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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已是全球大多数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者的共识。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2019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具有影响范围广、可预见性、不可逆性和短期路径依赖等特性，是导致企业财务损失的潜在因素，会造成市场波动加剧和金融部门不稳定，甚至可能触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具体有哪些体现？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德勤中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人谢安。
对话：
Q|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谢安
气候变化为企业带来潜在风险
Q：习近平主席宣布的“双碳”目标使得低碳发展成为中国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哪些潜在的风險？
A：首先，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会给企业带来包括极端气候灾害、升温等类型的物理风险，以及经济主体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经济行为和偏好的转型风险。比如，美国加州最大的电力能源企业PG&E因其服务区设备引发的野火而背负了至少300亿美元的债务，并一度在2019年宣布进入破产程序，这是全球首例因气候原因造成的企业破产案例。野火造成如此大面积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极端炎热、干燥的气候环境，而这正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结果。
这种由气候变化直接引发的损失还可能会有更多负面连带效应。以PG&E为例，公司受债务影响，股价一度暴跌近85%，这会给股东带来极大经济损失;保险公司将因各种关联保险而支付巨额保单;公司客户在设施修复前无法保证正常的能源供应;扑灭野火的费用支出也需要全国纳税人共同支付等等。更有甚者，作为电力能源公司，PG&E可能因为债务原因而中止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合同，这会给可再生能源公司也带去财务危机，进而影响当地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二，气候变化也会给企业带来转型风险。目前，政府监管方面对高碳行业提出的减排要求日渐明确和严格，如不能及时转型，高碳企业的合规成本将大幅度增加，相应的财务和运营风险也会升高。比如我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设计中提出要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环境权益包括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水权等，要求企业作为排放主体、自然资源的使用主体和污染者相应付费。已经开启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就是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重要一步。在绿色发展的趋势下，自然资源密集型、高污染的企业会面临更高的财务和运营成本，以及被淘汰的风险。
第三，金融机构也是推动企业转型的重要力量。绿色金融逐渐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关注领域。当前不仅大量资金开始青睐绿色资本和绿色企业，金融机构自身也日趋认识到潜在的可持续发展风险，如企业ESG风险与财务风险、信用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企业如不能及时管理风险、提升相应表现，未来获取融资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在其他方面，消费者、员工对低碳、可持续的业务、产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企业在这方面也可能面临很高的声誉风险。
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六个环节
Q：您刚刚提到了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担心风险而转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在您看来，在这种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转型压力和风险加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自身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应该如何在低碳转型中更好地管理风险？
A：客观而言，当前我国想要实现“双碳”目标，还面临着百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缺口，因此金融机构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低碳转型对金融机构自身的能力，尤其是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因为绿色、低碳转型是对长期、可持续价值的追求，是否能将可持续的价值主张融入管理和业务模式，发现新的增长机会，控制和管理风险，将影响最终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实现。所以，金融机构需要在绿色金融、碳金融和气候金融方面进行产品创新，加强气候融资，同时尽早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元素、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制定，开发和使用新的工具、方法论，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治理能力。
就在今年4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人民银行正在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气候相关风险压力测试。国内如工商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也在2015年后陆续开始了相关探索。但因为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间的交互作用和数据缺失等原因，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框架或行业标准可以让金融机构直接采用。结合以往的国内外实践经验，我建议金融机构可以从六个环节来进行全流程的把控。
第一是投资组合分析，确定目前投资组合中哪些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行业，作为压力测试的重点对象。第二是情景选择，基于气候相关风险的复杂关系和其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定性影响，设立多种假设情景。第三是情景定制，在第一步确定的重点行业和第二步的假设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的业务和优先目标，将情景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行业描述，对特定的投资组合进行详细分析。第四是建模、校准，将投资组合和借款人所受冲击纳入模型，系统性计算风险，再利用内外部数据和现有技术能力对两种分析方法中的重叠进行校准。其中建模具体有两种互补的方法，分别是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微观分析，主要是以微观分析补充宏观分析。第五是影响评估，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完整实施情况记录并上报给董事会和高层。第六是披露，即向监管机构披露。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兴起背后的意义
Q：关于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或绿色转型，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很多知名国际公司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官”职务，比如嘉吉、艾默生、万事达卡、花旗集团、通用汽车等等，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职位的作用和定位？
