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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江学勤老师，是在课堂内外杂志社，他应邀前来杂志社做一场关于数学、人文、科学课程的思维模型讲座。因为是加拿大华裔，说中文有一些吃力，所以讲座全程他采用了英文为在座的教育人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信息量巨大的课程体验分享。他说，这两个小时的汇报，却是他10余年来的教育成果的展现与教育经验的浓缩。
改变
一位代课老师改变了我
1983年，那年我6岁，早在加拿大工作的父亲安排我去多伦多，于是，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懵懂却又全新的人生。那时，我家附近的孩子们大都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忙于棒球校队，对学业却漠不关心。我们学校的老师之所以从事教育，是因为这份工作有寒暑假，退休金看上去也不错。如果说学生们无心学习的话，那么老师们大都也无心教书。在加拿大多伦多，我的世界里没有人相信教育能改变人生——学校就像监狱，你得在里面蹲满刑期。
九年级快结束时，班上来了一位代课老师教我们一周的英文课。她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可与学校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她不知道我是个腼腆内向、得过且过的学生——我一向害怕发言，在全班面前讲话我觉得比死还可怕；她不知道我痛恨上学——我在学校没有任何朋友，对未来没有任何打算。
她教课的那周我们在学希腊神话。终于，我读上了自己感兴趣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在故事里，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于是翅膀融化了；神成全了迈达斯王点石成金的心愿，于是后者丧失了一切幸福与财富。那个星期，当我在课上举起手时，不再是因为自己想上厕所了。
在一周的末尾，那名代课老师做了一件只有天真幼稚、缺乏经验的老师才会做的事——她把我拉到一边，问了些问题。她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想上哪所大学？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对这些问题，我只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她说：“难道从没有老师告诉你，你其实很聪明，很有才华，而且充满潜能吗？”“你应该挑战自己，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
虽然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与相貌，但那番话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一年过后，我对上学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申请大学时，我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在加拿大申请最好大学的机会，转而选择了一般加拿大学生都不会干的事——申请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这被加拿大人称为只有“社会精英”才会去的地方。最后，我被耶鲁大学录取。
融入
我为学生写小说
考上耶鲁大学，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然而，在耶鲁大学上学期间，我却并没有如想象中的如鱼得水，而是充满了孤独感与不快乐。我找不到像我一样的人，也找不到交谈对象。大多数学生都是教授、医生或律师的孩子，他们大都对阅读与学习不感兴趣，而只在乎成就与成功。他们是为耶鲁而生的，而我只是努力过度才走运进了耶鲁而已。于是，我将自己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在阅读中国历史与学习汉语上。在耶鲁，中国就正如我高中时美国常青藤给予我的鼓励与激发一般——我决心要回中国看看。
1997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回到了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王铮。在他的支持下，我顺利成为北大附中的一名英语老师。于是，转眼间，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50多名穿着绿色校服的高一学生面前。但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教书。我不了解教室里的每个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都是不同的，我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所以每周我只会让他们背SAT的单词，毕竟，这也是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所做的事情。
