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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8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与各界人士代表，在包头市举行了“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
在绥远起义签名的排序上，刘万春的名字排在董其武、孙兰峰之后，位列第三。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仪式正式举行。绥远起义之后，刘万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有幸成为共和国军长，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对绥远起义所承诺的改编原则：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
绥远起义之前
刘万春（1898—1993），字寿山，河北交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员，历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师长。绥远起义前，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刘万春的一生，与蒋介石的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1月10日，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武汉视察部队后，临时去了驻湖北西阳的独立第八师视察。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师长刘春荣匆忙接待，并领着蒋介石一行到一团参观。刘万春时任一团团长，正带领各营连官兵操练，练刺杀、跳木马、做单双杠，等等。
刘万春穿着绒衣与士兵在一起做单杠，忽然听到一声“立正”的口令，回头一看，在画像上见过的蒋介石由师长陪同已到了眼前。
刘万春急忙抓过军装，忙乱地穿衣扣纽扣。
蒋介石并没有在意，说：“练吧，练吧！”
但是，刘万春还是按照规矩，正好衣服，向蒋介石敬礼并报告“部队正在体能训练”。
蒋介石频频点头，说：“继续练下去。”
一同视察的李宗仁插话问：“刘团长，你也会盘杠子？”
刘万春立正回答：“能练几个简单动作。”
师长刘春荣接嘴说：“他还会倒立、打车轮（即以单杠为轴心，进行大运环。现在解放军部队为单杠第十练习训练科目，属于选训科目，难度较大）。”
蒋介石听后，说：“来几个！”
刘万春答了一声“是”，以正面上的动作跳上单杠，接着就是杠上倒立，又做了4圈车轮，然后旋转360度下杠。
蒋介石看后，赞赏地说：“练得不错。”
接着，蒋介石又让几个士兵练了几个动作。士兵们练完后，蒋介石边走边说：“兵贵在质，刀贵在刃；平时多下工夫苦练，战时就会少流血。”
随后，蒋介石问刘万春：“你练了几年啦？”
刘万春回答：“从上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
蒋介石对在一团看到的训练场景十分满意。离开时，他对刘万春说：“你能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就这样，蒋介石记住了与士兵一同操练的团长刘万春。刘万春则以此勉励自己，带兵更加卖力气。这也促成了刘万春的官运亨通：1930年初，刘万春升任第二十军二旅旅长；1931年秋，刘万春到太原绥靖公署任少将高参。
1933年3月，蒋介石提议在江西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轮流调各地军官集训。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刘万春被蒋介石点名调庐山军官训练团任少将科长。
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陈诚、刘绍先（办公室主任）、贺衷寒（政治总教官）、周五卫（军事总教官）全部到场动员。当晚，蒋介石还专门接见了刘万春。
晚8时许，刘万春跟随陈诚来到蒋介石的住所。陈诚对侍从宣铁吾说：“向委员长报告一声，我和刘科长来了。”
宣铁吾报告后，刘万春同陈诚一起走进房间。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刘万春向蒋介石鞠躬敬礼。蒋介石示意两人坐，陈诚坐下后，刘万春仍站着问候说：“委员长好！”
蒋介石说：“坐下吧！”
刘万春这时才坐下。蒋介石向他询问山西官兵素质、上下关系以及训练情况。刘万春回答说：“山西官兵大部是河北、山东人，素质尚好，部队训练重野外演习技术和实弹射击，成立班长训练班，并经常举办军事项目比赛和运动会。山西部队素质，步兵较好，骑兵较差，还有少数吸大烟白面（海洛因）的，中上级军官大部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太原学兵团毕业生。”
蒋介石又问：“山西境内有无共产党部队活动？”
刘万春说：“靠近陕西黄河的永和县西区有时发现少数共产党赤卫队活动。”
蒋介石对刘万春的回答很满意，他鼓励刘万春说：“做事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做一个忠于党国的军人。”
刘万春连声答应：“是！是！”
在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携下，刘万春在国民党军内的官位平步青云，基本上没有在副职的位置上“待”过，即使任命为副职，多半也是过渡性质的，不久就到正职位置上工作。1943年7月，刘万春被任命为国民党军暂编第三军十七师师长；1949年1月，刘万春被任命为第一一一军军长；7月，刘万春被任命为第九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如此待遇，如果说刘万春不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忠心耿耿，那是假话。其实，这是蒋介石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刘万春没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就如同当年没有明白国民党军失败为何来得那么快一样。直到1979年9月，刘万春回忆这段历史时，才弄清楚了自己的老上级傅作义决定“北平和平解放”的起因。
刘万春回忆说：“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被俘；11月2日沈阳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区已经胜利结束。这时华北地区傅作义统率的蒋军，在战略上已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傅作义先生处于此种情况下，是西走察(察哈尔省)绥(绥远省)，还是南逃青岛、烟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他忽而电令绥远为北平、张家口各军眷属团尽快准备住所，忽而电令各军眷属团准备集中天津，弄得我们不知如何处理。蒋介石为了维护专制王朝，先拟任傅作义先生为东南军政长官，煽动傅率部南撤。继而唆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海军司令白吉尔等来北平，反复表示愿直接派美军来援助，固守北平、天津、塘沽，均为傅先生所拒绝。这时傅先生对蒋介石集团也越加不满、鄙视与愤恨。他为了统一祖国，复兴民族，走向人民革命的千里之行便从这里始足了。”
