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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随园诗话》中所体现出来的袁枚对女性的尊重、爱护、赞赏的态度，表现了其对女性真诚的关爱和真切的同情之意。这种相对平等的女性意识，与他的文论“性灵论”及其自身“好色”之禀性息息相关。
关键词：《随园诗话》；袁枚；女性意识
Abstract： “With Garden Poetry” in the reflected Yuan Mei respect for women， love， appreciation attitude demonstrated its sincere love and real meaning of compassion for women. This relative equality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Spirit Theory” and its own “lust” in his temperament and literary theory are closely related.
Keyword： “With Garden Poetry”； female consciousness； YuanMei
中图分类号：U6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05-02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 ）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辗转于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地当过知县，有过兼济天下之心，也曾怀抱“苦吾身以为吾民”（《答陶观察问乞病书》）的信念，在从政道路上不乏令声。可是，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龄不过三十几岁的他，竟绝意仕途，辞去官职，“有官不仕偏寻乐”（《自嘲》），筑室江宁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做了随园主人，从此不再出仕，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晚年自号仓山居士。世称随园先生。袁枚同样享誉文坛，是清代著名诗人（存诗4000余首）、文学评论家，著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诗文闻于当时，为当时诗坛所宗仰，为中国古代文人中高产者之一，《随园诗话》是其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
《随园诗话》是袁枚的代表作，此书由作者自己刻版印行，随编随补，共26 卷。是袁枚诗歌创作理论的结晶。袁枚特立独行，为性灵一派的领袖人物。而此书也为时人所重，影响颇大。钱钟书《谈艺录》称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非一时。自来诗话，无可伦比”、“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1]584《随园诗话》中录有大量的女性诗歌，不仅体现袁枚的诗歌理论更集中反映了袁枚的女性意识，同时袁枚论诗所倡导“性灵论”和其自身“风流好色”的禀性，与他的女性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随园诗话》来探析其中所蕴含的袁枚之女性意识。
一、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似乎从孔夫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起就奠定了对女性的蔑视姿态。在古代封建卫道士极力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 ”（在古代，生了儿子意味着可以“弄璋”，“璋”为玉，意为儿子就该弄“玉”；生了女子就只能“弄瓦”，“瓦”是纺织的器具，意为将来就是纺纱织布的料） ，認为“诗文不是女子分内之事， 内言不出又是女子之道”，特别是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更加压抑了女性的才华，埋没了无数蕙质兰心的女诗人。而袁枚却不这么认为，他直言：“俗谓女子不能为诗， 陋哉言乎！ 圣人以《关睢》、《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以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宜者多矣。”[2]590袁枚主张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他批驳了女子不能为诗的谬论， 指出重男轻女是女性诗作少的原因。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大量女性诗歌，有154 篇，约占总篇幅的十分之一，不仅为在当时难以流传的闺阁之诗提供了流芳后世的途径，而且大力褒扬，不吝赞美之辞。例如卷十二赞美汪夫人的诗“巧而不织”，补遗卷八赞赏严蕊珠女士等人的诗“皆楚楚可诵。”如此大胆开放的选诗对象，在保守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袁枚视女性是有个性有才华的独立个体，而非男权社会下男性的没有思想的附属品。袁枚的女性意识张扬着诗人独立解放，反传统，反道学的叛逆精神。
