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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绍兴鸟鸣山麓的东湖,素以江南第一山水盆景著称。与杭州西湖相比,东湖的烟波虽不大,但清奇精致却十分出众。这样的清奇精致,由人工积年累月取石采凿而成。东湖原是绍兴东门外的一个著名石宕,上劈山腹、下穿地肺的采凿,泛成一泓幽峭的清水,积时既久岩石便起变化,淹没了斧凿之痕,成为独特的景致。当然,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的人工构筑与布置,使其凸现丘壑之美的同时,更添清幽之趣,东湖也不可能能成为现在的东湖。这筑堤造桥、营室建亭,以点铁成金的手笔和匠心,将一个景致独特的石宕提升成一方胜景的始作俑者,便是一个叫陶浚宣的人。
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别号东湖居士,清会稽陶堰人。1876年,30岁的陶心云乡试中举。10年后经会试,出任由张之洞创办的广东广雅书院山长,并在同为张创办的广雅书局任职,后又任职于湖北志书局。陶心云在广州待得颇久,他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华侨和革命志士,十分同情革命,主张救国必须提倡教育与进行政治革新。
1896年,为东湖的独特景致所吸引,陶心云与从兄弟仲彝、七彪集资8000余银元,利用采石形成的峭壁、水塘,筑堤修路隔湖化幽,营室建亭缀水活景,造桥植树倚石立美,对鸟鸣山下的石宕开展全方位的人工构筑与布置。三年后主要工程告罄并取名为东湖。当然陶心云建设东湖,并不仅仅只是修山水于江湖,而是寄托着实践自己提倡教育、进行政治革新的主张在内的。因此在建设东湖之初,他即在湖旁筑屋数间,设立了东湖通艺学堂(后改为东湖法政学堂)。学堂开设史学(包括经、史)、算学(天文、数学)、译学(外语)等课程,聘请谢飞麟、陶成章等为教席,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周作人由日本归国后,亦在东湖通艺学堂里授过两个月的英文课。1904年,也就在东湖建成的5年后,将近花甲的陶心云返还故乡定居,一心经营东湖。因为陶心云同情革命,当时绍兴的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等,常在东湖通艺学堂聚会,此处也成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1907年,秋瑾被害后,陶心云曾书写万言奏折,指斥浙江巡抚张曾敫草菅人命,枉杀无辜,其手稿今尚存浙江图书馆。1912年,陶成章遇刺后,陶心云特将东湖玻璃厅辟为“陶社”,以示纪念。
如果说因建设东湖扬名桑梓的话,那么陶心云的闻名晚清,则更多地缘于他杰出的书法和诗学成就。同为会稽人氏的晚清老名士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称陶心云书法“颇清老有风力”,“词翰高洁,亦有魏晋风骨”。在“广雅书局”图书馆、校书堂等处,留下过陶心云的许多楹联,如:“地接南园,看苍翠成林,疑身到六桥三竺;天开东壁,聚黄卷满架,此中有百宋千元。”“校经爱学顾千里;佞宋遥分黄一廛。”在当时的广州,诸多的五羊人士更以一得陶心云的书法和黄士陵的刻印为荣。
十分讲究写字的梁启超,对陶心云的书法可用崇拜来形容。他在《饮冰室文集》之《稷水论书序》一文中曾这样说:“……一日,蒋百里挟一写本至,且曰:三十年夙负,合坐索矣。视之,则会稽陶心云《论书绝句百首》原稿。”“……计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堂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眩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陶心云曾几次到过北京,且与时任相国的翁同龢结识、论书。翁同龢是十分讲究碑版的大书家,又位高相国,但对陶心云却持手书相邀,并一再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翁同龢在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初六的日记中,记下过他初次见陶心云的文字:“陶文冲(浚宣)来见。此君善六朝书,能诗,今在广雅书局。”
陶心云自幼习碑,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无所不学,每临一碑,辄至数千百遍,其临池之勤,自幼至晚年不辍寒暑。也有坊间传闻,说他写字的时间都在晚上,而且紧闭门户,不让人看见的。也正是凭了这样的勤奋,陶心云真草篆隶皆精,尤工魏书,其笔力之雄劲、笔法之壮丽,几臻化境。当年光绪时所铸银元、角子、铜板上“光绪通宝”的模字和今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的碑刻,皆为其所书。在工书法的同时,陶心云也善诗,每每登临佳山秀水,便有诗留存,当年和五羊人士往来酬酢也写下不少诗,其诗风清新可喜,留有《论书绝句百首》一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心云的作品大都散失了,而唯有他花了大量心血建设且晚年定居的绍兴东湖,还相对集中地留存了一些。东湖相关景点上由陶心云自己撰对、自己书写的一些撰联、碑刻,如:陶公洞峭壁之“倒下苍藤成篆籀;劈开翠峡走风雷”、仙桃洞横额之“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饮渌亭之“闻木樨香否;知游鱼乐乎”、饮心亭之“崖壁千寻,此是大斧劈画法;渔舫一叶,如入古桃源图中”、东湖入口处之“此是山阴道上;如来西子湖头”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睹陶心云书法雄劲风骨和细品诗句清丽风采的机缘。
