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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郭法曾，1944年12月出生，196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郭法曾在电视剧《少奇同志在东北》中饰演刘少奇同志，从此，他先后在几十部影视剧中扮演这位领袖人物，其中有《巍巍昆仑（上下）》、《开国大典》等著名影片。此外，他还执导或饰演了多部影视作品，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7年获河北省十佳电视工作者荣誉称号。现为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河北影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与伟人的“邂逅”
在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之后，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出差，在软卧车厢里头，睡在对面的是东北的一个橡胶厂的厂长。他问导演个问题，怎么有拍毛主席的，拍周总理的，拍朱老总的。怎么没有拍刘少奇的呢？是不让拍吗？导演说：也没说不让拍啊。厂长说：那拍啊。这个人竟然悄悄地从家里偷出来一个存折，用企业管理的办法，把三个当地搞党史的作者关到一个宾馆里头。对他们说：你们仨人查查，刘少奇在东北有什么活动？刘少奇有三顶帽子：叛徒、工贼、内奸，叛徒是首当其冲的。这个事就是发生在东北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写这一段，跟咱东北有关系，这就创作出了电影剧本——《少奇同志在东北》。这个谁演刘少奇就太重要了，而且是第一部以少奇同志为主的戏，应该是冒点风险的。如果刘少奇成功了，这个戏就成功了。当时问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当副导演的一个人，他说我知道一个人，特像刘少奇。结果打来电话到广西，结果厂里说郭法曾出去拍戏。最后转了一大圈，在北京航天部招待所里找到了我。我记得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快年根了。导演跟我说，你先回天津过年。我回去过年基本上没吃饭，人家过年基本上就是吃啊、喝啊、玩啊，我把吃喝全都给省了，该吃的时候不吃，该喝的时候不喝，再加上熬点夜什么的，到我初六回去见他吓他一跳，你怎么变这样了，太棒了你。后来我就参加竞选，经过非常复杂的淘汰选，最后选上我了。
1987年拍摄《少奇同志在东北》剧组费尽周折找到郭法曾。因为此戏是少奇同志形象在影视中首次出现，各方面都很慎重。摄制组将5位候选人的材料，逐一报请曾任少奇同志秘书多年的邓力群同志确认。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向王光美同志请示，王光美同志非常含蓄地说：“这是你们摄制组的事，先谈谈你们的想法。”当时摄制组一致是看好郭法曾的，于是说出郭法曾的编号。光美接见我时，还请来跟随少奇多年的保姆，一起介绍少奇同志的情况。鼓励他大胆去演，争取把少奇同志演成功。
我就感觉到，演好了，众口交赞；演不好，万人唾弃。所以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在我接受任务时，我给我自己定了个原则，对于如何塑造少奇这个人物，绝不神化，力求神似。那时候，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就要开始表现他的神韵了。他就是一个以最普通的、平民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大众当中的。他是伟人，是因为他干的是属于伟人的事，而不是他的长相、他的身体是伟人。所以他在人心目中不是一个神，他就一个普通的人。那与其这样，你去装腔作势，去塑造一个伟人、一个主席，那不如去演一个人。
怎么说呢，当时我已经参加好几部电影拍摄了，我对镜头是比较熟悉的。早上我化了妆一走，我听见监视器旁边一堆人围着看，那声音虽然很少，但是很敏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像了。这个声音就传到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紧张情绪一点都没有了。就像刚才刘劲说的，要有种责任感。你必须演好不能演坏，这样一个人物你说你演砸了，你演砸了全国人民说你干什么的，你怎么演成这样，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领袖。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说好多人说，哎呀，你演得真像，真像刘少奇。我问他你见过刘少奇吗？他说没见过。所以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深的学术问题。