正如刘万春所说，傅作义是做了多手准备的。他一面把嫡系主力部队调进北平驻守，一面在张家口一带和绥远省留下了刘万春指挥的第一一一军（辖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和步兵第七师、骑兵整编第十二旅、第十三旅和二二八师。刘万春回忆说：“傅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把绥远省看成是他的老家，每次到绥远视察时，总是对董其武和我说，绥远是咱们的老家，你们要看好，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应时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仗。” 然而，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48年12月，傅作义的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分隔。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增援新保安的暂编第三军被堵击溃败，军长安春山逃回北平。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除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两个旅逃回绥远外，包括军长袁庆荣以下官兵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所俘。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1月21日，傅作义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此时，刘万春指挥的第一一一军驻扎在绥远省内，自然而然地要行进在“绥远方式”的行列之中，而手握实权的刘万春也成了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
绥远起义之中
刘万春虽然一直是傅作义的部下，但因为他长期受蒋介石的恩惠，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所以在“绥远方式”中表现出了不协调的举动。
1948年12月上旬，傅作义曾征求刘万春的意见：“以目前形势看，是打下去好，还是和平解决好？”
刘万春回答：“孤军固守北平，3个月5个月，一年半年尚有可能，时间守长了困难就会越多，士气也是个大问题，应预先想周到些；要和谈那就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1948年12月底，邓宝珊在电报里问刘万春：“我和宜生（傅作义）研究，认为北平形势进行和平谈判为宜，你对北平和平谈判是否同意？速电告。”
刘万春立即复电称：“东北失败，华北孤立，坚守下策，和谈上策。4年前我就同意不再打仗，愿和平谈判解决。但和平谈判条件是什么？军队是收编还是缴械投降？请与总座（指傅作义）慎重处理。目前，绥远情况尚稳定。”
刘万春的态度很明确，“和谈”是“上策”。那么，刘万春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呢？探究根源，与刘万春在4年前抗战胜利时的态度是一致的。那时，蒋介石下令部队火速挺进抢占胜利果实，刘万春曾说过：“日本投降了，为争占几个城市，又打仗，我实在不愿意再打仗了，让老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时机多么好！八路军已占领的城镇，可先派人去交涉，和平解决，为什么非打不行呢？”
说到底，刘万春是对战争厌恶了。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一军军部无线电台台长张逢太向刘万春报告：“刚才我和北平总部电台联络时，北平电台台长在报机上告诉我说，北平谣言甚多，老总（指傅作义）已降。”刘万春听了报告后，立即将情况告诉董其武。董其武说：“我已从广播中听到新华社消息了。”于是，两人研究了一番情况后，董其武决定亲自去北平一趟。次日，董其武去了北平，见到了傅作义，确认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1月23日，董其武回到归绥（绥远省会城市，今呼和浩特），并传达了傅作义关于绥远问题的意见：待机协商解决。
此时，傅作义已抵达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后，说：“毛主席，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毛泽东说：“不。你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现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接着，毛泽东风趣地说：“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你死我活。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了。”
当话题谈到绥远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起义嘛。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什么是‘绥远方式’？”傅作义不解地问。
“‘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划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把通邮、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加强文化交流和宣传。然后在董其武将军认为适当的时候，举行和平起义。”
“好，好。”傅作义连声说：“我们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绥远起义从此拉开了序幕。但是，由于刘万春心向蒋介石，在行动上表现出了不协调的举动。据参加《绥远和平协议》谈判的傅作义方面代表、傅部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回忆：
我们一行于（1949年）6月14日带了《协议》正式文件离平赴绥。
……
17日下午，我们乘火车到达旗下营。因为到归绥段不通车，18日清晨换乘马车，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归绥市东郊南店村附近，天色将暮，这时有个士兵走来问道：“你是王克俊吗？刘军长在树林中等你。”我让车继续前行，自己随该士兵走进路边树林。与刘万春见面后，稍事寒暄，他（指刘万春）便索要《协议》文件，我说文件在车上。刘神情诡秘地说：“绥远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乱子！”又说：“咱们等天黑再进城，这样安全些。”我不理睬他的下马威，郑重地向他转达了傅先生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并特意加重语气：“当前处变，唯你是赖。”刘听后颇为自得。谈了一段时间，刘万春让我坐上他们开来的卡车，一同到了他的军部。我趁便（设法）和董其武主席通了电话，董赶来把我接到德王府。
在去德王府的路上，王克俊把刘万春的举动告诉董其武。董其武说：“是我特意派他到城外去接你的。因为在收到你们来绥的电报后，他曾对我说，你们一行来绥后的安全不负责任，所以我故意把责任放在他身上。这样，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显然，董其武对刘万春是有所警觉的，但因为绥远起义的准备工作太多，一时顾不过来。
落实《绥远和平协议》的焦点是迎接中共驻绥联络处（处长潘纪文、主任鲁志浩等共130人）进入归绥工作，董其武确定7月11日为进驻日期。
为了确保联络处人员的安全，董其武在召开部署会议时，特地打电话给刘万春，请刘万春与会。 会议决定由刘万春负责归绥的治安工作，可是刘万春却说：“绥东来的人（指联络处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我军保管，不许他们随便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
与会人员一听都愣了。董其武说：“人家是客人，是来工作的，不能那样对待。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刘万春说：“这些日子《奋斗日报》登载许多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有人要砸它；李健生（共产党员、董其武部的政工人员）又跳得不行啦，有人要收拾他。”
董其武说：“你应设法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
“我管不了！”刘万春说完就走了，没有继续开会。当晚，奋斗日报社果然被一伙暴徒砸了。
董其武责令严查。结果发现事件是刘万春的一一一军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制造的。赵元德夜里带一些士兵，闯入报社，砸毁印刷机4部、打伤编辑李希桐等多人。当时，董其武没有时间对身为军长的刘万春深究，只是将赵元德撤职驱逐出境（离开绥远）。
