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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术确实少有机会走出教室讲堂,面对普通读者群众。尊师重道之类的话,也就不在话下。教授学者,知识精英在社会上的地位大概不能不算尴尬。
一个朋友到美国去,回来之后精神大好,求知欲飙高,所见所闻都有了新的视角。
问他在美国看见了什么,如此受到鼓舞?他说是美国教育。
朋友说美国社区大学里,为普通民众设计的课程五花八门,从房地产股票,音乐手工艺到观光外语,要什么有什么。当地居民上课,只收象征性费用。而教授们更是非常敬业,有备而来;学生有问必答,生动活泼。此外朋友还在著名的全科大学里,旁听了当代中国历史和经济课程,见美国教授把中国局势纳入世界脉络,分析得透彻深入。外国专家眼光锐利清明,让朋友大为折服。
朋友感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计划以后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念书。
赶鸭子上架的博士
墙外人往墙里张望,看见了花朵和新意。墙里人看自家庭院,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最近,在我工作的美国大学图书馆新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书名是《知识的大卖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主题是当前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些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新书。作者为哈佛大学知名教授路伊斯·孟南德(Louis Menand)。
孟南德教授在书中写道:“当今美国大学教育,就像有人骑着一匹马去逛百货公司。这匹马的名字,叫‘博士’。”
好好儿的一匹马,不在原野驰骋,却在百货公司胡逛,咋地?
孟南德把这问题归结到“知识的再生产”、“教授职业化”、“学术象牙塔”这几点上。意思是:(1)学术体制类似工业生产线,设计,生产,行销,市场,环环相扣,类似生产流水线。纸上作业与程序问题在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往往反客为主,限制了学术领域的发展。(2)博士学位攻读和考研时间过长,往往浪费社会资源,而且有后遗症。(3)学术体制固然有规范性,而研究成果能进入大众视野的,却少之又少。知识精英与媒体、文化活动严重脱节。
在美国传统学科最高学位是Ph.D.,英文字面意思是“哲学博士”,中文翻成“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比利润丰厚的法学、医学最高学位所花的时间要长。一般来说,攻读法学博士学位,需时三年。医学博士课程四年,实习一年,共五年。理工科博士学位却往往要六七年,文科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花八九年时间,并不算稀奇。
过长的博士课程要求,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半途而废的博士生,据统计占一半之多,他们日后的工作,多半也与博士课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博士们如果找到了教学工作,成为教授,但如果通不过“终身职评审”的重大关卡,也还是扫出高等学府之门,退出学术界,另谋出路。
此外,大家都知道,学者未必能言善道,精于科研的博士也未必就是好老师。文科博士或许精于抽象思维,理论论述,但却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通识教育课程”。博士生在美国必修课程中,一般不上“教学法”。可能没有人提醒他把象牙塔里的学问,和大学外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他大概也没想过怎么面对学院以外的群众和听众。在美国大学里,新出炉的美国博士走进讲堂,赶鸭子上架的窘态并不少见。
孟南德教授呼吁:学者教授们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本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倾听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学术机制运作之下,学界必须自觉,不让学术体制和程序法规牵着鼻子走,把学界弄成复制知识、“克隆”教书匠的地方。必须在象牙塔和大众文化之间,提出一套统纳,而又不包庇群众文化思维,把学术的视角提升到一定的广度和高度。检视挖掘潜藏的文化角落,统纳大众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做“社会的良心”。