这个戏拍出来以后，三部一室同时审查。当时组织审查的是已故的艾知声部长，他看了片子很兴奋，他说我看了好多写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片子，这部是最真实的一部，他说这个戏塑造的少奇同志很不错，可亲可信，神形兼备，不可多得。所以摄制组同志们纷纷向我祝贺，说太替我高兴了，祝贺你，你看艾部长说的什么。于是新闻发布会变成订货会了。
就这样，我就一发不可收。《少奇同志在安源》、《少奇同志在武汉》、《少奇同志在皖东》、《少奇同志家乡行》。紧跟着下面就是电影，从《巍巍昆仑》开始，《开国大典》、《大决战》、《刘少奇的四十四天》、《毛泽东的故事》，这样一系列的少奇同志的片子就出来了。
我演到十几年的时候，我演戏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是因为王光美同志当时健在，她是当过少奇同志秘书的，所以我有什么事我都会请教她。有机会见面请教，没有机会打个电话，我演什么时候少奇同志，她就马上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当时什么情况，他穿什么衣服、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得病。她都跟我讲，演到十几年之后我就跟她成了一个忘年交的好朋友了。我在扮演少奇同志20余年当中，应该说大部分的戏都得到了当时健在的王光美同志的亲手点拨和指导，她都会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拍任何一部戏，我都可以去请教她。后来我就成了习惯了。一开始接触她的时候，我很拘谨。第一次拉着我照相的时候，我的手都是抖的。老太太说：法曾，你抖什么？哆嗦什么？她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们在拍电影《少奇同志的四十四天》的时候，她有一次跟我说：我家里头还存着很多少奇同志的衣服，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那儿去试试，合适就穿走。我当时听了很兴奋，这是老太太对我认可的一种表示。我第一次走进她家的卧室，她把那柜子都打开了，把少奇同志的衣服摊了一大床。当把尘封已久的、故人的衣服拿出来，而且这些衣服是经过文革抄家退回来的衣服，又翻出来，让我穿在身上，在她们家里走来走去。老太太坐在一把藤椅上，对我说：法曾，那儿有穿衣镜，你过去看看那个合适不合适？我就一件件地穿上，系着扣走过她那个藤制沙发面前。在穿衣镜前，开始我还比较调侃、开玩笑呢，我说你看还真挺合身的。这怎么回事？跟量身定做的一样。我回头一看老太太眼神，哎呀，那是一个让人永远也不能忘却的眼神！
伟人给予我的丰盛内心
从我第一次扮演少奇同时开始，至今已近30年。梨园行有句老话：“十年磨一戏”。我有过之：十几年来我只以少奇的形象出现在银屏和舞台上，几乎再没有扮演过其他角色。常有人问：值得吗？
值得！身为职业演员，总能尝试新鲜角色，那敢情好，可一辈子能演活一个角色，也不简单。更何况我演的这个人物非同反响:一位修养极深、理论极高的世纪伟人；为建党建军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到头来却落得身陷囹圄、全党共诛、全民共讨、沉冤六字（叛徒、内奸、工贼）、泪洒千秋。他的丰功伟绩和悲剧结局的强烈反差，蒙上了神秘莫测的人物色彩，酿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戏剧，给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而党的三中全会给这桩党内最大的冤案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使艺术家的创作得以实施，这一切对我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最让我欣慰的是上帝的赞誉，观众们如是说：少奇是个好人；他的务实作风、党建理论、修养风范、经济思想都是好样的；他没得善终，死得冤哪……这些观众具有强烈的同情心、正义感。它启发我创作的灵感，并不断注入新鲜养分。每到此时我就想起少奇同志生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见我演的戏具有神圣的使命感，顺民心、合民意，如此这般的事业，能不倾全部心血为之，而倍感光荣吗？
与此同时，观众也夸奖了我，观众如是说：你演的好像啊、形神兼备、可亲可信、不可多得……我爱听这些好话，它给我足够的自信和力量，去迎接这一重大角色的挑战。其实，绝大多数观众没见过少奇，他们是以心中的想象为标准，衡量我演得像不像。难就难在：靠我这样渺小的普通演员的功力，再现一位高大的历史伟人的风采，并博得观众的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重担在肩不得不挑，成功失败干系甚大。