A：是的，在欧洲、北美、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中，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通过设立“可持续发展官”，特别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CSO）来实现资源调动，以解决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企业未来去关注的实践措施。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发挥的职责首先是为机构追踪外部环境的变化，为机构提供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行业生态洞察和ESG全方面的建议，评估机构是否为即将发生的变革做好准备;其次，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可以帮助机构调整战略，辨明自身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明确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如何调整业务模式、排序优先级目标，创造利潤;最后是内部协调落地，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只有确保董事会、风险、审计、薪酬委员会以及客户达成共识、共同推动，才能保证目标的最终实现。
当然，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或者相应团队的具体管理模式是会因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能力建设成熟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的。例如，对处于可持续能力建设初期的机构来说，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可能会更多发挥呼吁、动员和推动的作用，而对于已经有成熟的ESG战略并开始落实的机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职责就可能更多是以沟通和利益相关方管理为主。
Q：中国金融机构开始探索ESG方面的实践，类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这样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A：中国金融机构在ESG投资、信息披露，以及负责任投资方面进行了多样实践，不过在ESG和可持续治理方面，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现阶段，中国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外部环境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例如，中国正在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等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披露气候风险相关信息和碳排放信息。此外，转型金融近期也备受政策制定方的关注。这里所说的转型金融，是指支持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支持性金融，并不包含在绿色金融框架内，但对经济的低碳转型有实质性影响，能够拓展金融对气候转型经济活动的覆盖范围、提高支持力度。除了政策、监管方面的变化之外，绿色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相应成本调整也会影响绿色或非绿色资产的价值波动等等。总之，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加速了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这超过了金融机构内部的变化速度，随之就造成了金融机构相应的治理能力缺口。
尽管现在已经有不少中国金融机构在治理结构中增加了ESG管理、绿色金融相关的职能，但要全面、及时地了解和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驾驭、应对企业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实现企业业务平稳发展的使命依然是一种挑战。建立专业的ESG或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建立ESG治理结构和决策制衡机制，确保准确评估风险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得到适当保护，制定相应的风险、审计、薪酬和重大变革计划。在可持续转型成为必然的趋势下，有效的治理机制可以通过在风险与机遇之间建立联系，推进变革，整合外部因素以助力效率提升和新增长点发掘，为金融机构更从容应对气候及可持续风险做好准备。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具体有哪些体现？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德勤中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人谢安。
对话：
Q|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A|谢安
气候变化为企业带来潜在风险
Q：习近平主席宣布的“双碳”目标使得低碳发展成为中国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意味着哪些潜在的风險？
A：首先，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会给企业带来包括极端气候灾害、升温等类型的物理风险，以及经济主体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经济行为和偏好的转型风险。比如，美国加州最大的电力能源企业PG&E因其服务区设备引发的野火而背负了至少300亿美元的债务，并一度在2019年宣布进入破产程序，这是全球首例因气候原因造成的企业破产案例。野火造成如此大面积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极端炎热、干燥的气候环境，而这正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结果。
这种由气候变化直接引发的损失还可能会有更多负面连带效应。以PG&E为例，公司受债务影响，股价一度暴跌近85%，这会给股东带来极大经济损失;保险公司将因各种关联保险而支付巨额保单;公司客户在设施修复前无法保证正常的能源供应;扑灭野火的费用支出也需要全国纳税人共同支付等等。更有甚者，作为电力能源公司，PG&E可能因为债务原因而中止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合同，这会给可再生能源公司也带去财务危机，进而影响当地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二，气候变化也会给企业带来转型风险。目前，政府监管方面对高碳行业提出的减排要求日渐明确和严格，如不能及时转型，高碳企业的合规成本将大幅度增加，相应的财务和运营风险也会升高。比如我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设计中提出要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环境权益包括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水权等，要求企业作为排放主体、自然资源的使用主体和污染者相应付费。已经开启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就是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重要一步。在绿色发展的趋势下，自然资源密集型、高污染的企业会面临更高的财务和运营成本，以及被淘汰的风险。
第三，金融机构也是推动企业转型的重要力量。绿色金融逐渐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关注领域。当前不仅大量资金开始青睐绿色资本和绿色企业，金融机构自身也日趋认识到潜在的可持续发展风险，如企业ESG风险与财务风险、信用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企业如不能及时管理风险、提升相应表现，未来获取融资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在其他方面，消费者、员工对低碳、可持续的业务、产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企业在这方面也可能面临很高的声誉风险。
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六个环节
Q：您刚刚提到了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担心风险而转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在您看来，在这种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转型压力和风险加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自身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应该如何在低碳转型中更好地管理风险？
