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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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游戏中的那朵花已传向产业链的最末端光伏电站。仍然是大规模引进、疯狂建设,参与者寄希望于终端市场的兴起将库存下移,尽管难以并网的问题仍待解决。
  并不了网,就发不了电,电站建了也只能“晒太阳”。资本热浪催生出中国30GW(十亿瓦特)的光伏产能,而全球的需求仅25GW。损失惨重的投资人最先反省,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该参与这场依赖于政府补贴的“虚拟盛宴”?
  为了帮助光伏企业“过冬”,10月底,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共同出台一揽子计划,预计投资额度将超过700亿元。
  泡沫催生——
  投资者对光伏行业的冷淡态度,似乎又在重现十年前。那时,德国这个大经济体还未出台支持政策,投资者认为“成本过高”拒绝关注,参与者只有胆子大的外行人或行业相关人士。
  一年后,德国的光伏支持政策,让这个冷门行业变得供不应求。2005年,尚德电力敲响纽交所的钟声更是激发国内的热情,此后几年光伏投资呈烈火喷油之势。
  在谈及这一现象时,杨怀进说,“没有人去理性分析这个行业的特点和状况”。
  杨怀进被称为中国光伏行业的拓荒者,今年49岁,四次创业,参与创办的无锡尚德(NYSE:STP)、晶澳太阳能(NASDAQ:JA-SO)、中电光伏(NASDAQ:CSUN)、海润光伏(600401,SH)相继登上华尔街或A股资本市场。
  1999年,杨怀进带着《光伏产业报告》从澳大利亚回国,那时的施正荣还在马丁·格林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对施正荣说,我先在国内帮你探路。
  杨怀进的项目推介并不顺利,连续在十多个城市碰壁,地方政府搞不清光伏究竟是什么,没人愿意接手。费尽周折,杨怀进的光伏项目终于被引进无锡,他将施正荣招呼回国,于2001年1月融资成立了无锡尚德公司。
  好时候来了,2003年,德国市场开启,中国亦提出了西部广泛利用太阳能计划,2005年,尚德成为第一个登陆纽交所的中国民营企业。
  尚德在美国的成功上市引发热烈关注,光伏产业一时间变得炙手可热。
  “大家都凭着简单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朝阳产业、利润奇高,投资者蜂拥而来,政府、银行紧跟其后推波助澜。”杨怀进回忆道。
  同一年,江西省新余市政府拿出2亿元,借给经营劳保用品的彭小峰创办赛维LDK公司,彼时,新余市的财政总收入不过18亿的规模。两年后,赛维LDK公司造就了中国新能源企业在纽交所最大规模IPO的纪录。
  资本热浪开始沸腾。一时间“无锡模式”、“LDK速度”纷纷为各地政府效仿,2009年,中国有18个省份要建造“新能源基地”,近百座城市要将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亦有不少公司为了获得煤炭矿产等资源,以投资光伏项目的名义与地方政府做交换。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的光伏工厂。催生出15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产能直逼全球需求,95%的产品却只能销往海外。
  “明明2009年产能已经出现过剩的迹象了,为什么大家还在拼命投资,就是盲目从众心理,说明我们的投资者没有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杨怀进说。
  市场予以沉重反击。谁也想不到,短短四年时间,光伏的上游原材料多晶硅的价格可以从每公斤30美元暴涨至每公斤500美元,又过了四年,跌至今日的每公斤17美元左右。多晶硅项目的暴利,曾一度被视作淘金者的乐园。
  上游原材料的暴涨暴跌,给行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杨怀进看来,产业从不成熟到成熟在光伏领域表现的格外剧烈,投资者缺乏对行业的整体了解。中国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09年,清潔技术一举成为风险投资在15个行业中中资感兴趣度最高的行业,比例高达78.9%。
  一位光伏产业参与者说,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是如此,只有夏天和冬天,没有四季交替。
  投资泥潭——
  如同早期因“高能耗、高污染”被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诟病一样,光伏行业再度因“政府补贴模式非市场化可持续经营”等理由被投资机构拒之门外。
  46岁的青云创投创始人叶东,花了5年的时间将冷板凳坐热,在2001年选择的清洁技术领域时,他一度以给人做顾问来补贴行政开销。
  作为中国首家专注于清洁技术领域的创投机构,叶东称自己在2005年以前,是在黑暗里行走。直至从报纸上读到尚德电力在纽交所上市的消息,他知道天亮了。
  此后,中电光伏登陆纳斯达克为青云创投带来近5倍的投资回报,半个月后,赛维LDK登陆纽交所,为青云创投带来8倍的投资回报。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全面引爆清洁技术产业的时候,叶东入选美国《商业周刊》“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40人”,2010年,青云创投被哈佛商学院收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教学案例。
