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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1年，白璧德参加留美中国学生会东部会的夏季年会，并发表了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提出“国际人文主义”的构想。然而有趣的是，这篇白璧德生平最重要的演讲稿却不是由其门下弟子译出，而是被治科学的胡先骕见之，随即译出。那么，胡先骕究竟因何而钟情于该文？本文将对比学衡派弟子阅读此文后的反应，探讨胡先骕译介的动因。
关键词：白璧德 国际人文主义 胡先骕 教育
1921年，白璧德参加留美中国学生会东部会的夏季年会，并发表了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共建“国际人文主义”的蓝图。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白璧德首次亦是唯一一次明确提出“国际人文主义”概念的文章，但是该文却不是由其门下弟子所译出。吴宓曾述及该篇译文的由来：“一月初，得白璧德师自美国寄来其所撰之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一文。盖一九二一年秋（宓离美国后）留美中国学生会年会特请白璧德师莅会之演讲稿，而刊登于《留美中国月报》也。胡先骕君见之，立即译出。”a从这短短的介绍，我们可以获取两个重要信息：首先，该译文乃是白璧德主动寄出给吴宓，可见白璧德极为重视该译文；其次，该译文引起了胡先骕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其见之，立即译出，并且这种翻译的愿望比白璧德的门下弟子更为强烈。然则胡先骕何以如此钟情于该文？我们不妨从他与白璧德门下弟子在阅读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后的回应来进行对比考察。
吴宓在《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前面作了“吴宓附识”，对该文的主要大旨进行概括介绍。但是，吴宓对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回应乃是从文化内容着眼，对白璧德所重点阐明的精英教育则丝毫不涉及。吴宓甚至认为社会受病之根在于“群众昧于为人之道”b，此与白璧德的精英式德治理念可谓完全相悖。如此一来，白璧德所希冀人文教育所蘊含的政治意义则受到遮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曲解。
相比吴宓在文化内容上的呼应，梅光迪则在国内回应了白璧德对知识领袖的号召。在《学衡》杂志刊登《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后，梅光迪随即发表了《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的文章。此前，他在《学衡》杂志所发表的文章都意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唯独该文，他对中国的学者发出了号召：“为目前计，宜唤起国中已有学者之责任心，使其不仅长吁短叹，发牢骚于静室冥坐私人闲话之际，必须振其牺牲愿力，与其耿耿之义愤，以拯国家，以殉真理，则日月出而爝火将无光也。”c梅光迪在此希望集合更多的知识领袖，意即为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蓄力。不过梅光迪对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展亦集中于文化学术领域，他指出：“学术为少数人之事，故西洋又称智识阶级为智识贵族。人类天材不齐，益以教育修养之差，故学术上无所谓平等。”d
比起二者，胡先骕的回应则甚为特别。胡先骕在译文登出后，随即在《学衡》杂志发表了一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在该文中，从表面上看，胡先骕似乎未对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做出任何回应。但是，他表达了对白璧德审慎的文化态度的认可：“美国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鄙弃古学，不免有倾水弃儿之病也。吾则谓吾人之习西学，亦适得买椟还珠之结果，不但买欧人之椟而还其珠也，且以尚椟弃珠之故，至将固有之珠而亦弃之。吾国教育之危机，可想见矣。”e又言：“白璧德教授以为中国习尚，有高出于欧西之人文主义者，以其全以道德为基础故。”f可见，白璧德对中国儒学教育内容的肯定大大触动了胡先骕之心。