半学期过去了，有一天我来到教室，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严重的挫败感让我觉得晕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我在课堂上说话结结巴巴，我给了学生太多作业，我定了太高的标准，我让他们记住那些根本与他们无关的、烦人的SAT单词。但是，我真的热爱教学，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中。我离开了学校，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中关村走着，思考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第二天，学校的杨老师把我叫了回来，大概是批评了那些孩子，于是，我又重新站在了他们中间。我给他们发了一篇长达20页的文章。学生们都低头不想看我。“难道他是想让我们记住这些吗？”一个学生悄声对另一个學生说。
“我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糟糕的老师。”我告诉学生。“每节课我只会让你们背SAT单词，我把英语学习搞得一团糟。你们已经有那么多的作业和压力了，我还不识趣地给你们添乱。我到中国教书是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很抱歉我把它搞砸了。这周末，我原打算到书店去选一本可以和大家一起读的书，但书店里只有狄更斯、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书，它们太难了！所以，你们猜我做了什么？”
他们想了几分钟，很快的，这50个孩子似乎都意识到我做了什么。他们把眼睛瞪得像嘴巴那么大，“你自己写小说？”一个学生不确定地叫了出来。那节课，我看到了学生们都津津有味地阅读我为他们写的英文小说，并且不时提问。尽管故事很简单，但孩子们都很喜欢。后来，慢慢地，我发现我的教学在一天天提高，我能很好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我能为每个孩子设计独特而适合他们的问题。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上我的课，而我，也因此更享受自己的教学。
学期末，我必须返回耶鲁完成我的英文学位。1999年5月，我又飞回了北京见王铮副校长，见那群我想念的孩子。但是，他们马上面临高考，所以我并没有机会再给他们上与升学无关的拓展式英文课。
创新
尝试创新教育
2001年，已经和我非常熟络并且有着共同教育梦想的王铮副校长离开了北大附中，到深圳进行教育改革。深圳最好的公立学校——深圳中学邀请他担任校长。此时，我已经在中国尝试过各种工作：记者、纪录片制作、联合国官员……但没有一个职业能带给我如教育所带给我的激情。所以，我给已经远在深圳的王铮写了一封邮件，他回复了我，邀请我到深圳相聚。2008年，我终于买了一张前往深圳的单程机票，在王铮的安排下，我成了深圳中学的一名老师。 那时，新的出国趋势冲击着校园，每20个学生中几乎就1个在为出国做准备。然而，他们对学校的选择却是盲目的，学校也没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做支撑。所以，我和王铮校长商量，让我来为他们构建一个特殊的课程体系。“我们需要邀请一批富有热情的、从常青藤盟校毕业的年轻人，通过开设有如美国大学研讨课这样的方式为学生讲述经济、文学、心理以及人类学等科目。这只是学术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培养他们的社会技能。我们要建立一个体育健身项目帮助提升学生们的自信，这也能让他们拥有更多与美国学生共同的爱好——美国人大都热爱健身与体育锻炼。此外，还有团队与合作能力。我们需要开设一些课外活动来教会学生们如何在一个团队里与人一起工作。团队合作是美国人自他们上学第一天就开始在做的事情，而中国的学生却似乎并没有真正学会过。”王铮认可我的每一条建议，在我们自己的装修设计下，出国留学中心不久后在深圳中学正式成立。
当我告诉王铮我想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我就清楚团队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我听说许多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大都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团队合作能力。但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上学对我而言就是一项独立的活动，而我正好擅长考试与写作。但生活终归是由一系列需要与人协作才能完成的活动组成，我不希望学生赴我后尘，所以我想在深圳中学多开设一些能提升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活动。
为了满足学生们广泛的兴趣，我开设了三项活动：为有志成为企业家的学生创建了一个由他们自主运营的餐厅；为希望成为作家和记者的学生创办了一个中文日报社；为想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学生创立了一份英文月刊。