袁枚的《随园诗话》采录女性的诗歌作品，不仅对名门之女赞誉非常，还对一些遭遇不幸的女子掬一把同情之泪。如：《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中袁枚对女弟子席佩兰的赞誉：“女弟子席佩兰，诗才清妙，余尝疑是郎君孙子潇代作…”[2]767可谓厚爱。《随园诗话》卷十一记载袁枚的祖父帮助一个朋友沈秀才和杨大姑私奔的故事，事发之后，太守厌恶杨大姑越礼把她卖到军队去。袁枚记录了杨大姑所写的一首情诗，而且对她没有一字的污蔑和鄙夷。反借祖母之口说她纤腰美盼，吐属娴雅。他对私奔女子的同情与当时对不守妇道的女子厌恶唾弃的卫道者的态度相比，显得多么宽容。他尊重人性，尊重感情，饱含着对人性深处自然欲望的理解。这正是他的女性观中与封建伦理道德背道而驰的地方。
《随园诗话》中收录的女性诗歌的作者身份不一，有大家闺秀如补遗卷一中紫庭太守之女，亦有小家碧玉如卷十六中吾乡女子卞梦钰；有袁枚自己的妹妹女儿如卷十中三妹袁机，四妹袁杼，亦有朋友的妻儿如补遗卷五中钱林，吾乡欤沙先生之幼女；有德高望重的老夫人如卷三中张侯家高太夫人，也有生平不详的无名女子如卷一中啮指血提诗的女子；有袁枚的女弟子如补遗卷九中的佩兰，还有甚至是青楼女子如卷三中苏州薛筠郎等。由此可见袁枚非趋炎附势之辈。他不分贵贱， 无论出身， 对女性的才华能力一视同仁。
袁枚《随园诗话》中所收录的女性诗歌以及一些相关的逸事和评论处处流露出袁枚对女性社会地位、才华的肯定与尊重，饱含着对人性深处自然欲望的理解，抒发了他对女性真诚的关爱和真切的同情之意。 二、袁枚《随园诗话》中女性意识形成之渊源
袁枚《随园诗话》中女性意识形成之渊源，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他对女性文学的重视，既源于他的“性灵”文学观，又与其自身“风流好色”之禀性有关。
袁枚所宣扬的“性灵”，是指自然天成、真情风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不必讲究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下，但求随任性情、灵活有趣。“袁枚论诗虽重天分，却不费工力；虽尚自然，却不费雕饰。他认为，内容与形式，天分与学力，自然与雕饰，平淡与艰深，学古与师心，都是相反相成的，诗人都应该兼收并蓄，应不偏不倚地对待。他主张文学要抒写性灵，他反对一味摹仿、抄袭古人，但他并不反对学习古人 。”[3]24对于“性灵”的论述，袁枚在其《诗话》中多次阐述过：“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我所适，一韵之中，有百千字， 凭我所造。尚有用定以后不惬意而别致者，何得以一二韵而约束之。既约束不得不凑泊，既凑泊，安得有约束情感哉！”[2]3
袁枚重视女性诗作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她们的诗作与他的诗论主张“性灵说”不谋而合。综观这时期的女性诗作，无不是自然而风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不讲境界大小，格调高低。在他的《随园诗话 》中，收录了大量女性诗歌作品，如号称“闺中三知己”的席佩兰、金逸和严蕊珠，以及金兑、吴荔娘、许宜媖、钱林、商可等。袁枚对这些女性的诗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肯定做到了不掩瑜，不溢美，不故意拔高，实事求是。事实上，她们的诗作不乏佳构、名篇。如苏州少女金兑十三岁写的《秋日杂兴》：“无事柴门识静机，初晴树上挂蓑衣。花间小燕随风去，也向云霄见学飞。”虽是随兴写来，但值得肯定的是既有特色又有生气。所谓特色，就是没有写秋雨绵绵，而偏写雨后初晴；没有写大雁南飞，而是写小燕学飞，别出心裁，不落俗套，令人耳目一新；所谓有生气，就是通过写小燕学飞 ，一反对秋天的传统描写，它不是肃杀的，而是生机盎然的。又如《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余三间，到荻小同家，柔之夫人挈女儿出见，年才十四，而诗笔清雅，字亦工秀。《赠楼氏姊》：‘巧髻梳成敛翠蛾，芳心自惜性偏和。婀娜不效杨家舞，婉转就能薛氏歌。琼树朝朝临日见，莲花处处踏春过。谁家种玉人侥倖，得伴新莺附茑萝’”。[2]767这些均与袁枚的“性灵”之说相契合。可惜这样的才女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诗才受到了扼杀，成人后默默无闻，像这样的才女在《随园诗话》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袁枚收录了这些才女的詩，若不是袁枚是个有心人，她们的名字早就被埋没了，其诗也早就荡然无存了，后人将无法一睹她们诗作的“芳容”了，诸多才女将“养在深宫人未识”，被淹没，走上消亡。
