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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天堂”天津宽松的落户政策吸引来了众多的“高考移民”。为何天津的“独木桥”比其他城市更好过？
天津加入“抢人大战”后，全国各地的“高考移民”慕名而来，直奔“高考天堂”。天津本来是想通过吸引人才把经济下滑的趋势扭转过来，没承想，很多人是奔着“高考移民”来的，天津“高考天堂”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为你揭开答案。
“高考天堂”的决定因素
一是该省份人数较少。比如西藏、宁夏、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虽然当地没有重点大学，但大学录取率也不低，主要是人口少。二是高校教育资源丰富。该省或市高校多，就会向本地倾斜，招收的学生自然就多，代表城市北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北京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91所，重点大学数量更多。三是名额分配数量。教育部每年都会根据全国高校在各省份招生人数分配招生名额，名额多了，就能有更大比例的人上大学。四是高考录取率。现在很多人说天津是“高考天堂”，主要就是因为天津的录取率高，其实这只说了结论，没说原因。录取率=录取人数/报考人数，后两个才是关键。所以，第四个因素其实是由前三个因素决定的，而前面三个因素是由一個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分省定额”决定的。
“分省定额”是啥？说简单点就是教育部分配给每个省份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到底如何分配，这是一个谜一样的问题。
由来已久的名额分配方式
其实，“分省定额”沿袭自察举制时代，可谓历史悠久。汉朝“分配定额”的方案，简单粗暴。汉武帝时，即郡国不分大小，每年各举两名。人口少的郡国占尽了便宜。东汉时，汉和帝按照郡国人口的多少分配察举名额。人口超过20万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足20万的郡国，两年一人，不足10万人则三年一人。隋唐时期，科举制出现，仍然是按照州分配乡贡的名额，并兼顾人口因素。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按照人口比例分配，人多的省人数多，人少的省人数少。到了宋代，欧阳修则提出凭才取人，按照今天的话就是哪个省教育水平高，哪个省的比例就高一些。
这样看来，在历史上，到底是按照人口还是教育水平分配名额，一直都有争论，但总体上参照了人口和教育水平这两个因素，但不同时期两个因素占的比例不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高考分省定额是各高校根据国家政策、社会需求及办学条件，以省（区、市）为单位分配招生指标。尽管这个制度备受诟病，比如河南、河北等录取率极低，而北京、天津等市录取率极高，但这个制度一直沿袭至今。
其实，在1949年，高校招生采取高校单独或联合招考，招生名额由高校自行根据办学规模决定，录取基本是“以分取人”。1950年后，中央开始规定各高校招生名额以及哪些省市或哪个阶层招多少人。比如，1951年，教育部规定，对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及产业工人子女的招生要达到一定比例。1952年，招生按照“大区”分配。1977年恢复高考后，分省定额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1985年，全国性院校在全国招生，地区性院校在地区招生，省市院校在本省市招生。这个做法激励了地方省市的办学热情，可以为本省多培养人才，这也是后来各省教育水平拉开差距的开始。
为了让高考招生变得更加公平，教育部目前采取的方法是，高校先报在各省份的招生计划，同时留出一部分指标（不超过计划招生的1%）用于调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高校在国家控制总量的条件下可自主制定招生名额分配办法，因此，高校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介入或干扰时，自主定额便易产生问题。
现在，除了清华北大，绝大部分高校都是中央与地方联合共建，高考分省定额最终演化为“两倾”：倾斜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与倾斜的招生名额投放。
有研究指出，2009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投放的招生指标是每万名考生66.8名，在天津10.2名，在上海4.8名，全国平均2.2名;在山东与河南分别是1.1名和1名;广东和安徽分别是0.68名和0.66名。简单计算一下，广东、安徽的考生进入北京大学的几率正好是北京考生的1/100。换言之，北京大学对广东和安徽考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100倍。
复旦大学更明显，2009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河北、河南、内蒙古等10个省份投放的指标在1名以下。简单一算，上海考生进复旦大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150倍，河南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所以，天津和北京、上海一样，也是由于很多历史原因成为“高考天堂”的，教育资源丰富，人口少就占了大便宜。
高校分布不均带来的福利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高校2600多所，其中以教育部直属的75所最受瞩目，基本上都是“985”或“211”。
这些高校其中北京24所，上海8所，江苏、湖北各7所，陕西5所，四川4所，山东3所，广东、天津、重庆、湖南、辽宁、吉林各2所，浙江、黑龙江、安徽、甘肃、福建各1所，其余的河南、河北、江西等13个省份为零。
所以，高等教育机构分布不均是造成各省份高考录取率巨大差别的直接原因，而高校的分布，又和历史、一个省对高校的财政支持等因素有关。
还是以北京为例，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维持在10%左右，最高没有超过15%比例，但北京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一的重点大学，10%的倾斜，就能让很多北京生源考生上重点。
再来看天津，天津本地高校本地招生比例大部分在30%上下浮动，再加上天津考生本来就少，人口并不多，考大学的压力自然就小了。
财政教育支出方面，以2016年为例，山东教育支出最多，为1826亿，北京为887.37亿、天津为502.49亿。所以从绝对值来看，山东才是教育大省，但是具体到每万人享受的教育费用，天津基本上是山东的2倍，北京差不多是山东的2.27倍。如果在往前看，在2013年和2014年，天津的数据已经非常接近北京了。
教育投入大对天津来说，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第一，每年本地高校在本地招生的名额会增加;第二，教育水平高，全国高校会觉得学生素质高，从而增加在天津的招生。