7月11日，中共驻绥联络处先遣人员达到。7月17日，潘纪文率领第二批联络处100多人进驻归绥。然而，7月24日，震惊整个绥远和北平的惨案发生了：下午4时许，一一一军二五八师连长李锡庆带着伪装过的数十名士兵，把中共联络处驻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及王保堂、陶俊、光棣等4人，拦在了从旧城返回新城车站的途中，强行搜查。在没有查到任何东西后，他们又将4人拉到预先设定的地方，投出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光棣被炸伤，陶俊负伤，王士鑫腹部中弹，伤势过重牺牲。
对于此次惨案，王克俊回忆说：“李（锡庆）是刘万春的马弁。董（其武）严令缉拿凶犯。刘万春派部下将其捕获，未经审讯便就地枪决了。”董其武回忆说：“我当即命军长刘万春、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严厉追查凶犯，从严惩处。后据刘万春向我报告，凶犯是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李连长。李发现他被追查时，假传命令，说是奉命‘剿匪’，哄骗一部分人潜逃了。段锦堂当即率3个连追击。追到后，士兵才知受了李的欺骗。当时，段将李就地枪决。段锦堂和刘万春都是由独立七旅改编到三十五军的，段听命于刘。段将李拘捕，为何不押解回来，而就地枪决，这中间可能是有文章的。但当时我从和平大局出发，未加追究。”
刘万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可能与蒋介石委派刘万春的老上司、国民党军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前来绥远活动有关系。在绥远起义过程中，徐永昌多次抵达归绥找刘万春、孙兰峰等人谈话，对他们封官许愿。1949年7月24日惨案发生后，中共方面联络处处长潘纪文决定撤走人员。徐永昌趁隙派国防部高参方克犹乘飞机从广州来到归绥“拉拢和诱惑” 董其武、刘万春等人。方克犹对董其武和刘万春说：“傅（作义）先生为了保护北平文化古都，避免北平百万民众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采取和共方和平解决的办法，完全出于不得已。目前你们很困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停止了对你们的一切补给，这是因为绥远部队官兵人员数目、枪支弹药、马匹数目的表册都是傅先生总部按月呈报国防部后，再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就地补给；北平和谈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没有你们呈报的表册，因而停止拨发经费。”
为了得到补给，减少困难，董其武把人员数目等表册交给了方克犹。方克犹留下3本密电本，分别给了董其武、刘万春和孙兰峰。
方克犹走后，徐永昌和国民政府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又亲自从兰州经宁夏飞抵绥远省临河县陕坝镇，约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会晤。
会晤时，徐永昌先是把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信交给他们3人。信的内容大意是：宜生兄（傅作义）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是形势所趋。北平解决，绥远突出，与你们不利。为全国大局着想，你们应将部队西撤，同宁夏、甘肃、青海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这有利于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请次宸（徐永昌）、叔铭前往和你们研究。
徐永昌说：“代总统对你们很关心，李代总统和宜生关系很好，他考虑到你们绥远单独同中共方面谈判对你们不利，因为你们力量弱，他们力量强，共方对你们是不会重视的。代总统的计划是将你们的主力部队西撤，同马鸿逵、马步芳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而后在中央（指国民党政府）统一计划下，以全国力量同共方进行和平谈判，这对全国和平解决有利，对你们绥远更有利。这完全出于李代总统对绥远的关心，也因代总统与宜生的私人关系，为宜生保存实力，以期东山再起。主力部队西撤不是放弃绥远，而是避不利争有利，以骑兵部队为主配合绥东、绥北各县保安团队维护地方政权。如果共产党部队来攻，继续进行游击作战，到了万不得已再放弃绥东。”
王叔铭插话说：“我可以派飞机进驻陕坝、包头机场，随时协助你们。”
徐永昌问：“你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办怎么样？”
孙兰峰说：“我没有意见，我的骑兵就驻扎在武川，可维护绥北地区。”
董其武说：“我们需要详细地研究。”
徐永昌同意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研究后给他答复。
晚上，董其武对徐永昌说：“我们感激代总统亲切关怀，部长和总司令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同意主力西撤，不过，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只能将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么意见。”
徐永昌见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只好说：“你们向宜生请示也对，宜生对代总统是拥护敬佩的，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之后，徐永昌又分别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单独谈话。事后，据刘万春回忆，徐永昌与刘万春单独谈话的内容是：“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本身力量有限，单独同共方谈判，他们不会重视你们。因为死了一名共方工会代表（指王士鑫），就撤走谈判代表，这就说明共产党轻视你们。因为北平解决，你们绥远孤立，在地理上你们处于共方的东面和南面的包围中，殊为不利。为避免不利，可将主力军西撤，在包头以东地区暂留骑兵部队协助绥东、绥南各县维持行政权，扩充各县保安团队，绥北有孙兰峰的骑兵，这样部署，主力部队西撤也不致影响绥远的安全。”
说完，徐永昌问：“绥远骑兵部队，是不是抗日时期你任游击区指挥官时把绥远各自卫军部队组织起来的？” 刘万春回答：“大部归我指挥过，逐渐编成了正规骑兵部队。官兵绝大部分是绥北、绥南及归绥附近的人。”
“把他们留在包头以东地区，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你们再同甘宁青联合起来，就有了足够的力量。那样，共产党要想进攻绥远，就得有所考虑了。应该从大局着想，应该为以后着想，西撤对你们有利，部队一切补给也方便，而且你是回回（回族），马鸿逵、马步芳对你一定很照顾的，‘天下回回是一家!’你的部队到甘宁后，绝对不会受歧视，而且你和马鸿逵早就认识。”徐永昌说完，接着问刘万春：“跟你的老人还有谁（所谓老人是指独立第七旅的人，独七旅原系徐永昌旧部)？”
刘万春如实说：“原来的下级干部已多数是傅部的中级干部了。绥远是西北的大门，绥远能确保，共方不敢贸然进攻宁夏。共方未来进攻，就自动放弃绥远，这对巩固西北不利。而且，士兵大部是绥远人，如共方来攻，我们可以运用地熟、人熟的有利条件，给予有力打击。绥远士兵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多不愿离开家乡。在绥远境内打仗，他们很勇敢，如果西撤，士兵逃亡必多。”
徐永昌听后，笑着说：“我看你现在不老实了。”
刘万春奉承说：“部长叫我个人今天走，我马上就可以跟着走。带着队伍走，我可没有把握。”
徐永昌说：“哪里没有把握，哪里是士兵不愿离开家乡，而是你不愿离开绥远。”
刘万春说：“哪能在总司令（指徐永昌）面前说瞎话呢？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单独谈话后，徐永昌正式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此举实质是夺走了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