这些活动之间其实都有着共同点。首先，它们极具挑战但费时耗力，所以学生们必须通过合作才能成功。其次，这些活动都有及时的反馈机制：学生可以通过餐厅的收益来评估自己的表现；刊物的发行量则能考核学生在日报和月刊的投入与专业度。最后，如果学生在这些活动上投入越多，他们对这份工作就会越发熟悉、擅长，而这种擅长是永无上限的，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给学生设定具体的目标。
体验
带着孩子飞赴以色列
2010那个酷热的夏天，王铮带着他的教育改革理念重新回到了它们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王铮邀请我在北大附中创建一个为期三年的私立教育项目时，我们决心将它打造成培养中国创新一代的试验田。我们把项目控制在小规模、容易掌控的范围内——每年最多招收30名学生——我们需要召集一群怀有同样胆识与远见的学生和家长。
这期间，我们设置选拔夏令营——将国际部的教育理念浓缩其中，让学生开展圆桌式讨论学习；开设基石课程——与学生一起阅读《怪诞行为学》《改变自己的大脑》等书籍，共同探索通往成功生活的秘诀。我们也一同尝试运用书中的原则与理念来完善国际部。
2012年2月，以色列一所大学的驻北京代表奥利维尔来北大附中国际部参观。说来也巧，我刚看完一本名为《创业的国度》的书，其中讲述了以色列是如何培养出世界顶尖的企业家与工程师的。这本书也提到，像谷歌与苹果那样的高科技公司都将全球研究中心建立在以色列，以发掘那里的优秀人才。所以，我与奥利维尔商议，组织一次以色列之行，将国际部的孩子带去感受以色列的教育。在以色列的第一天，孩子们游览了阳光浸透、城墙四筑的古城耶路撒冷，还参观了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奥利维尔安排了JVP为我们做一个演讲，内容是：要想成为一名企业家究竟需要些什么。
在前往死海游览的大巴上，我走到巴士前端，拿起了麦克风，开始与学生们讨论JVP的演讲与基石班课程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成为中国创意阶层的一员，你们就会来到像JVP这样的地方工作。”我在大巴上告诉学生们，“你们会在项目中与来自不同背景与领域的人一同工作，你们不仅需要与他们合得来，还需要能够建设性地批判与挑战他们。如果你提得出好问题，给得出好评价，同事们就会尊重你。如果你只是一言不发，被动而漠然地工作，你就会被炒鱿鱼。”然后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作業。我告诉他们在晚上吃完饭后，他们需要一同坐下，分享他们迄今为止对以色列经历的想法与意见。“这会帮助你们队这两天的见闻形成观点、加深理解并消化吸收。”我告诉学生们。
这些年，我对一件事情无比坚信：创新造就中国的未来。在过去的几年，我看到了中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只要承担得起学费的中国家庭会将孩子送出国学习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能依靠美国的大学来教会我们的学生创造力——我们需要靠自己！正如奥利维尔回到以色列来信说，一旦中国学会了创新，中国将会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改变
一位代课老师改变了我
1983年，那年我6岁，早在加拿大工作的父亲安排我去多伦多，于是，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懵懂却又全新的人生。那时，我家附近的孩子们大都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忙于棒球校队，对学业却漠不关心。我们学校的老师之所以从事教育，是因为这份工作有寒暑假，退休金看上去也不错。如果说学生们无心学习的话，那么老师们大都也无心教书。在加拿大多伦多，我的世界里没有人相信教育能改变人生——学校就像监狱，你得在里面蹲满刑期。
九年级快结束时，班上来了一位代课老师教我们一周的英文课。她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可与学校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她不知道我是个腼腆内向、得过且过的学生——我一向害怕发言，在全班面前讲话我觉得比死还可怕；她不知道我痛恨上学——我在学校没有任何朋友，对未来没有任何打算。
她教课的那周我们在学希腊神话。终于，我读上了自己感兴趣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在故事里，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于是翅膀融化了；神成全了迈达斯王点石成金的心愿，于是后者丧失了一切幸福与财富。那个星期，当我在课上举起手时，不再是因为自己想上厕所了。
在一周的末尾，那名代课老师做了一件只有天真幼稚、缺乏经验的老师才会做的事——她把我拉到一边，问了些问题。她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想上哪所大学？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对这些问题，我只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她说：“难道从没有老师告诉你，你其实很聪明，很有才华，而且充满潜能吗？”“你应该挑战自己，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
