隐喻符号来探索平凡世界的人与事。他利用疾病的隐喻意义向读者呈现了对民族文化、个体生命的关注，驱除了对疾病的禁忌心理。通过对结核病、癌症、性病、残疾、不孕之症等各类疾病的隐喻性表达传递着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对人物生存的解读，对丰富情感的赞许。叶兆言不是五四时期的“启蒙医生”，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病人的身体，将自己放在与病人平等的位置，同情并理解文化理想的失落与个人理想的失落，并试图以坚实的情感来抚慰摇摆不定的人们。疾病作为叶兆言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是他对文化症候、人生症候的形象把握，也是对真挚情感的呼唤。叶兆言身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温和而谦卑，但从不缺乏独立思考的主体意识，透过疾病的窗口，他向嘈杂的现实发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之声。
a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 5页。
b 高松年，沈文元：《论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c 郭冰茹：《女性意识、宏大叙事与性别建构》，《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d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e 陈晓明：《被历史命运裹胁的中国文学──1987—1988年部分获奖及其落选小说述评》，《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f 刘莉娜：《叶兆言：作家，以及写作之家》，《上海采风》2011年第7期。
g 丁帆：《叶兆言小说的生命意义》，《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期。
h 程桂婷：《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i 谢有顺：《当文学与疾病相遇》，《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j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k 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 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M].開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3]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 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7] 程桂婷.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8] 刘传霞.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 叶兆言.南京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0] 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11] 谢有顺.当文学与疾病相遇[J].文艺争鸣，2013（9）.
[12] 曹霞.当代中国的浮世绘——论叶兆言的“当代生活”系列[J].文学评论，2018（1）.
[13] 王宇，游澜.“后新时期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主体[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作 者： 黄菊，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叶兆言 疾病 隐喻 言说
疾病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经验之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人生体验。苏珊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a对于人类来说，它既意味着生理身体的限制与活动能力的削弱，也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与情感态度，因此疾病代表着人类潜意识中的恐惧。而进入文学领域的疾病更多是在隐喻意义上被使用，具有社会、文化、政治、道德多个层面的指向性。鲁迅先生作文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是将疾病与家国政治相关联，赋予疾病以现代性的阐释意义。所以阿Q的赖疮疤、蘩漪的疯癫与汪文宣的肺病等文本疾病都不是医学的实指，而是政治批判和文化反思的一种隐喻性表达。文学与疾病的结合相得益彰，一方面疾病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阐释的空间，另一方面文学的想象性赋予疾病以超越医学的文化意蕴，作家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疾病叙事的文学传统，使疾病成为文学世界重要的言说主体。
对于20世纪80年代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叶兆言来说，父亲的病毒性脑炎、堂哥三午的恶性痢疾、姑姑女儿的癌症、朋友的恶性脑瘤以及自身神经方面的失常，都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由命，这是没办法的。”看似豁达的叶兆言，实则切身体会着人在疾病面前的卑微与无助。他以其自身的疾病体验和亲人因病去世的苦涩经历为现实基础，将对文化的反思、对人生存的追思、对情感理想的吁求寄寓在疾病的意象上。他笔下的肺病、癌症、性病、残疾、不孕之症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疾病，不是鲁迅式的治病救国的启蒙宣言，也不是贾平凹式的抗拒都市文明的象征话语，而是关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命运与生存真相。