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别号东湖居士,清会稽陶堰人。1876年,30岁的陶心云乡试中举。10年后经会试,出任由张之洞创办的广东广雅书院山长,并在同为张创办的广雅书局任职,后又任职于湖北志书局。陶心云在广州待得颇久,他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华侨和革命志士,十分同情革命,主张救国必须提倡教育与进行政治革新。
1896年,为东湖的独特景致所吸引,陶心云与从兄弟仲彝、七彪集资8000余银元,利用采石形成的峭壁、水塘,筑堤修路隔湖化幽,营室建亭缀水活景,造桥植树倚石立美,对鸟鸣山下的石宕开展全方位的人工构筑与布置。三年后主要工程告罄并取名为东湖。当然陶心云建设东湖,并不仅仅只是修山水于江湖,而是寄托着实践自己提倡教育、进行政治革新的主张在内的。因此在建设东湖之初,他即在湖旁筑屋数间,设立了东湖通艺学堂(后改为东湖法政学堂)。学堂开设史学(包括经、史)、算学(天文、数学)、译学(外语)等课程,聘请谢飞麟、陶成章等为教席,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周作人由日本归国后,亦在东湖通艺学堂里授过两个月的英文课。1904年,也就在东湖建成的5年后,将近花甲的陶心云返还故乡定居,一心经营东湖。因为陶心云同情革命,当时绍兴的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等,常在东湖通艺学堂聚会,此处也成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1907年,秋瑾被害后,陶心云曾书写万言奏折,指斥浙江巡抚张曾敫草菅人命,枉杀无辜,其手稿今尚存浙江图书馆。1912年,陶成章遇刺后,陶心云特将东湖玻璃厅辟为“陶社”,以示纪念。
如果说因建设东湖扬名桑梓的话,那么陶心云的闻名晚清,则更多地缘于他杰出的书法和诗学成就。同为会稽人氏的晚清老名士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称陶心云书法“颇清老有风力”,“词翰高洁,亦有魏晋风骨”。在“广雅书局”图书馆、校书堂等处,留下过陶心云的许多楹联,如:“地接南园,看苍翠成林,疑身到六桥三竺;天开东壁,聚黄卷满架,此中有百宋千元。”“校经爱学顾千里;佞宋遥分黄一廛。”在当时的广州,诸多的五羊人士更以一得陶心云的书法和黄士陵的刻印为荣。
十分讲究写字的梁启超,对陶心云的书法可用崇拜来形容。他在《饮冰室文集》之《稷水论书序》一文中曾这样说:“……一日,蒋百里挟一写本至,且曰:三十年夙负,合坐索矣。视之,则会稽陶心云《论书绝句百首》原稿。”“……计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堂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眩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陶心云曾几次到过北京,且与时任相国的翁同龢结识、论书。翁同龢是十分讲究碑版的大书家,又位高相国,但对陶心云却持手书相邀,并一再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翁同龢在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初六的日记中,记下过他初次见陶心云的文字:“陶文冲(浚宣)来见。此君善六朝书,能诗,今在广雅书局。”
陶心云自幼习碑,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无所不学,每临一碑,辄至数千百遍,其临池之勤,自幼至晚年不辍寒暑。也有坊间传闻,说他写字的时间都在晚上,而且紧闭门户,不让人看见的。也正是凭了这样的勤奋,陶心云真草篆隶皆精,尤工魏书,其笔力之雄劲、笔法之壮丽,几臻化境。当年光绪时所铸银元、角子、铜板上“光绪通宝”的模字和今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的碑刻,皆为其所书。在工书法的同时,陶心云也善诗,每每登临佳山秀水,便有诗留存,当年和五羊人士往来酬酢也写下不少诗,其诗风清新可喜,留有《论书绝句百首》一帧。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心云的作品大都散失了,而唯有他花了大量心血建设且晚年定居的绍兴东湖,还相对集中地留存了一些。东湖相关景点上由陶心云自己撰对、自己书写的一些撰联、碑刻,如:陶公洞峭壁之“倒下苍藤成篆籀;劈开翠峡走风雷”、仙桃洞横额之“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饮渌亭之“闻木樨香否;知游鱼乐乎”、饮心亭之“崖壁千寻,此是大斧劈画法;渔舫一叶,如入古桃源图中”、东湖入口处之“此是山阴道上;如来西子湖头”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睹陶心云书法雄劲风骨和细品诗句清丽风采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