袁枚重视女性诗作的另一原因就是他自身“风流好色”的禀性。赵翼评袁枚 “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辞》、《小仓山房诗集》卷首）， 大致不错。袁枚的好色是人之本性，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好色之心”，人皆有之。袁枚也在《答杨笠湖》中曾坦言“好色不必讳”。袁枚归隐后，度过短暂的困难时期，经济状况逐渐改善，随园亦不断美化，从而成为金陵人文活动的一个中心。袁枚不时地邀请文人雅士集会随园，赏花观灯，饮酒赋诗，甚是逍遥自在，似乎事事称心，无忧无虑。其实不然，袁枚也有其隐忧，那就是自乾隆四年（1739）与王氏结婚以来一直无后，虽于乾隆八年（1743）与十三年 （1748）连娶陶姬、方聪娘为妾，亦皆未生子，仅分别生一女成姑与鹏姑，致使袁枚望子之心，如秀才之望榜。袁枚尽管自称“余性通脱”（《随园诗话补遗》卷四），但尚未达到摆脱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为得贵子，袁枚一再纳妾。但是求子嗣，只是袁枚纳妾的表面原因；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受其风流好色本性的驱使，而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袁枚本人对此毫不隐瞒，坦然宣称 “无子为名又买春”（《自嘲》，《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二 ）。但袁枚的风流好色不仅在于纳妾，更在于寻花问柳，结交妓女，关爱妓女。
袁枚心目中理想的妓女是六朝杭州名妓苏小小，《随园诗话》卷一记云：“予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唐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予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百年之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2]15袁枚不但以与名妓苏小小是同乡为荣，而且还以为官居一品的尚书身后不如苏小小有名（事实也是如此），说明袁枚有男女平等的思想，哪怕是名妓也是人，身后的名气将超过这位尚书，这是何等的见地，女性与男性一样，不分贵贱，袁枚对她们的才气、她们的文学作品均赞赏颇佳。而卷十四：“金姬小妹凤龄，幼鬻吴门作婢，余为赎归，年十四矣，明眸巧笑， 其姊劝留为侍妾，凤龄亦欣然。余自伤年老，不欲为枯杨之梯，因别嫁隋氏，为大妻所虐，雉胫而亡。余哭以为诗”[2]496。作为一位文坛的大家，对于自己小妾的妹妹的不幸遭遇，既为其赎身，却没有纳其为妾，更是在她不幸去世后掬一把同情之泪，并为之赋诗。由此以上两则记载可见，袁枚之“风流好色”，并非一般意义的好色，而是更重视精神上的亲近，其“好色”表现为惜玉怜香，甘当“护花使者”。
是以，“袁枚之好色与伪道学之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迥然有别；同时和狂嫖滥淫的好色之徒亦不可相提并论。袁枚之“好色”毕竟还有精神上对美的追求，对妇女命运的关爱。”[4]64这是袁枚与登徒子类的“好色”之徒的根本区别，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薛蟠之别。袁枚进入老年之后，“好色之心”已淡，但关爱妇女的态度未改。他晚年广招女弟子，为其编写诗集，更是欣赏、爱惜女子的才情之表现。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随园诗话》中所蕴含的袁枚的女性意识，即对女性社会地位、才情的肯定与尊重，饱含着对人性深处自然欲望的理解，抒发了他对女性真诚的关爱和真切的同情之意。这些和他自身禀性及文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人格基础。对女性才华的赞赏，对女性美色的欣赏，对女性命运悲催的同情，对男女情感的颂扬，对个性的坚持，都统一在其禀性抒发下的文论所标举的“性灵”之中。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584.
[2]袁枚.随园诗话[M]. 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徐萍.红妆也操觚——袁枚与女性文学[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2）：24.
