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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堂遇到一个媒体同行，对方抱怨说，因为其他同行的不配合，上司交给自己的采访任务看来是完成不了了。作为一个别人的上司，同时又是一个在前线采访的记者，我非常能够体会对方此刻的沮丧心情。因为很多时候，后方的编辑，往往已经制定了一些新闻话题。比如假设自己的记者，应该是能够在采访的时候遇到某个部门的官员，并且假设这位官员一定会回答自己记者的提问，因此，一定能够得到一个预期中的新闻。但是，这样的假设，往往到最后会发现，原来并不能够实现。
不能够实现的原因很多，比如没有遭遇目标人物，或者是目标人物不愿意接受采访。还有一个原因，对方虽然谈了很多，却就是不肯回答预设的问题。对于记者来说，担心在上司眼中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工作，但是其实这样的担心很是多余，因为如果上司真是一个称职的媒体人，完全应该预期到有这样的可能，因而不会去苛责自己的下属。
新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预期，即便是预设的一些场景，也会在真正发生之后发现，不是自己原先想象的样子，记者只有在经历见证之后，才能够知道，到底有没有新闻，是不是应该报道。就好像两会的小组讨论开放，虽然知道里面会有很多的发言，也会有分量的官员出现，媒体人带着预期来到现场，但是如果在听完全场，甚至在提问之后，发现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那么还是不会有新闻。
也因为这样，记者必须在现场。记者在现场，并不意味着就有新闻出现。记者当然也不是新闻的制造者，而只是现场的观察者，并且最终自己作出判断，到底有没有值得报道的东西。不过正如新闻是不可以预期的，同样拿两会的小组讨论来举个例子，虽然听不到和自己预设的问题相关的表达，但是现场却可能发生自己预期不到的事情。比如一个新的观点，一些新的，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公开过的资讯，甚至是有趣的场景。香港特首和广东省的领导会面，大家没有想到，开场白竟然是广东省领导问候特首的身体健康状况，看到因为遇袭受伤的特首颇为尴尬的表情，对于香港媒体来说，这当然是再难得不过的新闻，因为这样的互动，对于香港的受众来说，要比两会更加有新闻价值。
这些天，总是听到有人批评记者在制造新闻，特别是针对境外记者。确实有这样的媒体以及媒体人存在，而如果记者没有准确的报道事实，或者是变成一个新闻事件的参与者，当然违反了新闻专业操守。那么，只要指出错在哪里，相信民众还是有分辨能力的，被报道者也应该可以用法律，或者其它的手段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记者为了见证一个事件是不是会发生，而来到现场，那把这些记者称之为制造新闻的人，自然没有人会服气。就算是被上司所逼，带着唯恐天下不乱的目的来到现场，只要在见证的过程中没有介入，以及在最终的报道中没有歪曲和夸大，那记者的操守因此而遭到批评，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
我总是觉得，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尤其是和境外媒体之间，并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因为这样，在公开场合批评和质疑记者的操守，教导对方如何做新闻，并不明智。因为操守应该是行业自律，或者是由受众来判断的。政府官员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回应记者的提问，指出记者的报道存在错误的地方，为自己辩解，以理服人，告诉记者在中国，怎样才是合法采访，哪些是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行为，就非常足够了。
不能够实现的原因很多，比如没有遭遇目标人物，或者是目标人物不愿意接受采访。还有一个原因，对方虽然谈了很多，却就是不肯回答预设的问题。对于记者来说，担心在上司眼中自己没有能力完成工作，但是其实这样的担心很是多余，因为如果上司真是一个称职的媒体人，完全应该预期到有这样的可能，因而不会去苛责自己的下属。
新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预期，即便是预设的一些场景，也会在真正发生之后发现，不是自己原先想象的样子，记者只有在经历见证之后，才能够知道，到底有没有新闻，是不是应该报道。就好像两会的小组讨论开放，虽然知道里面会有很多的发言，也会有分量的官员出现，媒体人带着预期来到现场，但是如果在听完全场，甚至在提问之后，发现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那么还是不会有新闻。
也因为这样，记者必须在现场。记者在现场，并不意味着就有新闻出现。记者当然也不是新闻的制造者，而只是现场的观察者，并且最终自己作出判断，到底有没有值得报道的东西。不过正如新闻是不可以预期的，同样拿两会的小组讨论来举个例子，虽然听不到和自己预设的问题相关的表达，但是现场却可能发生自己预期不到的事情。比如一个新的观点，一些新的，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公开过的资讯，甚至是有趣的场景。香港特首和广东省的领导会面，大家没有想到，开场白竟然是广东省领导问候特首的身体健康状况，看到因为遇袭受伤的特首颇为尴尬的表情，对于香港媒体来说，这当然是再难得不过的新闻，因为这样的互动，对于香港的受众来说，要比两会更加有新闻价值。
这些天，总是听到有人批评记者在制造新闻，特别是针对境外记者。确实有这样的媒体以及媒体人存在，而如果记者没有准确的报道事实，或者是变成一个新闻事件的参与者，当然违反了新闻专业操守。那么，只要指出错在哪里，相信民众还是有分辨能力的，被报道者也应该可以用法律，或者其它的手段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记者为了见证一个事件是不是会发生，而来到现场，那把这些记者称之为制造新闻的人，自然没有人会服气。就算是被上司所逼，带着唯恐天下不乱的目的来到现场，只要在见证的过程中没有介入，以及在最终的报道中没有歪曲和夸大，那记者的操守因此而遭到批评，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
我总是觉得，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尤其是和境外媒体之间，并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因为这样，在公开场合批评和质疑记者的操守，教导对方如何做新闻，并不明智。因为操守应该是行业自律，或者是由受众来判断的。政府官员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回应记者的提问，指出记者的报道存在错误的地方，为自己辩解，以理服人，告诉记者在中国，怎样才是合法采访，哪些是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行为，就非常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