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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国民办幼儿园的规模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安全事故频发、收费高、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
刘梅（化名）1989年进入幼儿教育领域，2000年从公办幼儿园出来，到民办幼儿园做园长，先后服务过5家民办幼儿园。
如今，谈起自己20多年的从业经历，刘梅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少体会到快乐和欣慰，总是充满失望和无奈，甚至泪水。”
如果说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那么学前教育就是基础中的基础。但学前教育却一直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财政投入少、入学率低、师资缺口大、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
尤其是2008年前后，幼儿园入园难问题集中爆发。每年到开学季，家长们在幼儿园门前通宵排队的场景都会在各地上演，一些质量较好的民办幼儿园需要提前一年甚至更久预约。
正是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民办幼儿园的迅速发展。
然而，如刘梅这样的业内人士，却在担忧，跟中国民办幼儿园的规模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安全事故频发、收费高、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该如何解决？
急速扩张
“在幼儿教育领域，上世纪90年代是‘国退民进’的十年。”华东师范大学ESEC儿童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周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时恰逢国家刚刚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幼儿园也向市场开放。在改革大潮中，大批的国有企业办园、事业单位办园被砍掉或卖给了民营资本。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卖幼儿园作为其办公经费的来源。”周兢透露。
上海市教育学会幼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幼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整个90年代，上海市关掉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
这里面有企业改制分离的原因，也有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因素。
她介绍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幼儿园的入园人数开始下降，到2002年时，全市在园儿童数量只有23.4万，而1987年时全市有在园儿童49.6万，15年间减少了26.2万，下降了52.8%。
“所以，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当时上海市关停了很多单位办园、教育部门办的小园和家点班。”何幼华表示。
那是中国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幼儿教育领域许多大品牌都是创立于那一时期。
“但作为一个行业，当时整个民办幼儿园市场还远未形成体系，而公办园系统却在不断萎缩。因此，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入园难问题。”周兢直言。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虞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全国3～6岁幼儿入园率仅为50.9%，“也就是说，当时有接近一半的孩子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局面。”
问题爆发后，教育部从2010年开始推动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发展的路线图。
而民办幼儿教育也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新一轮扩张。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磊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16.27万所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中，民办幼儿园的数量是14.64万，占民办学校总数的比例达到90%；2015年全国新增的1.38万所幼儿园中，民办幼儿园占7094所，占比超过51%。
教育部公开数据也表明：2005年，全国共有民办幼儿园6.88万所，在园儿童668.09万人；到2015年，全国14.64万所民办幼儿园中，在园儿童的数量达到了2302.44万人。十年间分别增加了7.76万所和1634.35万人，增长率分别达到113%和245%。
师资跟不上
与此同时，民办幼儿园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师资和管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管理和师资跟不上，是近年幼儿园安全事故、幼儿教师虐待儿童案件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刘梅认为。
如果按照幼儿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10：1的生师比计算，2015年全国民办幼儿园177.06万人的新增在园儿童，至少需要增加17.7万名幼儿教师。但教育部《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5年全国（包括公立）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的数量比上年增加了22.28万人。
“增加的这部分教师，大部分还是补充进了幼儿园的公办系统。”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称。
在他看来，目前整个幼儿教育系统都存在很大的师资缺口，民办幼儿园的缺口更大。
以学前教育发达的上海市为例。上海市教委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市在园儿童的数量是53.59万，全市共有幼儿专任教师3.66人，师生比为1：14.6；其中562所民办幼儿园共有在园儿童16.83万人，民办幼儿教师1.03万人，师生比为1：16.3。
