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医疗用品为例。2018年，仅中国一国就占了全球个人防护用品出口的约42%。意大利进口的血液稀释剂近3/4产自中国。日本进口的抗生素原料药有60%来自中国。对任何国家达到这种程度的依赖似乎都是不明智的。贫穷小国别无选择，只能建立储备体系。但富裕大国和国家联盟正在想办法改变现状。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博纳德·兰格（Bernd Lange）4月27日建议，可以强制要求企业从几个国家采购某些中间产品，或者与企业制定战略协议，让它们在发生危机时迅速调整装配线。或者，欧盟可以创建一个战略产品清单，欧洲必须生产这些产品。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显然摩拳擦掌地想要制定采购规则，迫使医疗机构购买美国的产品。据报道，特朗普政府还在说服芯片制造领域的两家龙头公司英特尔和台积电在美国建设新工厂，以弥补他们认为美国存在的一个战略漏洞。5月11日，针对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组成的全球商业联盟（Global Business Alliance）成员的调查显示，77%的成员企业预计，因疫情影响，美国在跨境并购、政府采购和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倾向将加强。
这些成员企业及其同行目前正处于危机管理模式中。尘埃落定后，它们需要实施一些结构性改革。调整供应链可能会加速区域化的趋势，特别是在产品组装需要多次跨境的复杂情形中。这将产生某些国家希望看到的中国中心地位被削弱的连锁反应。
先看区域化。在从座椅皮革到仪表盘显示芯片的汽车供应链中，已经有59%的贸易在区域内完成。这种整合会自我强化：用更邻近的供应商取代更遥远的供应商变得越来越容易，也越发有吸引力。与2017年下半年相比，2019年下半年美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中，中国所占份额下降了2.2个百分点。来自北美其他地区的零部件增加了2.8个百分点。
但是，在汽车供應链中行得通的做法并不适用于其他所有行业。把家具、玩具和服装改为近岸进口可能并不值得费事。2017年至2019年间，中国在美国的服装、玩具和家具进口中所占的（可观）份额有所下降，但北美所占份额并没有什么变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数量下降，其中大部分被其他亚洲国家的供应商填补，而不是较近的供应商。
这表明了企业正在发展的另一个战略：较少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去年10月一项对美国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大约40%的公司正在考虑或正在将制造、采购转移到中国境外。更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有24%的公司计划把采购调整到中国境外。
对于某些公司而言，这并不是简单的紧缩开支，而是要拥抱所谓的“中国 1”战略。也就是说，它们仍将保留中国供应商，这样不仅能继续为非常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服务，还能在出现问题时鼓励其他地方的供应商填补空白。据悉Google将在越南投资生产Pixel智能手机，微软也将在越南投资生产Surface平板电脑。游说团体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杰克·帕克（Jake Parker）认为，要获得这种战略声称会带来的好处得付出不小的代价。任何重新配置的供应链都需要5年時间才能让成本降到以中国为基地时的水平。在此期间价格将不得不上涨。
长远来看，一旦公司有了更多的可支配现金，它们可能就会尝试建立新的生产集群。供应链咨询公司GEP的迈克·耶特（Mike Jette）称，他听说一些电子制造商希望把供应链的30%至40%转移到客户所在的地区，只留一半在中国。
如果它们的客户在亚洲，那就相当容易。但如果客户在其他地区，就比较难了。即便这些客户正在积极尝试鼓励来自其他地区的挑战者，但亚洲的电子产品供应商之间拥有历史和地理上的连结，这使得它们结成的网络与其他地方相对孤立的企业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亚洲的优势将难以撼动。
如果企业真要寻找新的安全供应来源，它们会牢记各国应对新冠肺炎时的表现。汽车研究中心（Centre for Automotive Research）的克里斯汀·齐泽克（Kristin Dziczek）说，墨西哥政府应对疫情毫无章法，给汽车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人们质疑依靠墨西哥供应是否可靠。
数字化管理的机会
这类担忧会被拿来和各国的其他优势做权衡，比如贸易协议、现有的先进制造能力和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以墨西哥为例，它与美国和加拿大即将生效的贸易协定将推动企业从该地区内部采购汽车零件。世界银行的皮埃尔·索维（Pierre Sauve）认为，与美国和/或欧盟达成的协定意味着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也可以从供应链转移中受益，与日本和韩国有着广泛而稳定的贸易关系的马来西亚和越南也一样。
这些国家不必将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削弱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地位。尝试提供数字化服务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长期战略，而新冠疫情可能让这一战略更易实现。公司人工作突然间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如果管理者慢慢习惯于远程监督员工，还有什么理由会不习惯于管理更多的海外员工呢？在日内瓦国际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任职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指出，疫情导致的停工过后，企业将会积极节省成本。
即便如此，贸易也不是节流的唯一途径。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警告说，企业可能选择将服务自动化，而不是转往海外。反过来，同样的警告也适用于希望工厂回迁国内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人。对工程师来说机会可能是多了，但对餐厅服务员没有影响。
捍卫现状的人试图解释开放的优势，批评者则抱怨全球化已经走得太远，现实是两者都有可能如愿以偿。在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布署调整的国家，医疗和制药行业预计会面临把更多的生产本地化的压力。那些希望利用全球创意市场的中国企业会发现要进入这样的市场更难了。外资收购将受到猜疑。美国对其供应商的审查将使得全球贸易更加困难。
但是，一旦可以重新开始投资，许多企业都会继续以追寻下一个增长点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供应链。当然，需要留意那些倾向于在企业和它们偏爱的供应商之间设置障碍的政府。在这方面全球性企业都颇为擅长。奥罗克说：“如果要我给‘达沃斯人’提建议，我会建议他们少发表意见，忍气吞声。”他补充说，对历史的研究教会了他万事保持温和中庸的好处。
如果政治领导人认为满足公众对安全的渴望就要对过去的做法全盘否定，那么回归常态就可能受阻。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接受了《金融时报》专访，谈论新冠肺炎的教训及其可能带来的紧缩，他说：“很明显，这种全球化已经走到了其周期的尽头。”若果真如此，更好的办法就是全球开始建立一个不再以单一主要出口国为中心、重新平衡的新周期，而不是完全放弃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