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柏林律师洛特·弗雷米（Lother Fremy）在一次偶然看电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的两个客户超过70年。
电视报道，在慕尼黑的一所公寓里，警方查获了一起艺术品藏匿案，这其中包括德国犹太艺术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名作《海滩上的骑手》。这幅油画描绘了两个骑兵在海滩上的景象，是纳粹从犹太商人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n）家里洗劫而来。
弗里德曼的侄孙——88岁的大卫·托伦（David Toren）和他92岁的哥哥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幅画。他们期待着完好无损地找到这幅画，因为这幅画伴随他们逃脱大屠杀时的全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之前，托伦兄弟逃到当时的德国城市布雷斯劳即现在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后来托伦在美国结束了逃亡的生涯，他的哥哥也得以在英国定居，而他们的父母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丧生了。
弗雷米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兄弟俩。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这幅画，并且把它登记在遗失的艺术品资料库了。”弗雷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资料库是德国政府为统计战时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而设立的在线注册的资料库。“他们非常惊讶和欣喜。”
弗里德曼是自然死亡，但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大屠杀中丧生。托伦兄弟希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得到一些赔偿。
“我的客户多是老年人，”弗雷米说，“他们在孩童时代离开布雷斯劳，如果政府能够更加积极地与他们联系的话，他们会备觉欣慰的。”
《海滩上的骑手》是18个月前在巴伐利亚市的一所公寓里获取的1400多名油画、素描和版画之一，其中还包括艺术大师夏加尔（Marc Chagall），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一些作品。德国警方是在监视慕尼黑市民科尼利厄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时发现的这些艺术品。他在前往瑞士边境时携带了大量现金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纳粹夺取了约60万件艺术品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文化艺术品，包括书籍和手稿等。在当时情况下，很多犹太艺术品经销商被迫低价出售这些艺术品，以迅速筹集现金，避免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秘而不宣的调查过程
深居简出的古利特是从他的父亲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Hildebrand Gurlitt）那里继承了这些收藏，他的父亲作为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品经销商曾与纳粹有过多次业务往来。多年来，年轻的古利特独居在一个舒适的公寓里，从没工作过，靠偶尔出售些藏品维持生活。
两年前，80岁的古利特走进德国拍卖行出售马克斯·贝克曼的《驯狮》时，引起了艺术侦探的关注。拍卖行起初并不知道这是纳粹党从著名的犹太艺术经销商阿尔弗雷德 ·弗莱彻曼那儿盗来的画，直到另一位德国律师与他们联系。
《驯狮》的合法拥有者最终与古利特协商达成和解，签署了一个关于掠夺艺术品的协议。
“该律师声称在收益上应做60/40的分割，”朱利安·拉德克利夫（Julian Radcliffe）说，他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艺术品资料库的董事长，“拍卖行核对过我们的画，但那张画不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所以我们无权提醒他们。”
艺术品遗失登记一年可查询约40万项艺术品，帮助寻找超过230万欧元的被盗物品。“任何一个有信誉的拍卖行都会同我们一起检查他们的目录。”拉德克利夫说。
《驯狮》的来源与出处很快被确定了。但是古利特收藏的其余部分很难被确认，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国当局一直不愿意透露绘画和调查的细节。
德国当局在2012年3月首次发现古利特的收藏，一开始他们只是采取在公共场合跟踪的方法，直到2013年11月，《德国周刊》泄露了调查细节。
在奥格斯堡市负责调查税收和贪污的检察官指控了古利特，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只公布了25个公共艺术品的细节，调查因缺乏透明度而遭到民众的批评。