  “创投的定义是在别人没发现的时候去投资。如今的太阳能领域,青云已经不再投资了,钱已经赚到了。”叶东说,太阳能已经不能给创投再提供爆发性增长的机会,尽管太阳能产业的缝隙中还有无数机会。
  然而,哥本哈根峰会催发的投资浪潮并未就此冷却。清科数据统计,此后的2010年、2011年,仅是公开了PE/VC投资光伏金额的项目便有80亿元之巨。2012年,共有11家光伏产业相关企业冲关A股上市折戟,显然,大多机构栽了跟头,退出遥遥无期。
  传统市场的紧缩、技术路线的更替,使投资成为沉重负担。“其实即使没有欧债危机的话,供大于求的问题也已经相当突出了。”杨怀进说。
  今年4月,瑞典的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论坛领袖论坛上,瑞典信息技术和能源部部长安娜·卡琳哈特指出,推广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强化财政投入”。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当即表示反对:“正是因为政府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影响太大,而市场自身调控能力太弱,才使可再生能源陷入困境。”   行业状况引发投资人热烈的反省讨论光伏已然成为依赖政府补贴而盛衰的行业,全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几乎都依赖于政府,西方国家的补贴模式是否把行业发展带入歧途?
  损失惨重的投资人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光伏产业的冷淡态度。清科数据库统计显示,去年,中国清洁技术领域共披露VC/PE投资165起,涉及金额26.59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仅26起,投资金额为2.94亿美元,已经是大幅缩水。
  美国咨询公司MercomCapitalGroup亦公布,2012年第三季度,太阳能产业的风险投资仅有14项交易,涉及总资金7200万美元,环比跌8成,是5年以来风投资金首次跌至1亿美元以下。
  杨怀进指出,光伏行业作为投资来说,确实不像2011年前那样火爆,众多企业亏损,投资者看不到升值空间,因此,光伏企业再努力上市就缺乏说服力了,企业不能上市,紧接着亏损是必然的。
  “但是,这哪是行业不好,是投资人不好”,杨怀进说,“卖方市场时你可以投机,如今的买方市场再想投机,就只能被市场愚弄了。光伏行业市场整合完成后,还是有些好的企业会成为领头羊。投资者可以投资终端电站项目,到时候,光伏终端大小电站项目会成为金融产品,未来的市场潜力仍然巨大。”
  刹车失灵——
  被资本吹大的上市企业也受到重创。2012年,中国光伏企业的标杆尚德电力收到纽交所的退市警告,继而,被尚德激励上市的其他光伏概念股亦相继受到退市警告。光伏中概股陷入集体危机。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43家多晶硅企业中,80%的企业已经停产。
  企业的危机将银行、政府紧密捆绑,财报触目惊心,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商尚德电力负债37亿美元、亚洲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商赛维LDK负债60亿美元。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债务累积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
  2009年之后,银行对于尚德电力、赛维LDK的态度仍然乐观,即便全球金融危机的恶果已经呈现。
  以尚德为例,在国开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支持下,这一时期,银行融资猛增数倍至2011年底的17亿美元,甚至还有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当年,尚德电力却交付了全年亏损10亿美元的成绩单。
  这与企业自身的决策判断是分不开的。
  75岁的郑崇华是台湾台达电的创始人和荣誉董事长,他回忆称,在多晶硅价格暴涨、“拥硅为王”的那几年,台达电是第一家拒绝美国多晶硅巨头MEMC公司十年长单橄榄枝的企业。即便台达电是台湾企业里第一家做光伏的公司,且台湾岛内又严重缺乏多晶硅原料。“多晶硅原料价格从几十美元暴涨到500美元的状况下,去锁定十年长单,这完全是不合理的思维,我当时就警告团队,这样下去不仅不能找到新利润增长,光伏业务还将成为公司的灾难,毕竟十年的时间太长,市场的变化、技术的更替都未可知,宁可去签价格更高的短单。”郑崇华说。
  尚德电力就跌倒在MEMC的长单上。2011年,尚德电力宣布违约MEMC公司的十年合同,支付违约金2.17亿美元。要知道,当初能获得MEMC长单青睐的都是实力非凡的公司,最终如郑崇华预料,成为公司的灾难。
  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状况下,光伏生产商的利润率从最高时近40%,变成重幅亏损,多数上市公司至今仍亏本赚吆喝。
  “如今严冬的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银行、政府都没有理性分析这个行业的特点和状况。”“拓荒者”杨怀进说。
  “在企业扩张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弘亚世代副总裁刘文平认为,眼下,外部欧美的“双反”、内部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加剧了企业的困境。