1949年8月24日，受毛泽东委派，傅作义和邓宝珊携慰问金乘专车抵达归绥市。董其武率刘万春、赵晓峰、于存灏等前往车站迎接。8月26日上午，傅作义专门到刘万春指挥的第一一一军检阅部队，并发放慰问金；下午召集师旅团长和绥远省政府局长以上人员讲话。傅作义说：“我和邓先生（邓宝珊）在平山县西柏坡晋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讲过，‘既往不咎，起义有功’。过去我们同共产党打仗，由国民党中央政府负责；绥远地区同共产党打仗，这一切罪责完全由我个人承担。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就向毛主席请求到法庭受审判，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惩办我，还安慰我，鼓励我好好为人民服务。你们对这一点，大可放心。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奉蒋介石的命令向绥东解放区进军时，曾对刘（万春）军长说过，‘挺进解放区就要打仗，战端一开，我们就成了国家罪人。’我们跟蒋介石不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精神痛苦和政治上生活上的痛苦吗？难道还没有受够吗？难道还要为国民党殉葬吗？不能，绝对不能再那样走下去。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想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复兴，今天只有跟共产党走。跟共产党走，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刘万春后来回忆说，听了傅作义的话，“深深地觉悟到：只有走人民的道路，才是政治生命的归宿”。
随后，傅作义在刘万春的陪同下，又检阅了第一一一军骑兵部队、步兵部队。
在绥远起义临近之时，9月17日，刘春万的老上级徐永昌又出现在包头，他此行的目的还是想阻止绥远起义。
在机场，徐永昌见到傅作义，便热情有加地说：“傅将军有幸脱险，实为党国之大幸，总裁已告之李、阎各位，请宜生主持军队之大计，振兴党国之大业！”并从公文包里拿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三3人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说：“毛先生不同于蒋，即使不能如愿，我解甲归田，也能安度晚年。我早已无所他求，高官厚禄、丰功伟绩，都不过为过眼烟云，随消即逝。思之再三，对于国家和人民，我已是有罪之人，余生仅想戴罪立功，不敢他图。请次宸兄不必再多他言。”
徐永昌看绥远起义已无法阻止，离开绥远之前单独会见了刘万春。刘万春在老上级面前，信誓旦旦，十分坚定地说：“请转告蒋总裁，我驻绥国军永远是党国的忠诚将士，起义后隐蔽为内应，一定坚持到反攻、光复的那一天！”
1949年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刘万春怀着矛盾的心态，按排名顺序，继董其武签字之后，第二个拿起毛笔，在第三个名字的位置上签上了“刘万春”三个字。第二个名字位置本来是孙兰峰的，但孙兰峰思想仍没有通，刘万春按照董其武的意思，给孙兰峰预留了签字位置。直到9月19日凌晨3时，孙兰峰才最后决定签字。至此，“绥远方式”取得了伟大胜利。
绥远起义之后
39名军政要人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后，1949年9月19日下午2时，绥远省军政干部、各族各界代表在包头银行举行庆祝大会。傅作义在会上说：“我们以前错了，今后不敢再错了。以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所以坚决执行所谓的戡乱政策，并相信一定能胜利，负华北责任后，计划在东北能够保持现状，在华北积极将聂荣臻的主力打垮，再移兵东北，协助解决东北问题。在东北军事失败后，我已知华北的担子太重了，不易维持，果然困难日增，我了解自己错了，所以不敢再错误下去了。今后的途径是完全正确的，大家不必顾虑。过去，我一度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自己负责。”
傅作义的谆谆告诫，情真意切。刘万春与大家一样，表示“一定跟着傅作义和董其武，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光明道路”。
起义不久，刘万春还对傅作义建议说：“为了以赎前愆，应派军队进驻宁夏，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以表感激党和人民对我们宽大之恩。”
傅作义稍加考虑后，说：“我打电报请示一下，批示后再行动。”
9月22日，傅作义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刘万春随即率三二○师马逢辰部、骑兵第二旅陈秉义部、绥远省保安骑兵第十团杨守谦部进驻宁夏省磴口县三盛公。
1949年10月，宁夏马鸿逵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全部投诚，宁夏解放。刘万春奉命率部返回绥远包头市待命整编。1950年1月，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六师、第一○七师、第一○八师、暂编骑兵第四旅，归华北军区建制。
遗憾的是，刘万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之后，还是没有忘记蒋介石的“恩惠”，把傅作义的“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要自己负责”的谆谆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多次派营长李玉函前去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了蒋介石给刘万春的委任状。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万春受到了惩罚。据董其武回忆说：“华北局、华北军区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我记得扣捕前，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找傅作义先生、我和高克林同志开会。会上，聂司令员把刘万春在起义后，派军直一个营长偷偷去香港，与蒋帮特务勾结联系等罪行讲给我们听，证据拿给我们看。还讲了张朴、鄂友三的一些罪行。他们问我们怎么办？傅先生听了很惊讶，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我作为率他们起义的领导，又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觉得起义后竟出了这种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实在惭愧得很。我含着眼泪说：‘既然他们背叛人民，罪证确凿，请司令员和政委依着革命纪律办吧！不过，念及他们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考虑从宽处理。’聂司令员、薄政委听完后，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商量了片刻，回来后对我们说：‘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当天晚上，扣捕了刘万春等人。”
绥远起义的当事人孙兰峰回忆说：“查获刘万春派部下去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蒋介石给刘的委任状。1950年11月，绥远军区召开会议总结部队改造工作，华北军区领导与傅先生商定，说傅因临时有事不能回绥开会，让各军师旅长一齐来京。到京后，即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这是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时在一篇人物传记的天头上写下的重要批语，这句批语要列为兵家万世警言之一。刘万春既不是降将，也不是俘虏，而是起义有功之人，自然不可杀，而且受到了宽大处理。1967年刘万春刑满释放后，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刘万春在1979年9月写的回忆文章中，做了感悟性的解说：“人生是有限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公正的。真正反映历史面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每个人都应顺应历史潮流及历史所趋而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