一、文化隐喻：传统文化的衰微
南京本是六朝古都，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庄重典雅和灵秀繁华并存，传统文化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温床里早已根深蒂固。叶兆言在他的散文集《南京人》里面写了大量关于南京的历史、风俗、建筑、食物、名人轶事、男人女人，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对南京这座古城的欣赏与怀念。“南京到处都是历史，南京到处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南京可以怀旧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叶兆言作为纯正的越文化之子，身上凝聚着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双重因子。然而在现代文明加速的过程中，叶兆言理智地看到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尴尬境遇。“他虽然在情感上对于本土传统文化不无留恋和欣赏，但却并没有妨碍他以清醒的现代理性目光去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之中的负面表现。”b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南京民情风俗的欣赏与留恋，又不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对包括夫妻关系、长幼关系在内的家庭伦理的质疑。脱离了道德伦理轨道的家庭形态完全失去了向心力与凝聚力，家庭成员彼此疏远，都生活在怨恨与敌意、相互损害而又纠缠不清的两难处境中。同时传统文化哺育的旧文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所表现出的迂腐的气节与理想的失落，正是文化传统的活力日渐衰竭的明证。
两性关系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孕育道德伦理的摇篮，叶兆言以他敏锐的目光察觉到现代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异常性，并在其中掺入现代的意义，即对性别文化的质疑。《玫瑰的岁月》《花影》《人类的起源》《陈小民的目光》等文本中的夫妻性别关系总是错位的，男性的软弱与女性的强悍对于男强女弱的社会形态具有强烈的解构色彩。其中，疾病是表述性别关系异常的重要方式之一。《玫瑰的岁月》中藏丽花的具体疾病是“特发性肺纤维化”，开始“只是动不动就咳嗽，只是感到胸口闷，常常喘不过气，说话很吃力”，后来听闻“存活率多则五六年，少则两三年”，最后“与藏丽花病情相似的几位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人世”。《花影》中妤小姐的症状主要是因药物引起的瘫痪。抽烟、喝酒、打麻将同时存在在书法界享誉盛名的藏丽花身上，在性格和事业上都呈现男性化的特征。而妤小姐作为甄家大院的女主人，试图在男人的世界里创造一个由女人统治的世界。
藏丽花和妤小姐两人都是男权社会中的幸存者，她们远离被男人主导的日常生活，蜕去了温婉顺从的柔美外壳，突破了社会赋予女性“家务事、儿女情”的性别角色，在她们身上呈现出强烈的性别角色颠倒现象。然而，她们试图摆脱女性普遍命运的行为终究失败了，意志得不到实现的她们，身体也出现了异常。当藏丽花意识到丈夫黄效愚在书法界的名声有超过她的势头、当妤小姐打算放弃甄府的统治权屈服于爱情时，疾病不期而至。当男性试图拿回自己的话语主导权时，藏丽花、妤小姐的身体只能陷入疾病的困境以揭示传统性别秩序的不合理性。“性别问题总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相勾连。”c女性身体的疾病指向的就是传统文化体现在性别上的不合理。从古至今，“女性只能作为客体漂浮于历史叙事的边缘地带，她们或者以自己情感上、身体上的被剥夺见证历史的苦难与代价。或者在不同身份的男人之间位移、献身，以此标示历史的变迁，各种政治力量之前的较量，再就是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抚慰和救赎功能”d。女性长期处于被男性“代言”的角色，本身的身体经验是缺席的。而具有人文关怀的叶兆言切断了一直捆绑在女性身体上的政治绳索和道德绳索，道出女性渴望摆脱男性束缚的心声，有意识地将女性身体作为叙事的焦点，通过带病的身体呈现出传统“男尊女卑”性别文化的式微与不合理性。 然而，当文化的物质支撑——身体倒下之后，文化又将何去何从？叶兆言的《追月楼》给出了答案。丁老先生作为晚清遗民，以大家长的身份支撑起儒家的气节和个人的理想。他支持孙子仲祥做“义民”，南京沦陷时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还都后蛰居追月楼看顾炎武的《不死不活庵日记》，然而当他点过清朝的翰林、拿过满人的俸禄这一旧事被揭穿后，气得大病一场离开人世，连被安葬在追月楼下的遗愿都未能实现。丁老先生康健时，老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气节和传统道德仍然坚实地存在于丁家大院。但人的身体与文化的肌体是互文的，身体的病症与死亡意味着他所维护的传统文化也无药可救了。所以丁老先生的病不仅实指身体的病症，更是指向传统文化的症候。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临危不惧的民族气节、怒斥汉奸的大胆行为都是丁老先生在用身体继承儒家文化精神，但身体状况的恶化意味着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依托，面临着在现实面前无法保全自身的尴尬处境。丁老先生去世，他所追求的家庭伦理和文人理想也会随身体埋入历史的尘土。“对那种旧式文化的玩味構成了这篇小说的叙事视点和特殊韵味，某种意义上它提示了中国文化最后的情景，一种古旧文化无可挽救的颓败命运。”e身体疾病正是文化危机的外在显现，叶兆言试图借用身体这个空间来缓解因传统文化衰微而导致的焦虑感，表达自己对本土文化的一份深沉情思。