英国学前教育联盟主席Neil Leitch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说，在英国，一个幼儿教师最多可以同时照看13个3～6岁的儿童，即生师比为13：1，通常情况下为8：1。
照此计算，即便是上海市，其幼儿园师资也存在着超过3万人的缺口量，其中民办幼儿园系统师资缺口超过1.07万。
更重要的是，民办幼儿园的师资水平整体偏低。
“民办幼儿园中，很多老师是幼师毕业，相当于是中专文化程度。而且大部分幼师学校的生源质量很差，许多都是考不上高中，传统教育系统‘淘汰’下来的学生。”前述专家指出。
而何幼华介绍说，上海市公办幼儿园有事业编制的教师中，60%以上具有大学本科的学历水平，最基本的也是大专文化水平。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民办幼儿教育系统对优质师资的吸引力完全无法与公办系统相抗衡。 刘梅也承认，教师整体水平不高，流动性大几乎是所有民办幼儿园都面临的难题。
用国外教育理念忽悠家长
刘梅观察到，近年来，一些民办幼儿园只顾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盲目引进一些所谓的国外教育理念忽悠家长。
比如，目前业内流行的蒙式教育法原本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娅·蒙台梭利为解决智障儿童的教育问题而创立的一套教育方法论，但国内大批民办幼儿园盲目将其引进，并作为招揽生源的噱头大肆宣传。
“真正把这套教育法弄明白，并结合自己幼儿园的实际进行消化吸收的很少。”刘梅告诉本刊记者。
她曾经在一家运用蒙式教育法的幼儿园看到，教师强制要求小朋友们不说话，一个个安静地背着手在转圈走路。
“别人做这项活动针对的是聋哑儿童，现在你面对的是一群发育正常的孩子，怎么能不让讲话呢。这种教育方法的盲目使用，很可能会阻碍儿童天性的释放和社交能力的发展。要耽误多少孩子的成长啊！”提及此事，刘梅非常气愤。
前述要求匿名的业内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目前中国的幼儿教育领域确实存在教育用书混乱、教育理念繁杂、教育目标不清晰、导向不明的问题，而在民办幼儿园中，这一现象更为严重。
虞永平也指出，在社会上盲目引进并夸大宣传一些所谓的“国际品牌”并非孤例。
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儿童家长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引发的。“而这种盲目迷信则是其将物质生活中的消费思维迁移到了教育领域，认为凡是国外的都是优秀的。”
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家长对各种专业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知之甚少。因此，民办幼儿教育的举办者往往以洋品牌、洋理论为饵，骗取家长的信任。
“但其实对于幼儿教育来说，适宜性和有效性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理论和方法要适合本地区、本园所甚至每一个孩子的自身情况。”虞永平强调。
但前述专家却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幼儿教育课程体系不无关系。
在虞永平看来，3～6岁儿童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决定了幼儿教育无法像中小学教育那样，将要学习的知识和内容通过符号化、文字化的东西反映出来，所以幼儿教育没有统一严格的课程标准。
据前述专家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部有部编教材和教师指导用书，虽然当时并未强制要求全国统一采用，但大家认可教育部的权威性，大多会主动采用。
但之后统一的参考教材和指导用书被取消。2012年10月，教育部通过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了幼儿园阶段的儿童发展目标。然后由各地根据各自的实际，编制课程标准。
“这个课程的内容本来是应该更开放，更灵活。比如农村的孩子可以教他认识身边的植物，北方的孩子可以要求其感知、认识雪。”虞永平说。
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幼儿园教师课程组织能力相对较弱，教育主管部门的教研指导力量又跟不上，就导致了一些幼儿园对此无所适从，只能购买商业教材，并原封不动地加以教学。
“整个课程体系也就因此乱了。”前述专家称。
不出安全事故，就没有监管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民办学前教育行业，既无法很好地实现行业自律，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
周兢认为，民办幼儿园之所以乱象丛生，是因为国家在幼儿园的管理上，缺乏一个质量评价标准。
按照目前的管理体制，虽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部门，但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又会涉及到民办教育管理部门，对师资的管理归口专门的教师司，玩、教具的管理又归属教育装备管理部门，课程和教材同样有自己的管理部门。同时，如果是营利性幼儿园，又会涉及到工商和税务部门。
前述匿名专家还透露，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还属于安全事故指向，即只要幼儿园不出安全事故，就没有监管。
“但事实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在办园质量上政府都应该管起来。毕竟，幼儿园虽然是私人的，但孩子是国家的，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同样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虞永平说。
英国政府对于其民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监管措施或许可为借鉴。
据Neil Leitch介绍，目前英国有2.7万个幼儿教育和看护团体，其中国家出资创办的机构仅占5%～8%，其余均为个人或者志愿组织创办的私立机构。
但政府有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定期对幼儿教育和看护机构进行提前24小时通知的突击检查。这项检查既会考察机构对于幼儿发展大纲的执行情况，也会对儿童及家长进行回访，甚至会跟踪了解儿童在机构中的发展情况。
然后，管理部门对各机构作出优秀、良好、需要改进、不好4个级别的评级。如果机构能够在评级中获得优秀，检查次数就会大大减少，“一般是减少到每年4次。”Neil Leitch表示。
但如果机构在检查中表现较差，管理部门就会增加检查次数，缩短检查周期，直至机构改进自己的教学质量。如果一个机构连续两次被评为最差的“不好”级别，就会被政府取缔办园资格。
“当然，如果政府接到儿童家长的投诉或者机构发生了安全事故，政府也会进行检查。”Neil Leitch补充道。
建立质量标准刻不容缓
但是在中国，对于幼儿园办园质量的监管，目前政府方面还缺乏全国性的质量评价标准。
