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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侯孝贤的新作《刺客聂隐娘》公映后，一时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作为电影编剧之一、年仅29岁的谢海盟由此走进了公众视野。
向无用的知识靠拢
1986年，谢海盟出生在台湾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庭：父亲唐诺是评论家，母亲朱天心、阿姨朱天文、外公朱西宁都是小说家，外婆刘慕沙则是翻译家。浓厚的文学氛围使得谢海盟整个童年时期就喜欢躲在书房，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世界里。令人惊奇的是，成年人读起来都不是十分流畅的名著，对刚识字不久的谢海盟而言，几乎没有阅读障碍。
外公朱西宁在创作之余，给她讲述了许多书本之外的事情，诸如他幼时如何捅蜂窝、活捉黄鼠狼、搜寻千年人参，或乡野奇谈如鬼打墙、与混入羊群的狼对峙，或骡子如何才肯乖乖上磨、马如何能顺产等种种北方农村的常识。每次谢海盟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她听完故事，略作思考，就能把一些故事换上自己想象的结尾。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朱天心因对台湾学校“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十分不满，就常常怂恿谢海盟不上学，鼓励她要有些叛逆精神。于是谢海盟时常请假，带着喜欢的书，跟母亲去咖啡馆。
9岁那年，她放下手中正翻看的《隋唐演义》，说：“妈妈，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我想重写一次。”朱天心从写作中回过神来，“那是不是要做些准备工作呢？”谢海盟说，重写《随唐演义》的愿望由来已久，手头已经搜集了一批丰富的唐朝资料。
许多年以后，谢海盟说起这段回忆，依然激动不已：“阅读比较中我发现，《隋唐演义》不仅将我极为崇拜的一代英主唐太宗写得异常懦弱，对豪勇盖世的瓦岗寨众英雄的描绘也是扁平僵硬，整部书写得相当粗糙。”
幸运的是，谢海盟遇见了理解她、欣赏她的老师。于是，上中学之前，她都在逃学与课堂上偷读小说、写小说中度过。高三那年，听从老师的建议，她拾起教科书，考入了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民族学，是一个比较虚的理论体系，在外人看来，是无用的知识。谢海盟之所以这么选择，是不想让人生很快尘埃落定，她想为自己多争取几年摸索、思考的时间。因为童年时种在心里的那个梦想，不时迸发出来，在她眼前招摇一番。
大学时期，唐诺夫妻开始在咖啡馆写作。谢海盟因为每周有几天不用到校，也养成了跟父母一起去咖啡馆的习惯。他们通常早上8点出门，三人乘一辆出租车，到咖啡馆后，互不干扰分坐三处。午后2点，父亲先回家，谢海盟外出散步休息眼睛。母亲或者回家，或者与谢海盟同去散步。
母亲对谢海盟说，台北曾是一个处处是水的城市，人们现在走的许多路在50年前都是水路密布的河道。
谢海盟来了兴趣，去台北图书馆找到50年前当地的水文建设图，每天顺着那些似有似无的水路，踏着那些干涸的沧海桑田，思考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2014年11月，谢海盟把这些思考陆续写进了小说《舒兰河上》。2015年5月，12万字的《舒兰河上》入围第17届台北文学年金计划。
逼近心中美的作品
2009年，谢海盟大学毕业，她没有立刻找工作，而是继续《隋唐演义》的资料收集工作。这年夏天刚过，大姨朱天文邀请她加入《刺客聂隐娘》电影剧组，和作家钟阿城一起，帮助自己编剧。
于是熟知唐代历史文化、记性了得的谢海盟成了编剧组的记忆卡、随身碟。一些新资料到手，剧组就请她先过目一遍输入头脑中，以备拍摄时随时查询。到了后期，总有新奇观点的谢海盟开始参与剧本讨论。在最终确定主人公的风格時，她和导演侯孝贤发生了争执。
唐人传奇《聂隐娘》是侯孝贤一直想拍的作品。他最初设计的这个剧本里，聂隐娘是躲在树上的，闭着眼睛，用耳朵去听，去判断所有的情景。她眼睛睁开时，就要和一帮人酣畅过招，最后取下对方的首级离开。
