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谭震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奋斗，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密切联系群众，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谭震林一生敢说敢做，个性鲜明，人称“谭大炮”。他讲话作报告，也很少请人“捉刀”，有着浓厚的“谭氏风味”，让人耳目一新。经常听谭震林报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读谭震林有代表性的讲话记录稿，即使没有写他的名字，也可以感觉出来是他的报告。
谭震林喜欢读书，工作再忙也总是挤时间读书。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从皖南调到苏南工作的途中，他和随行的几位同志编成了一个党小组，自任组长，组织大家读书学习。行程18天，他们学习了16个晚上。苏德战争期间，为研究战争形势，谭震林用红蓝铅笔把一张欧洲地图划得密密麻麻，最后都把地图“读破了”。平日的读书积累，使他在作报告时从容不迫。听过谭震林报告的人都知道，他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有时在香烟盒上写几条提纲，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1942年11月，南坎会议上，谭震林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精兵简政”的报告。亲历者康迪回忆：“整整一天，他不用讲稿，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苏中的工作。他还谈到苏联红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清清楚楚地讲到俘虏、打死、打伤多少德军，击落多少架德军飞机，缴获、打毁多少坦克、大炮、轻重机枪、长枪、自动步枪、枪弹、各种子弹、手榴弹等一长串数字。”会后，康迪等人与报纸核对，一数不错。
谭震林重视实干。他常说，在部队工作，就要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参加打仗，学会打仗；在地方工作，就要到农村去，学会做群众工作。1957年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到湖南攸县蹲点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为了解情况，他经常一个人下村。他告诫工作组的同志：“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听汇报，要经常深入下去，做调查研究，争取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才会有发言权。”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胡坚曾用试探的口气建议一些报告由秘书代写。谭震林风趣地说：“那不行，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争取自己写报告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
一次，主管农口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基层考察，遇到一场报告会。台上，一位干部正襟危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下，有的人打哈欠，有的人打瞌睡。眼见如此，谭震林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吞吞吐吐地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谭震林巡视了一圈会场，大声说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他从不拿稿子，只是在香烟盒纸上写几条提纲，可是作起报告来却是洋洋大观。他的报告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士于玲回忆道。有一次，上海来的学生追问谭震林作好报告的秘诀，那一次谭震林变得严肃了，认真地说：“革命事业是很复杂的，目不识丁，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就是打仗，也还是要有文化，军事也是一门科学，不能单凭勇敢呀！凭勇敢仅是一勇之夫，不了解形势，不研究战略战术，就要打败仗。所以，工农干部要抓紧学习，这就叫工农分子知识化。但是光靠读书学习也是不行的，就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书读了一大堆，遇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了，不是照搬书本教条，就是把别人别地区的经验照搬照套，不是‘左’，就是‘右’，脱离实际，迷失方向，常常犯错误。所以，读书之外，还要实干，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去提高……我干革命、作报告靠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功夫。这就是我的诀窍。”
谭震林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他从不用权力谋私利，也没有要求组织对其亲属加以照顾。从其制定的“约法三章”中，可以看出他坚持原则、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常到下面视察，了解基层情况。每次动身前，他都要“约法三章”：不准搞迎送，不准搞接风洗尘，不准随从人员购买内部物品等。
淮海戰役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一次，谭震林到南方视察。在视察三亚和海口途中，地方领导得知他在井冈山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完全恢复，身体仍很虚弱，就加派医务人员、警卫人员照顾。一天晚上组织看电影，谭震林见院子里坐满了看电影的人，就问工作人员：“这些都是什么人？”得知是为他加派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和汽车司机后，他生气地说：“这还了得，这不是什么保卫工作，把我们看得那样特殊，我算什么？用得着这样大的声势。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明天就走。”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有时家乡有人带些豆腐乳、辣椒、腌姜之类的土特产送给他。他总是告诉家乡人不要带东西，推脱不掉的就坚持付钱。一次，攸县物资局的工作人员来京，给他带了一小桶菜油、一袋大米，他不仅付了钱，还在后来到攸县考察时，当面批评了物资局长，强调以后不要再送东西给他。
谭震林不但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子女亲属，绝不容许子女亲属利用他的威望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1949年，他的胞弟找他借公款做生意，他严厉地说：“我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主席，不是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国家、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公事，而不能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兄弟办私事。”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他马上给攸县县委的领导写信强调说：“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情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们的要求。”
