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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不同信仰群体的城镇居民在幸福度上的差异，探讨不同的信仰与幸福度的相关关系，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问卷，对合肥地区的城镇居民进行调查，运用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T检验，并结合访谈法对不同信仰群体的城镇居民进行访谈。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信仰者之间在幸福度方面存在显著性相关，信佛者与信基督教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无宗教信仰者与信佛教者及信基督教者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得出结论，即宗教信仰并没有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在一定范围内，宗教信仰已被娱乐化，隐蔽化趋势较强，所以必须引导人民群众的信仰和精神生活。
关键词：城镇居民;信仰;幸福度;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1-0152-04
引言
生活中，人们常常认为，信仰宗教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曾撰文称“无信仰，不幸福”[1]。有研究认为，宗教信仰不仅对身体健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心理健康也有积极作用[2]，还有研究认为中年人中信仰宗教者比不信仰宗教者更幸福[3]。基于此类研究，宗教信仰者往往也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号，宣称信仰宗教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加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如基督教信仰者宣称“神爱世人，以马内利”，而佛教信仰者则说“佛保你一生平安”。当前，农村地区基督教堂人员爆满，家庭团契随处可见，城镇居民信仰基督教十分普遍。城镇居民信佛者虽有迷信心理，但无活动场所，所以，城镇居民信佛则主要表现在去寺院里香火拜佛及参加道场法会活动，如初一、十五及每周六的法事活动是信佛者参与佛教活动的主要时间。调查巢湖流域的庙宇发现，一般每个寺院的常住僧人和居士约在10—15人左右，长期参与某寺院活动者约30—50人，多者可达200多人。由于佛教的发展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形式，脱离现实生活，以至于信佛者不懂佛经却又要受制于佛经，所以，信佛者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脱世、脱俗”。而无宗教信仰者则是传承传统文化者，他们大多讲究中庸、自如、随性，常常被人称为没有信仰的人群。为了探寻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有无差异，我们以巢湖流域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展开了调查研究。
一、研究方法及对象
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问卷，对合肥地区的城镇居民进行调查，该量表信度为0.7，针对城市、农村及老年公寓的老人调查效度分别为0.58、0.735和0.703，总分计分范围是0—48分[4]。同时，设计访谈问卷，对部分人员及不同信仰群体的代表人物进行访谈。调查对象包括以下三类居民，一是经常参加寺庙法事活动或常住的信佛居士，由于选择的是距离城区较近的寺庙，所以，信仰者均为城镇居民，他们没有土地，不参加农忙及庄家收种活动;二是基督教堂中受洗过的基督教信仰者，主要由教会内负责人推荐实施调查;三是社区活动中心的居民及服务人员，如棋牌室娱乐人员及社区物业管理者等。共搜集有效问卷213份，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研究中结合了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对部分社区服务人员、寺庙住持、法师、居士、教会牧师及教会内受洗过的信众等进行了访谈，综合阐述了不同信仰者的观点理念、生活态度和幸福观等。
二、量化结果及访谈记录
1.各人口学变量与幸福度的相关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在40岁以上的城镇居民，年龄、性别、学历及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均与幸福度之间无显著相关。而在信仰类型变量上，由于设置1代表信佛者，2代表信基督教者，3代表信仰传统文化者，相关分析显示，信仰类型与幸福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0.147，P值为0.032，相关十分显著。
2.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差异。