（责任编辑：徐 嘉）
在绥远起义签名的排序上，刘万春的名字排在董其武、孙兰峰之后，位列第三。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仪式正式举行。绥远起义之后，刘万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有幸成为共和国军长，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对绥远起义所承诺的改编原则：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
绥远起义之前
刘万春（1898—1993），字寿山，河北交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员，历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师长。绥远起义前，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刘万春的一生，与蒋介石的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1月10日，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武汉视察部队后，临时去了驻湖北西阳的独立第八师视察。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师长刘春荣匆忙接待，并领着蒋介石一行到一团参观。刘万春时任一团团长，正带领各营连官兵操练，练刺杀、跳木马、做单双杠，等等。
刘万春穿着绒衣与士兵在一起做单杠，忽然听到一声“立正”的口令，回头一看，在画像上见过的蒋介石由师长陪同已到了眼前。
刘万春急忙抓过军装，忙乱地穿衣扣纽扣。
蒋介石并没有在意，说：“练吧，练吧！”
但是，刘万春还是按照规矩，正好衣服，向蒋介石敬礼并报告“部队正在体能训练”。
蒋介石频频点头，说：“继续练下去。”
一同视察的李宗仁插话问：“刘团长，你也会盘杠子？”
刘万春立正回答：“能练几个简单动作。”
师长刘春荣接嘴说：“他还会倒立、打车轮（即以单杠为轴心，进行大运环。现在解放军部队为单杠第十练习训练科目，属于选训科目，难度较大）。”
蒋介石听后，说：“来几个！”
刘万春答了一声“是”，以正面上的动作跳上单杠，接着就是杠上倒立，又做了4圈车轮，然后旋转360度下杠。
蒋介石看后，赞赏地说：“练得不错。”
接着，蒋介石又让几个士兵练了几个动作。士兵们练完后，蒋介石边走边说：“兵贵在质，刀贵在刃；平时多下工夫苦练，战时就会少流血。”
随后，蒋介石问刘万春：“你练了几年啦？”
刘万春回答：“从上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
蒋介石对在一团看到的训练场景十分满意。离开时，他对刘万春说：“你能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就这样，蒋介石记住了与士兵一同操练的团长刘万春。刘万春则以此勉励自己，带兵更加卖力气。这也促成了刘万春的官运亨通：1930年初，刘万春升任第二十军二旅旅长；1931年秋，刘万春到太原绥靖公署任少将高参。
1933年3月，蒋介石提议在江西庐山设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轮流调各地军官集训。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刘万春被蒋介石点名调庐山军官训练团任少将科长。
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陈诚、刘绍先（办公室主任）、贺衷寒（政治总教官）、周五卫（军事总教官）全部到场动员。当晚，蒋介石还专门接见了刘万春。
晚8时许，刘万春跟随陈诚来到蒋介石的住所。陈诚对侍从宣铁吾说：“向委员长报告一声，我和刘科长来了。”
宣铁吾报告后，刘万春同陈诚一起走进房间。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刘万春向蒋介石鞠躬敬礼。蒋介石示意两人坐，陈诚坐下后，刘万春仍站着问候说：“委员长好！”
蒋介石说：“坐下吧！”
刘万春这时才坐下。蒋介石向他询问山西官兵素质、上下关系以及训练情况。刘万春回答说：“山西官兵大部是河北、山东人，素质尚好，部队训练重野外演习技术和实弹射击，成立班长训练班，并经常举办军事项目比赛和运动会。山西部队素质，步兵较好，骑兵较差，还有少数吸大烟白面（海洛因）的，中上级军官大部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太原学兵团毕业生。”
蒋介石又问：“山西境内有无共产党部队活动？”
刘万春说：“靠近陕西黄河的永和县西区有时发现少数共产党赤卫队活动。”
蒋介石对刘万春的回答很满意，他鼓励刘万春说：“做事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做一个忠于党国的军人。”
刘万春连声答应：“是！是！”
在蒋介石的赏识和提携下，刘万春在国民党军内的官位平步青云，基本上没有在副职的位置上“待”过，即使任命为副职，多半也是过渡性质的，不久就到正职位置上工作。1943年7月，刘万春被任命为国民党军暂编第三军十七师师长；1949年1月，刘万春被任命为第一一一军军长；7月，刘万春被任命为第九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如此待遇，如果说刘万春不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忠心耿耿，那是假话。其实，这是蒋介石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刘万春没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就如同当年没有明白国民党军失败为何来得那么快一样。直到1979年9月，刘万春回忆这段历史时，才弄清楚了自己的老上级傅作义决定“北平和平解放”的起因。
刘万春回忆说：“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被俘；11月2日沈阳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区已经胜利结束。这时华北地区傅作义统率的蒋军，在战略上已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傅作义先生处于此种情况下，是西走察(察哈尔省)绥(绥远省)，还是南逃青岛、烟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他忽而电令绥远为北平、张家口各军眷属团尽快准备住所，忽而电令各军眷属团准备集中天津，弄得我们不知如何处理。蒋介石为了维护专制王朝，先拟任傅作义先生为东南军政长官，煽动傅率部南撤。继而唆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海军司令白吉尔等来北平，反复表示愿直接派美军来援助，固守北平、天津、塘沽，均为傅先生所拒绝。这时傅先生对蒋介石集团也越加不满、鄙视与愤恨。他为了统一祖国，复兴民族，走向人民革命的千里之行便从这里始足了。”