梨园行有另一句老话：“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观众看到的少奇，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我与众多同仁共同创造的艺术形象，自然融会了我的主观见解。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少奇走上影视银屏可谓姗姗来迟。在其之前许多“历史人物”早已纷纷登场献技，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给我以借鉴的良机，也指令一个较高的起点——形神兼备。形不存，神无依附。神不存，形必走样。形是外在的、起码的条件，神是内在的、人物的灵魂。为求形神兼备，多年来，我从未间断过和少奇的心灵对话：一种凡人和伟人、生者和逝者、历史和现实、演员和角色的特殊对话。这种对话让我了解他、理解他、揣摩他，从一无所知、无从下手而茫然，到逐步走近、若即若离而欣喜，再到走进角色、形神兼顾而忘情，直到身心投入、早生华发而不悔。不知不觉过了这么多个年头，拍了几十部集的作品。
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大致形似的条件，这还不够：少奇长期在恶劣的环境里奔波，体弱多病，修长消瘦。而我体高强壮，能吃能睡，中年尚有发福的倾向。整理体态，尽量相似，势在必行。几经艰苦努力，终见成效。家人常戏说：“少奇给了你好身材。”爱美的小姐、女士们也发问：如何减肥？我答：难受即可瘦——该吃不吃，该喝不喝，该睡不睡，如此而已。我能忍受折磨，是因为演少奇，有动力，很值得。你们哪？大可不必吧。
当然，怎么努力也只是靠近原形，不可能完全一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值得全力追求的是神韵。
少奇的神韵是独特的。他是个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干实事儿的普通人。只是他干的事儿是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难怪王光美同志对我说：“少奇是伟人，也是凡人。”他没有过多的外部特征，也无须走下神坛（没在神坛上呆过），平时少言寡语，不乏长篇大论。他可以在万人面前演说，也可以在田间地头摘野菜；他可以乘主席专机出访列国，也可以坐硬座列车和群众谈心……这一切都被他的务实作风统帅着。塑造少奇的艺术形象，首先处理成具有平常心的普通人。力求神似，绝不神化。
少奇在长期领导白区的工运、学运斗争中在持久的党建理论和深化的经济建设研究过程中，锤炼出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严于律己、吃苦耐劳、敢担责任、甘受委屈的凡中见雅的独有气质，和不苟言笑、郁郁寡欢的内向性格。他的言谈举止、七情六欲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是我对少奇的总感觉。
表演是感觉的艺术，有了这种感觉才使我的表演有了依托。我没有、也不可能抓住少奇的外部特征去摹仿，而是从他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处世哲学、待人接物中求其神韵的。久而久之，受其影响、得其改造。
我也蒙受过不白之冤，虽说未及生死存亡，也让我蒙受多年的精神压力，并被迫离开京城浪迹天涯，终不能落实政策。为此，常闷闷不乐、耿耿于怀。但演过少奇之后，使我豁然开朗：这么个大人物一生多次蒙冤，且以冤告终，他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百姓虽无博大胸襟、深厚修养，但人生百味，委屈乃一剂苦口良药，吃下去自有好处！演了少奇，给我带来好心情。同时，也启发我思考人生——应该为追求真理而悲壮的死去？还是为苟且偷生而卑微的活着？宁折不弯、能屈能伸、玉碎瓦全、后发制人……中华民族的词汇太丰富了。
在我的艺术实践里，想到的题材很多很多，体现的作品太少太少。观众想看的，我想演的，尚未问世。
让我们耐心等待，好戏在后头。
我们这一家人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两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两个学表演专业的，一个学导演专业的；两个导演职称，一个演员职称；两个计划经济的转型派，一个开放搞活的弄潮儿。时光荏苒，星转斗移，阴差阳错，身不由己，历尽周折，几多变故，最后，我们一家三个人，都做了导演。两个在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个在河北话剧院。现在，两个老的已经退休，一个小的正在奋斗。