“这件事情被保密了一年半，如果不是在媒体上公布，谁知道它会保密多久呢”。德国的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迪特尔·格罗曼（Dieter Graumann）说。
在最近新闻发布会上，奥格斯堡州检察官办公室的负责人莱因哈德·内梅茨（Reinhard Nemetz）回击了这类批评，称这种处于“安全原因”而保密的案例，如果公布给大众将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他指出，要找到这些在动荡时期几经转手的1400多名油画的法定所有人实属难事，他们并没有去隐藏这些艺术品的阴谋。
内梅茨倡议，认为自己有权得到艺术品的人可主动来找他们，“我们并不希望保存这些画，这些画都不会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他说。
不幸的是，纳粹掠夺艺术品的索赔案总是要拖上几年。在这种情况下，棘手的法律问题使物归原主更加困难。
艺术品的归属难题
那些艺术品经销商，即使他们曾与纳粹合作过，也可能合法获得了许多艺术作品，这意味着古利特也可以声称他合法拥有自己公寓里的那些艺术品。
此外，古利特的父亲有一半犹太血统。他很可能是为了逃避迫害才被迫出售那些被掠夺的艺术品的。
因为他的犹太血统，老古利特被剥夺了他汉堡艺术协会主任的职位。但因为掌握很多外国艺术品的渠道，纳粹让他继续在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手下从事艺术品交易。 “在这个位置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犹太艺术经销商，他们也因为这些交易获利并保住了性命。”驻纽约的犹太人反德权益保障同盟主席韦斯利·费舍尔（Wesley Fisher）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如此， 有证据表明老古利特不是那么无辜。战争结束后，盟军将他拘留审问，他声称自己的收藏曾在1945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被毁坏了。这让他躲过了当局的追查得以继续从事艺术品交易，直到在1956年他一次车祸中丧生。
是时候公布这些细节了，因为为期30年的禁令也已经解除。可为了赢得索赔，托伦兄弟必须证明，他们的收藏当时是被恶意收购。
“你必须证明这些犹太人可能是被强迫、胁迫才出售他们的财产的，所出售的价格也是相当低的。” 费舍尔说。
可律师弗雷米也不清楚该怎么证明《海滩上的骑手》的所有权。
“在我们的客户没办法100 %确定的情况下，从法律上讲，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一直致力于艺术品赔偿案件8年多的弗雷米说，“这取决于古利特和他的家人，需要他们做出决定，是否要启动法律程序还是慷慨大方地私了此事。”
近年来，许多关于纳粹掠夺艺术品的索赔案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使得律师倾向于持乐观的态度，弗雷米的公司最近也为一个年老的荷兰艺术品大师解决了与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的纠纷。
但费舍尔表示，国际间的法律机制仍然严重不足，导致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继承人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并向文化机构支付昂贵的法律费用。“整个艺术领域非常复杂，因为艺术市场没有受到真正的监管。”费舍尔说。
战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归还了由德国人掠取的艺术品，“他们让艺术品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说，“有时候，政府会把艺术品归还给其所有人，有时候则不。也许你的收藏被政府搁置了10到15年才得以解决。”
1998年，德国等40多个国家签署了针对处理纳粹没收的艺术品问题的《华盛顿协议》。协议要求透明地识别和公平地赔偿这些艺术品，可协议本身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专家们估计，有大约 20万件左右的艺术品在二战时被洗劫一空。费舍尔认为，1998年以来被归还的作品，大约只有1000件。
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显示了这种困境。从1940年到1944年，纳粹机构罗森堡特别工作组负责掠夺文化贵重物品，就用该博物馆储存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犹太人那里掠夺到的艺术品。现在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已拥有两万多件可检索的掠夺艺术品数据库。
有些艺术品根据目录送往德国，其标示为“堕落”的艺术品——通常，纳粹把现代抽象艺术视为不道德的，他们被卖给了像希尔德布兰·古利特这样的经销商。而超过一半的艺术品仍旧杳无音讯，费舍尔说。
欧美的法律依据不同
虽然，美国的官员和专家一直强烈批评有关古利特的案件，但是，在美国，实现纳粹掠夺艺术品物归原主是更难的事。
《华盛顿协议》鼓励各国政府制定法律流程促使艺术品回到合法的所有者手中，并兼顾“鉴于时间的推移和大屠杀时期，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分歧”。