谭震林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去世后，孩子们打开他的衣橱，竟然找不到一件满意的衣服为他穿戴，几乎所有的内衣都是缝补过的，只好临时买了一块普通的白棉布，赶做了一套内衣。
“这就是我的诀窍”
谭震林一生敢说敢做，个性鲜明，人称“谭大炮”。他讲话作报告，也很少请人“捉刀”，有着浓厚的“谭氏风味”，让人耳目一新。经常听谭震林报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读谭震林有代表性的讲话记录稿，即使没有写他的名字，也可以感觉出来是他的报告。
谭震林喜欢读书，工作再忙也总是挤时间读书。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从皖南调到苏南工作的途中，他和随行的几位同志编成了一个党小组，自任组长，组织大家读书学习。行程18天，他们学习了16个晚上。苏德战争期间，为研究战争形势，谭震林用红蓝铅笔把一张欧洲地图划得密密麻麻，最后都把地图“读破了”。平日的读书积累，使他在作报告时从容不迫。听过谭震林报告的人都知道，他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有时在香烟盒上写几条提纲，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1942年11月，南坎会议上，谭震林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精兵简政”的报告。亲历者康迪回忆：“整整一天，他不用讲稿，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苏中的工作。他还谈到苏联红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清清楚楚地讲到俘虏、打死、打伤多少德军，击落多少架德军飞机，缴获、打毁多少坦克、大炮、轻重机枪、长枪、自动步枪、枪弹、各种子弹、手榴弹等一长串数字。”会后，康迪等人与报纸核对，一数不错。
谭震林重视实干。他常说，在部队工作，就要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参加打仗，学会打仗；在地方工作，就要到农村去，学会做群众工作。1957年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到湖南攸县蹲点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为了解情况，他经常一个人下村。他告诫工作组的同志：“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听汇报，要经常深入下去，做调查研究，争取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才会有发言权。”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胡坚曾用试探的口气建议一些报告由秘书代写。谭震林风趣地说：“那不行，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争取自己写报告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
一次，主管农口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基层考察，遇到一场报告会。台上，一位干部正襟危坐，捧着稿子，念得磕磕巴巴。台下，有的人打哈欠，有的人打瞌睡。眼见如此，谭震林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吞吞吐吐地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谭震林巡视了一圈会场，大声说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他从不拿稿子，只是在香烟盒纸上写几条提纲，可是作起报告来却是洋洋大观。他的报告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士于玲回忆道。有一次，上海来的学生追问谭震林作好报告的秘诀，那一次谭震林变得严肃了，认真地说：“革命事业是很复杂的，目不识丁，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就是打仗，也还是要有文化，军事也是一门科学，不能单凭勇敢呀！凭勇敢仅是一勇之夫，不了解形势，不研究战略战术，就要打败仗。所以，工农干部要抓紧学习，这就叫工农分子知识化。但是光靠读书学习也是不行的，就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书读了一大堆，遇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了，不是照搬书本教条，就是把别人别地区的经验照搬照套，不是‘左’，就是‘右’，脱离实际，迷失方向，常常犯错误。所以，读书之外，还要实干，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去提高……我干革命、作报告靠的就是这两方面的功夫。这就是我的诀窍。”
“约法三章”
谭震林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他从不用权力谋私利，也没有要求组织对其亲属加以照顾。从其制定的“约法三章”中，可以看出他坚持原则、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常到下面视察，了解基层情况。每次动身前，他都要“约法三章”：不准搞迎送，不准搞接风洗尘，不准随从人员购买内部物品等。
一次，谭震林到南方视察。在视察三亚和海口途中，地方领导得知他在井冈山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完全恢复，身体仍很虚弱，就加派医务人员、警卫人员照顾。一天晚上组织看电影，谭震林见院子里坐满了看电影的人，就问工作人员：“这些都是什么人？”得知是为他加派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和汽车司机后，他生气地说：“这还了得，这不是什么保卫工作，把我们看得那样特殊，我算什么？用得着这样大的声势。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明天就走。”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有时家乡有人带些豆腐乳、辣椒、腌姜之类的土特产送给他。他总是告诉家乡人不要带东西，推脱不掉的就坚持付钱。一次，攸县物资局的工作人员来京，给他带了一小桶菜油、一袋大米，他不仅付了钱，还在后来到攸县考察时，当面批评了物资局长，强调以后不要再送东西给他。
谭震林不但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子女亲属，绝不容许子女亲属利用他的威望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1949年，他的胞弟找他借公款做生意，他严厉地说：“我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主席，不是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国家、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公事，而不能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兄弟办私事。”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他马上给攸县县委的领导写信强调说：“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情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们的要求。”
谭震林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去世后，孩子们打开他的衣橱，竟然找不到一件满意的衣服为他穿戴，几乎所有的内衣都是缝补过的，只好临时买了一块普通的白棉布，赶做了一套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