谢海盟则提出相反的思路：聂隐娘，从名字上释义，是三只耳朵隐藏着一个姑娘。因此作为女性刺客，她的特殊性就是躲起来，躲到最适合出手时，再取人性命。如果设计过多的武打动作，观众虽看得过瘾，但这也是对无数武侠剧的重复。谢海盟建议，不让聂隐娘躲在阴影里，让她大剌剌地在白日市集里走，但大家就是看不到她，这才是刺客的最高境界。侯孝贤经过两天的思考，最后宣布，谢海盟由编辑助理升任为第一编剧。
谢海盟决定重新建构剧本。新剧本只用了原小说三分之一的内容。剧中人都是从头塑造。谢海盟想让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部分，只是冰山露在海面的一小角，然而这一小角含义丰富，人们通过它能感知到完整的冰山。
从最初加盟做助理，到后来主持创作，年轻的谢海盟表现出难得的真知灼见。她对前辈们说，导演和编剧有时要“背对观众”，当所有人对你的东西无法讲出不同意见时，你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想创作出逼近心目中美的作品，你必然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喜爱。可那又怎么样，有时，阳春白雪的作品，需要有高处不胜寒的勇气。
不让“无我”的文字消失
《刺客聂隐娘》公映后，谢海盟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让她声名鹊起的，并不是作为编剧的身份，而是2015年8月出版发行的《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这本书。
从进剧组的那天开始，谢海盟以一个编剧的视角，记录下了导演为电影所做的考证、确定的拍摄基调，与编剧们对剧本写作、人物设定、故事情节的争论、分歧、共识。还用细腻、幽默的笔触记录了剧组辗转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多地拍摄的种种状况，工作人员在合作中的情感交流与有趣轶事。
这本书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写作中，她没让自己的感情有任何参与，自始至终，谢海盟一直选择冷眼旁观。
这种近乎“无我”的写作角度使《行云纪》更像一本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所有故事全部以白描笔触呈现。侯孝贤评价这本书时，说谢海盟与聂隐娘有着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她们都是远离人群的人，与热闹的世界保持一个远到不会产生亲密关系、又近到可以观察得清楚的距离。
实际上，谢海盟的这种写作态度，和她自小养成的孤独的叛逆有关。8岁那年，母亲以她的成长为素材，出版了《学飞的盟盟》一书，大姨则在书中加入她小学时的一些画作。谢海盟看到书后很愤怒：“每一个人的成长，包括那些隐含自己众多心事的画作，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拿出去示人，这是对我的不尊重，我不想在世人面前变成一个透明人。”
谢海盟和母亲冷战了好久，并渐渐地不愿与家人分享写作心得，写的东西也从不给家人看。从那时起，她经历了横跨整个青春期的挣扎阶段：她极不善社交，常与动物为伍;她没有同辈朋友，唯一可交流的只有崇拜她的表妹;和外界接触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只去银行办事说两句话，她都不愿意。大学之后，她被诊断为亚斯伯格综合征，一种没有智障问题的自闭症。
父亲给了她极大的帮助，他说，“想清楚，这就是你的人生，你要认认真真去面对它。如果不能改变，我也喜欢你这个快乐的状态。”
在电影拍摄的几年里，谢海盟把目光落在了《行云记》的写作中。朱天文对媒体说，这本侧记比电影好看一百倍，并赞谢海盟为一个“情感华丽、着色酣畅”的电影留下了一本详实的证词。
关于今天的成功，谢海盟对家庭表示了感谢。她坦言，家庭资产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身教，会受用终生。