对不同的人口学变量进行细化，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年龄上，城镇居民60岁以上者与60岁以下者的幸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性别差异方面，可以看出男性的幸福度高于女性的幸福度，但男女之间的幸福度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学历方面，文化学历越高者幸福度越低，也即是文化越低者越觉得幸福，但二者之间依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者并没有表现出比经济条件差者更幸福，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不同信仰类型方面（如表3所示），对不同信仰的城镇居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如表3所示），对不同信仰群体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并结合独立样本T检验可发现，信仰中国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最高，标准差最小，而信仰基督教人群的幸福度最低，其次是信仰佛教人群，信佛与信基督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对不同信仰群众进行两两群体对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信仰佛教与信仰基督教之间的检验值为t=0.171，P=0.865>0.05，即信仰佛教人群與信仰基督教人群之间的幸福度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而信仰传统文化人群与信仰佛教人群及信仰基督教人群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信仰佛教者与信仰传统文化者之间检测值t=-2.128，P=0.035，P值小于0.05，信仰基督教者与信仰文化者之间检测值t=-2.058，P=0.042，P值也小于0.05，即信仰传统文化人群与信仰不同宗教人群均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结合均值和标准差大小比较可知，信仰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指数最高。由于信仰传统文化的人也被称为无宗教信仰者，所以，结果显示，无宗教信仰的城镇居民比有宗教信仰的城镇居民显得更幸福（如表4所示）。
3.访谈结果阐述。对两位寺庙住持和三位居士进行访谈得知，当前，真正的佛教信仰者相对较少，仅常住居士和僧尼属于相对单纯信仰佛教者，他们认为佛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人生教育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认为信佛就是一种自我教育。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信佛者都属于迷信行为，他们烧香拜佛仅为功利性愿望，他们不懂佛经，不按佛教教义教规行事;有些人偶尔参与一下寺庙的法会活动，也只是将这种活动当作精神寄托，是一种精神娱乐的方式。对一位牧师和五位基督教徒的访谈得知，基督教在农村地区发展却十分迅速，在城镇也是教堂满满，但基督教文化与我们的生活存在很多不适，其单一神制，导致神职人员权威较大，以致教会内部斗争较为激烈;信仰者难以将其思想与现实生活协调一致，以至于许多人因信仰而产生了一定的困惑，降低了归属感和幸福感;而基督教会内的祷告和唱赞歌活动使得城镇居民有较多人怀着娱乐化及打发时间的心态参加活动。对社区服务人员的访谈发现，多数城镇居民不参加基督教礼拜和寺庙的道场活动。小区内的居民娱乐活动主要还是棋牌和广场舞，这些人常被称为没有信仰的人，也是坚守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对家庭及子女抱有期待和希望，对祖先及神灵心存敬畏但又有所疑虑，他们更倾向于现实化，希望家人健康、和睦、事业有成，期待亲友常交流，生活相对轻松自由，不愿受太多束缚，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够让人过上幸福生活。 三、分析与讨论
1.各变量与幸福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与讨论。分析结果发现，在人口学变量上，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说明调查对象相对随机，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的年龄阶段、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在幸福度方面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但总体上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民间认为的“信仰基督教者多为穷人，而信佛教者多为富人”现象在本调查对象中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不同信仰类型者在幸福度方面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结合变量的设置，可以说明信仰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最高，也即是无宗教信仰者幸福度最高，而信仰宗教者幸福度并未得到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者往往带有一定的迷信思想或功利倾向，费尔巴哈曾指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5]即，信教者常是出家难出尘，皈依难皈心，脱世难脱俗。而且，当前宗教活动也受商业化和智能化的影响，已被各种商业活动及智能平台信息干扰，以至于信教者既被宗教戒律限制，又不得不被世俗琐事困扰，多种限制和干扰也增加了信教者的内心压力。所以，宗教信仰者承受着多重心理冲突，难免心存攀比，欲求权势及受俗世的束缚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如无宗教信仰者自由，从而降低了幸福度指数。当然，这究竟是因为不同的信仰影响了城镇居民的幸福状况，还是因为城镇居民的幸福状况影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具体关系仍需深入分析。