一个人一生从事什么专业，在自己的专业中获取什么成就？这并非全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大部分是时代选择你、给予你的。只是有人接收了时代的馈赠，有人未曾接收罢了。我喜欢这几句诗词：“春入鸟能言；云飞山自动；风来花似舞；水拍涧如鸣。”这四种自然现象，深刻地道出人生哲学。并非是过分地看重客观条件，个人的主观努力，必须融合在祖国的命运中、时代的要求里，才会见成效。
我，第一次做导演，完全是党的需要，祖国的召唤，计划分配的结果。她，我爱人何玲，在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学表演专业的。1966年毕业之时，是“文革”开始发动之日。十年动乱贻误了这一代学表演艺术的漂亮男女青年，应该在舞台、银屏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却全身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学了游泳。“文革”结束了，人已到中年。我们表演艺术的黄金岁月，不复再来。虽说何玲“垂死挣扎”，出演了几部电影，至今还能让同龄人有些记忆，但是《神女峰的迷雾》中的女画家、《十天》中的女交通员，这些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全是靠“老黄瓜刷绿漆——装嫩”，来塑造的。他，儿子考中戏，学导演，并不是我俩的主意，连家庭影响似乎都很少：儿子一直在天津的姥姥家成长，16岁才回到我们身边。做父母的深知当导演之难，多次引导孩子，企图叫他另辟新径，从事其他职业。然而，是潜移默化的渗透？还是思想联系的必然？儿子凭借自己的努力，顶着首次落榜的压力，靠着日积月累的实力，于19岁、高中毕业的第二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中戏导演系。儿子毕业的时候，时代变迁，已经不包分配，双向选择了。他选择了河北话剧院，虽然在剧院导演了《巷道》，还得了戏剧节的导演奖，但是开放搞活的时代允许他、吸引他，又再次选择了漂流北京，力求大业的道路。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长、思维的继续。儿子继承了父母的职业，那么就有机会去完成，我们想作而因种种原因，未曾完成的事儿，来弥补我们遗留的遗憾。
一家三口都作导演，一天到晚就有说不尽的话题，道不完的理论，这是我们家的乐趣。
导演的职业是演绎人生的，导演自己的人生又是如何演绎的呢？做导演不是我们的初衷，既然不能少年得知，也不要去想大器晚成。只是跟着时代走，与时俱进。我们努力了、去做了，就可以了。企盼着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我们的儿女们才有用武之地！
郭法曾，1944年12月出生，196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郭法曾在电视剧《少奇同志在东北》中饰演刘少奇同志，从此，他先后在几十部影视剧中扮演这位领袖人物，其中有《巍巍昆仑（上下）》、《开国大典》等著名影片。此外，他还执导或饰演了多部影视作品，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7年获河北省十佳电视工作者荣誉称号。现为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河北影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与伟人的“邂逅”
在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之后，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出差，在软卧车厢里头，睡在对面的是东北的一个橡胶厂的厂长。他问导演个问题，怎么有拍毛主席的，拍周总理的，拍朱老总的。怎么没有拍刘少奇的呢？是不让拍吗？导演说：也没说不让拍啊。厂长说：那拍啊。这个人竟然悄悄地从家里偷出来一个存折，用企业管理的办法，把三个当地搞党史的作者关到一个宾馆里头。对他们说：你们仨人查查，刘少奇在东北有什么活动？刘少奇有三顶帽子：叛徒、工贼、内奸，叛徒是首当其冲的。这个事就是发生在东北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写这一段，跟咱东北有关系，这就创作出了电影剧本——《少奇同志在东北》。这个谁演刘少奇就太重要了，而且是第一部以少奇同志为主的戏，应该是冒点风险的。如果刘少奇成功了，这个戏就成功了。当时问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当副导演的一个人，他说我知道一个人，特像刘少奇。结果打来电话到广西，结果厂里说郭法曾出去拍戏。最后转了一大圈，在北京航天部招待所里找到了我。我记得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快年根了。导演跟我说，你先回天津过年。我回去过年基本上没吃饭，人家过年基本上就是吃啊、喝啊、玩啊，我把吃喝全都给省了，该吃的时候不吃，该喝的时候不喝，再加上熬点夜什么的，到我初六回去见他吓他一跳，你怎么变这样了，太棒了你。后来我就参加竞选，经过非常复杂的淘汰选，最后选上我了。