他的呼吁,理所当然,没有商量。就因为理所当然,也正好点出了美国学界隐含的问题:美国学界被程序和体制绑住了手脚。
门禁森严
就我所看见的一些中美学界间的对照,作为对此书的回应吧。
现在美国传媒上每谈及“精英”这个字眼,往往是以讪笑和贬抑的态度带出的。“精英”与另一个嘲讽的英文字眼——nerd(蛋头),几乎要对等起来,成为普遍群众讽笑的对象。在美国,学术确实少有机会走出教室讲堂,面对普通读者群众。尊师重道之类的话,也就不在话下。教授学者,知识精英在社会上的地位大概不能不算尴尬。
相较之下,国内学者教授们面对大众的机会显然要多出许多。学界与出版界、杂志、媒体之间的来往相当频繁。就拿上海一地来说,在许多重要学术演讲场合,杂志媒体、编辑记者,与教授学者们共聚一堂,互通声气是很常见的事。虽然各行各业各司其责,但同好之间交流讨论,互相学习,极为普遍。专业媒体编辑们的专业水平,文化学术背景,文筆很高。博士学者们也多有文采,甚至有直接参与文化创作与出版工作的。各行同好,互为表里,共存共荣,确实风景无限,让人羡慕。学者、媒体、文化界的互动,在美国却很罕见。
这就要引出“专业化”的利与弊了。说来有些可笑,美国学界,一个多才多艺的学者,有时甚至要引来同行“不务正业”或“不够专业”的批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个非文学学科的学者,发表了一首创作诗。升级评审的时候,这首诗惹出一场风波,有人因为他的诗,质疑他的“专业性”。这些极端的例子,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繁复的背景因素,但也正说明了繁复的学界运作下可能连带产生的问题。
专业化有助于体制规范性的建立。但在法治精神的非为中,行之有年,难免反而成为阻碍。这类问题不只发生在学界,新闻,出版,与其相关行业都难免。媒体、新闻界都有自己专业化的“行规”。事实上,一般媒体文化活动,学者专家是很少有机会涉足的。专业、体制、行规、门槛这几样东西混合运作,生成了一种可算森严的东西。
另一个美国和中国学界不同之处,是在“文笔”一项上。很多人知道,在美国学界中,理论思维远比文采斑斓来得重要,笔下文采远远不及科研、资料有分量。这与国内教授学者们往往在学术、科研、随笔和文化活动之间来去优游有所不同。美国学界、文化、创作之间楚河汉界,一般是很难跨越的。国内学术出版界虽然另有它的桎梏,但学界与其他文化界的互通有无,确实令美国学界羡慕。据我所知,就有美国学人苦于专业学术的五花大绑,却在中国以个人风格的论著,挥洒文学想象,如鱼得水。
大致说来,美国的大学教育有它的胜出的地方,比如它在科学和人文学术领域上的可观成绩,社区和成人教育完善周到。但就社会地位、学术权威、专业尊严等方面来说,美国教授学者们却显然比国内学者寂寞许多。
骏马纵然善于千里奔腾,英姿驰骋,但到了百货公司,还能咋地?
一个朋友到美国去,回来之后精神大好,求知欲飙高,所见所闻都有了新的视角。
问他在美国看见了什么,如此受到鼓舞?他说是美国教育。
朋友说美国社区大学里,为普通民众设计的课程五花八门,从房地产股票,音乐手工艺到观光外语,要什么有什么。当地居民上课,只收象征性费用。而教授们更是非常敬业,有备而来;学生有问必答,生动活泼。此外朋友还在著名的全科大学里,旁听了当代中国历史和经济课程,见美国教授把中国局势纳入世界脉络,分析得透彻深入。外国专家眼光锐利清明,让朋友大为折服。
朋友感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计划以后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念书。
赶鸭子上架的博士
墙外人往墙里张望,看见了花朵和新意。墙里人看自家庭院,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最近,在我工作的美国大学图书馆新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书名是《知识的大卖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主题是当前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些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新书。作者为哈佛大学知名教授路伊斯·孟南德(Louis Menand)。
孟南德教授在书中写道:“当今美国大学教育,就像有人骑着一匹马去逛百货公司。这匹马的名字,叫‘博士’。”
好好儿的一匹马,不在原野驰骋,却在百货公司胡逛,咋地?
