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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也是共产党人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到广州棠下农业合作社视察，勉励大家“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在此背景下，领导干部善于和群众商量，对于我们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把人民当家做主真正落到实处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在商量中汲取群众智慧
“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是获取群众智慧的有效途径。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革命胜利和事业发展的源泉。无论何时何地，群众都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有事多和群众商量，不仅可以集思广益，形成正确决策，而且還可以极大地增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领导干部善于和群众商量，很多时候还可以及时总结教训，堵塞漏洞，把商量的成果固化到制度规范当中，持久地发挥效用。明朝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贪案，最终查清作案的主要手段竟是涂改账册。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朱元璋和大臣们广泛听取民间意见，再三商量，最后钦定全国上下，一律把人们易于涂改伪造的汉字小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成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陌、阡演变为佰、仟）”。这次书写形式上的改革，对防治贪污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一直沿用至今。实践证明，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革命胜利和事业发展的源泉。再大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愿望、意见和呼声，汲取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唯有借助群众的智慧，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克服难题、解决矛盾、促进发展。
二、在商量中推动实际工作
“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是激发群众力量的内在动力。党章中规定，党员干部要“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的话能写进党章，足见和群众商量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做群众工作简单粗暴、蛮横霸道，“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动不动就是强征强拆、强推强派、强惩强罚，反而使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更需我们多和群众商量，因为商量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是激发群众力量的内在动力。唯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凝聚群众、带领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扎实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攻坚克难，取得胜利。
事实上，和群众商量的过程，也可以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即便一时商量不出办法，商量本身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年前，美国的一个小镇，接连发生了多起行人闯红灯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对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立一个法规，规范人们如何通过红绿灯，同时让人们知道发生了类似事故后各需负什么责任。结果，小镇上的人们就立法之事争论起来。有的人认为：“红灯本来是禁止行人通行的，行人却不遵守规则，出了事故是自作自受，要承担全部责任。当然也可以出于人性化考虑，让驾驶员适当赔偿。”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行人闯红灯的具体情形要细作分析，那些故意闯红灯的，确实该自己负主要责任，但也有可能是行人在绿灯时开始行走，走到中间突然转红灯，这就怪不得行人了。”大家各抒己见，竟讨论了十年之久。十年间，人们在报刊发表文章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在电台组织辩论，但意见都难以统一，最终也没能完成立法，但通过十年的讨论，交通规则早已深入人心了，闯红灯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说，商量了十年虽然没有达成立法的目标，但商量本身却解决了闯红灯的问题，这也正应了《周易》那句：“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大意是说商讨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矛盾已趋弥合。这样的商量，既解决问题，又消弭分歧，是真正的“好”商量。
三、在商量中提升群众工作水平
领导干部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能否在人民内部进行广泛且充分的商量，也是衡量领导工作成效的一把重要标尺。在商量的过程中，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可急于求成。比如，在正式商量决策之前，必须事先调查摸底，搞清情况，以便商量的时候充分交换意见，促成决策。在商量过程中要认真思考，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决策时，如果意见不统一，分歧较大，未能作出决定，就要进一步调查、分析、交换意见，不厌其烦，再三商量。
商量的时候还要注重细节，定好规则，确保商量既充分表达意见，又理性有序。一是要注重平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保护好各个范围群众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让各种意见都得到表达，最大程度地实现沟通交流。二是要制约决策者的权力。商量的过程中，要避免因决策者的权力过大，而使得决策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大家头上。三是要避免情绪化的争吵。有些事因涉及切身利益，意见分歧较大，容易激化矛盾冲突。因此，在讨论的时候，应规定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向自己的对手直接“叫板”，以避免分歧双方直接对话，而是分别向主持人阐述意见，由主持人平衡双方的发言时间，保障各方都能充分表达，禁止一方粗暴打断另一方发言，更不允许出现人身攻击的行为，否则商量就很容易变成吵架。只有掌握好这些原则，处理好各种细节，才能切实做到“有事好商量”。