正如刘万春所说，傅作义是做了多手准备的。他一面把嫡系主力部队调进北平驻守，一面在张家口一带和绥远省留下了刘万春指挥的第一一一军（辖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和步兵第七师、骑兵整编第十二旅、第十三旅和二二八师。刘万春回忆说：“傅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把绥远省看成是他的老家，每次到绥远视察时，总是对董其武和我说，绥远是咱们的老家，你们要看好，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应时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仗。” 然而，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48年12月，傅作义的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分隔。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增援新保安的暂编第三军被堵击溃败，军长安春山逃回北平。12月24日，张家口解放，除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两个旅逃回绥远外，包括军长袁庆荣以下官兵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所俘。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1月21日，傅作义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此时，刘万春指挥的第一一一军驻扎在绥远省内，自然而然地要行进在“绥远方式”的行列之中，而手握实权的刘万春也成了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
绥远起义之中
刘万春虽然一直是傅作义的部下，但因为他长期受蒋介石的恩惠，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所以在“绥远方式”中表现出了不协调的举动。
1948年12月上旬，傅作义曾征求刘万春的意见：“以目前形势看，是打下去好，还是和平解决好？”
刘万春回答：“孤军固守北平，3个月5个月，一年半年尚有可能，时间守长了困难就会越多，士气也是个大问题，应预先想周到些；要和谈那就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1948年12月底，邓宝珊在电报里问刘万春：“我和宜生（傅作义）研究，认为北平形势进行和平谈判为宜，你对北平和平谈判是否同意？速电告。”
刘万春立即复电称：“东北失败，华北孤立，坚守下策，和谈上策。4年前我就同意不再打仗，愿和平谈判解决。但和平谈判条件是什么？军队是收编还是缴械投降？请与总座（指傅作义）慎重处理。目前，绥远情况尚稳定。”
刘万春的态度很明确，“和谈”是“上策”。那么，刘万春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呢？探究根源，与刘万春在4年前抗战胜利时的态度是一致的。那时，蒋介石下令部队火速挺进抢占胜利果实，刘万春曾说过：“日本投降了，为争占几个城市，又打仗，我实在不愿意再打仗了，让老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时机多么好！八路军已占领的城镇，可先派人去交涉，和平解决，为什么非打不行呢？”
说到底，刘万春是对战争厌恶了。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一军军部无线电台台长张逢太向刘万春报告：“刚才我和北平总部电台联络时，北平电台台长在报机上告诉我说，北平谣言甚多，老总（指傅作义）已降。”刘万春听了报告后，立即将情况告诉董其武。董其武说：“我已从广播中听到新华社消息了。”于是，两人研究了一番情况后，董其武决定亲自去北平一趟。次日，董其武去了北平，见到了傅作义，确认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1月23日，董其武回到归绥（绥远省会城市，今呼和浩特），并传达了傅作义关于绥远问题的意见：待机协商解决。
此时，傅作义已抵达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后，说：“毛主席，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毛泽东说：“不。你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现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接着，毛泽东风趣地说：“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你死我活。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了。”
当话题谈到绥远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起义嘛。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什么是‘绥远方式’？”傅作义不解地问。
“‘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划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把通邮、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加强文化交流和宣传。然后在董其武将军认为适当的时候，举行和平起义。”
“好，好。”傅作义连声说：“我们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绥远起义从此拉开了序幕。但是，由于刘万春心向蒋介石，在行动上表现出了不协调的举动。据参加《绥远和平协议》谈判的傅作义方面代表、傅部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回忆：
我们一行于（1949年）6月14日带了《协议》正式文件离平赴绥。
……
17日下午，我们乘火车到达旗下营。因为到归绥段不通车，18日清晨换乘马车，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达归绥市东郊南店村附近，天色将暮，这时有个士兵走来问道：“你是王克俊吗？刘军长在树林中等你。”我让车继续前行，自己随该士兵走进路边树林。与刘万春见面后，稍事寒暄，他（指刘万春）便索要《协议》文件，我说文件在车上。刘神情诡秘地说：“绥远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乱子！”又说：“咱们等天黑再进城，这样安全些。”我不理睬他的下马威，郑重地向他转达了傅先生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并特意加重语气：“当前处变，唯你是赖。”刘听后颇为自得。谈了一段时间，刘万春让我坐上他们开来的卡车，一同到了他的军部。我趁便（设法）和董其武主席通了电话，董赶来把我接到德王府。
在去德王府的路上，王克俊把刘万春的举动告诉董其武。董其武说：“是我特意派他到城外去接你的。因为在收到你们来绥的电报后，他曾对我说，你们一行来绥后的安全不负责任，所以我故意把责任放在他身上。这样，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显然，董其武对刘万春是有所警觉的，但因为绥远起义的准备工作太多，一时顾不过来。
落实《绥远和平协议》的焦点是迎接中共驻绥联络处（处长潘纪文、主任鲁志浩等共130人）进入归绥工作，董其武确定7月11日为进驻日期。
为了确保联络处人员的安全，董其武在召开部署会议时，特地打电话给刘万春，请刘万春与会。 会议决定由刘万春负责归绥的治安工作，可是刘万春却说：“绥东来的人（指联络处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我军保管，不许他们随便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
与会人员一听都愣了。董其武说：“人家是客人，是来工作的，不能那样对待。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刘万春说：“这些日子《奋斗日报》登载许多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有人要砸它；李健生（共产党员、董其武部的政工人员）又跳得不行啦，有人要收拾他。”
董其武说：“你应设法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
“我管不了！”刘万春说完就走了，没有继续开会。当晚，奋斗日报社果然被一伙暴徒砸了。
董其武责令严查。结果发现事件是刘万春的一一一军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制造的。赵元德夜里带一些士兵，闯入报社，砸毁印刷机4部、打伤编辑李希桐等多人。当时，董其武没有时间对身为军长的刘万春深究，只是将赵元德撤职驱逐出境（离开绥远）。