1987年拍摄《少奇同志在东北》剧组费尽周折找到郭法曾。因为此戏是少奇同志形象在影视中首次出现，各方面都很慎重。摄制组将5位候选人的材料，逐一报请曾任少奇同志秘书多年的邓力群同志确认。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向王光美同志请示，王光美同志非常含蓄地说：“这是你们摄制组的事，先谈谈你们的想法。”当时摄制组一致是看好郭法曾的，于是说出郭法曾的编号。光美接见我时，还请来跟随少奇多年的保姆，一起介绍少奇同志的情况。鼓励他大胆去演，争取把少奇同志演成功。
我就感觉到，演好了，众口交赞；演不好，万人唾弃。所以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在我接受任务时，我给我自己定了个原则，对于如何塑造少奇这个人物，绝不神化，力求神似。那时候，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就要开始表现他的神韵了。他就是一个以最普通的、平民领袖的身份，出现在大众当中的。他是伟人，是因为他干的是属于伟人的事，而不是他的长相、他的身体是伟人。所以他在人心目中不是一个神，他就一个普通的人。那与其这样，你去装腔作势，去塑造一个伟人、一个主席，那不如去演一个人。
怎么说呢，当时我已经参加好几部电影拍摄了，我对镜头是比较熟悉的。早上我化了妆一走，我听见监视器旁边一堆人围着看，那声音虽然很少，但是很敏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像了。这个声音就传到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紧张情绪一点都没有了。就像刚才刘劲说的，要有种责任感。你必须演好不能演坏，这样一个人物你说你演砸了，你演砸了全国人民说你干什么的，你怎么演成这样，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领袖。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说好多人说，哎呀，你演得真像，真像刘少奇。我问他你见过刘少奇吗？他说没见过。所以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深的学术问题。
这个戏拍出来以后，三部一室同时审查。当时组织审查的是已故的艾知声部长，他看了片子很兴奋，他说我看了好多写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片子，这部是最真实的一部，他说这个戏塑造的少奇同志很不错，可亲可信，神形兼备，不可多得。所以摄制组同志们纷纷向我祝贺，说太替我高兴了，祝贺你，你看艾部长说的什么。于是新闻发布会变成订货会了。
就这样，我就一发不可收。《少奇同志在安源》、《少奇同志在武汉》、《少奇同志在皖东》、《少奇同志家乡行》。紧跟着下面就是电影，从《巍巍昆仑》开始，《开国大典》、《大决战》、《刘少奇的四十四天》、《毛泽东的故事》，这样一系列的少奇同志的片子就出来了。
我演到十几年的时候，我演戏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是因为王光美同志当时健在，她是当过少奇同志秘书的，所以我有什么事我都会请教她。有机会见面请教，没有机会打个电话，我演什么时候少奇同志，她就马上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当时什么情况，他穿什么衣服、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得病。她都跟我讲，演到十几年之后我就跟她成了一个忘年交的好朋友了。我在扮演少奇同志20余年当中，应该说大部分的戏都得到了当时健在的王光美同志的亲手点拨和指导，她都会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拍任何一部戏，我都可以去请教她。后来我就成了习惯了。一开始接触她的时候，我很拘谨。第一次拉着我照相的时候，我的手都是抖的。老太太说：法曾，你抖什么？哆嗦什么？她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们在拍电影《少奇同志的四十四天》的时候，她有一次跟我说：我家里头还存着很多少奇同志的衣服，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那儿去试试，合适就穿走。我当时听了很兴奋，这是老太太对我认可的一种表示。我第一次走进她家的卧室，她把那柜子都打开了，把少奇同志的衣服摊了一大床。当把尘封已久的、故人的衣服拿出来，而且这些衣服是经过文革抄家退回来的衣服，又翻出来，让我穿在身上，在她们家里走来走去。老太太坐在一把藤椅上，对我说：法曾，那儿有穿衣镜，你过去看看那个合适不合适？我就一件件地穿上，系着扣走过她那个藤制沙发面前。在穿衣镜前，开始我还比较调侃、开玩笑呢，我说你看还真挺合身的。这怎么回事？跟量身定做的一样。我回头一看老太太眼神，哎呀，那是一个让人永远也不能忘却的眼神！