二、生存隐喻：个体生命的悲剧
“叶兆言认为文学不光是一种由文字组成的物质存在，更是一些要通过文字承载和传递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善，也可以是爱，甚至可以是痛，它们并不矛盾。”f叶兆言通过疾病传递出来的不仅是现代人的身体之“痛”，还包括精神生命的痛楚。叱咤风云的英雄和大奸大恶之人在他笔下是缺席的，出现的历史人物也只是点缀的背景，叶兆言的哲思主要凝聚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刚毕业的大学生、买不起房的小职员、在爱情中沉浮的家庭妇女，这些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小人物都挣扎在生存的旋涡之中，他们的疾病象征着个体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叶兆言深入生存的褶皱，客观呈现了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和生命意识，在疾病的意义上赋予人以深切的现实关怀。
《状元境》中的三姐因丈夫染上性病，身上广疮遍体，身体日渐消瘦，最后安静地死去。性病常与政治上的混乱与道德上的罪恶画上等号，从而将生理疾病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或道德批判，给患者带来精神上的负担。但叶兆言并不关心疾病本身的存在，而是借疾病的形式通向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存在。泼辣豪爽的三姐不甘丈夫的懦弱，一直凌驾于张二胡之上，当张二胡像个真正的男人归来时，三姐主动退居身后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然而精力旺盛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变差，最后染上性病而死。南辕北辙的现实处境赋予三姐的生命形态以浓烈的悲剧意味，善与恶的道德标尺已经失去衡量人物行为的有效性，关注人本身的生命意识并给予理解的同情才是叶兆言的真正意图所在。正如丁帆所说：“我在《状元境》中充分体验到了生命的悲剧意识，作为整个作品的过程，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灵魂洗涤之感，个体生命的内驱力在尽可能和谐的艺术形式下得到充分的张扬。” g
《走进赛珍珠》中的刘岳厚已是癌症晚期患者，躺在医院里等待死亡。他的一生都在与文学打交道，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实现他进入文学殿堂的理想，反而受到妻儿的嫌弃。多次赶来送终的亲人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死亡的结局对他及其家人都是一种彻底的解脱。“疾病往往使人处于一种不协调、不平衡、不舒适，甚至丧失活动能力的特殊状态，疾病的到来也就往往意味着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共同改变。” h刘岳厚的病体虽然得到了医院的照顾，但疾病的到来让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所改变，身体的痛苦、亲人的冷漠、文学理想的失落将他隔绝在一个无望的世界里。身体的痛苦无法使人感同身受，理想失落的痛苦亦无法言说，他最后只能在孤独中归于尘土。《半边营》的华太太长期卧病在床，将自己拴在儿女的身上，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折磨儿女的畸形快感之中。儿子阿米疲惫惊恐的神情、女儿斯馨嫁不出去的苦楚，都是源于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疾病，疾病象征着人类受困于现实、举步维艰的人生困境。《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阿妍的不孕之症与老四的欲望放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欲望的膨胀与生殖力的衰退展现了当代人的身体困境和生命失衡，疾病隐喻的是欲望的过度放纵和生命意义的缺失。《枣树的故事》中岫云一生都在欲望和道德面前挣扎，儿子勇勇生病而死，将岫云的生命悲剧演绎到极致。
“文学本就源于内心的坦诚和探寻的勇气，是对生命隐疾及命运的注目，它关注社会及个体生理层面上的病痛，更关注人类精神的肌理及血脉。”i叶兆言透过生理疾病的面纱窥探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并以善意的目光注视着平凡人在现实与欲望之间的挣扎。刘岳厚终生徘徊在文学殿堂的门外而不得进，持之以恒的文学精神无法为人理解；三姐终于把张二胡塑造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却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华太太将自己年轻时的苦果传给了下一辈，疲倦的儿女们只能陪同母亲“等死”，等等，摇摆在主体意识与外在现实之间的普通人终究没有等到喜剧的收场，疾病话语揭示的是当代人必然与现实妥协的生存悲剧。如同三姐临终所言：“人命里注定没有太平日子的，日子一太平，准有事。”人总是生活在缺陷中受到命运的拨弄，恩恩怨怨诉说着不易察觉的生命悲剧意识。
三、情感意义：情感体验的诉说者
疾病的文化隐喻和生存隐喻指向的是疾病带给人类“恶”的一面，文化或生命在疾病的侵袭下呈现出奄奄一息的生存状态，暴露了疾病席卷一切的破坏力，也印证了人类对于疾病的恐惧与排斥心理。但是叶兆言并不局限于身体疾病带给人类的丑陋，他还赋予疾病以“美”的内涵，即身体所寄托的“情感美”。叶兆言认为身体不仅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客观事实，也是活生生的有情感温度的主体。孱弱的病体在痛苦难耐的时候，依然守护着爱情、友情、亲情。情感的慰藉终将超越身体的苦难，给荒凉的生活带来活力，成为焦虑浮躁的现代人的安抚剂。
