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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过的是群居的社会生活。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从中获得生活资料。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能够进行的，而是要靠分工和协作。人们要协作就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适用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交际工具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包含意义的一连串声音，是音义结合物。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把思维的成果固定下来，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语言自然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社会离开语言这个工具，交际无法顺利进行，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一旦停止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要崩溃。就这个意义而言，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进行交际不能只有一方，至少要有两方。所以，语言的使用表面看是个人行为，实质却是社会行为。为了使思想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交际就无法进行。就这个意义来说，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自由。他必须接受社会已有的语言规则的约束，按照别人的样子来使用语言。其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如，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管是美制的靠右，还是英制的靠左。没有这样的规则，或者虽有可是大家都不遵守，谁也不能顺顺当当的走路。
规则就是规范。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确定使用语言的规范，并且推广这种规范，使人们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语言规范化。语言规范的标准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个人主观制定的，而是由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发展规律确定下来的。语言的规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也要随着语言的发展做改变或调整。有了规范还必须推广，用来指导实际的语文活动，克服语言使用中种种背离规范的现象。语言规范化是任何语言都不能缺少的。
语言规范化是限制，不过它所限制的是不利于发展和不便于应用的种种消极现象。只有限制了这些消极现象，语言才能健康的发展。这就如同果树剪枝、农田除草，只有把那些芜杂的东西去掉，作物才能顺利生长。
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计算机在自然语言或人造语言的控制下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做许多人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工作。而能够操纵电脑的语言，必须是规范的语言。可见信息化促进语言规范化。
二、汉语规范化
汉语是汉族的母语，有悠久的历史，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不但是汉族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交际工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高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水平，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下面就对这个规范做些解释。
1．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只能是具体的地点语音，不能是地区的语音，也不能是人造的语音。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由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金元时代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北京音逐渐扩展到全国，得到生活在各地的汉族人民认可，确立了它的标准音地位。明、清的官话，基本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国语运动，推广了北京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以北京人对一个个具体词的读音为标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汉语拼音所拼写的系统。所以学会了汉语拼音，也就基本掌握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с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
北京音中有一批异读词。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 lìang，有人读zhǔ lìang；“教室”有人读jiào shì，有人读jiào shǐ；“阿谀”有人读ē yú，有人读ā yú；“呆板”有人读dāi bǎn，有人读ái bǎn。异读词的存在不利于语音规范化。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的读音做了规定。上面说的四个词，前一个读音成为规范音。语音也是发展的。有些词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音的规范也要适时调整。“癌”以前读yán，60年代改读为ái。“叶公好龙”的“叶”以前读shè，现在读yè，减少了多音字。
2．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民族共同语必须以现有的一种有影响的方言为基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古典章回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基础方言决定词汇的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而不是以其他方言词汇为基础。例如，“雷”和“雷公”、“大夫”和“郎中”，“下雨”和“落水”，前者是北方方言词，成为普通话的词；后者是非北方方言词，不是普通话的词。
词汇和社会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经常处在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规范的问题。大量新词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开发、创收、走红、保值、官倒、转产、举报、群体、扶贫”。有些旧词增加了新义。例如“病毒”原来指使发病的病原体，现在还指破坏计算机程序的程序。“炒”原来指烹调方法，现在增加了“经营”或“倒卖”等意义，如“炒股票”。“发烧”原指体温升高，现在增加了热衷、适合热衷使用的等意义。为了丰富词汇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外来词。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摊档、水货、发廊”等。外来词也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OK、基因、艾滋病、桑拿浴、镭射”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造词，如“抽吸、虏捉、罩盖、芬香”。还有滥用方言词、外来词的问题。如广东话的“炒更、拍拖”，外来词的“迷你、影碟”，都是应该规范的。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过的是群居的社会生活。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从中获得生活资料。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能够进行的，而是要靠分工和协作。人们要协作就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适用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交际工具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包含意义的一连串声音，是音义结合物。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把思维的成果固定下来，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语言自然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社会离开语言这个工具，交际无法顺利进行，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一旦停止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要崩溃。就这个意义而言，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进行交际不能只有一方，至少要有两方。所以，语言的使用表面看是个人行为，实质却是社会行为。为了使思想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交际就无法进行。就这个意义来说，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自由。他必须接受社会已有的语言规则的约束，按照别人的样子来使用语言。其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如，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管是美制的靠右，还是英制的靠左。没有这样的规则，或者虽有可是大家都不遵守，谁也不能顺顺当当的走路。
规则就是规范。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确定使用语言的规范，并且推广这种规范，使人们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语言规范化。语言规范的标准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个人主观制定的，而是由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发展规律确定下来的。语言的规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也要随着语言的发展做改变或调整。有了规范还必须推广，用来指导实际的语文活动，克服语言使用中种种背离规范的现象。语言规范化是任何语言都不能缺少的。
语言规范化是限制，不过它所限制的是不利于发展和不便于应用的种种消极现象。只有限制了这些消极现象，语言才能健康的发展。这就如同果树剪枝、农田除草，只有把那些芜杂的东西去掉，作物才能顺利生长。
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计算机在自然语言或人造语言的控制下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做许多人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工作。而能够操纵电脑的语言，必须是规范的语言。可见信息化促进语言规范化。
二、汉语规范化
汉语是汉族的母语，有悠久的历史，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不但是汉族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交际工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高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水平，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下面就对这个规范做些解释。
1．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只能是具体的地点语音，不能是地区的语音，也不能是人造的语音。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由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金元时代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北京音逐渐扩展到全国，得到生活在各地的汉族人民认可，确立了它的标准音地位。明、清的官话，基本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国语运动，推广了北京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以北京人对一个个具体词的读音为标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汉语拼音所拼写的系统。所以学会了汉语拼音，也就基本掌握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с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
北京音中有一批异读词。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 lìang，有人读zhǔ lìang；“教室”有人读jiào shì，有人读jiào shǐ；“阿谀”有人读ē yú，有人读ā yú；“呆板”有人读dāi bǎn，有人读ái bǎn。异读词的存在不利于语音规范化。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的读音做了规定。上面说的四个词，前一个读音成为规范音。语音也是发展的。有些词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音的规范也要适时调整。“癌”以前读yán，60年代改读为ái。“叶公好龙”的“叶”以前读shè，现在读yè，减少了多音字。
2．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民族共同语必须以现有的一种有影响的方言为基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古典章回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基础方言决定词汇的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而不是以其他方言词汇为基础。例如，“雷”和“雷公”、“大夫”和“郎中”，“下雨”和“落水”，前者是北方方言词，成为普通话的词；后者是非北方方言词，不是普通话的词。
词汇和社会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经常处在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规范的问题。大量新词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开发、创收、走红、保值、官倒、转产、举报、群体、扶贫”。有些旧词增加了新义。例如“病毒”原来指使发病的病原体，现在还指破坏计算机程序的程序。“炒”原来指烹调方法，现在增加了“经营”或“倒卖”等意义，如“炒股票”。“发烧”原指体温升高，现在增加了热衷、适合热衷使用的等意义。为了丰富词汇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外来词。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摊档、水货、发廊”等。外来词也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OK、基因、艾滋病、桑拿浴、镭射”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造词，如“抽吸、虏捉、罩盖、芬香”。还有滥用方言词、外来词的问题。如广东话的“炒更、拍拖”，外来词的“迷你、影碟”，都是应该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