文学有异常残忍的一面，它的繁华、烟消云散都得由自己承担。昆德拉曾说：自我强大的人适合写作，因为是和内心对话。但要捕捉外界几不可闻的细微声音，就必须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沉静下来。
写作是一条孤独而清贫的路，急于回到写作状态中去的谢海盟显然做好了准备。
向无用的知识靠拢
1986年，谢海盟出生在台湾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庭：父亲唐诺是评论家，母亲朱天心、阿姨朱天文、外公朱西宁都是小说家，外婆刘慕沙则是翻译家。浓厚的文学氛围使得谢海盟整个童年时期就喜欢躲在书房，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世界里。令人惊奇的是，成年人读起来都不是十分流畅的名著，对刚识字不久的谢海盟而言，几乎没有阅读障碍。
外公朱西宁在创作之余，给她讲述了许多书本之外的事情，诸如他幼时如何捅蜂窝、活捉黄鼠狼、搜寻千年人参，或乡野奇谈如鬼打墙、与混入羊群的狼对峙，或骡子如何才肯乖乖上磨、马如何能顺产等种种北方农村的常识。每次谢海盟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她听完故事，略作思考，就能把一些故事换上自己想象的结尾。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朱天心因对台湾学校“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十分不满，就常常怂恿谢海盟不上学，鼓励她要有些叛逆精神。于是谢海盟时常请假，带着喜欢的书，跟母亲去咖啡馆。
9岁那年，她放下手中正翻看的《隋唐演义》，说：“妈妈，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我想重写一次。”朱天心从写作中回过神来，“那是不是要做些准备工作呢？”谢海盟说，重写《随唐演义》的愿望由来已久，手头已经搜集了一批丰富的唐朝资料。
许多年以后，谢海盟说起这段回忆，依然激动不已：“阅读比较中我发现，《隋唐演义》不仅将我极为崇拜的一代英主唐太宗写得异常懦弱，对豪勇盖世的瓦岗寨众英雄的描绘也是扁平僵硬，整部书写得相当粗糙。”
幸运的是，谢海盟遇见了理解她、欣赏她的老师。于是，上中学之前，她都在逃学与课堂上偷读小说、写小说中度过。高三那年，听从老师的建议，她拾起教科书，考入了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民族学，是一个比较虚的理论体系，在外人看来，是无用的知识。谢海盟之所以这么选择，是不想让人生很快尘埃落定，她想为自己多争取几年摸索、思考的时间。因为童年时种在心里的那个梦想，不时迸发出来，在她眼前招摇一番。
大学时期，唐诺夫妻开始在咖啡馆写作。谢海盟因为每周有几天不用到校，也养成了跟父母一起去咖啡馆的习惯。他们通常早上8点出门，三人乘一辆出租车，到咖啡馆后，互不干扰分坐三处。午后2点，父亲先回家，谢海盟外出散步休息眼睛。母亲或者回家，或者与谢海盟同去散步。
母亲对谢海盟说，台北曾是一个处处是水的城市，人们现在走的许多路在50年前都是水路密布的河道。
谢海盟来了兴趣，去台北图书馆找到50年前当地的水文建设图，每天顺着那些似有似无的水路，踏着那些干涸的沧海桑田，思考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2014年11月，谢海盟把这些思考陆续写进了小说《舒兰河上》。2015年5月，12万字的《舒兰河上》入围第17届台北文学年金计划。
逼近心中美的作品
2009年，谢海盟大学毕业，她没有立刻找工作，而是继续《隋唐演义》的资料收集工作。这年夏天刚过，大姨朱天文邀请她加入《刺客聂隐娘》电影剧组，和作家钟阿城一起，帮助自己编剧。
于是熟知唐代历史文化、记性了得的谢海盟成了编剧组的记忆卡、随身碟。一些新资料到手，剧组就请她先过目一遍输入头脑中，以备拍摄时随时查询。到了后期，总有新奇观点的谢海盟开始参与剧本讨论。在最终确定主人公的风格時，她和导演侯孝贤发生了争执。
唐人传奇《聂隐娘》是侯孝贤一直想拍的作品。他最初设计的这个剧本里，聂隐娘是躲在树上的，闭着眼睛，用耳朵去听，去判断所有的情景。她眼睛睁开时，就要和一帮人酣畅过招，最后取下对方的首级离开。