《夜来香》中的蕙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她的娇弱无力正好和体育老师的结实强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蕙出生于苏州世家，又孤身一人随丈夫逃难在外，肺结核对身体的侵蚀以及日本对小城的疯狂轰炸让蕙遭受了强烈的刺激，不久就离开人世了。体育老师自杀未遂，投军去缅甸战场浴血奋战，最终为国牺牲。《战火浮生》中的仲癸刚过不惑之年就得了称为绝症的肺痨，好友江赓多次赶回看望好友，都被拒之门外。在叶兆言的笔下，患结核病的蕙和仲癸都是如此的脆弱和敏感，一个是随丈夫逃亡异乡的孤独女子，与丈夫相依为命，临生死之际，夫妻两人都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一个是理想破灭的热血青年，为了防止疾病传染将自己锁在小屋内，十年拒绝好友的探望，但好友却冒着生命危险回乡探望。两人在结核病的笼罩下，都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和人性之美。结核病在19世纪就与浪漫主义结缘，它是高贵、敏感、多情的标志，是“美”的象征，叶兆言无疑重拾了19世纪对于结核病的审美心理，将形体美转换成情感美，赋予结核病影响下的审美观念以新的内涵。叶兆言没有着力渲染结核病带给人的悲惨处境，而是将其颠倒过来生成额外的情感意义。结核病日渐损耗病人的身体，但是“身体”在“支出”的同时也赢得了情感的眷顾。疾病打破不了坚固的情感堡垒，反而在日渐侵蚀病人的身体过程中见证了平凡的爱情与友情。 《殉情》中年华正盛的林黛患了癌症，骨头上长了个恶性肿瘤，最终因治疗无效而去世，男友李欣沉浸在失去女友的悲伤中无法自拔，为其殉情自杀两次，最后终于跟随林黛去了天堂。林黛，其名字就可见作者的心意，这正是叶兆言在向《红楼梦》致敬，虽然不及林黛玉的悲惨身世和爱而不得的情感失落，但是同样赋予林黛消极悲观的人生观和因病去世的悲剧性结局。叶兆言似乎是想将古典故事及其人物放置在物欲横流的当代，替他们设计一个既凄美又圆满的结局。“疾病是个人自己的私事，它是内敛的，被个人埋伏起来，它既危险又伤悲，只好一再束缚于自己的孤独语境之中。疾病在不停地诉说，但总是喃喃低语。”j读者在疾病的喃喃低语中，感知着疾病的冷漠无情，也在孤独中寻找到了情感的慰藉。无论是在战乱纷飞的民国时期，还是在爱情逐渐变质的当代，蕙、仲癸、林黛的身体疾病都见证和诉说着最美的爱情、友情和亲情。疾病剪去了家国隐喻与道德归罪的标签，承担了情感体验诉说者的角色，疾病虽然切断了生活的连续性，提前显露出死亡的征兆，但是忠贞的情感能跨越死亡的屏障，使人摆脱生命的普遍性而获得超越性的情感意义。不放弃追寻情感价值的病体，给残缺的凡俗生活注入新的活力，这正是叶兆言心中的情感理想。
四、结语
“如果说在医学领域有一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历史，那么，在文学领域就有一部体验疾病、想象疾病以及书写疾病的历史。”k人的身体是存在的本原，凝聚着喜怒哀乐的人生体验，进入文学的疾病是被文学不断进行想象、建构的符号，言说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面向。具有儒家文人气质的叶兆言即使在书写最可怕的疾病时，也是以温和平静的心态来想象和叙述。极端的、露骨的病症描写在他笔下是缺席的，疾病也未被视为个体的“罪恶”或者社会的阴暗面，他不以疾病的可怕性来吸引眼球，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隐喻符号来探索平凡世界的人与事。他利用疾病的隐喻意义向读者呈现了对民族文化、个体生命的关注，驱除了对疾病的禁忌心理。通过对结核病、癌症、性病、残疾、不孕之症等各类疾病的隐喻性表达传递着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对人物生存的解读，对丰富情感的赞许。叶兆言不是五四时期的“启蒙医生”，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病人的身体，将自己放在与病人平等的位置，同情并理解文化理想的失落与个人理想的失落，并试图以坚实的情感来抚慰摇摆不定的人们。疾病作为叶兆言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是他对文化症候、人生症候的形象把握，也是对真挚情感的呼唤。叶兆言身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温和而谦卑，但从不缺乏独立思考的主体意识，透过疾病的窗口，他向嘈杂的现实发出了独一无二的文学之声。
a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 5页。
b 高松年，沈文元：《论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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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e 陈晓明：《被历史命运裹胁的中国文学──1987—1988年部分获奖及其落选小说述评》，《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f 刘莉娜：《叶兆言：作家，以及写作之家》，《上海采风》2011年第7期。
g 丁帆：《叶兆言小说的生命意义》，《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5期。
h 程桂婷：《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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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k 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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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黄菊，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