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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金融新常态对银行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出来，银行业发展增速放缓、盈利能力下降、风险暴露增多。城商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金融新常态的认识和把握，提升应对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和行业竞争的能力，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扎实做好创新转型工作，在深入推进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存款利率市场化与主动负债管理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必然选择。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式改革的策略，基本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和步骤有序推进。
银行业对于利率市场化存在一些基础并不牢靠的担心。担心之一是，存贷款利差将收窄，在存贷款利差受保护的时代长期形成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将遭受重大的冲击。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放松管制只是给存贷款利率波动一个“宽松”的环境，它们可以“自由”地向着各自的均衡水平发展。但这一担心也并非毫无基础，从数据上看，国内银行业至少是部分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确实收窄了。我们认为，这一担心更多是一种“转轨焦虑症”，是国内银行业在从利率管制的“常态”转向利率市场化的“新常态”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
另一个担心是，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将会导致一批（如果不是一大批）中小商业银行破产倒闭。持此担心者，常常拿美国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银行业危机来作为证据。实际上，美国并未管制银行贷款（除高利贷之外）利率，而逐步取消存款利率管制也是在帮助美国银行业应对金融脱媒和日益提高的市场利率，正如存款利率管制是为了保护银行业一样。
对于银行业而言，放开利率管制包括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总体上看既有利、又有弊，利是主流、是大节，弊是末流、是小节。放开利率管制将促进国内银行业加快创新转型，激发国内银行业活力，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发展和互联网金融发展，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国内金融业中的地位。国内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毫无疑问会受到一定冲击。
至于应对，国内商业银行应该针对利率市场化采取一些重要举措，包括产品服务创新、调整定价策略、主动负债管理等。更合理的说法是，国内商业银行应该针对自己所面对的外部环境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这些新的环境包括经济新常态、结构性改革、风险暴露、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发展、金融创新活跃等，利率市场化也是外部环境之一。实际上，自由的利率定价是商业银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每家银行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则要视该银行所面临的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来定。
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之后，商业银行发展进入主动负债管理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商业银行負债管理面临着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客户将资金存放在不同规模商业银行所获得的安全性是一致的，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小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的信誉不足。二是资金来源多样化。从数据中我们发现，近10多年来存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负债总额中的比重呈下降走势，2009年以来存款月度增速也呈下降走势，同时存款月度增幅的波动性日趋增大。主动负债工具可以用于稳定整个负债水平，并成为支持业务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主动负债工具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借款、卖出回购、人民银行再贷款等传统非存款负债来源，包括“支小再贷款”、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三农”专项金融债券、绿色金融债券等结构性非存款负债来源，还包括为配合存款利率市场化而推出的同业存款和大额存单等交易型负债来源。此外，还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非标理财等结构化产品创新来融资。三是资金成本上升。存款保险、存款利率市场化、资金分流、市场竞争、存款人理财意识的觉醒等五个因素是导致存款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四是存款分流压力持续存在。这种分流更多体现在存款在整个社会财富配置中的比重的下降。在商业银行的各种负债来源中，存款的成本整体上是较低的。从客户的角度看，他们从存款中获得是利息收益相比较于其他金融产品是较少的。客户将更加多样化的配置自己的财富，存款分流是必然的。货币市场工具、股票和债券市场以及互联网理财等，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将会持续上升。
加强主动负债管理意味着，银行业需要积极与信息科技和互联网融合起来，积极利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来管理自己的负债。一方面，可以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来创新负债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与信息科技、互联网的融合是金融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支付、融资、理财等三大金融服务领域均已经出现了大批让人耳目一新的金融创新。银行业相继推出了电子商务平台、直销银行、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线上供应链金融等重要金融服务，部分线下产品也在逐步向线上迁移，并借助互联网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接起来，互联网的应用范围也在从个人金融、小微金融等易于实现标准化、批量化和规模化的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另一方面，可以推进负债管理市场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多样性和规模都在持续增长，商业银行需要尽可能多的利用这一趋势和机会。不仅要自己发行一些交易型的负债工具，而且要根据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来创造一些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此外，要加强存款服务创新，从账户类型、服务方式、定价、应用场景等方面提高存款账户的吸引力。比如，存款账户具有支付的功能，可以尽可能多的拓展应用场景。类似美国银行业，商业银行可以创造一些货币市场基金账户，这一点需要得到监管认可和支持。可以创新推出一些收益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存款产品。从以客户为中心的角度看，创新的目标是在持续提升支付服务便利性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更高的收益。