[4]王英志.是真名士自风流——论袁枚对女性的关爱[J].福州大学学报，2001（3）：64.
作者简介： 赵亚萍（1991-），女，安徽阜阳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关键词：《随园诗话》；袁枚；女性意识
Abstract： “With Garden Poetry” in the reflected Yuan Mei respect for women， love， appreciation attitude demonstrated its sincere love and real meaning of compassion for women. This relative equality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Spirit Theory” and its own “lust” in his temperament and literary theory are closely related.
Keyword： “With Garden Poetry”； female consciousness； YuanMei
中图分类号：U6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05-02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 ）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辗转于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地当过知县，有过兼济天下之心，也曾怀抱“苦吾身以为吾民”（《答陶观察问乞病书》）的信念，在从政道路上不乏令声。可是，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龄不过三十几岁的他，竟绝意仕途，辞去官职，“有官不仕偏寻乐”（《自嘲》），筑室江宁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做了随园主人，从此不再出仕，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晚年自号仓山居士。世称随园先生。袁枚同样享誉文坛，是清代著名诗人（存诗4000余首）、文学评论家，著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诗文闻于当时，为当时诗坛所宗仰，为中国古代文人中高产者之一，《随园诗话》是其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
《随园诗话》是袁枚的代表作，此书由作者自己刻版印行，随编随补，共26 卷。是袁枚诗歌创作理论的结晶。袁枚特立独行，为性灵一派的领袖人物。而此书也为时人所重，影响颇大。钱钟书《谈艺录》称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非一时。自来诗话，无可伦比”、“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1]584《随园诗话》中录有大量的女性诗歌，不仅体现袁枚的诗歌理论更集中反映了袁枚的女性意识，同时袁枚论诗所倡导“性灵论”和其自身“风流好色”的禀性，与他的女性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随园诗话》来探析其中所蕴含的袁枚之女性意识。
一、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似乎从孔夫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起就奠定了对女性的蔑视姿态。在古代封建卫道士极力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 ”（在古代，生了儿子意味着可以“弄璋”，“璋”为玉，意为儿子就该弄“玉”；生了女子就只能“弄瓦”，“瓦”是纺织的器具，意为将来就是纺纱织布的料） ，認为“诗文不是女子分内之事， 内言不出又是女子之道”，特别是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更加压抑了女性的才华，埋没了无数蕙质兰心的女诗人。而袁枚却不这么认为，他直言：“俗谓女子不能为诗， 陋哉言乎！ 圣人以《关睢》、《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以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宜者多矣。”[2]590袁枚主张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他批驳了女子不能为诗的谬论， 指出重男轻女是女性诗作少的原因。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大量女性诗歌，有154 篇，约占总篇幅的十分之一，不仅为在当时难以流传的闺阁之诗提供了流芳后世的途径，而且大力褒扬，不吝赞美之辞。例如卷十二赞美汪夫人的诗“巧而不织”，补遗卷八赞赏严蕊珠女士等人的诗“皆楚楚可诵。”如此大胆开放的选诗对象，在保守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袁枚视女性是有个性有才华的独立个体，而非男权社会下男性的没有思想的附属品。袁枚的女性意识张扬着诗人独立解放，反传统，反道学的叛逆精神。