2.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差异分析与讨论。城镇居民的幸福度指数均值表现为25.37±6.557;平均值高于信仰佛教者（24.51±6.886）和信仰基督教者（24.29±6.598）的幸福度平均指数，但低于信仰传统文化者（26.64±6.093）的幸福度指数;且城镇居民幸福度的标准差小于信佛及信基督教者的标准差，说明宗教信仰者幸福度低于一般人群，即信仰宗教并没有给信仰者带来幸福度提升的现象。有研究也指出，信教并未有效提高居民的幸福感[6]。当然，调查样本不同，其结果也存在较大区别。本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幸福度在不同年龄、性别、学历及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仅在信仰类型不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信佛者及信基督教者与信仰传统文化者均存在幸福度的显著性差异，而信佛者与信基督教者之间不存在幸福度的显著性差异，有宗教信仰者比无宗教信仰者的幸福度低。这可能是与无宗教信仰者表现得相對自由、不受拘束及约束有关，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交友圈和娱乐场所，也有自己的日常劳动及价值体现，生活没有太多牵挂;而有宗教信仰者不仅要定期参加教会的传教活动，接受教会的思想约束，还要承受周围人的不理解和异样的眼光，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冲突和困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使宗教信仰者幸福度下降。
3.访谈结果分析与讨论。访谈结果发现，宗教信仰能够聚集群众一起相互交流，宣泄自我，减轻内心压力;有研究指出宗教信仰本身能够达到自我教育、心灵净化和人生教育的作用[7]。但当前宗教信仰的功能更倾向于娱乐化和功利性，既有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有迷信思想的抬头;城镇居民在信仰宗教的过程中满足了一定程度的精神生活需求，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与人进行人际互动，排遣无聊，打发寂寞，抒发心情及宣泄自我，最终愉悦身心。研究认为，当前的宗教信仰者，典型的特征就是信而不迷[8]。所以，在宗教组织内，信仰者应该是幸福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会感觉与世不入，难以适应，被人误解等;而功利性目的信教的表现则是迷信思想的抬头，他们把信仰宗教作为功利性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功利性目的能否达成，则不会去强求，只要在活动中表达了心愿，做出了奉献，便可达到心满意足，即在活动中得到各种暗示和互动，使信仰者获得支持感，从而提升幸福度指数，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力度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度高于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9]。我们在调查访谈中同样发现，绝大多数群众认同社会支持及人际关系对个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因此，宗教信仰并不一定能提高人的幸福，有良好人际交往和沟通交流渠道则是幸福的关键因素，而不受任何教会约束的无宗教信仰者，却可以自由地与人交往，充分地表达自己，过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研究也指出，中西信仰传统是有差异的，西方人具有信仰宗教的传统，而中国人具有文化信仰的传统[10]，也就是中国人更适合信仰文化、伦理道德、以祖为本;而宗教信仰者如果不是娱乐化地信仰宗教，就会被宗教所制约与羁绊。
四、思考与总结
宗教信仰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度指数，相反，无宗教信仰的人由于不受教会组织的各种思想及戒律的束缚，生活得相对自由舒畅，以至于幸福度指数远高于有宗教信仰者，即“无信仰，不幸福”只是一句片面之词。因为，信仰不一定就是信仰宗教，而文化、政治、物质经济、精神或人生追求都可以是信仰的一种;在中华民族的信仰中，文化信仰是最根本的信仰，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在我们的文化信仰之中，华夏民族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文化的信仰，才不至于因不同宗教文化的融入而使华夏文明断裂。所以，宗教信仰只是西方人的信仰特质，而文化信仰才是中国人的信仰特质;西方人寻求外界力量作为精神寄托和动力源泉，而中国人则寻求文化和自我作为精神力量的源泉;这两种信仰特质虽有区别，但并无冲突，因为，宗教信仰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最终会被文化所融合与同化。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11]。所以，城镇居民中信仰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最高，而信仰宗教者幸福度较低，则是与人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但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上迷信思想抬头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的信仰进行引导与服务管理。第一，引导群众客观认识信仰。做好群众的宗教信仰及其他精神信仰工作，引导群众认识宗教对人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启发人们对宗教信而不迷，并坚定地继承与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列主义，为中国梦的建设做好精神建设工作。第二，转换思维，提高基层文化服务水平。当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基层工作人员必须转换思维观念，更新文化服务认识，丰富文化内容，开发更多符合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的产品。第三，处理好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引导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及传统信仰进行传承，开展符合中国人文化信仰特征的活动，发扬“琴棋书画”“诗乐礼舞”等传统娱乐文化功能。