虽然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与相貌，但那番话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一年过后，我对上学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申请大学时，我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在加拿大申请最好大学的机会，转而选择了一般加拿大学生都不会干的事——申请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这被加拿大人称为只有“社会精英”才会去的地方。最后，我被耶鲁大学录取。
融入
我为学生写小说
考上耶鲁大学，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然而，在耶鲁大学上学期间，我却并没有如想象中的如鱼得水，而是充满了孤独感与不快乐。我找不到像我一样的人，也找不到交谈对象。大多数学生都是教授、医生或律师的孩子，他们大都对阅读与学习不感兴趣，而只在乎成就与成功。他们是为耶鲁而生的，而我只是努力过度才走运进了耶鲁而已。于是，我将自己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在阅读中国历史与学习汉语上。在耶鲁，中国就正如我高中时美国常青藤给予我的鼓励与激发一般——我决心要回中国看看。
1997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回到了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王铮。在他的支持下，我顺利成为北大附中的一名英语老师。于是，转眼间，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50多名穿着绿色校服的高一学生面前。但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教书。我不了解教室里的每个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都是不同的，我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所以每周我只会让他们背SAT的单词，毕竟，这也是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所做的事情。
半学期过去了，有一天我来到教室，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严重的挫败感让我觉得晕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我在课堂上说话结结巴巴，我给了学生太多作业，我定了太高的标准，我让他们记住那些根本与他们无关的、烦人的SAT单词。但是，我真的热爱教学，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中。我离开了学校，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中关村走着，思考我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第二天，学校的杨老师把我叫了回来，大概是批评了那些孩子，于是，我又重新站在了他们中间。我给他们发了一篇长达20页的文章。学生们都低头不想看我。“难道他是想让我们记住这些吗？”一个学生悄声对另一个學生说。
“我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糟糕的老师。”我告诉学生。“每节课我只会让你们背SAT单词，我把英语学习搞得一团糟。你们已经有那么多的作业和压力了，我还不识趣地给你们添乱。我到中国教书是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很抱歉我把它搞砸了。这周末，我原打算到书店去选一本可以和大家一起读的书，但书店里只有狄更斯、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书，它们太难了！所以，你们猜我做了什么？”
他们想了几分钟，很快的，这50个孩子似乎都意识到我做了什么。他们把眼睛瞪得像嘴巴那么大，“你自己写小说？”一个学生不确定地叫了出来。那节课，我看到了学生们都津津有味地阅读我为他们写的英文小说，并且不时提问。尽管故事很简单，但孩子们都很喜欢。后来，慢慢地，我发现我的教学在一天天提高，我能很好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我能为每个孩子设计独特而适合他们的问题。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上我的课，而我，也因此更享受自己的教学。
学期末，我必须返回耶鲁完成我的英文学位。1999年5月，我又飞回了北京见王铮副校长，见那群我想念的孩子。但是，他们马上面临高考，所以我并没有机会再给他们上与升学无关的拓展式英文课。
创新
尝试创新教育