袁枚的《随园诗话》采录女性的诗歌作品，不仅对名门之女赞誉非常，还对一些遭遇不幸的女子掬一把同情之泪。如：《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中袁枚对女弟子席佩兰的赞誉：“女弟子席佩兰，诗才清妙，余尝疑是郎君孙子潇代作…”[2]767可谓厚爱。《随园诗话》卷十一记载袁枚的祖父帮助一个朋友沈秀才和杨大姑私奔的故事，事发之后，太守厌恶杨大姑越礼把她卖到军队去。袁枚记录了杨大姑所写的一首情诗，而且对她没有一字的污蔑和鄙夷。反借祖母之口说她纤腰美盼，吐属娴雅。他对私奔女子的同情与当时对不守妇道的女子厌恶唾弃的卫道者的态度相比，显得多么宽容。他尊重人性，尊重感情，饱含着对人性深处自然欲望的理解。这正是他的女性观中与封建伦理道德背道而驰的地方。
《随园诗话》中收录的女性诗歌的作者身份不一，有大家闺秀如补遗卷一中紫庭太守之女，亦有小家碧玉如卷十六中吾乡女子卞梦钰；有袁枚自己的妹妹女儿如卷十中三妹袁机，四妹袁杼，亦有朋友的妻儿如补遗卷五中钱林，吾乡欤沙先生之幼女；有德高望重的老夫人如卷三中张侯家高太夫人，也有生平不详的无名女子如卷一中啮指血提诗的女子；有袁枚的女弟子如补遗卷九中的佩兰，还有甚至是青楼女子如卷三中苏州薛筠郎等。由此可见袁枚非趋炎附势之辈。他不分贵贱， 无论出身， 对女性的才华能力一视同仁。
袁枚《随园诗话》中所收录的女性诗歌以及一些相关的逸事和评论处处流露出袁枚对女性社会地位、才华的肯定与尊重，饱含着对人性深处自然欲望的理解，抒发了他对女性真诚的关爱和真切的同情之意。 二、袁枚《随园诗话》中女性意识形成之渊源
袁枚《随园诗话》中女性意识形成之渊源，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他对女性文学的重视，既源于他的“性灵”文学观，又与其自身“风流好色”之禀性有关。
袁枚所宣扬的“性灵”，是指自然天成、真情风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不必讲究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下，但求随任性情、灵活有趣。“袁枚论诗虽重天分，却不费工力；虽尚自然，却不费雕饰。他认为，内容与形式，天分与学力，自然与雕饰，平淡与艰深，学古与师心，都是相反相成的，诗人都应该兼收并蓄，应不偏不倚地对待。他主张文学要抒写性灵，他反对一味摹仿、抄袭古人，但他并不反对学习古人 。”[3]24对于“性灵”的论述，袁枚在其《诗话》中多次阐述过：“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我所适，一韵之中，有百千字， 凭我所造。尚有用定以后不惬意而别致者，何得以一二韵而约束之。既约束不得不凑泊，既凑泊，安得有约束情感哉！”[2]3
袁枚重视女性诗作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她们的诗作与他的诗论主张“性灵说”不谋而合。综观这时期的女性诗作，无不是自然而风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不讲境界大小，格调高低。在他的《随园诗话 》中，收录了大量女性诗歌作品，如号称“闺中三知己”的席佩兰、金逸和严蕊珠，以及金兑、吴荔娘、许宜媖、钱林、商可等。袁枚对这些女性的诗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肯定做到了不掩瑜，不溢美，不故意拔高，实事求是。事实上，她们的诗作不乏佳构、名篇。如苏州少女金兑十三岁写的《秋日杂兴》：“无事柴门识静机，初晴树上挂蓑衣。花间小燕随风去，也向云霄见学飞。”虽是随兴写来，但值得肯定的是既有特色又有生气。所谓特色，就是没有写秋雨绵绵，而偏写雨后初晴；没有写大雁南飞，而是写小燕学飞，别出心裁，不落俗套，令人耳目一新；所谓有生气，就是通过写小燕学飞 ，一反对秋天的传统描写，它不是肃杀的，而是生机盎然的。又如《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余三间，到荻小同家，柔之夫人挈女儿出见，年才十四，而诗笔清雅，字亦工秀。《赠楼氏姊》：‘巧髻梳成敛翠蛾，芳心自惜性偏和。婀娜不效杨家舞，婉转就能薛氏歌。琼树朝朝临日见，莲花处处踏春过。谁家种玉人侥倖，得伴新莺附茑萝’”。[2]767这些均与袁枚的“性灵”之说相契合。可惜这样的才女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诗才受到了扼杀，成人后默默无闻，像这样的才女在《随园诗话》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袁枚收录了这些才女的詩，若不是袁枚是个有心人，她们的名字早就被埋没了，其诗也早就荡然无存了，后人将无法一睹她们诗作的“芳容”了，诸多才女将“养在深宫人未识”，被淹没，走上消亡。