第四，发挥村委会及基层妇联组织的功能。村委会和基层妇联组织成员都来自群众之中，在群众中生活，能够有效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能够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避免精神空虚现象的发生。第五，做好宗教工作，对传教者及组织者进行引导。引导人民群众的意识发展，必须从思想传播的源头抓起，加强对宗教组织传教者进行引导，使群众的意识形态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城镇居民;信仰;幸福度;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1-0152-04
引言
生活中，人们常常认为，信仰宗教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也曾撰文称“无信仰，不幸福”[1]。有研究认为，宗教信仰不仅对身体健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心理健康也有积极作用[2]，还有研究认为中年人中信仰宗教者比不信仰宗教者更幸福[3]。基于此类研究，宗教信仰者往往也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号，宣称信仰宗教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加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如基督教信仰者宣称“神爱世人，以马内利”，而佛教信仰者则说“佛保你一生平安”。当前，农村地区基督教堂人员爆满，家庭团契随处可见，城镇居民信仰基督教十分普遍。城镇居民信佛者虽有迷信心理，但无活动场所，所以，城镇居民信佛则主要表现在去寺院里香火拜佛及参加道场法会活动，如初一、十五及每周六的法事活动是信佛者参与佛教活动的主要时间。调查巢湖流域的庙宇发现，一般每个寺院的常住僧人和居士约在10—15人左右，长期参与某寺院活动者约30—50人，多者可达200多人。由于佛教的发展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形式，脱离现实生活，以至于信佛者不懂佛经却又要受制于佛经，所以，信佛者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脱世、脱俗”。而无宗教信仰者则是传承传统文化者，他们大多讲究中庸、自如、随性，常常被人称为没有信仰的人群。为了探寻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有无差异，我们以巢湖流域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展开了调查研究。
一、研究方法及对象
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问卷，对合肥地区的城镇居民进行调查，该量表信度为0.7，针对城市、农村及老年公寓的老人调查效度分别为0.58、0.735和0.703，总分计分范围是0—48分[4]。同时，设计访谈问卷，对部分人员及不同信仰群体的代表人物进行访谈。调查对象包括以下三类居民，一是经常参加寺庙法事活动或常住的信佛居士，由于选择的是距离城区较近的寺庙，所以，信仰者均为城镇居民，他们没有土地，不参加农忙及庄家收种活动;二是基督教堂中受洗过的基督教信仰者，主要由教会内负责人推荐实施调查;三是社区活动中心的居民及服务人员，如棋牌室娱乐人员及社区物业管理者等。共搜集有效问卷213份，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研究中结合了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对部分社区服务人员、寺庙住持、法师、居士、教会牧师及教会内受洗过的信众等进行了访谈，综合阐述了不同信仰者的观点理念、生活态度和幸福观等。
二、量化结果及访谈记录
1.各人口学变量与幸福度的相关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在40岁以上的城镇居民，年龄、性别、学历及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均与幸福度之间无显著相关。而在信仰类型变量上，由于设置1代表信佛者，2代表信基督教者，3代表信仰传统文化者，相关分析显示，信仰类型与幸福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为0.147，P值为0.032，相关十分显著。
2.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差异。对不同的人口学变量进行细化，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年龄上，城镇居民60岁以上者与60岁以下者的幸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性别差异方面，可以看出男性的幸福度高于女性的幸福度，但男女之间的幸福度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学历方面，文化学历越高者幸福度越低，也即是文化越低者越觉得幸福，但二者之间依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者并没有表现出比经济条件差者更幸福，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不同信仰类型方面（如表3所示），对不同信仰的城镇居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如表3所示），对不同信仰群体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并结合独立样本T检验可发现，信仰中国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最高，标准差最小，而信仰基督教人群的幸福度最低，其次是信仰佛教人群，信佛与信基督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