伟人给予我的丰盛内心
从我第一次扮演少奇同时开始，至今已近30年。梨园行有句老话：“十年磨一戏”。我有过之：十几年来我只以少奇的形象出现在银屏和舞台上，几乎再没有扮演过其他角色。常有人问：值得吗？
值得！身为职业演员，总能尝试新鲜角色，那敢情好，可一辈子能演活一个角色，也不简单。更何况我演的这个人物非同反响:一位修养极深、理论极高的世纪伟人；为建党建军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到头来却落得身陷囹圄、全党共诛、全民共讨、沉冤六字（叛徒、内奸、工贼）、泪洒千秋。他的丰功伟绩和悲剧结局的强烈反差，蒙上了神秘莫测的人物色彩，酿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戏剧，给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而党的三中全会给这桩党内最大的冤案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使艺术家的创作得以实施，这一切对我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最让我欣慰的是上帝的赞誉，观众们如是说：少奇是个好人；他的务实作风、党建理论、修养风范、经济思想都是好样的；他没得善终，死得冤哪……这些观众具有强烈的同情心、正义感。它启发我创作的灵感，并不断注入新鲜养分。每到此时我就想起少奇同志生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见我演的戏具有神圣的使命感，顺民心、合民意，如此这般的事业，能不倾全部心血为之，而倍感光荣吗？
与此同时，观众也夸奖了我，观众如是说：你演的好像啊、形神兼备、可亲可信、不可多得……我爱听这些好话，它给我足够的自信和力量，去迎接这一重大角色的挑战。其实，绝大多数观众没见过少奇，他们是以心中的想象为标准，衡量我演得像不像。难就难在：靠我这样渺小的普通演员的功力，再现一位高大的历史伟人的风采，并博得观众的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重担在肩不得不挑，成功失败干系甚大。
梨园行有另一句老话：“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观众看到的少奇，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我与众多同仁共同创造的艺术形象，自然融会了我的主观见解。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少奇走上影视银屏可谓姗姗来迟。在其之前许多“历史人物”早已纷纷登场献技，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给我以借鉴的良机，也指令一个较高的起点——形神兼备。形不存，神无依附。神不存，形必走样。形是外在的、起码的条件，神是内在的、人物的灵魂。为求形神兼备，多年来，我从未间断过和少奇的心灵对话：一种凡人和伟人、生者和逝者、历史和现实、演员和角色的特殊对话。这种对话让我了解他、理解他、揣摩他，从一无所知、无从下手而茫然，到逐步走近、若即若离而欣喜，再到走进角色、形神兼顾而忘情，直到身心投入、早生华发而不悔。不知不觉过了这么多个年头，拍了几十部集的作品。
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大致形似的条件，这还不够：少奇长期在恶劣的环境里奔波，体弱多病，修长消瘦。而我体高强壮，能吃能睡，中年尚有发福的倾向。整理体态，尽量相似，势在必行。几经艰苦努力，终见成效。家人常戏说：“少奇给了你好身材。”爱美的小姐、女士们也发问：如何减肥？我答：难受即可瘦——该吃不吃，该喝不喝，该睡不睡，如此而已。我能忍受折磨，是因为演少奇，有动力，很值得。你们哪？大可不必吧。
当然，怎么努力也只是靠近原形，不可能完全一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值得全力追求的是神韵。
少奇的神韵是独特的。他是个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干实事儿的普通人。只是他干的事儿是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难怪王光美同志对我说：“少奇是伟人，也是凡人。”他没有过多的外部特征，也无须走下神坛（没在神坛上呆过），平时少言寡语，不乏长篇大论。他可以在万人面前演说，也可以在田间地头摘野菜；他可以乘主席专机出访列国，也可以坐硬座列车和群众谈心……这一切都被他的务实作风统帅着。塑造少奇的艺术形象，首先处理成具有平常心的普通人。力求神似，绝不神化。
