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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访谈。
谈话一方是美国CBS电视台记者罗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
访谈由记者的提问开始：为什么苹果公司不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
库克断然否定。
记者罗斯（以下简称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低工资，那是什么原因呢？
库克淡定地回答：是技术。
记者很是诧异：技术？
库克：没错，技术。
记者显然不相信这个解释：中国工人的技术比美国工人更优秀？比德国工人更优秀？
库克：是的，让我讲清楚，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你我所说的职业技术。长久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种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坐的这个房间就装满了。而中国呢，你恐怕得找好几个足球场才能装满。
…………
访谈一播出，全美哗然。
彼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人口红利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论调甚嚣尘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诚然，中国以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连年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用工成本开始上涨。
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即将消失了呢？
库克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消失，只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红利转变。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确实，人口数量红利正在结束，而第二轮的人口红利正向我们走来。
新人口红利一：人口质量红利。
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家。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新人口红利二：工程师红利。
所谓“工程师红利”，即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产业工人中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中高端人才迅速增加，将取代过去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模式。借鉴美国经验对比发现，在过去的中国，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整体的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的科研人员。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则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谈话一方是美国CBS电视台记者罗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
访谈由记者的提问开始：为什么苹果公司不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
库克断然否定。
记者罗斯（以下简称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低工资，那是什么原因呢？
库克淡定地回答：是技术。
记者很是诧异：技术？
库克：没错，技术。
记者显然不相信这个解释：中国工人的技术比美国工人更优秀？比德国工人更优秀？
库克：是的，让我讲清楚，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你我所说的职业技术。长久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种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坐的这个房间就装满了。而中国呢，你恐怕得找好几个足球场才能装满。
…………
访谈一播出，全美哗然。
彼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人口红利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论调甚嚣尘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诚然，中国以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连年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用工成本开始上涨。
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即将消失了呢？
库克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消失，只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红利转变。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确实，人口数量红利正在结束，而第二轮的人口红利正向我们走来。
新人口红利一：人口质量红利。
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家。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新人口红利二：工程师红利。
所谓“工程师红利”，即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产业工人中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中高端人才迅速增加，将取代过去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模式。借鉴美国经验对比发现，在过去的中国，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整体的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的科研人员。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则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