对不同信仰群众进行两两群体对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信仰佛教与信仰基督教之间的检验值为t=0.171，P=0.865>0.05，即信仰佛教人群與信仰基督教人群之间的幸福度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而信仰传统文化人群与信仰佛教人群及信仰基督教人群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信仰佛教者与信仰传统文化者之间检测值t=-2.128，P=0.035，P值小于0.05，信仰基督教者与信仰文化者之间检测值t=-2.058，P=0.042，P值也小于0.05，即信仰传统文化人群与信仰不同宗教人群均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结合均值和标准差大小比较可知，信仰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指数最高。由于信仰传统文化的人也被称为无宗教信仰者，所以，结果显示，无宗教信仰的城镇居民比有宗教信仰的城镇居民显得更幸福（如表4所示）。
3.访谈结果阐述。对两位寺庙住持和三位居士进行访谈得知，当前，真正的佛教信仰者相对较少，仅常住居士和僧尼属于相对单纯信仰佛教者，他们认为佛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人生教育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认为信佛就是一种自我教育。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信佛者都属于迷信行为，他们烧香拜佛仅为功利性愿望，他们不懂佛经，不按佛教教义教规行事;有些人偶尔参与一下寺庙的法会活动，也只是将这种活动当作精神寄托，是一种精神娱乐的方式。对一位牧师和五位基督教徒的访谈得知，基督教在农村地区发展却十分迅速，在城镇也是教堂满满，但基督教文化与我们的生活存在很多不适，其单一神制，导致神职人员权威较大，以致教会内部斗争较为激烈;信仰者难以将其思想与现实生活协调一致，以至于许多人因信仰而产生了一定的困惑，降低了归属感和幸福感;而基督教会内的祷告和唱赞歌活动使得城镇居民有较多人怀着娱乐化及打发时间的心态参加活动。对社区服务人员的访谈发现，多数城镇居民不参加基督教礼拜和寺庙的道场活动。小区内的居民娱乐活动主要还是棋牌和广场舞，这些人常被称为没有信仰的人，也是坚守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对家庭及子女抱有期待和希望，对祖先及神灵心存敬畏但又有所疑虑，他们更倾向于现实化，希望家人健康、和睦、事业有成，期待亲友常交流，生活相对轻松自由，不愿受太多束缚，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够让人过上幸福生活。 三、分析与讨论
1.各变量与幸福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与讨论。分析结果发现，在人口学变量上，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说明调查对象相对随机，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的年龄阶段、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在幸福度方面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但总体上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民间认为的“信仰基督教者多为穷人，而信佛教者多为富人”现象在本调查对象中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不同信仰类型者在幸福度方面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结合变量的设置，可以说明信仰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最高，也即是无宗教信仰者幸福度最高，而信仰宗教者幸福度并未得到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者往往带有一定的迷信思想或功利倾向，费尔巴哈曾指出，“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5]即，信教者常是出家难出尘，皈依难皈心，脱世难脱俗。而且，当前宗教活动也受商业化和智能化的影响，已被各种商业活动及智能平台信息干扰，以至于信教者既被宗教戒律限制，又不得不被世俗琐事困扰，多种限制和干扰也增加了信教者的内心压力。所以，宗教信仰者承受着多重心理冲突，难免心存攀比，欲求权势及受俗世的束缚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如无宗教信仰者自由，从而降低了幸福度指数。当然，这究竟是因为不同的信仰影响了城镇居民的幸福状况，还是因为城镇居民的幸福状况影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具体关系仍需深入分析。
2.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幸福度差异分析与讨论。城镇居民的幸福度指数均值表现为25.37±6.557;平均值高于信仰佛教者（24.51±6.886）和信仰基督教者（24.29±6.598）的幸福度平均指数，但低于信仰传统文化者（26.64±6.093）的幸福度指数;且城镇居民幸福度的标准差小于信佛及信基督教者的标准差，说明宗教信仰者幸福度低于一般人群，即信仰宗教并没有给信仰者带来幸福度提升的现象。有研究也指出，信教并未有效提高居民的幸福感[6]。当然，调查样本不同，其结果也存在较大区别。本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幸福度在不同年龄、性别、学历及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仅在信仰类型不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信佛者及信基督教者与信仰传统文化者均存在幸福度的显著性差异，而信佛者与信基督教者之间不存在幸福度的显著性差异，有宗教信仰者比无宗教信仰者的幸福度低。这可能是与无宗教信仰者表现得相對自由、不受拘束及约束有关，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交友圈和娱乐场所，也有自己的日常劳动及价值体现，生活没有太多牵挂;而有宗教信仰者不仅要定期参加教会的传教活动，接受教会的思想约束，还要承受周围人的不理解和异样的眼光，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冲突和困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使宗教信仰者幸福度下降。
