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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中国震撼》等著作。
《中国震撼》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
◆“两大板块”概念――“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
◆“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四超”与“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揭示民主与人权的真谛――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结合，避免西方人权体系的四个缺陷。
“中国人没理由悲观”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被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称为“中国模式”，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还在探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尚未到可以定论的程度，不能称之为“模式”。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张维为把“中国模式”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个基本特点。他强调说，“模式”只是用来表述一种特定区域的特定发展之路，它没有定型，但基本思路已非常清楚，而且应该坚持下去。
日前，张维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崛起，我们要有点历史感，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时候的情况，付出过多少代价。中国人最没有理由悲观，中国崛起的大势放在那里，不可阻挡。”张维为表示，十年前还只是少数人在谈“中国崛起”，但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离不开中国，生意上打交道的人，竞争对手，全是中国人。过去的20年间，西方总在预测中国崩溃，但现在这个论调本身在国外已无市场。
现在西方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他们觉得这挑战了西方的话语权。如今中国的周边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学习中国模式，包括非洲一些国家，甚至奥巴马其实也在学中国的做法，鼓励制造业，鼓励出口，鼓励政府长远规划，发展高速铁路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受中国模式的影响。
“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张维为说，“在欧洲，一个国家平均只有1400万人，中国等于100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这样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是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已经是世界第一，世界各大汽车生产企业都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的变化，设计的理念也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如果以后中国电影市场再这么持续火爆下去，好莱坞也可能因中国而改变。”
在张维为看来，中国崛起的故事很精彩，只是还没有讲好，这造成一些人妄自菲薄的大国小民心态，“有些人喜欢把中国说得凄凄惨惨，但其实西方主要机构、日本学者在中国所做的民调，都显示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中国模式八大特点
张维为认为，从中国话语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
第一是实践理性。
第二是强势政府。强势的政府能够推动形成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广泛共识，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
第三是民生为大。这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治国理念。中国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政策。今天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也都是“民生为大”概念的延伸。
第四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30多年的政治稳定使中国实现了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发展。
第五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第六是顺序差异。确立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的顺序。
第七是混合经济。我们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
第八是对外开放。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决定取舍，绝不盲从。
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
中国模式成不成功举世皆知，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尚未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张维为认为，西方话语目前在知识界非常强势，一些人认为，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中国，可以“拆了故宫建白宫”，这种思维甚至在政治精英中也很有市场。张维为很痛心地说，“在西方话语面前，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媒体没有自信心，没有勇气平视西方。”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张维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美国经验和美国式民主，走向现代化。”他强调，中国崛起的成绩，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应该肯定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成绩，形成自己的体制自信和话语自信。
“中国崛起的成绩单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的成绩单亮丽。”
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而过去20年中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与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相比，过去30年中，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16～18倍，而东欧国家的经济总量才增加了1倍。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到上海转了一圈回到纽约，说纽约更像第三世界。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地铁、高铁、高速公路等全面领先纽约；在“软件”方面，上海的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指标也全面好于纽约。
张维为认为，政治制度没有东西方之分，只有良政和劣政之分。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比如新加坡。同样，劣政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比如，希腊、冰岛等国家已破产，就是劣政。“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像西餐，内容不怎么样，但形式很好。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像中餐，内容不差，但形式不如西方的漂亮。比如，我们的人大制度虽然也有缺陷，但我们讨论的问题确实是老百姓关心的，而不像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下的政治游戏。”从这一点上看，张维为认为，我们要更多地去改进我们的形式。
基于对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认知与判断，张维为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克服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如缺乏人才观、短视主义、民粹主义、过度的福利主义等。
在社会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是西方所主张的社会与国家对抗模式，而是社会与国家大规模良性互动的模式。
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是我们一些书生从西方教科书上批发来的，在西方也从未存在过的所谓“完全市场竞争模式”，而是“人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
《中国震撼》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
◆“两大板块”概念――“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
◆“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四超”与“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征――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揭示民主与人权的真谛――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结合，避免西方人权体系的四个缺陷。
“中国人没理由悲观”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被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称为“中国模式”，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还在探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尚未到可以定论的程度，不能称之为“模式”。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张维为把“中国模式”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个基本特点。他强调说，“模式”只是用来表述一种特定区域的特定发展之路，它没有定型，但基本思路已非常清楚，而且应该坚持下去。
日前，张维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崛起，我们要有点历史感，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时候的情况，付出过多少代价。中国人最没有理由悲观，中国崛起的大势放在那里，不可阻挡。”张维为表示，十年前还只是少数人在谈“中国崛起”，但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离不开中国，生意上打交道的人，竞争对手，全是中国人。过去的20年间，西方总在预测中国崩溃，但现在这个论调本身在国外已无市场。
现在西方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他们觉得这挑战了西方的话语权。如今中国的周边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学习中国模式，包括非洲一些国家，甚至奥巴马其实也在学中国的做法，鼓励制造业，鼓励出口，鼓励政府长远规划，发展高速铁路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受中国模式的影响。
“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的崛起，是令人震撼的崛起”。张维为说，“在欧洲，一个国家平均只有1400万人，中国等于100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这样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是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已经是世界第一，世界各大汽车生产企业都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的变化，设计的理念也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如果以后中国电影市场再这么持续火爆下去，好莱坞也可能因中国而改变。”
在张维为看来，中国崛起的故事很精彩，只是还没有讲好，这造成一些人妄自菲薄的大国小民心态，“有些人喜欢把中国说得凄凄惨惨，但其实西方主要机构、日本学者在中国所做的民调，都显示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中国模式八大特点
张维为认为，从中国话语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
第一是实践理性。
第二是强势政府。强势的政府能够推动形成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广泛共识，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
第三是民生为大。这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治国理念。中国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政策。今天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也都是“民生为大”概念的延伸。
第四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30多年的政治稳定使中国实现了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发展。
第五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第六是顺序差异。确立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的顺序。
第七是混合经济。我们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
第八是对外开放。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决定取舍，绝不盲从。
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
中国模式成不成功举世皆知，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尚未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张维为认为，西方话语目前在知识界非常强势，一些人认为，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中国，可以“拆了故宫建白宫”，这种思维甚至在政治精英中也很有市场。张维为很痛心地说，“在西方话语面前，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媒体没有自信心，没有勇气平视西方。”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张维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美国经验和美国式民主，走向现代化。”他强调，中国崛起的成绩，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应该肯定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成绩，形成自己的体制自信和话语自信。
“中国崛起的成绩单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的成绩单亮丽。”
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而过去20年中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与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相比，过去30年中，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16～18倍，而东欧国家的经济总量才增加了1倍。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到上海转了一圈回到纽约，说纽约更像第三世界。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地铁、高铁、高速公路等全面领先纽约；在“软件”方面，上海的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指标也全面好于纽约。
张维为认为，政治制度没有东西方之分，只有良政和劣政之分。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比如新加坡。同样，劣政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比如，希腊、冰岛等国家已破产，就是劣政。“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像西餐，内容不怎么样，但形式很好。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像中餐，内容不差，但形式不如西方的漂亮。比如，我们的人大制度虽然也有缺陷，但我们讨论的问题确实是老百姓关心的，而不像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下的政治游戏。”从这一点上看，张维为认为，我们要更多地去改进我们的形式。
基于对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认知与判断，张维为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将有助于克服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如缺乏人才观、短视主义、民粹主义、过度的福利主义等。
在社会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是西方所主张的社会与国家对抗模式，而是社会与国家大规模良性互动的模式。
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是我们一些书生从西方教科书上批发来的，在西方也从未存在过的所谓“完全市场竞争模式”，而是“人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