但有案件如何跨国家处理，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欧洲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和法国都成立了国家艺术委员会，充当纳粹掠夺艺术品返还案件的调解员。这些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而不仅限于解决像诉讼时效这一类的法律问题。
“在欧洲，一般的法律流程中也很难证明申诉人的道德问题，”在赫里克和范士丹专门从事艺术品法律诉讼的一位律师查尔斯·戈尔茨坦（Charles Goldstein）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说，“对于频繁失踪的案例，没有人能够证明损失的确切情况，虽然已知的事实是，犹太收藏家被迫害，在此期间被迫失去了艺术品。最后艺术品被放置在一个博物馆，而博物馆也有证据表明它是从谁那儿合法得到的。”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所不同，在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委员会，博物馆往往是私人拥有的。因此，在地方法官眼里，艺术品索赔案件往往只是纯粹的法律问题，戈尔茨坦说。
“美国的博物馆经常援引诉讼时效。”他补充说。
时间的推移让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的继承人无法收回那些被洗劫一空的作品。战争结束后，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格罗茨的儿子马丁和他的女儿女婿看到格罗茨的两幅油画和一幅水彩画，该博物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买下了他的画作。
格罗茨的家人声称这些是留给他们的画作，在德国艺术品经销商阿尔弗雷德 ·弗莱彻曼（Alfred Flechtheim）管理期间被盗。1933年，弗莱彻曼出售了该画作，为免受迫害逃离了德国。
十年前，马丁和莉莲向MOMA提出正式请求，希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能够归还作品。他们认为格罗茨的犹太艺术经销商是被迫出售或放弃了画作，而相关的文书也是自己伪造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表示，他们已经买下了画作，以诚信原则拒绝了这一请求。
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官员表示，“经过多年的广泛调查，包括有关格罗茨遗产的无数会谈，很明显，我们有正当理由去获得格罗茨的遗作，因此我们有义务告知公众以捍卫我们的所有权。”
格罗茨一方提起了诉讼，虽然律师告诫他们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诉讼，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纽约州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首次提起诉讼三年后。莉莲说，她希望“道德和伦理义务”会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法院在2011年仍表示，格罗茨一方提起诉讼的速度过于缓慢。
“一切都结束了，”她沮丧地说，“它意味着《华盛顿协议》毫无意义。”
拉德克利夫解释说，在美国，私人博物馆也在争取他们的权益，不像欧洲的公共博物馆，他们只要有收入就行了。“私人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为这些画作埋单了。而公共博物馆的画作往往是受捐赠的。”
无解的难题
与此同时，在德国，当局近期已表示，他们将返还他们认为理应属于小古利特的作品。但这也意味着那些艺术品原主人的后人们还将与其进行长期的斗争。这些作品包括希特勒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尔·施皮茨威格（Carl Spitzweg）的作品。
绘画作品《双人奏乐》是古利特藏匿的众多作品中的一幅，它连同纳粹从亨利·欣里希森（Henri Hinrichsen）那里掠夺的其他画作一道在11月上旬被盗窃了。欣里希森当时在莱比锡经营着一个成功的音乐出版公司，欣里希森逃亡到比利时时被抓获，74岁高龄的他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几天后，就被毒气毒死了。
他的孙女、65岁的玛莎（Martha）说，她祖父的一些收藏品被转移到了莱比锡博物馆，另一些被卖给了艺术品经销商。1971年，玛莎得到消息说，祖父的部分收藏作品被卖给了古利特。
在纽约，针对艺术品交易的德国律师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做了一项调查，他对绘画的来源进行调查，并证实有四幅作品被卖给了老古利特。
玛莎说，当她长大以后，莱比锡博物馆已经归还她祖父的几幅作品。欣里希森一家提出了画作索赔请求，并焦急地等待着求证是否又有两幅画作被古利特隐藏的消息。
可古利特告诉德国《明镜》杂志，他不会轻易放弃他对作品的所有权。“在我生命里，我没有比那些画作更爱的东西了。”古利特说。”
（翻译/田琪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