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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国际场合争取民族和国家利益，自己首先就要更国际化，而语言却是国内体育界人士进入国际性体育组织争夺话语权最大的障碍，背后的事实是运动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而更深层的问题，则是举国奥运金牌第一的训练体制，国内体育的官僚体制也影响着国际利益的获得。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见多识广的李宁在2001年捐资10万美元成立运动员教育基金，其中一项工作，便是为运动员进行免费英语培训。周继红以及同期进入国际泳联运动员委员会的“蛙后”罗雪娟，正是2004年度培训计划的受益者。
上述这些“突破”，对话语权的获得确实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情况正如熟悉国际体育组织运作的魏纪中所言，面对国际竞赛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纠缠不清，虽是民主框架但仍有官场流弊的各类国际体育组织中，“除少数几个项目我们还能‘主导’之外，其他只能被动适应。”
主导
主导的意思之一便是有自己人出任领导，或者在组织内部，具有强势地位。
在国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奥委会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中国人人数不多。曾出任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的吕圣荣女士，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而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则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和我们的大部分外交官一样，他们二位都是由翻译而成为职业的国际体育官员。此外，著名的智多星徐寅生担任过国际乒联主席，香港商人程万琦出任过国际篮球联合会主席。
成为体育强国是中国大国崛起梦的重 要组成部分。出任国际体育组织的掌门人，除了朝中有人说话，公平公正有了人事保证之外，自然还能激发起国人，特别是体育迷们的民族自豪感。官方语境中，将出任一把手与中国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联系在一起也是常见的论述。
而大国自然要有大国的身段。“我们往往有使国际体育组织做出对我国有利的决定的想法，但应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损害其他国家协会的利益，不违背其他协会的愿望。”魏纪中说这句话，是为了表扬中国乒协撤回要求每局恢复21分制的提案。其时，国内的背景是，小球改大球、21分改11分，乒乓球的规则改革正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绪，爱国者们一方面为国际乒联专门针对中国而愤怒，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为我们强大至此而洋洋自得。
国际排球界的传奇人物，2003年去世的原北京体育大学校长马启伟先生可以提供另一个例子。马先生1948年毕业于排球运动的发源地美国春田学院，获体育和教育硕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女排的教练。1980年代，中国女排成为世界一流强队，1984年马先生出任国际排联规则委员会主席，其后的20年里，他领导发动了包括每球得分制、自由人制度、允许手脚并用、运动员可以穿突出身材线条的服装等规则改进的革命性运动。在其年事已高不得不退休时，国际排联做出了4年不修订规则的决定。在国际社会，马先生不是因为对中国队做出的贡献，而是因为对国际排球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铭记和尊敬。
像马先生这样，成为主导者之后，担当的责任便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推动整个运动向竞技水平更高、参与者更多、市场更繁荣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各项运动彼此争夺观众，争夺市场的行为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当中国人联合亚洲人从原来的主导者西方人那里拿到话语权之后，竞争便不仅仅停留在竞技水平的高低，和金牌的最终归属，而成为了东西方在体育理念与管理经营水平上较量。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接替徐寅生出任国际乒联主席的加拿大人沙拉拉一直被部分球迷称为“反华派”，但徐寅生的评价却是：“他在乒联主席的位置上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开拓市场方面，做得非常突出，我们在这方面要向他学习。”中国人的乒乓球打得好，举世公认，然而一家独大，除了搞人才输出，并不懂得国际性的群众普及和市场开发，乒乓球在世界各国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弱，中国队即便成了没有对手的“独孤求败”，于国家于世界，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在商业利益及国际奥委会要根据观众多寡削减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双重压力之下，体育市场份额堪称重中之重。但异常看重金牌所代表的民族利益的中国，群众体育运动极其落后，而总也看不见改革曙光的体育行政化管理模式，早已导致足球联赛这个体育市场化的探路石彻底崩溃。国际情势与国内格局的断裂如何能真正体现中国作为主导者的优势和推动力?中国作为自封的体育大国，除了以举国之力争夺金牌，不断引领某几项在西方并不足够普及的运动的竞技水平向前发展之外，还能对国际体育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或许，这才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两难困境面前，话语权真正的价值所在。
当中国人联合亚洲人从原来的主导者西方人那里拿到话语权之后，竞争便不仅仅停留在竞技水平的高低，和金牌的最终归属，而成为了东西方在体育理念与管理经营水平上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