  多数企业抱着投机心理,坐等市场变好,等待政府来救。“2010年时有些企业已走错了,不挣钱时居然还在扩大产能规模”,厚德大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欧阳红武认为,目前有些政府介入到企业经营的动作过大。
  国家队——
  统一上网电价的难产,阻碍着中国光伏应用市场规模启动,国有发电集团占据主角地位。“事实上,只有五大发电集团等大型国有发电企业,才有能力享受到国家的标杆上网电价待遇,一些民企是没有能力涉足这一领域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指出,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要牵涉到与城市建设规划、建筑标准协调以及对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改造等问题,这些成本往往是无法明确计算的。
  仿佛是一个喘息的中转站企业可以降库存、做低亏损,电站建成后,亦可以作为固定资产获得银行的融资。
  地方政府也拉响了号角。今年青海省发改委宣布,将集中再放1GW的光伏项目审批“路条”,而全国光伏装机的计划目标仅为3GW。青海省计划2015年,形成国内最大规模并网光伏发电产业群,建成光伏电站装机容量4GW。甘肃、新疆、内蒙等地也不甘落后。
  电站建设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去年发改委承诺的1元/千瓦时的光伏发电电价,但还未落实。国家电网也以光伏发电稳定性差,要保证电网安全等理由拒绝,大规模的西部电站建设完毕,并不了网发不了电,只能“晒太阳”,即使成功并网,目前也只拿到火力发电的电价。
  在竞标、建设的过程中,国企雄厚的议价能力也让众多实力不错的光伏企业望而却步。
  一位在美国上市的光伏企业总经理称,如果政府再倾向于低于成本的竞争,则不利于中国光伏行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没有利润,投资人就不会进入,对行业的技术研发、市场的培育,都是短视行为。“行业发展的规模、混乱的程度都超过当初的想象,蜂拥而上的非理性的投资,使经营者忽视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打造,多数公司内部治理很差,许多项目低价中标,实际上是低质量中标。”杨怀进说。
  等待——
  10月底,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共同出台一揽子“光伏过冬”计划,预计投资额度将超过700亿元。更有消息称,近期商务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工信部等四部委和36家银行机构代表在河北保定商讨救市,决心对光伏企业“保大弃小”。地方政府也早已对区域内面临破产的光伏巨头展开营救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实施力度不够,现实的操作性不强”,而政府应该政策激励,但不能过多干预,理应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
  “没有合理的上网电价政策,很难保证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指出,可再生能源未来要想替代传统能源,首先是政府政策的导向,在初期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价格的补贴。
  他称,欧洲的太阳能资源远不如中国,在这一领域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在政策上确定了上网电价政策,政策措施得当。
  在杨怀进看来,政策的激励应该体现在:1.鼓励投资家庭屋顶安装光伏发电系统,鼓励各地利用工厂和商业屋顶,荒废地来建设中小型光伏电站。2.要根据不同光照制定不同的上网电价。3.国家要将用电和上网分开来,不应该强调自发自用,而是要鼓励净上网电量电价政策,这样每个系统将有合理回报,那样就成为投资金融产品了。“在补贴金额来源上,国家要大胆提高现在的火力发电价格来补贴再生能源,过去是每度电8厘,应该提高到5分钱。这个政策将会真正拉动中国经济,如同过去的房地产行业,到时,老百姓都可以自己投资自家屋顶系统。”杨怀进说。
  刘文平亦认为,政策的激励还需要细化光伏补贴方案,如具体一度电补贴多少钱。但国内市场的增长弥补不了欧洲市场的损失,产能过剩仍将存在。
  IHS iSuppli的最新研究报告给市场带来了些好消息,2012年新装机光伏装机容量将同比增长28%,2011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28GW。报告预测,光伏组件市场预计会在2013年第三季度恢复盈利。
  “光伏仍然是一个伟大而美丽的行业,将由工业品制造回归到能源行业,市场对它极度爱到极度厌恶之后,会回归正常的理性”,杨怀进认为,大企业将以建设电站为自己的业务,在这项投资中,央企如五大发电集团等将会承担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推动国内光伏产业市场化最早的呼吁者,杨怀进如今担心的问题是:行業的整合过程如果过于漫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大规模企业无法破产,没有竞争力仍亏本销售,找不到出路;还需要更统一规范的政策。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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