主动负债管理需要统筹考虑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稳定性、流动性以及资金成本等。特别是，流动性管理要做好压力测试，充分考虑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市场流动性突变将带来的不利冲击。随着非存款负债和交易型负债占比的不断上升，负债流动性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 与非存款负债和交易型负债工具比重持续增加以及存款利率市场化相伴随，负债方利率风险将日益突出。在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中，商业银行需要更加密切的关注利率风险，加强市场利率分析和预测，逐步引入量化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来提升利率风险管理能力，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向利率风险承担要效益。
加强组织变革促进转型发展
转型是当前国内银行业最为紧迫的战略选择。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在积极推进转型发展，但目前大部分城商行的转型发展成效尚不能令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转型是一个过程，但并没有弄清楚这一过程的两端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区别。换言之，并没有弄清楚“型”是什么，现在的“型”和期望实现的“型”各是什么。对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这一判断基本上也是适用的。
从近期国内银行业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有五个转型发展趋势基本上来讲是可以确认的。一是综合化。这是金融脱媒持续推进背景下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的必然选择，可以增加收入多样性、分散业务风险。二是国际化。这是商业银行伴随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加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选择。三是轻型化。这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资本要求进一步提升之后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2013年国内银行业正式实施新资本管理办法，规定了5年的过渡期，但实际执行中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一步到位。商业银行纷纷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调整业务体系与资产结构，推行资本节约型发展，降低业务发展对资本金的消耗。四是智能化。这是银行业深入推进金融与科技融合进程的必然选择。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近四十多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五是证券化。这是银行业转变经营模式、盘活存量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的必然选择。借助证券化，商业银行不需要持有其发起的贷款到期，而是可以将资产与附着其上风险分离，根据需要将资产和风险出售或购买信用衍生工具以实现风险缓释，从而构建“发起并出售”、“发起并保险”等资产经营模式，主动管理自己的风险资产总量和结构。
转型虽已成为共识，但仍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确。一是单个商业银行的转型需要融入银行业转型，但并不需要与银行业转型保持完全一致。比如，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凭借资金、客户、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涉及资本市场，深入推进综合化经营，打造全能银行模式。但全能银行模式与小型银行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起来，全能银行意味着业务多元化和资源分散，这不利于建立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再比如，大部分城商行可以发展国际业务，但却不需要将国际化作为转型的重要构成。二是转型__不仅仅是财务指标的变化。财务指标的变化是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结果，是被动因素，而转型则是主动因素，财务指标变化是转型的结果。可以使用财务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等来描述银行业商业模式，但从财务指标上推进转型是混淆了目标和手段。三是不能将转型当口号，把转型泛化。转型过程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关键领域和环节，包括经营理念、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资本占用、客户结构、业务体系、资产结构、收入结构、服务手段等，但并不是每一個变化都可以作为转型的内容。转型过程要转变的是银行的商业模式，一切不能给商业模式带来重大改变的变化都不能算作转型的内容。
从单个城商行来看，转型道路和方式将是同中有异，也应该是同中有异。城商行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银行业整体的转型趋势，同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自身与其他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差异，根据自身实际来选择自己的转型发展的道路和方式，并保持战略定力，不“亦步亦趋”。
关于如何切实有效推进转型还需要很多研究。这里探讨一个主题，即组织变革。转型过程是商业银行为了在自己的内部资源和技能与外在环境之间建立匹配而对自身进行改革和调整。从这一个角度看，转型就是战略。对于银行业而言，经济增速放缓、风险暴露增多、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发展、金融监管趋严等外在环境的重大变化是无法控制的。商业银行只能通过推进转型或战略实施来适应、利用这些变化，从变化中寻求长期稳健发展和竞争优势。组织变革之所以重要，在于组织架构与战略实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战略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施，组织架构是组织实现整体效应的基础和工具。组织架构既可以成为促进因素，也可以成为限制因素。城商行需要对自己的组织和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以更好地推进转型。