所以，天津成为“高考天堂”，其实并不是偶然的。
天津加入“抢人大战”后，全国各地的“高考移民”慕名而来，直奔“高考天堂”。天津本来是想通过吸引人才把经济下滑的趋势扭转过来，没承想，很多人是奔着“高考移民”来的，天津“高考天堂”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为你揭开答案。
“高考天堂”的决定因素
一是该省份人数较少。比如西藏、宁夏、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虽然当地没有重点大学，但大学录取率也不低，主要是人口少。二是高校教育资源丰富。该省或市高校多，就会向本地倾斜，招收的学生自然就多，代表城市北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北京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91所，重点大学数量更多。三是名额分配数量。教育部每年都会根据全国高校在各省份招生人数分配招生名额，名额多了，就能有更大比例的人上大学。四是高考录取率。现在很多人说天津是“高考天堂”，主要就是因为天津的录取率高，其实这只说了结论，没说原因。录取率=录取人数/报考人数，后两个才是关键。所以，第四个因素其实是由前三个因素决定的，而前面三个因素是由一個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分省定额”决定的。
“分省定额”是啥？说简单点就是教育部分配给每个省份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到底如何分配，这是一个谜一样的问题。
由来已久的名额分配方式
其实，“分省定额”沿袭自察举制时代，可谓历史悠久。汉朝“分配定额”的方案，简单粗暴。汉武帝时，即郡国不分大小，每年各举两名。人口少的郡国占尽了便宜。东汉时，汉和帝按照郡国人口的多少分配察举名额。人口超过20万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足20万的郡国，两年一人，不足10万人则三年一人。隋唐时期，科举制出现，仍然是按照州分配乡贡的名额，并兼顾人口因素。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按照人口比例分配，人多的省人数多，人少的省人数少。到了宋代，欧阳修则提出凭才取人，按照今天的话就是哪个省教育水平高，哪个省的比例就高一些。
这样看来，在历史上，到底是按照人口还是教育水平分配名额，一直都有争论，但总体上参照了人口和教育水平这两个因素，但不同时期两个因素占的比例不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高考分省定额是各高校根据国家政策、社会需求及办学条件，以省（区、市）为单位分配招生指标。尽管这个制度备受诟病，比如河南、河北等录取率极低，而北京、天津等市录取率极高，但这个制度一直沿袭至今。
其实，在1949年，高校招生采取高校单独或联合招考，招生名额由高校自行根据办学规模决定，录取基本是“以分取人”。1950年后，中央开始规定各高校招生名额以及哪些省市或哪个阶层招多少人。比如，1951年，教育部规定，对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及产业工人子女的招生要达到一定比例。1952年，招生按照“大区”分配。1977年恢复高考后，分省定额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1985年，全国性院校在全国招生，地区性院校在地区招生，省市院校在本省市招生。这个做法激励了地方省市的办学热情，可以为本省多培养人才，这也是后来各省教育水平拉开差距的开始。
为了让高考招生变得更加公平，教育部目前采取的方法是，高校先报在各省份的招生计划，同时留出一部分指标（不超过计划招生的1%）用于调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高校在国家控制总量的条件下可自主制定招生名额分配办法，因此，高校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介入或干扰时，自主定额便易产生问题。
现在，除了清华北大，绝大部分高校都是中央与地方联合共建，高考分省定额最终演化为“两倾”：倾斜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与倾斜的招生名额投放。
有研究指出，2009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投放的招生指标是每万名考生66.8名，在天津10.2名，在上海4.8名，全国平均2.2名;在山东与河南分别是1.1名和1名;广东和安徽分别是0.68名和0.66名。简单计算一下，广东、安徽的考生进入北京大学的几率正好是北京考生的1/100。换言之，北京大学对广东和安徽考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100倍。
复旦大学更明显，2009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河北、河南、内蒙古等10个省份投放的指标在1名以下。简单一算，上海考生进复旦大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150倍，河南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所以，天津和北京、上海一样，也是由于很多历史原因成为“高考天堂”的，教育资源丰富，人口少就占了大便宜。
高校分布不均带来的福利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高校2600多所，其中以教育部直属的75所最受瞩目，基本上都是“985”或“211”。
这些高校其中北京24所，上海8所，江苏、湖北各7所，陕西5所，四川4所，山东3所，广东、天津、重庆、湖南、辽宁、吉林各2所，浙江、黑龙江、安徽、甘肃、福建各1所，其余的河南、河北、江西等13个省份为零。
所以，高等教育机构分布不均是造成各省份高考录取率巨大差别的直接原因，而高校的分布，又和历史、一个省对高校的财政支持等因素有关。
还是以北京为例，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维持在10%左右，最高没有超过15%比例，但北京集中了全国四分之一的重点大学，10%的倾斜，就能让很多北京生源考生上重点。
再来看天津，天津本地高校本地招生比例大部分在30%上下浮动，再加上天津考生本来就少，人口并不多，考大学的压力自然就小了。
财政教育支出方面，以2016年为例，山东教育支出最多，为1826亿，北京为887.37亿、天津为502.49亿。所以从绝对值来看，山东才是教育大省，但是具体到每万人享受的教育费用，天津基本上是山东的2倍，北京差不多是山东的2.27倍。如果在往前看，在2013年和2014年，天津的数据已经非常接近北京了。
教育投入大对天津来说，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第一，每年本地高校在本地招生的名额会增加;第二，教育水平高，全国高校会觉得学生素质高，从而增加在天津的招生。
所以，天津成为“高考天堂”，其实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