3.访谈结果分析与讨论。访谈结果发现，宗教信仰能够聚集群众一起相互交流，宣泄自我，减轻内心压力;有研究指出宗教信仰本身能够达到自我教育、心灵净化和人生教育的作用[7]。但当前宗教信仰的功能更倾向于娱乐化和功利性，既有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有迷信思想的抬头;城镇居民在信仰宗教的过程中满足了一定程度的精神生活需求，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与人进行人际互动，排遣无聊，打发寂寞，抒发心情及宣泄自我，最终愉悦身心。研究认为，当前的宗教信仰者，典型的特征就是信而不迷[8]。所以，在宗教组织内，信仰者应该是幸福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会感觉与世不入，难以适应，被人误解等;而功利性目的信教的表现则是迷信思想的抬头，他们把信仰宗教作为功利性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功利性目的能否达成，则不会去强求，只要在活动中表达了心愿，做出了奉献，便可达到心满意足，即在活动中得到各种暗示和互动，使信仰者获得支持感，从而提升幸福度指数，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力度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度高于宗教信仰的影响程度[9]。我们在调查访谈中同样发现，绝大多数群众认同社会支持及人际关系对个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因此，宗教信仰并不一定能提高人的幸福，有良好人际交往和沟通交流渠道则是幸福的关键因素，而不受任何教会约束的无宗教信仰者，却可以自由地与人交往，充分地表达自己，过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研究也指出，中西信仰传统是有差异的，西方人具有信仰宗教的传统，而中国人具有文化信仰的传统[10]，也就是中国人更适合信仰文化、伦理道德、以祖为本;而宗教信仰者如果不是娱乐化地信仰宗教，就会被宗教所制约与羁绊。
四、思考与总结
宗教信仰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度指数，相反，无宗教信仰的人由于不受教会组织的各种思想及戒律的束缚，生活得相对自由舒畅，以至于幸福度指数远高于有宗教信仰者，即“无信仰，不幸福”只是一句片面之词。因为，信仰不一定就是信仰宗教，而文化、政治、物质经济、精神或人生追求都可以是信仰的一种;在中华民族的信仰中，文化信仰是最根本的信仰，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在我们的文化信仰之中，华夏民族也正是因为这种对文化的信仰，才不至于因不同宗教文化的融入而使华夏文明断裂。所以，宗教信仰只是西方人的信仰特质，而文化信仰才是中国人的信仰特质;西方人寻求外界力量作为精神寄托和动力源泉，而中国人则寻求文化和自我作为精神力量的源泉;这两种信仰特质虽有区别，但并无冲突，因为，宗教信仰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最终会被文化所融合与同化。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11]。所以，城镇居民中信仰传统文化者幸福度最高，而信仰宗教者幸福度较低，则是与人们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但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上迷信思想抬头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的信仰进行引导与服务管理。第一，引导群众客观认识信仰。做好群众的宗教信仰及其他精神信仰工作，引导群众认识宗教对人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启发人们对宗教信而不迷，并坚定地继承与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及马列主义，为中国梦的建设做好精神建设工作。第二，转换思维，提高基层文化服务水平。当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基层工作人员必须转换思维观念，更新文化服务认识，丰富文化内容，开发更多符合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的产品。第三，处理好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引导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及传统信仰进行传承，开展符合中国人文化信仰特征的活动，发扬“琴棋书画”“诗乐礼舞”等传统娱乐文化功能。第四，发挥村委会及基层妇联组织的功能。村委会和基层妇联组织成员都来自群众之中，在群众中生活，能够有效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能够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避免精神空虚现象的发生。第五，做好宗教工作，对传教者及组织者进行引导。引导人民群众的意识发展，必须从思想传播的源头抓起，加强对宗教组织传教者进行引导，使群众的意识形态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