接下来，胡先骕便从教育内容过渡到对教育主体的批判：“吾尝细思吾国20年前文化蜕嬗之陈迹，而得一极不欲承认之结论，则西方文化之在吾国，以吾欧美留学生之力，始克成立，而教育之危机，亦以吾欧美留学生之力而日增。吾国文化今日之濒于破产，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致之。而旧文化与国民性之保存，使吾国不至于精神破产之责。亦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任之也。”g或许学衡派中没人比传统士人出身的胡先骕更了解中国传统儒学教育的政治意义h，由此他更能切身体悟白璧德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赞赏背后的政治情怀。白璧德谈道：“尽管科举制自实施之日起便甚不完备，但是究其根本，它亦有重大意义。它根据人文的标准严格挑选那些致力于服务国家的人，并且它选择的基础是民主的。”i而胡先骕则如此译道：“故昔日科举制度，虽甚不完备，然其用意固多可取者。盖于彼千万应考者，欲服官而治国者，必以人文的学问为标准，而加以严格之选择。其选择之法，则一本平民主义。”j相比白璧德的原文，胡先骕更直接指明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意义。一句“盖于彼千万应考者，欲服官治国者，必以人文的标准，而加以严格之选择”，无疑在诉说胡先骕自身的教育史。可见，白璧德所建构的精英式的德治理念一下子唤起了胡先骕所潜藏的传统士人的精英意识。白璧德由于深切意识到精英教育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才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颇为赞赏，那么，胡先骕作为传统教育体系中的一员显然更能体会到白璧德之政治用心。虽然他不再直接“服官治国”，但是与白璧德一样，以人文标准教育“服官治国者”的责任义不容辞。因此，他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文末以极为高远的政治情怀说道：“今日中国社会之领袖，舍吾欧美留学生莫属。此毋庸自谦也。吾辈居左右社会之地位，则宜自思其责任重大，而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k在此，胡先骕虽然在言辞上站在与欧美留学生一样的位置来劝解他们“庶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l，但是他却站在了与白璧德一样的“为万世师”的精神领袖的高度来匡正社会。论述至此，我们不妨再回看胡先骕对 Humanism的人文主义译名的确定。倘若说学衡派诸子皆从之的原因乃在于人文主义直接点明了白璧德的Humanism与儒家思想的联系，那么，对胡先骕而言，导致其最终选择“人文主义”作为Humanism译名的原因或在于“人文”二字内含了儒家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之意，最终目的始终指向了社会的维度。如此看来，在胡先骕心中，“人文主义”自有与学衡派纯粹的文化姿态不一样的含义，而更贴近白璧德之文化宗旨。
关键词：白璧德 国际人文主义 胡先骕 教育
1921年，白璧德参加留美中国学生会东部会的夏季年会，并发表了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共建“国际人文主义”的蓝图。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白璧德首次亦是唯一一次明确提出“国际人文主义”概念的文章，但是该文却不是由其门下弟子所译出。吴宓曾述及该篇译文的由来：“一月初，得白璧德师自美国寄来其所撰之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一文。盖一九二一年秋（宓离美国后）留美中国学生会年会特请白璧德师莅会之演讲稿，而刊登于《留美中国月报》也。胡先骕君见之，立即译出。”a从这短短的介绍，我们可以获取两个重要信息：首先，该译文乃是白璧德主动寄出给吴宓，可见白璧德极为重视该译文；其次，该译文引起了胡先骕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其见之，立即译出，并且这种翻译的愿望比白璧德的门下弟子更为强烈。然则胡先骕何以如此钟情于该文？我们不妨从他与白璧德门下弟子在阅读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后的回应来进行对比考察。
吴宓在《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前面作了“吴宓附识”，对该文的主要大旨进行概括介绍。但是，吴宓对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回应乃是从文化内容着眼，对白璧德所重点阐明的精英教育则丝毫不涉及。吴宓甚至认为社会受病之根在于“群众昧于为人之道”b，此与白璧德的精英式德治理念可谓完全相悖。如此一来，白璧德所希冀人文教育所蘊含的政治意义则受到遮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曲解。