近几年，银监会积极引导和推进银行业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改革。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银行业条线事业部制、专营部门制、子公司制等治理体系改革。2015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银行业务管理架构改革，深化事业部制改革，促进“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推进专营部门改革，实现业务合理集成，缩短经营链条，缩小管理半径；探索部分业务板块和条线子公司制改革。2016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扶贫金融事业部、普惠金融事业部，指导条件成熟的银行对信用卡、理财、私人银行、直销银行、小微企业信贷等业务板块进行牌照管理和子公司改革试点。
在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引导下，商业银行（包括城商行）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实际，进行了组织架构的改革和优化。比如，探索事业部制改革，设立网络金融部，实现理财业务和同业业务的专营，不断优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其中，事业部制改革被认为是国内商业银行组织变革和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事业部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诞生于P·斯隆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实践。
事业部制具有决策高效、经营灵活、营销专业等优势，有利于培养人才、落实以客户中心的理念，被国内外大型企业广泛采用，也是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架构，被认为是商业银行通过组织变革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工具。事业部制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总行直营部门的事业部制改革，不涉及分行，可以在总行层面完成，包括金融市场、信用卡、资产管理、票据业务、网络金融、直销银行等业务部门。这一部分的事业部制改革是从直线职能制向事业部制的改革，通过向职能部门下放一定权限，将它们改革为事业部。另一部分是需要总分和分行共同推动的事业部制改革，包括公司业务、零售业务、理财及财富管理、小微业务等业务部门。这一部分改革是将直线职能制与区域事业部制的“混合体”改革为客户事业部制、产品事业部制或行业事业部制，涉及到总行与分行、总行职能部门（特别是业务部门）与分行之间的权力和职责的重新组合。比如，在苏州银行的事业部制改革中，分行实际上被取消了，当前设立的分行行长和一些部门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这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事业部制改革还存在一个“分”与“合”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分”，设立细分市场事业部，包括行业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从民生银行的实践看，行业事业部制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组织架构，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与国际先进银行事业部制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是“合”，设立公司金融、零售金融、金融市场等三大事业部。兴业银行、招商银行、苏州银行的组织变革中均设立了三大管理总部或事业部。这体现了组织设计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分工与协调。比如，苏州银行事业部制改革在三大事业部下设了产品事业部和行业事业部等二级事业部。
总体上看，事业部制是国内商业银行转型发展领域的一个大事件，但并不是全部的城商行都要采取事业部制。事业部制较适用于规模较大、业务多元化或经营地域广的企业和银行。事业部制要求建立有效的分工、管理和控制机制。要求总部拥有强大__的控制力，包括对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经营范围、重大人事任免以及其他关键决策的控制，并为事业部和分行（如保留）制定明确的职责分工和协调机制，建立符合总行发展战略的绩效考核体系、顺畅的转移定价体系、完善的信息系统和运营服务支持体系。此外，事业部制也不是一剂万能药，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对总行管控能力要求高、本位主义、利益冲突、职能重设、资源浪费等问题。组织改革只要适合就好。
拓展非利息收入提升盈利能力
拓展非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和存贷款利差长期收窄的重要途径。金融脱媒和存贷款利差长期收窄将是国内金融业未来一段时期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如果不考虑其他情况，金融脱媒会削弱银行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存贷款利差收窄将会给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盈利能力带来一定压力。应对之策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动调整以控制净息差水平，包括完善定价策略，调整信贷业务目标客户，以将更多资源投向中小企业，通过承担更高的风险来保持贷款收益率，通过主动负债管理以控制资金成本。另一方面，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拓展非利息收入。
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增加，但整体仍然偏低。从银监会统计数据看，2011～2015年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但一直低于25%；2016年一季度达到26.57%，创近五年多来季度占比新高（见图1）。从各年内季度占比走势看，2016年后三个季度，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将会持续下降。从近十年上市银行数据看，2006—2013年27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在14%～16%的通道内波动，2013年以来出现了较快速的提升，2015年达到20.6%（见图2）。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表现出与27家上市银行类似的走势，自2009年以来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一直低于27家上市银行（见图2）。2015年，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增至15%，远低于27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