2001年，已经和我非常熟络并且有着共同教育梦想的王铮副校长离开了北大附中，到深圳进行教育改革。深圳最好的公立学校——深圳中学邀请他担任校长。此时，我已经在中国尝试过各种工作：记者、纪录片制作、联合国官员……但没有一个职业能带给我如教育所带给我的激情。所以，我给已经远在深圳的王铮写了一封邮件，他回复了我，邀请我到深圳相聚。2008年，我终于买了一张前往深圳的单程机票，在王铮的安排下，我成了深圳中学的一名老师。 那时，新的出国趋势冲击着校园，每20个学生中几乎就1个在为出国做准备。然而，他们对学校的选择却是盲目的，学校也没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做支撑。所以，我和王铮校长商量，让我来为他们构建一个特殊的课程体系。“我们需要邀请一批富有热情的、从常青藤盟校毕业的年轻人，通过开设有如美国大学研讨课这样的方式为学生讲述经济、文学、心理以及人类学等科目。这只是学术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培养他们的社会技能。我们要建立一个体育健身项目帮助提升学生们的自信，这也能让他们拥有更多与美国学生共同的爱好——美国人大都热爱健身与体育锻炼。此外，还有团队与合作能力。我们需要开设一些课外活动来教会学生们如何在一个团队里与人一起工作。团队合作是美国人自他们上学第一天就开始在做的事情，而中国的学生却似乎并没有真正学会过。”王铮认可我的每一条建议，在我们自己的装修设计下，出国留学中心不久后在深圳中学正式成立。
当我告诉王铮我想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我就清楚团队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我听说许多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大都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团队合作能力。但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上学对我而言就是一项独立的活动，而我正好擅长考试与写作。但生活终归是由一系列需要与人协作才能完成的活动组成，我不希望学生赴我后尘，所以我想在深圳中学多开设一些能提升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活动。
为了满足学生们广泛的兴趣，我开设了三项活动：为有志成为企业家的学生创建了一个由他们自主运营的餐厅；为希望成为作家和记者的学生创办了一个中文日报社；为想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学生创立了一份英文月刊。
这些活动之间其实都有着共同点。首先，它们极具挑战但费时耗力，所以学生们必须通过合作才能成功。其次，这些活动都有及时的反馈机制：学生可以通过餐厅的收益来评估自己的表现；刊物的发行量则能考核学生在日报和月刊的投入与专业度。最后，如果学生在这些活动上投入越多，他们对这份工作就会越发熟悉、擅长，而这种擅长是永无上限的，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给学生设定具体的目标。
体验
带着孩子飞赴以色列
2010那个酷热的夏天，王铮带着他的教育改革理念重新回到了它们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王铮邀请我在北大附中创建一个为期三年的私立教育项目时，我们决心将它打造成培养中国创新一代的试验田。我们把项目控制在小规模、容易掌控的范围内——每年最多招收30名学生——我们需要召集一群怀有同样胆识与远见的学生和家长。
这期间，我们设置选拔夏令营——将国际部的教育理念浓缩其中，让学生开展圆桌式讨论学习；开设基石课程——与学生一起阅读《怪诞行为学》《改变自己的大脑》等书籍，共同探索通往成功生活的秘诀。我们也一同尝试运用书中的原则与理念来完善国际部。
2012年2月，以色列一所大学的驻北京代表奥利维尔来北大附中国际部参观。说来也巧，我刚看完一本名为《创业的国度》的书，其中讲述了以色列是如何培养出世界顶尖的企业家与工程师的。这本书也提到，像谷歌与苹果那样的高科技公司都将全球研究中心建立在以色列，以发掘那里的优秀人才。所以，我与奥利维尔商议，组织一次以色列之行，将国际部的孩子带去感受以色列的教育。在以色列的第一天，孩子们游览了阳光浸透、城墙四筑的古城耶路撒冷，还参观了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奥利维尔安排了JVP为我们做一个演讲，内容是：要想成为一名企业家究竟需要些什么。
在前往死海游览的大巴上，我走到巴士前端，拿起了麦克风，开始与学生们讨论JVP的演讲与基石班课程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成为中国创意阶层的一员，你们就会来到像JVP这样的地方工作。”我在大巴上告诉学生们，“你们会在项目中与来自不同背景与领域的人一同工作，你们不仅需要与他们合得来，还需要能够建设性地批判与挑战他们。如果你提得出好问题，给得出好评价，同事们就会尊重你。如果你只是一言不发，被动而漠然地工作，你就会被炒鱿鱼。”然后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作業。我告诉他们在晚上吃完饭后，他们需要一同坐下，分享他们迄今为止对以色列经历的想法与意见。“这会帮助你们队这两天的见闻形成观点、加深理解并消化吸收。”我告诉学生们。
这些年，我对一件事情无比坚信：创新造就中国的未来。在过去的几年，我看到了中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只要承担得起学费的中国家庭会将孩子送出国学习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能依靠美国的大学来教会我们的学生创造力——我们需要靠自己！正如奥利维尔回到以色列来信说，一旦中国学会了创新，中国将会勇往直前，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