7月11日，中共驻绥联络处先遣人员达到。7月17日，潘纪文率领第二批联络处100多人进驻归绥。然而，7月24日，震惊整个绥远和北平的惨案发生了：下午4时许，一一一军二五八师连长李锡庆带着伪装过的数十名士兵，把中共联络处驻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及王保堂、陶俊、光棣等4人，拦在了从旧城返回新城车站的途中，强行搜查。在没有查到任何东西后，他们又将4人拉到预先设定的地方，投出了两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光棣被炸伤，陶俊负伤，王士鑫腹部中弹，伤势过重牺牲。
对于此次惨案，王克俊回忆说：“李（锡庆）是刘万春的马弁。董（其武）严令缉拿凶犯。刘万春派部下将其捕获，未经审讯便就地枪决了。”董其武回忆说：“我当即命军长刘万春、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二五八师师长赵晓峰，严厉追查凶犯，从严惩处。后据刘万春向我报告，凶犯是二五八师段锦堂团的李连长。李发现他被追查时，假传命令，说是奉命‘剿匪’，哄骗一部分人潜逃了。段锦堂当即率3个连追击。追到后，士兵才知受了李的欺骗。当时，段将李就地枪决。段锦堂和刘万春都是由独立七旅改编到三十五军的，段听命于刘。段将李拘捕，为何不押解回来，而就地枪决，这中间可能是有文章的。但当时我从和平大局出发，未加追究。”
刘万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可能与蒋介石委派刘万春的老上司、国民党军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前来绥远活动有关系。在绥远起义过程中，徐永昌多次抵达归绥找刘万春、孙兰峰等人谈话，对他们封官许愿。1949年7月24日惨案发生后，中共方面联络处处长潘纪文决定撤走人员。徐永昌趁隙派国防部高参方克犹乘飞机从广州来到归绥“拉拢和诱惑” 董其武、刘万春等人。方克犹对董其武和刘万春说：“傅（作义）先生为了保护北平文化古都，避免北平百万民众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采取和共方和平解决的办法，完全出于不得已。目前你们很困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停止了对你们的一切补给，这是因为绥远部队官兵人员数目、枪支弹药、马匹数目的表册都是傅先生总部按月呈报国防部后，再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就地补给；北平和谈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没有你们呈报的表册，因而停止拨发经费。”
为了得到补给，减少困难，董其武把人员数目等表册交给了方克犹。方克犹留下3本密电本，分别给了董其武、刘万春和孙兰峰。
方克犹走后，徐永昌和国民政府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又亲自从兰州经宁夏飞抵绥远省临河县陕坝镇，约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会晤。
会晤时，徐永昌先是把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信交给他们3人。信的内容大意是：宜生兄（傅作义）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是形势所趋。北平解决，绥远突出，与你们不利。为全国大局着想，你们应将部队西撤，同宁夏、甘肃、青海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这有利于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请次宸（徐永昌）、叔铭前往和你们研究。
徐永昌说：“代总统对你们很关心，李代总统和宜生关系很好，他考虑到你们绥远单独同中共方面谈判对你们不利，因为你们力量弱，他们力量强，共方对你们是不会重视的。代总统的计划是将你们的主力部队西撤，同马鸿逵、马步芳联合起来，巩固西北，而后在中央（指国民党政府）统一计划下，以全国力量同共方进行和平谈判，这对全国和平解决有利，对你们绥远更有利。这完全出于李代总统对绥远的关心，也因代总统与宜生的私人关系，为宜生保存实力，以期东山再起。主力部队西撤不是放弃绥远，而是避不利争有利，以骑兵部队为主配合绥东、绥北各县保安团队维护地方政权。如果共产党部队来攻，继续进行游击作战，到了万不得已再放弃绥东。”
王叔铭插话说：“我可以派飞机进驻陕坝、包头机场，随时协助你们。”
徐永昌问：“你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办怎么样？”
孙兰峰说：“我没有意见，我的骑兵就驻扎在武川，可维护绥北地区。”
董其武说：“我们需要详细地研究。”
徐永昌同意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研究后给他答复。
晚上，董其武对徐永昌说：“我们感激代总统亲切关怀，部长和总司令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同意主力西撤，不过，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只能将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有什么意见。”
徐永昌见他们三人意见一致，只好说：“你们向宜生请示也对，宜生对代总统是拥护敬佩的，想他不会不同意的。”
之后，徐永昌又分别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单独谈话。事后，据刘万春回忆，徐永昌与刘万春单独谈话的内容是：“你们应该想到你们本身力量有限，单独同共方谈判，他们不会重视你们。因为死了一名共方工会代表（指王士鑫），就撤走谈判代表，这就说明共产党轻视你们。因为北平解决，你们绥远孤立，在地理上你们处于共方的东面和南面的包围中，殊为不利。为避免不利，可将主力军西撤，在包头以东地区暂留骑兵部队协助绥东、绥南各县维持行政权，扩充各县保安团队，绥北有孙兰峰的骑兵，这样部署，主力部队西撤也不致影响绥远的安全。”
说完，徐永昌问：“绥远骑兵部队，是不是抗日时期你任游击区指挥官时把绥远各自卫军部队组织起来的？” 刘万春回答：“大部归我指挥过，逐渐编成了正规骑兵部队。官兵绝大部分是绥北、绥南及归绥附近的人。”
“把他们留在包头以东地区，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你们再同甘宁青联合起来，就有了足够的力量。那样，共产党要想进攻绥远，就得有所考虑了。应该从大局着想，应该为以后着想，西撤对你们有利，部队一切补给也方便，而且你是回回（回族），马鸿逵、马步芳对你一定很照顾的，‘天下回回是一家!’你的部队到甘宁后，绝对不会受歧视，而且你和马鸿逵早就认识。”徐永昌说完，接着问刘万春：“跟你的老人还有谁（所谓老人是指独立第七旅的人，独七旅原系徐永昌旧部)？”
刘万春如实说：“原来的下级干部已多数是傅部的中级干部了。绥远是西北的大门，绥远能确保，共方不敢贸然进攻宁夏。共方未来进攻，就自动放弃绥远，这对巩固西北不利。而且，士兵大部是绥远人，如共方来攻，我们可以运用地熟、人熟的有利条件，给予有力打击。绥远士兵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多不愿离开家乡。在绥远境内打仗，他们很勇敢，如果西撤，士兵逃亡必多。”
徐永昌听后，笑着说：“我看你现在不老实了。”
刘万春奉承说：“部长叫我个人今天走，我马上就可以跟着走。带着队伍走，我可没有把握。”
徐永昌说：“哪里没有把握，哪里是士兵不愿离开家乡，而是你不愿离开绥远。”
刘万春说：“哪能在总司令（指徐永昌）面前说瞎话呢？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单独谈话后，徐永昌正式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此举实质是夺走了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