從单个上市银行数据看，不同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表现出较大的差距。2015年，4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30%，12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20%，13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处于10%～20%之间，重庆农商行和锦州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低于10%（见图3）。2015年，民生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39.0%，为27家上市银行中最高者，锦州非利息收入占比为6.2%，为27家上市银行中最低者（见图3）。此外，2015年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低于20%。
整体上看，随着金融工具日趋多样化、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化经营、金融创新等持续深入推进，商业银行对于非利息收入越来越重视，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将不断提升。但在当前的监管政策和经营环境下，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很难达到美国银行业近二十年来的高水平。国内商业银行拓展业务范围的动力是有的，但外在约束为其拓展业务范围的设定了限度。增加非利息收入占比是整个银行业面对的课题，需要从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
跨界合作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
金融服务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是金融服务领域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银行业是最早应用信息技术的行业之一，计算机、互联网等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银行业服务方式，提高了银行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国内商业银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创新服务方式，改善用户体验。
国内银行业以其在电子银行、网上银行、风险控制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为基础，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一是搭建嵌入金融服务的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二是推出直销银行。三是开发基于社交网络的金融服务平台，包括微信银行、微博银行等形式。四是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包括自我开发手机银行、开发场景化的移动金融APP、与电信供应商合作推出移动支付等。五是发展线上供应链金融。六是推动智慧网点建设。七是推进传统产品线上迁移。八是探索大数据金融。数据可以用于支持商业银行进行产品创新、客户管理、精准营销、风险量化管理等。
城商行受制于经营地域受限、网点数量少等因素，对于利用互联网金融突破地域限制、扩大服务覆盖面、壮大客户基础、降低业务成本给予厚望，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近几年，城商行借鉴吸收互联网金融理念，推出了移动支付、网络化的小微贷款和消费信贷、细分市场（如农村金融）金融服务、线上供应链金融、对接货币基金的开放式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丰富了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移动营销终端、智能柜员机、智慧网点等线上渠道和线上线下一体化渠道体系，搭建了直销银行、P2P平台、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平台。
跨界合作可以作为城商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战略举措。随着城商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布局越来越宽，人才、系统、数据、客户、资源等方面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城商行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短板。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跨界合作可以发挥各自资源和优势，城商行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企业积累的客户基础和海量数据，发挥在资金、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优势，突破自身的限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 一方面，城商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跨界合作可以是全面战略合作。哈尔滨银行与快钱公司的互联网金融战略合作协议于2013年11月20日签署，双方将通过在“资金领域、产品创新、客户共享、管理平台”等一系列合作，帮助中小企业拓展间接融资渠道、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2014年2月19日，北京银行与小米公司签署 “移动金融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小米公司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探索综合金融服务，在移动支付、便捷信贷、产品定制、渠道扩展等多方面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可以是业务层面的合作。其一，第三方存管是一个重要的跨界合作领域。《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要求除另有规定外，从业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客户资金与从业机构自身资金分账管理。第三方支付、P2P、众筹、网络理财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均需要第三方存管服务，资金托管服务不占用资本金，还可以带来中间业务收入。比如，南昌银行“金e融”互联网金融平台正式上线，推出了包括直销银行、投融资、P2P资金存管在内的三项核心服务。南昌银行将为P2P平台提供账户管理、支付结算、资金监管等全流程业务支持，并在平台准入、收费减免、增值服务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措施。其二，城商行可以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共建金融服务平台。比如与P2P公司共建P2P平台。2014年10月，苏州银行对外宣布，将与点融网合建一个P2P平台。苏州银行将成立一个专门从事P2P业务的事业部，点融网则将提供自身技术帮助该事业部搭建一个P2P平台并提供相关服务。其三，POS贷款是商业银行与支付机构的一项重要合作内容。POS贷是商业银行以商户银行卡收单交易（POS机交易流水）和客户资金结算情况，向客户发放的信用贷款。2015年5月，宁波银行与银联商务合作推出的POS贷款业务正式启动。其四，城商行可以与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大型综合互联网公司加强小额贷款领域的合作，可以是消费贷款，也可以是网络商户贷款。其五，可以与医疗、旅游、网游等专业互联网公司进行场景化的业务合作。2015年10月南昌银行“金e融”正式上线时，便与微医集团、掌上纵横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网上就医、网络游戏快捷预付等创新服务，定制场景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满足不同网络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