相比吴宓在文化内容上的呼应，梅光迪则在国内回应了白璧德对知识领袖的号召。在《学衡》杂志刊登《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后，梅光迪随即发表了《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的文章。此前，他在《学衡》杂志所发表的文章都意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唯独该文，他对中国的学者发出了号召：“为目前计，宜唤起国中已有学者之责任心，使其不仅长吁短叹，发牢骚于静室冥坐私人闲话之际，必须振其牺牲愿力，与其耿耿之义愤，以拯国家，以殉真理，则日月出而爝火将无光也。”c梅光迪在此希望集合更多的知识领袖，意即为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蓄力。不过梅光迪对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展亦集中于文化学术领域，他指出：“学术为少数人之事，故西洋又称智识阶级为智识贵族。人类天材不齐，益以教育修养之差，故学术上无所谓平等。”d
比起二者，胡先骕的回应则甚为特别。胡先骕在译文登出后，随即在《学衡》杂志发表了一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在该文中，从表面上看，胡先骕似乎未对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做出任何回应。但是，他表达了对白璧德审慎的文化态度的认可：“美国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鄙弃古学，不免有倾水弃儿之病也。吾则谓吾人之习西学，亦适得买椟还珠之结果，不但买欧人之椟而还其珠也，且以尚椟弃珠之故，至将固有之珠而亦弃之。吾国教育之危机，可想见矣。”e又言：“白璧德教授以为中国习尚，有高出于欧西之人文主义者，以其全以道德为基础故。”f可见，白璧德对中国儒学教育内容的肯定大大触动了胡先骕之心。
接下来，胡先骕便从教育内容过渡到对教育主体的批判：“吾尝细思吾国20年前文化蜕嬗之陈迹，而得一极不欲承认之结论，则西方文化之在吾国，以吾欧美留学生之力，始克成立，而教育之危机，亦以吾欧美留学生之力而日增。吾国文化今日之濒于破产，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致之。而旧文化与国民性之保存，使吾国不至于精神破产之责。亦惟吾欧美留学生，为能任之也。”g或许学衡派中没人比传统士人出身的胡先骕更了解中国传统儒学教育的政治意义h，由此他更能切身体悟白璧德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赞赏背后的政治情怀。白璧德谈道：“尽管科举制自实施之日起便甚不完备，但是究其根本，它亦有重大意义。它根据人文的标准严格挑选那些致力于服务国家的人，并且它选择的基础是民主的。”i而胡先骕则如此译道：“故昔日科举制度，虽甚不完备，然其用意固多可取者。盖于彼千万应考者，欲服官而治国者，必以人文的学问为标准，而加以严格之选择。其选择之法，则一本平民主义。”j相比白璧德的原文，胡先骕更直接指明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意义。一句“盖于彼千万应考者，欲服官治国者，必以人文的标准，而加以严格之选择”，无疑在诉说胡先骕自身的教育史。可见，白璧德所建构的精英式的德治理念一下子唤起了胡先骕所潜藏的传统士人的精英意识。白璧德由于深切意识到精英教育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才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颇为赞赏，那么，胡先骕作为传统教育体系中的一员显然更能体会到白璧德之政治用心。虽然他不再直接“服官治国”，但是与白璧德一样，以人文标准教育“服官治国者”的责任义不容辞。因此，他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文末以极为高远的政治情怀说道：“今日中国社会之领袖，舍吾欧美留学生莫属。此毋庸自谦也。吾辈居左右社会之地位，则宜自思其责任重大，而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k在此，胡先骕虽然在言辞上站在与欧美留学生一样的位置来劝解他们“庶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l，但是他却站在了与白璧德一样的“为万世师”的精神领袖的高度来匡正社会。论述至此，我们不妨再回看胡先骕对 Humanism的人文主义译名的确定。倘若说学衡派诸子皆从之的原因乃在于人文主义直接点明了白璧德的Humanism与儒家思想的联系，那么，对胡先骕而言，导致其最终选择“人文主义”作为Humanism译名的原因或在于“人文”二字内含了儒家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之意，最终目的始终指向了社会的维度。如此看来，在胡先骕心中，“人文主义”自有与学衡派纯粹的文化姿态不一样的含义，而更贴近白璧德之文化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