各地方是否有自己的质量评价体系，则完全在于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
周兢指出，一般教育发达地区都已经在探索建立幼儿园质量评价体系。
以上海市为例。据何幼华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入园低谷时期，上海市教委在促进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如从1995年开始，上海市教委组织专家历时3年编制出了第一版《上海市学前教育纲要》，为各个学前教育机构的课程编制、组织实施以及评价提供依据。
此后，上海市教委又先后出台了《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上海市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指南》、《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方案》等旨在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的政策文件。同时，要求每一所幼儿园按照课程指南，拿出在本园的课程实施方案，推动政策的落实。
“最近教委还在组织修订保教指南，希望将其与教育部的儿童学习发展指南相结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学前教育评价指南。即从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和幼儿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评价学前教育的发展程度。”何幼华解释说。
此外，近年来，上海市教委还不断开展幼儿园等级评估工作，即从幼儿园的管理水平、师资力量、课程研发能力、硬件设施建设水平等纬度，将优秀幼儿园分为示范园、一级园所和二级园所。
“目前，我们也将民办幼儿园纳入了管理范畴，办园质量高的可以被评为3级园所。”何幼华说。
周兢认为，幼儿园的质量监管与评价的问题，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不应该回避，也不适宜分散，应该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具有质量评价指向的标准。
而关于具体的评价纬度，虞永平认为，一套科学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至少应该包括结构标准、过程标准和结果标准，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核心是支持和促进幼儿发展的综合系统的水平和质量。
即不仅要看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建设水平，更要关注其管理是否科学民主，教学中是否能够为孩子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去行动。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还有不少幼儿园还是以教师讲为主。但事实是，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讲得越多，越是在剥夺孩子成长和发展的机会。”虞永平认为。
因此，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告诉幼儿教育举办者：真正好的学前教育是要调动孩子的多种感官，让他们自己去感知，从而获得经验。
“尽管我们的学前教育已经走出了低谷，但目前仍然是所有教育环节中最薄弱的。我们还是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周兢说。
刘梅（化名）1989年进入幼儿教育领域，2000年从公办幼儿园出来，到民办幼儿园做园长，先后服务过5家民办幼儿园。
如今，谈起自己20多年的从业经历，刘梅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少体会到快乐和欣慰，总是充满失望和无奈，甚至泪水。”
如果说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那么学前教育就是基础中的基础。但学前教育却一直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财政投入少、入学率低、师资缺口大、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
尤其是2008年前后，幼儿园入园难问题集中爆发。每年到开学季，家长们在幼儿园门前通宵排队的场景都会在各地上演，一些质量较好的民办幼儿园需要提前一年甚至更久预约。
正是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民办幼儿园的迅速发展。
然而，如刘梅这样的业内人士，却在担忧，跟中国民办幼儿园的规模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安全事故频发、收费高、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该如何解决？
急速扩张
“在幼儿教育领域，上世纪90年代是‘国退民进’的十年。”华东师范大学ESEC儿童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周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时恰逢国家刚刚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幼儿园也向市场开放。在改革大潮中，大批的国有企业办园、事业单位办园被砍掉或卖给了民营资本。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卖幼儿园作为其办公经费的来源。”周兢透露。
上海市教育学会幼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幼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整个90年代，上海市关掉了一大批公办幼儿园。
这里面有企业改制分离的原因，也有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因素。
她介绍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幼儿园的入园人数开始下降，到2002年时，全市在园儿童数量只有23.4万，而1987年时全市有在园儿童49.6万，15年间减少了26.2万，下降了52.8%。
“所以，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当时上海市关停了很多单位办园、教育部门办的小园和家点班。”何幼华表示。
那是中国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幼儿教育领域许多大品牌都是创立于那一时期。