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既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需要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探索发展互利互惠的跨界合作关系。在跨界合作中，城商行首先要立足自身实际，正视自身的不足。面对花样翻新、日益增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对不断扩大的竞争范围和不断增加的竞争对手，城商行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自身在人才、系统、数据、客户等方面的不足。其__次，要转变理念，保持开放，相互认同。以互联网为基础，金融服务的供渠道、风险控制理念和技术、业务流程与手续等都会发生改变。不能用传统的理念来看待这些变化，要对这些变化保持开放、加强对网络经济的学习和认识，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交流合作中不断增加对这些新变化的认同。第三，要谨慎选择合作方，加强管理跨界合作战略风险。当前互联网金融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特别是P2P、众筹等领域的公司质量和信誉参差不齐，主体风险难以准确判断。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最后，要在长期跨界合作中不断提升自己，弥补自己的“短板”。
联合重组与公开上市
联合重组和公开上市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城商行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商行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联合重组和公开上市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随着近几年经济下行、风险暴露，城商行发展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差异越来越大，“偏居一隅”、资本金补充渠道受限对城商行转型发展的限制日益凸显出来。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会有一些城商行通过联合重组和公开上市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省内城商行（含城信社）联合重组是城商行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模式，是城商行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截至2015年底，至少有12家城商行通过重组、联合、收购和兼并等方式设立。2005年末，安徽省内6家城商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在自愿的基础上合并重组成立徽商银行。徽商银行的成立被认为是国内城商行联合重组的第一例，城商行在改革发展10年后揭开了联合重组的步伐。2006年底，江苏银监局批准江苏银行的开业，江苏银行由江苏省内的无锡、苏州、南通、常州、淮安、徐州、镇江、扬州、盐城和连云港等10家城商行合并成立，等等。总体上，联合重组实现了城商行的资源集成和品牌提升，优化了当地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了当地金融发展格局。
在联合重组过程中，大部分新设城商行都进行了财务重组、引进了新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地方国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大型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等。从数据来看，经过联合重组新设的城商行均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不良资产得到了有效化解，各项监管指标得到了优化。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城商行改革重组，成为近几年城商行改革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制转型发展战略及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密切相关。2010年华融湘江银行新设之时，就引入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这是第一例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的城商行联合重组。为此，中国华融于2011年出售了所持温州银行7.09%的股权，以满足监管部门“两参或一控”的要求。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同样参与了城商行的改革重组。
公开上市是城商行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公开上市能够为城商行发展提供市场约束，促进城商行改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信息披露，补充资本金、拓展资本补充渠道，提升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强化员工认同和公司凝聚力。截至2016年8月，在香港和内地共有13家上市城商行。
H股上市是2013年以来城商行公开上市的集中地，共有8家城商行实现H股上市。2013年7月，重庆银行H股上市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2013年11月6日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重慶银行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城商行，全球发售募集资金净额约38亿港元。重庆银行成功实现H股上市之后第六天，即2013年11月12日，徽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募集资本净额约85.57亿港元。2014年3月31日，哈尔滨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全球发售募集资本净额约为77.22亿港元。目前已有8家城商行在港上市。