少奇在长期领导白区的工运、学运斗争中在持久的党建理论和深化的经济建设研究过程中，锤炼出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严于律己、吃苦耐劳、敢担责任、甘受委屈的凡中见雅的独有气质，和不苟言笑、郁郁寡欢的内向性格。他的言谈举止、七情六欲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是我对少奇的总感觉。
表演是感觉的艺术，有了这种感觉才使我的表演有了依托。我没有、也不可能抓住少奇的外部特征去摹仿，而是从他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处世哲学、待人接物中求其神韵的。久而久之，受其影响、得其改造。
我也蒙受过不白之冤，虽说未及生死存亡，也让我蒙受多年的精神压力，并被迫离开京城浪迹天涯，终不能落实政策。为此，常闷闷不乐、耿耿于怀。但演过少奇之后，使我豁然开朗：这么个大人物一生多次蒙冤，且以冤告终，他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百姓虽无博大胸襟、深厚修养，但人生百味，委屈乃一剂苦口良药，吃下去自有好处！演了少奇，给我带来好心情。同时，也启发我思考人生——应该为追求真理而悲壮的死去？还是为苟且偷生而卑微的活着？宁折不弯、能屈能伸、玉碎瓦全、后发制人……中华民族的词汇太丰富了。
在我的艺术实践里，想到的题材很多很多，体现的作品太少太少。观众想看的，我想演的，尚未问世。
让我们耐心等待，好戏在后头。
我们这一家人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两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两个学表演专业的，一个学导演专业的；两个导演职称，一个演员职称；两个计划经济的转型派，一个开放搞活的弄潮儿。时光荏苒，星转斗移，阴差阳错，身不由己，历尽周折，几多变故，最后，我们一家三个人，都做了导演。两个在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个在河北话剧院。现在，两个老的已经退休，一个小的正在奋斗。
一个人一生从事什么专业，在自己的专业中获取什么成就？这并非全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大部分是时代选择你、给予你的。只是有人接收了时代的馈赠，有人未曾接收罢了。我喜欢这几句诗词：“春入鸟能言；云飞山自动；风来花似舞；水拍涧如鸣。”这四种自然现象，深刻地道出人生哲学。并非是过分地看重客观条件，个人的主观努力，必须融合在祖国的命运中、时代的要求里，才会见成效。
我，第一次做导演，完全是党的需要，祖国的召唤，计划分配的结果。她，我爱人何玲，在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学表演专业的。1966年毕业之时，是“文革”开始发动之日。十年动乱贻误了这一代学表演艺术的漂亮男女青年，应该在舞台、银屏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却全身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学了游泳。“文革”结束了，人已到中年。我们表演艺术的黄金岁月，不复再来。虽说何玲“垂死挣扎”，出演了几部电影，至今还能让同龄人有些记忆，但是《神女峰的迷雾》中的女画家、《十天》中的女交通员，这些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全是靠“老黄瓜刷绿漆——装嫩”，来塑造的。他，儿子考中戏，学导演，并不是我俩的主意，连家庭影响似乎都很少：儿子一直在天津的姥姥家成长，16岁才回到我们身边。做父母的深知当导演之难，多次引导孩子，企图叫他另辟新径，从事其他职业。然而，是潜移默化的渗透？还是思想联系的必然？儿子凭借自己的努力，顶着首次落榜的压力，靠着日积月累的实力，于19岁、高中毕业的第二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中戏导演系。儿子毕业的时候，时代变迁，已经不包分配，双向选择了。他选择了河北话剧院，虽然在剧院导演了《巷道》，还得了戏剧节的导演奖，但是开放搞活的时代允许他、吸引他，又再次选择了漂流北京，力求大业的道路。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长、思维的继续。儿子继承了父母的职业，那么就有机会去完成，我们想作而因种种原因，未曾完成的事儿，来弥补我们遗留的遗憾。
一家三口都作导演，一天到晚就有说不尽的话题，道不完的理论，这是我们家的乐趣。
导演的职业是演绎人生的，导演自己的人生又是如何演绎的呢？做导演不是我们的初衷，既然不能少年得知，也不要去想大器晚成。只是跟着时代走，与时俱进。我们努力了、去做了，就可以了。企盼着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我们的儿女们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