“但作为一个行业，当时整个民办幼儿园市场还远未形成体系，而公办园系统却在不断萎缩。因此，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入园难问题。”周兢直言。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虞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全国3～6岁幼儿入园率仅为50.9%，“也就是说，当时有接近一半的孩子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局面。”
问题爆发后，教育部从2010年开始推动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发展的路线图。
而民办幼儿教育也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新一轮扩张。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磊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16.27万所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中，民办幼儿园的数量是14.64万，占民办学校总数的比例达到90%；2015年全国新增的1.38万所幼儿园中，民办幼儿园占7094所，占比超过51%。
教育部公开数据也表明：2005年，全国共有民办幼儿园6.88万所，在园儿童668.09万人；到2015年，全国14.64万所民办幼儿园中，在园儿童的数量达到了2302.44万人。十年间分别增加了7.76万所和1634.35万人，增长率分别达到113%和245%。
师资跟不上
与此同时，民办幼儿园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师资和管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管理和师资跟不上，是近年幼儿园安全事故、幼儿教师虐待儿童案件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刘梅认为。
如果按照幼儿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10：1的生师比计算，2015年全国民办幼儿园177.06万人的新增在园儿童，至少需要增加17.7万名幼儿教师。但教育部《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5年全国（包括公立）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的数量比上年增加了22.28万人。
“增加的这部分教师，大部分还是补充进了幼儿园的公办系统。”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称。
在他看来，目前整个幼儿教育系统都存在很大的师资缺口，民办幼儿园的缺口更大。
以学前教育发达的上海市为例。上海市教委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市在园儿童的数量是53.59万，全市共有幼儿专任教师3.66人，师生比为1：14.6；其中562所民办幼儿园共有在园儿童16.83万人，民办幼儿教师1.03万人，师生比为1：16.3。
英国学前教育联盟主席Neil Leitch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说，在英国，一个幼儿教师最多可以同时照看13个3～6岁的儿童，即生师比为13：1，通常情况下为8：1。
照此计算，即便是上海市，其幼儿园师资也存在着超过3万人的缺口量，其中民办幼儿园系统师资缺口超过1.07万。
更重要的是，民办幼儿园的师资水平整体偏低。
“民办幼儿园中，很多老师是幼师毕业，相当于是中专文化程度。而且大部分幼师学校的生源质量很差，许多都是考不上高中，传统教育系统‘淘汰’下来的学生。”前述专家指出。
而何幼华介绍说，上海市公办幼儿园有事业编制的教师中，60%以上具有大学本科的学历水平，最基本的也是大专文化水平。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民办幼儿教育系统对优质师资的吸引力完全无法与公办系统相抗衡。 刘梅也承认，教师整体水平不高，流动性大几乎是所有民办幼儿园都面临的难题。
用国外教育理念忽悠家长
刘梅观察到，近年来，一些民办幼儿园只顾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盲目引进一些所谓的国外教育理念忽悠家长。
比如，目前业内流行的蒙式教育法原本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娅·蒙台梭利为解决智障儿童的教育问题而创立的一套教育方法论，但国内大批民办幼儿园盲目将其引进，并作为招揽生源的噱头大肆宣传。
“真正把这套教育法弄明白，并结合自己幼儿园的实际进行消化吸收的很少。”刘梅告诉本刊记者。
她曾经在一家运用蒙式教育法的幼儿园看到，教师强制要求小朋友们不说话，一个个安静地背着手在转圈走路。
“别人做这项活动针对的是聋哑儿童，现在你面对的是一群发育正常的孩子，怎么能不让讲话呢。这种教育方法的盲目使用，很可能会阻碍儿童天性的释放和社交能力的发展。要耽误多少孩子的成长啊！”提及此事，刘梅非常气愤。
前述要求匿名的业内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目前中国的幼儿教育领域确实存在教育用书混乱、教育理念繁杂、教育目标不清晰、导向不明的问题，而在民办幼儿园中，这一现象更为严重。
虞永平也指出，在社会上盲目引进并夸大宣传一些所谓的“国际品牌”并非孤例。
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儿童家长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引发的。“而这种盲目迷信则是其将物质生活中的消费思维迁移到了教育领域，认为凡是国外的都是优秀的。”
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家长对各种专业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知之甚少。因此，民办幼儿教育的举办者往往以洋品牌、洋理论为饵，骗取家长的信任。
“但其实对于幼儿教育来说，适宜性和有效性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理论和方法要适合本地区、本园所甚至每一个孩子的自身情况。”虞永平强调。
但前述专家却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幼儿教育课程体系不无关系。
在虞永平看来，3～6岁儿童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决定了幼儿教育无法像中小学教育那样，将要学习的知识和内容通过符号化、文字化的东西反映出来，所以幼儿教育没有统一严格的课程标准。
据前述专家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部有部编教材和教师指导用书，虽然当时并未强制要求全国统一采用，但大家认可教育部的权威性，大多会主动采用。