城商行A股上市于2016年重启了。2016年8月2日，江苏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共募集资金超70亿元。江苏银行成为6年来第一家实现A股上市的商业银行，成为2007年以来第一家实现A股上市的城商行。继江苏银行之后，贵阳银行于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募集的41.08亿元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中小商业银行A股上市将迎来新篇章。
城商行上市的动力无疑是充足的，上市可以促进城商行发展上新台阶。但需要注意的是，上市不是万能药。公司治理、经营理念、风险管控、不良率攀升、产品服务体系、人才及系统等方面不足和问题并不是一上市就可以解决的。切实推进创新转型取得实效才是根本。
（作者单位：华融湘江银行，外交学院）
存款利率市场化与主动负债管理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必然选择。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式改革的策略，基本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和步骤有序推进。
银行业对于利率市场化存在一些基础并不牢靠的担心。担心之一是，存贷款利差将收窄，在存贷款利差受保护的时代长期形成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将遭受重大的冲击。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放松管制只是给存贷款利率波动一个“宽松”的环境，它们可以“自由”地向着各自的均衡水平发展。但这一担心也并非毫无基础，从数据上看，国内银行业至少是部分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确实收窄了。我们认为，这一担心更多是一种“转轨焦虑症”，是国内银行业在从利率管制的“常态”转向利率市场化的“新常态”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
另一个担心是，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将会导致一批（如果不是一大批）中小商业银行破产倒闭。持此担心者，常常拿美国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银行业危机来作为证据。实际上，美国并未管制银行贷款（除高利贷之外）利率，而逐步取消存款利率管制也是在帮助美国银行业应对金融脱媒和日益提高的市场利率，正如存款利率管制是为了保护银行业一样。
对于银行业而言，放开利率管制包括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总体上看既有利、又有弊，利是主流、是大节，弊是末流、是小节。放开利率管制将促进国内银行业加快创新转型，激发国内银行业活力，更好地应对资本市场发展和互联网金融发展，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国内金融业中的地位。国内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毫无疑问会受到一定冲击。
至于应对，国内商业银行应该针对利率市场化采取一些重要举措，包括产品服务创新、调整定价策略、主动负债管理等。更合理的说法是，国内商业银行应该针对自己所面对的外部环境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这些新的环境包括经济新常态、结构性改革、风险暴露、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发展、金融创新活跃等，利率市场化也是外部环境之一。实际上，自由的利率定价是商业银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每家银行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则要视该银行所面临的环境和自身实际情况来定。
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之后，商业银行发展进入主动负债管理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商业银行負债管理面临着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客户将资金存放在不同规模商业银行所获得的安全性是一致的，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小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的信誉不足。二是资金来源多样化。从数据中我们发现，近10多年来存款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负债总额中的比重呈下降走势，2009年以来存款月度增速也呈下降走势，同时存款月度增幅的波动性日趋增大。主动负债工具可以用于稳定整个负债水平，并成为支持业务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主动负债工具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借款、卖出回购、人民银行再贷款等传统非存款负债来源，包括“支小再贷款”、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三农”专项金融债券、绿色金融债券等结构性非存款负债来源，还包括为配合存款利率市场化而推出的同业存款和大额存单等交易型负债来源。此外，还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非标理财等结构化产品创新来融资。三是资金成本上升。存款保险、存款利率市场化、资金分流、市场竞争、存款人理财意识的觉醒等五个因素是导致存款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四是存款分流压力持续存在。这种分流更多体现在存款在整个社会财富配置中的比重的下降。在商业银行的各种负债来源中，存款的成本整体上是较低的。从客户的角度看，他们从存款中获得是利息收益相比较于其他金融产品是较少的。客户将更加多样化的配置自己的财富，存款分流是必然的。货币市场工具、股票和债券市场以及互联网理财等，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将会持续上升。
加强主动负债管理意味着，银行业需要积极与信息科技和互联网融合起来，积极利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来管理自己的负债。一方面，可以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来创新负债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与信息科技、互联网的融合是金融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支付、融资、理财等三大金融服务领域均已经出现了大批让人耳目一新的金融创新。银行业相继推出了电子商务平台、直销银行、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线上供应链金融等重要金融服务，部分线下产品也在逐步向线上迁移，并借助互联网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连接起来，互联网的应用范围也在从个人金融、小微金融等易于实现标准化、批量化和规模化的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另一方面，可以推进负债管理市场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多样性和规模都在持续增长，商业银行需要尽可能多的利用这一趋势和机会。不仅要自己发行一些交易型的负债工具，而且要根据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来创造一些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此外，要加强存款服务创新，从账户类型、服务方式、定价、应用场景等方面提高存款账户的吸引力。比如，存款账户具有支付的功能，可以尽可能多的拓展应用场景。类似美国银行业，商业银行可以创造一些货币市场基金账户，这一点需要得到监管认可和支持。可以创新推出一些收益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存款产品。从以客户为中心的角度看，创新的目标是在持续提升支付服务便利性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更高的收益。