1949年8月24日，受毛泽东委派，傅作义和邓宝珊携慰问金乘专车抵达归绥市。董其武率刘万春、赵晓峰、于存灏等前往车站迎接。8月26日上午，傅作义专门到刘万春指挥的第一一一军检阅部队，并发放慰问金；下午召集师旅团长和绥远省政府局长以上人员讲话。傅作义说：“我和邓先生（邓宝珊）在平山县西柏坡晋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讲过，‘既往不咎，起义有功’。过去我们同共产党打仗，由国民党中央政府负责；绥远地区同共产党打仗，这一切罪责完全由我个人承担。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就向毛主席请求到法庭受审判，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惩办我，还安慰我，鼓励我好好为人民服务。你们对这一点，大可放心。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奉蒋介石的命令向绥东解放区进军时，曾对刘（万春）军长说过，‘挺进解放区就要打仗，战端一开，我们就成了国家罪人。’我们跟蒋介石不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精神痛苦和政治上生活上的痛苦吗？难道还没有受够吗？难道还要为国民党殉葬吗？不能，绝对不能再那样走下去。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想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复兴，今天只有跟共产党走。跟共产党走，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刘万春后来回忆说，听了傅作义的话，“深深地觉悟到：只有走人民的道路，才是政治生命的归宿”。
随后，傅作义在刘万春的陪同下，又检阅了第一一一军骑兵部队、步兵部队。
在绥远起义临近之时，9月17日，刘春万的老上级徐永昌又出现在包头，他此行的目的还是想阻止绥远起义。
在机场，徐永昌见到傅作义，便热情有加地说：“傅将军有幸脱险，实为党国之大幸，总裁已告之李、阎各位，请宜生主持军队之大计，振兴党国之大业！”并从公文包里拿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三3人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说：“毛先生不同于蒋，即使不能如愿，我解甲归田，也能安度晚年。我早已无所他求，高官厚禄、丰功伟绩，都不过为过眼烟云，随消即逝。思之再三，对于国家和人民，我已是有罪之人，余生仅想戴罪立功，不敢他图。请次宸兄不必再多他言。”
徐永昌看绥远起义已无法阻止，离开绥远之前单独会见了刘万春。刘万春在老上级面前，信誓旦旦，十分坚定地说：“请转告蒋总裁，我驻绥国军永远是党国的忠诚将士，起义后隐蔽为内应，一定坚持到反攻、光复的那一天！”
1949年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刘万春怀着矛盾的心态，按排名顺序，继董其武签字之后，第二个拿起毛笔，在第三个名字的位置上签上了“刘万春”三个字。第二个名字位置本来是孙兰峰的，但孙兰峰思想仍没有通，刘万春按照董其武的意思，给孙兰峰预留了签字位置。直到9月19日凌晨3时，孙兰峰才最后决定签字。至此，“绥远方式”取得了伟大胜利。
绥远起义之后
39名军政要人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后，1949年9月19日下午2时，绥远省军政干部、各族各界代表在包头银行举行庆祝大会。傅作义在会上说：“我们以前错了，今后不敢再错了。以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所以坚决执行所谓的戡乱政策，并相信一定能胜利，负华北责任后，计划在东北能够保持现状，在华北积极将聂荣臻的主力打垮，再移兵东北，协助解决东北问题。在东北军事失败后，我已知华北的担子太重了，不易维持，果然困难日增，我了解自己错了，所以不敢再错误下去了。今后的途径是完全正确的，大家不必顾虑。过去，我一度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那要自己负责。”
傅作义的谆谆告诫，情真意切。刘万春与大家一样，表示“一定跟着傅作义和董其武，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光明道路”。
起义不久，刘万春还对傅作义建议说：“为了以赎前愆，应派军队进驻宁夏，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以表感激党和人民对我们宽大之恩。”
傅作义稍加考虑后，说：“我打电报请示一下，批示后再行动。”
9月22日，傅作义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刘万春随即率三二○师马逢辰部、骑兵第二旅陈秉义部、绥远省保安骑兵第十团杨守谦部进驻宁夏省磴口县三盛公。
1949年10月，宁夏马鸿逵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全部投诚，宁夏解放。刘万春奉命率部返回绥远包头市待命整编。1950年1月，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六师、第一○七师、第一○八师、暂编骑兵第四旅，归华北军区建制。
遗憾的是，刘万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之后，还是没有忘记蒋介石的“恩惠”，把傅作义的“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道，要自己负责”的谆谆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多次派营长李玉函前去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了蒋介石给刘万春的委任状。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万春受到了惩罚。据董其武回忆说：“华北局、华北军区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我记得扣捕前，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找傅作义先生、我和高克林同志开会。会上，聂司令员把刘万春在起义后，派军直一个营长偷偷去香港，与蒋帮特务勾结联系等罪行讲给我们听，证据拿给我们看。还讲了张朴、鄂友三的一些罪行。他们问我们怎么办？傅先生听了很惊讶，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我作为率他们起义的领导，又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觉得起义后竟出了这种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实在惭愧得很。我含着眼泪说：‘既然他们背叛人民，罪证确凿，请司令员和政委依着革命纪律办吧！不过，念及他们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考虑从宽处理。’聂司令员、薄政委听完后，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商量了片刻，回来后对我们说：‘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当天晚上，扣捕了刘万春等人。”
绥远起义的当事人孙兰峰回忆说：“查获刘万春派部下去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并带回蒋介石给刘的委任状。1950年11月，绥远军区召开会议总结部队改造工作，华北军区领导与傅先生商定，说傅因临时有事不能回绥开会，让各军师旅长一齐来京。到京后，即扣捕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这是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时在一篇人物传记的天头上写下的重要批语，这句批语要列为兵家万世警言之一。刘万春既不是降将，也不是俘虏，而是起义有功之人，自然不可杀，而且受到了宽大处理。1967年刘万春刑满释放后，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刘万春在1979年9月写的回忆文章中，做了感悟性的解说：“人生是有限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公正的。真正反映历史面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每个人都应顺应历史潮流及历史所趋而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