袁枚重视女性诗作的另一原因就是他自身“风流好色”的禀性。赵翼评袁枚 “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辞》、《小仓山房诗集》卷首）， 大致不错。袁枚的好色是人之本性，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好色之心”，人皆有之。袁枚也在《答杨笠湖》中曾坦言“好色不必讳”。袁枚归隐后，度过短暂的困难时期，经济状况逐渐改善，随园亦不断美化，从而成为金陵人文活动的一个中心。袁枚不时地邀请文人雅士集会随园，赏花观灯，饮酒赋诗，甚是逍遥自在，似乎事事称心，无忧无虑。其实不然，袁枚也有其隐忧，那就是自乾隆四年（1739）与王氏结婚以来一直无后，虽于乾隆八年（1743）与十三年 （1748）连娶陶姬、方聪娘为妾，亦皆未生子，仅分别生一女成姑与鹏姑，致使袁枚望子之心，如秀才之望榜。袁枚尽管自称“余性通脱”（《随园诗话补遗》卷四），但尚未达到摆脱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为得贵子，袁枚一再纳妾。但是求子嗣，只是袁枚纳妾的表面原因；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受其风流好色本性的驱使，而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袁枚本人对此毫不隐瞒，坦然宣称 “无子为名又买春”（《自嘲》，《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二 ）。但袁枚的风流好色不仅在于纳妾，更在于寻花问柳，结交妓女，关爱妓女。
袁枚心目中理想的妓女是六朝杭州名妓苏小小，《随园诗话》卷一记云：“予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唐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予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百年之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2]15袁枚不但以与名妓苏小小是同乡为荣，而且还以为官居一品的尚书身后不如苏小小有名（事实也是如此），说明袁枚有男女平等的思想，哪怕是名妓也是人，身后的名气将超过这位尚书，这是何等的见地，女性与男性一样，不分贵贱，袁枚对她们的才气、她们的文学作品均赞赏颇佳。而卷十四：“金姬小妹凤龄，幼鬻吴门作婢，余为赎归，年十四矣，明眸巧笑， 其姊劝留为侍妾，凤龄亦欣然。余自伤年老，不欲为枯杨之梯，因别嫁隋氏，为大妻所虐，雉胫而亡。余哭以为诗”[2]496。作为一位文坛的大家，对于自己小妾的妹妹的不幸遭遇，既为其赎身，却没有纳其为妾，更是在她不幸去世后掬一把同情之泪，并为之赋诗。由此以上两则记载可见，袁枚之“风流好色”，并非一般意义的好色，而是更重视精神上的亲近，其“好色”表现为惜玉怜香，甘当“护花使者”。
是以，“袁枚之好色与伪道学之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迥然有别；同时和狂嫖滥淫的好色之徒亦不可相提并论。袁枚之“好色”毕竟还有精神上对美的追求，对妇女命运的关爱。”[4]64这是袁枚与登徒子类的“好色”之徒的根本区别，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薛蟠之别。袁枚进入老年之后，“好色之心”已淡，但关爱妇女的态度未改。他晚年广招女弟子，为其编写诗集，更是欣赏、爱惜女子的才情之表现。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随园诗话》中所蕴含的袁枚的女性意识，即对女性社会地位、才情的肯定与尊重，饱含着对人性深处自然欲望的理解，抒发了他对女性真诚的关爱和真切的同情之意。这些和他自身禀性及文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人格基础。对女性才华的赞赏，对女性美色的欣赏，对女性命运悲催的同情，对男女情感的颂扬，对个性的坚持，都统一在其禀性抒发下的文论所标举的“性灵”之中。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584.
[2]袁枚.随园诗话[M]. 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徐萍.红妆也操觚——袁枚与女性文学[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2）：24.
[4]王英志.是真名士自风流——论袁枚对女性的关爱[J].福州大学学报，2001（3）：64.
作者简介： 赵亚萍（1991-），女，安徽阜阳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