A：客观而言，当前我国想要实现“双碳”目标，还面临着百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缺口，因此金融机构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低碳转型对金融机构自身的能力，尤其是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因为绿色、低碳转型是对长期、可持续价值的追求，是否能将可持续的价值主张融入管理和业务模式，发现新的增长机会，控制和管理风险，将影响最终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实现。所以，金融机构需要在绿色金融、碳金融和气候金融方面进行产品创新，加强气候融资，同时尽早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元素、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制定，开发和使用新的工具、方法论，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治理能力。
就在今年4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人民银行正在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气候相关风险压力测试。国内如工商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也在2015年后陆续开始了相关探索。但因为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间的交互作用和数据缺失等原因，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框架或行业标准可以让金融机构直接采用。结合以往的国内外实践经验，我建议金融机构可以从六个环节来进行全流程的把控。
第一是投资组合分析，确定目前投资组合中哪些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行业，作为压力测试的重点对象。第二是情景选择，基于气候相关风险的复杂关系和其对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定性影响，设立多种假设情景。第三是情景定制，在第一步确定的重点行业和第二步的假设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的业务和优先目标，将情景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行业描述，对特定的投资组合进行详细分析。第四是建模、校准，将投资组合和借款人所受冲击纳入模型，系统性计算风险，再利用内外部数据和现有技术能力对两种分析方法中的重叠进行校准。其中建模具体有两种互补的方法，分别是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微观分析，主要是以微观分析补充宏观分析。第五是影响评估，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完整实施情况记录并上报给董事会和高层。第六是披露，即向监管机构披露。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兴起背后的意义
Q：关于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或绿色转型，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很多知名国际公司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官”职务，比如嘉吉、艾默生、万事达卡、花旗集团、通用汽车等等，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职位的作用和定位？
A：是的，在欧洲、北美、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中，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通过设立“可持续发展官”，特别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 CSO）来实现资源调动，以解决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企业未来去关注的实践措施。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发挥的职责首先是为机构追踪外部环境的变化，为机构提供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行业生态洞察和ESG全方面的建议，评估机构是否为即将发生的变革做好准备;其次，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可以帮助机构调整战略，辨明自身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明确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如何调整业务模式、排序优先级目标，创造利潤;最后是内部协调落地，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只有确保董事会、风险、审计、薪酬委员会以及客户达成共识、共同推动，才能保证目标的最终实现。
当然，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或者相应团队的具体管理模式是会因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能力建设成熟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的。例如，对处于可持续能力建设初期的机构来说，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可能会更多发挥呼吁、动员和推动的作用，而对于已经有成熟的ESG战略并开始落实的机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职责就可能更多是以沟通和利益相关方管理为主。
Q：中国金融机构开始探索ESG方面的实践，类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这样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A：中国金融机构在ESG投资、信息披露，以及负责任投资方面进行了多样实践，不过在ESG和可持续治理方面，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现阶段，中国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外部环境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例如，中国正在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等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披露气候风险相关信息和碳排放信息。此外，转型金融近期也备受政策制定方的关注。这里所说的转型金融，是指支持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支持性金融，并不包含在绿色金融框架内，但对经济的低碳转型有实质性影响，能够拓展金融对气候转型经济活动的覆盖范围、提高支持力度。除了政策、监管方面的变化之外，绿色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相应成本调整也会影响绿色或非绿色资产的价值波动等等。总之，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加速了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这超过了金融机构内部的变化速度，随之就造成了金融机构相应的治理能力缺口。
尽管现在已经有不少中国金融机构在治理结构中增加了ESG管理、绿色金融相关的职能，但要全面、及时地了解和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驾驭、应对企业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实现企业业务平稳发展的使命依然是一种挑战。建立专业的ESG或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建立ESG治理结构和决策制衡机制，确保准确评估风险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得到适当保护，制定相应的风险、审计、薪酬和重大变革计划。在可持续转型成为必然的趋势下，有效的治理机制可以通过在风险与机遇之间建立联系，推进变革，整合外部因素以助力效率提升和新增长点发掘，为金融机构更从容应对气候及可持续风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