孟南德把这问题归结到“知识的再生产”、“教授职业化”、“学术象牙塔”这几点上。意思是:(1)学术体制类似工业生产线,设计,生产,行销,市场,环环相扣,类似生产流水线。纸上作业与程序问题在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往往反客为主,限制了学术领域的发展。(2)博士学位攻读和考研时间过长,往往浪费社会资源,而且有后遗症。(3)学术体制固然有规范性,而研究成果能进入大众视野的,却少之又少。知识精英与媒体、文化活动严重脱节。
在美国传统学科最高学位是Ph.D.,英文字面意思是“哲学博士”,中文翻成“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比利润丰厚的法学、医学最高学位所花的时间要长。一般来说,攻读法学博士学位,需时三年。医学博士课程四年,实习一年,共五年。理工科博士学位却往往要六七年,文科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花八九年时间,并不算稀奇。
过长的博士课程要求,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半途而废的博士生,据统计占一半之多,他们日后的工作,多半也与博士课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博士们如果找到了教学工作,成为教授,但如果通不过“终身职评审”的重大关卡,也还是扫出高等学府之门,退出学术界,另谋出路。
此外,大家都知道,学者未必能言善道,精于科研的博士也未必就是好老师。文科博士或许精于抽象思维,理论论述,但却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通识教育课程”。博士生在美国必修课程中,一般不上“教学法”。可能没有人提醒他把象牙塔里的学问,和大学外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他大概也没想过怎么面对学院以外的群众和听众。在美国大学里,新出炉的美国博士走进讲堂,赶鸭子上架的窘态并不少见。
孟南德教授呼吁:学者教授们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本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倾听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学术机制运作之下,学界必须自觉,不让学术体制和程序法规牵着鼻子走,把学界弄成复制知识、“克隆”教书匠的地方。必须在象牙塔和大众文化之间,提出一套统纳,而又不包庇群众文化思维,把学术的视角提升到一定的广度和高度。检视挖掘潜藏的文化角落,统纳大众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做“社会的良心”。
他的呼吁,理所当然,没有商量。就因为理所当然,也正好点出了美国学界隐含的问题:美国学界被程序和体制绑住了手脚。
门禁森严
就我所看见的一些中美学界间的对照,作为对此书的回应吧。
现在美国传媒上每谈及“精英”这个字眼,往往是以讪笑和贬抑的态度带出的。“精英”与另一个嘲讽的英文字眼——nerd(蛋头),几乎要对等起来,成为普遍群众讽笑的对象。在美国,学术确实少有机会走出教室讲堂,面对普通读者群众。尊师重道之类的话,也就不在话下。教授学者,知识精英在社会上的地位大概不能不算尴尬。
相较之下,国内学者教授们面对大众的机会显然要多出许多。学界与出版界、杂志、媒体之间的来往相当频繁。就拿上海一地来说,在许多重要学术演讲场合,杂志媒体、编辑记者,与教授学者们共聚一堂,互通声气是很常见的事。虽然各行各业各司其责,但同好之间交流讨论,互相学习,极为普遍。专业媒体编辑们的专业水平,文化学术背景,文筆很高。博士学者们也多有文采,甚至有直接参与文化创作与出版工作的。各行同好,互为表里,共存共荣,确实风景无限,让人羡慕。学者、媒体、文化界的互动,在美国却很罕见。
这就要引出“专业化”的利与弊了。说来有些可笑,美国学界,一个多才多艺的学者,有时甚至要引来同行“不务正业”或“不够专业”的批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个非文学学科的学者,发表了一首创作诗。升级评审的时候,这首诗惹出一场风波,有人因为他的诗,质疑他的“专业性”。这些极端的例子,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繁复的背景因素,但也正说明了繁复的学界运作下可能连带产生的问题。
专业化有助于体制规范性的建立。但在法治精神的非为中,行之有年,难免反而成为阻碍。这类问题不只发生在学界,新闻,出版,与其相关行业都难免。媒体、新闻界都有自己专业化的“行规”。事实上,一般媒体文化活动,学者专家是很少有机会涉足的。专业、体制、行规、门槛这几样东西混合运作,生成了一种可算森严的东西。
另一个美国和中国学界不同之处,是在“文笔”一项上。很多人知道,在美国学界中,理论思维远比文采斑斓来得重要,笔下文采远远不及科研、资料有分量。这与国内教授学者们往往在学术、科研、随笔和文化活动之间来去优游有所不同。美国学界、文化、创作之间楚河汉界,一般是很难跨越的。国内学术出版界虽然另有它的桎梏,但学界与其他文化界的互通有无,确实令美国学界羡慕。据我所知,就有美国学人苦于专业学术的五花大绑,却在中国以个人风格的论著,挥洒文学想象,如鱼得水。
大致说来,美国的大学教育有它的胜出的地方,比如它在科学和人文学术领域上的可观成绩,社区和成人教育完善周到。但就社会地位、学术权威、专业尊严等方面来说,美国教授学者们却显然比国内学者寂寞许多。
骏马纵然善于千里奔腾,英姿驰骋,但到了百货公司,还能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