但之后统一的参考教材和指导用书被取消。2012年10月，教育部通过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了幼儿园阶段的儿童发展目标。然后由各地根据各自的实际，编制课程标准。
“这个课程的内容本来是应该更开放，更灵活。比如农村的孩子可以教他认识身边的植物，北方的孩子可以要求其感知、认识雪。”虞永平说。
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幼儿园教师课程组织能力相对较弱，教育主管部门的教研指导力量又跟不上，就导致了一些幼儿园对此无所适从，只能购买商业教材，并原封不动地加以教学。
“整个课程体系也就因此乱了。”前述专家称。
不出安全事故，就没有监管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民办学前教育行业，既无法很好地实现行业自律，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
周兢认为，民办幼儿园之所以乱象丛生，是因为国家在幼儿园的管理上，缺乏一个质量评价标准。
按照目前的管理体制，虽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部门，但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又会涉及到民办教育管理部门，对师资的管理归口专门的教师司，玩、教具的管理又归属教育装备管理部门，课程和教材同样有自己的管理部门。同时，如果是营利性幼儿园，又会涉及到工商和税务部门。
前述匿名专家还透露，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还属于安全事故指向，即只要幼儿园不出安全事故，就没有监管。
“但事实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在办园质量上政府都应该管起来。毕竟，幼儿园虽然是私人的，但孩子是国家的，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同样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虞永平说。
英国政府对于其民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监管措施或许可为借鉴。
据Neil Leitch介绍，目前英国有2.7万个幼儿教育和看护团体，其中国家出资创办的机构仅占5%～8%，其余均为个人或者志愿组织创办的私立机构。
但政府有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定期对幼儿教育和看护机构进行提前24小时通知的突击检查。这项检查既会考察机构对于幼儿发展大纲的执行情况，也会对儿童及家长进行回访，甚至会跟踪了解儿童在机构中的发展情况。
然后，管理部门对各机构作出优秀、良好、需要改进、不好4个级别的评级。如果机构能够在评级中获得优秀，检查次数就会大大减少，“一般是减少到每年4次。”Neil Leitch表示。
但如果机构在检查中表现较差，管理部门就会增加检查次数，缩短检查周期，直至机构改进自己的教学质量。如果一个机构连续两次被评为最差的“不好”级别，就会被政府取缔办园资格。
“当然，如果政府接到儿童家长的投诉或者机构发生了安全事故，政府也会进行检查。”Neil Leitch补充道。
建立质量标准刻不容缓
但是在中国，对于幼儿园办园质量的监管，目前政府方面还缺乏全国性的质量评价标准。
各地方是否有自己的质量评价体系，则完全在于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
周兢指出，一般教育发达地区都已经在探索建立幼儿园质量评价体系。
以上海市为例。据何幼华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入园低谷时期，上海市教委在促进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如从1995年开始，上海市教委组织专家历时3年编制出了第一版《上海市学前教育纲要》，为各个学前教育机构的课程编制、组织实施以及评价提供依据。
此后，上海市教委又先后出台了《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上海市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指南》、《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方案》等旨在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的政策文件。同时，要求每一所幼儿园按照课程指南，拿出在本园的课程实施方案，推动政策的落实。
“最近教委还在组织修订保教指南，希望将其与教育部的儿童学习发展指南相结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学前教育评价指南。即从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和幼儿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评价学前教育的发展程度。”何幼华解释说。
此外，近年来，上海市教委还不断开展幼儿园等级评估工作，即从幼儿园的管理水平、师资力量、课程研发能力、硬件设施建设水平等纬度，将优秀幼儿园分为示范园、一级园所和二级园所。
“目前，我们也将民办幼儿园纳入了管理范畴，办园质量高的可以被评为3级园所。”何幼华说。
周兢认为，幼儿园的质量监管与评价的问题，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不应该回避，也不适宜分散，应该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具有质量评价指向的标准。
而关于具体的评价纬度，虞永平认为，一套科学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至少应该包括结构标准、过程标准和结果标准，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核心是支持和促进幼儿发展的综合系统的水平和质量。
即不仅要看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建设水平，更要关注其管理是否科学民主，教学中是否能够为孩子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去行动。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还有不少幼儿园还是以教师讲为主。但事实是，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讲得越多，越是在剥夺孩子成长和发展的机会。”虞永平认为。
因此，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告诉幼儿教育举办者：真正好的学前教育是要调动孩子的多种感官，让他们自己去感知，从而获得经验。
“尽管我们的学前教育已经走出了低谷，但目前仍然是所有教育环节中最薄弱的。我们还是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周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