谢海盟则提出相反的思路：聂隐娘，从名字上释义，是三只耳朵隐藏着一个姑娘。因此作为女性刺客，她的特殊性就是躲起来，躲到最适合出手时，再取人性命。如果设计过多的武打动作，观众虽看得过瘾，但这也是对无数武侠剧的重复。谢海盟建议，不让聂隐娘躲在阴影里，让她大剌剌地在白日市集里走，但大家就是看不到她，这才是刺客的最高境界。侯孝贤经过两天的思考，最后宣布，谢海盟由编辑助理升任为第一编剧。
谢海盟决定重新建构剧本。新剧本只用了原小说三分之一的内容。剧中人都是从头塑造。谢海盟想让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部分，只是冰山露在海面的一小角，然而这一小角含义丰富，人们通过它能感知到完整的冰山。
从最初加盟做助理，到后来主持创作，年轻的谢海盟表现出难得的真知灼见。她对前辈们说，导演和编剧有时要“背对观众”，当所有人对你的东西无法讲出不同意见时，你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想创作出逼近心目中美的作品，你必然不会得到所有人的喜爱。可那又怎么样，有时，阳春白雪的作品，需要有高处不胜寒的勇气。
不让“无我”的文字消失
《刺客聂隐娘》公映后，谢海盟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让她声名鹊起的，并不是作为编剧的身份，而是2015年8月出版发行的《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这本书。
从进剧组的那天开始，谢海盟以一个编剧的视角，记录下了导演为电影所做的考证、确定的拍摄基调，与编剧们对剧本写作、人物设定、故事情节的争论、分歧、共识。还用细腻、幽默的笔触记录了剧组辗转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多地拍摄的种种状况，工作人员在合作中的情感交流与有趣轶事。
这本书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写作中，她没让自己的感情有任何参与，自始至终，谢海盟一直选择冷眼旁观。
这种近乎“无我”的写作角度使《行云纪》更像一本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所有故事全部以白描笔触呈现。侯孝贤评价这本书时，说谢海盟与聂隐娘有着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她们都是远离人群的人，与热闹的世界保持一个远到不会产生亲密关系、又近到可以观察得清楚的距离。
实际上，谢海盟的这种写作态度，和她自小养成的孤独的叛逆有关。8岁那年，母亲以她的成长为素材，出版了《学飞的盟盟》一书，大姨则在书中加入她小学时的一些画作。谢海盟看到书后很愤怒：“每一个人的成长，包括那些隐含自己众多心事的画作，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拿出去示人，这是对我的不尊重，我不想在世人面前变成一个透明人。”
谢海盟和母亲冷战了好久，并渐渐地不愿与家人分享写作心得，写的东西也从不给家人看。从那时起，她经历了横跨整个青春期的挣扎阶段：她极不善社交，常与动物为伍;她没有同辈朋友，唯一可交流的只有崇拜她的表妹;和外界接触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只去银行办事说两句话，她都不愿意。大学之后，她被诊断为亚斯伯格综合征，一种没有智障问题的自闭症。
父亲给了她极大的帮助，他说，“想清楚，这就是你的人生，你要认认真真去面对它。如果不能改变，我也喜欢你这个快乐的状态。”
在电影拍摄的几年里，谢海盟把目光落在了《行云记》的写作中。朱天文对媒体说，这本侧记比电影好看一百倍，并赞谢海盟为一个“情感华丽、着色酣畅”的电影留下了一本详实的证词。
关于今天的成功，谢海盟对家庭表示了感谢。她坦言，家庭资产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身教，会受用终生。
文学有异常残忍的一面，它的繁华、烟消云散都得由自己承担。昆德拉曾说：自我强大的人适合写作，因为是和内心对话。但要捕捉外界几不可闻的细微声音，就必须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沉静下来。
写作是一条孤独而清贫的路，急于回到写作状态中去的谢海盟显然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