（責编 / 傅建芬）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在此背景下，领导干部善于和群众商量，对于我们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把人民当家做主真正落到实处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在商量中汲取群众智慧
“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是获取群众智慧的有效途径。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革命胜利和事业发展的源泉。无论何时何地，群众都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有事多和群众商量，不仅可以集思广益，形成正确决策，而且還可以极大地增强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领导干部善于和群众商量，很多时候还可以及时总结教训，堵塞漏洞，把商量的成果固化到制度规范当中，持久地发挥效用。明朝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贪案，最终查清作案的主要手段竟是涂改账册。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朱元璋和大臣们广泛听取民间意见，再三商量，最后钦定全国上下，一律把人们易于涂改伪造的汉字小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成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陌、阡演变为佰、仟）”。这次书写形式上的改革，对防治贪污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一直沿用至今。实践证明，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革命胜利和事业发展的源泉。再大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愿望、意见和呼声，汲取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唯有借助群众的智慧，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克服难题、解决矛盾、促进发展。
二、在商量中推动实际工作
“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是激发群众力量的内在动力。党章中规定，党员干部要“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的话能写进党章，足见和群众商量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做群众工作简单粗暴、蛮横霸道，“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动不动就是强征强拆、强推强派、强惩强罚，反而使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更需我们多和群众商量，因为商量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是激发群众力量的内在动力。唯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凝聚群众、带领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扎实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攻坚克难，取得胜利。
事实上，和群众商量的过程，也可以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即便一时商量不出办法，商量本身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年前，美国的一个小镇，接连发生了多起行人闯红灯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对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立一个法规，规范人们如何通过红绿灯，同时让人们知道发生了类似事故后各需负什么责任。结果，小镇上的人们就立法之事争论起来。有的人认为：“红灯本来是禁止行人通行的，行人却不遵守规则，出了事故是自作自受，要承担全部责任。当然也可以出于人性化考虑，让驾驶员适当赔偿。”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行人闯红灯的具体情形要细作分析，那些故意闯红灯的，确实该自己负主要责任，但也有可能是行人在绿灯时开始行走，走到中间突然转红灯，这就怪不得行人了。”大家各抒己见，竟讨论了十年之久。十年间，人们在报刊发表文章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在电台组织辩论，但意见都难以统一，最终也没能完成立法，但通过十年的讨论，交通规则早已深入人心了，闯红灯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说，商量了十年虽然没有达成立法的目标，但商量本身却解决了闯红灯的问题，这也正应了《周易》那句：“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大意是说商讨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矛盾已趋弥合。这样的商量，既解决问题，又消弭分歧，是真正的“好”商量。
三、在商量中提升群众工作水平
领导干部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能否在人民内部进行广泛且充分的商量，也是衡量领导工作成效的一把重要标尺。在商量的过程中，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可急于求成。比如，在正式商量决策之前，必须事先调查摸底，搞清情况，以便商量的时候充分交换意见，促成决策。在商量过程中要认真思考，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决策时，如果意见不统一，分歧较大，未能作出决定，就要进一步调查、分析、交换意见，不厌其烦，再三商量。
商量的时候还要注重细节，定好规则，确保商量既充分表达意见，又理性有序。一是要注重平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保护好各个范围群众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让各种意见都得到表达，最大程度地实现沟通交流。二是要制约决策者的权力。商量的过程中，要避免因决策者的权力过大，而使得决策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大家头上。三是要避免情绪化的争吵。有些事因涉及切身利益，意见分歧较大，容易激化矛盾冲突。因此，在讨论的时候，应规定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向自己的对手直接“叫板”，以避免分歧双方直接对话，而是分别向主持人阐述意见，由主持人平衡双方的发言时间，保障各方都能充分表达，禁止一方粗暴打断另一方发言，更不允许出现人身攻击的行为，否则商量就很容易变成吵架。只有掌握好这些原则，处理好各种细节，才能切实做到“有事好商量”。
（責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