主动负债管理需要统筹考虑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稳定性、流动性以及资金成本等。特别是，流动性管理要做好压力测试，充分考虑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市场流动性突变将带来的不利冲击。随着非存款负债和交易型负债占比的不断上升，负债流动性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 与非存款负债和交易型负债工具比重持续增加以及存款利率市场化相伴随，负债方利率风险将日益突出。在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中，商业银行需要更加密切的关注利率风险，加强市场利率分析和预测，逐步引入量化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来提升利率风险管理能力，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向利率风险承担要效益。
加强组织变革促进转型发展
转型是当前国内银行业最为紧迫的战略选择。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在积极推进转型发展，但目前大部分城商行的转型发展成效尚不能令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转型是一个过程，但并没有弄清楚这一过程的两端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区别。换言之，并没有弄清楚“型”是什么，现在的“型”和期望实现的“型”各是什么。对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这一判断基本上也是适用的。
从近期国内银行业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有五个转型发展趋势基本上来讲是可以确认的。一是综合化。这是金融脱媒持续推进背景下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的必然选择，可以增加收入多样性、分散业务风险。二是国际化。这是商业银行伴随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加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选择。三是轻型化。这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资本要求进一步提升之后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2013年国内银行业正式实施新资本管理办法，规定了5年的过渡期，但实际执行中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一步到位。商业银行纷纷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调整业务体系与资产结构，推行资本节约型发展，降低业务发展对资本金的消耗。四是智能化。这是银行业深入推进金融与科技融合进程的必然选择。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近四十多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五是证券化。这是银行业转变经营模式、盘活存量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的必然选择。借助证券化，商业银行不需要持有其发起的贷款到期，而是可以将资产与附着其上风险分离，根据需要将资产和风险出售或购买信用衍生工具以实现风险缓释，从而构建“发起并出售”、“发起并保险”等资产经营模式，主动管理自己的风险资产总量和结构。
转型虽已成为共识，但仍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确。一是单个商业银行的转型需要融入银行业转型，但并不需要与银行业转型保持完全一致。比如，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凭借资金、客户、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涉及资本市场，深入推进综合化经营，打造全能银行模式。但全能银行模式与小型银行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起来，全能银行意味着业务多元化和资源分散，这不利于建立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再比如，大部分城商行可以发展国际业务，但却不需要将国际化作为转型的重要构成。二是转型__不仅仅是财务指标的变化。财务指标的变化是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结果，是被动因素，而转型则是主动因素，财务指标变化是转型的结果。可以使用财务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等来描述银行业商业模式，但从财务指标上推进转型是混淆了目标和手段。三是不能将转型当口号，把转型泛化。转型过程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关键领域和环节，包括经营理念、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险管理、资本占用、客户结构、业务体系、资产结构、收入结构、服务手段等，但并不是每一個变化都可以作为转型的内容。转型过程要转变的是银行的商业模式，一切不能给商业模式带来重大改变的变化都不能算作转型的内容。
从单个城商行来看，转型道路和方式将是同中有异，也应该是同中有异。城商行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银行业整体的转型趋势，同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自身与其他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差异，根据自身实际来选择自己的转型发展的道路和方式，并保持战略定力，不“亦步亦趋”。
关于如何切实有效推进转型还需要很多研究。这里探讨一个主题，即组织变革。转型过程是商业银行为了在自己的内部资源和技能与外在环境之间建立匹配而对自身进行改革和调整。从这一个角度看，转型就是战略。对于银行业而言，经济增速放缓、风险暴露增多、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发展、金融监管趋严等外在环境的重大变化是无法控制的。商业银行只能通过推进转型或战略实施来适应、利用这些变化，从变化中寻求长期稳健发展和竞争优势。组织变革之所以重要，在于组织架构与战略实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战略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施，组织架构是组织实现整体效应的基础和工具。组织架构既可以成为促进因素，也可以成为限制因素。城商行需要对自己的组织和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以更好地推进转型。
近几年，银监会积极引导和推进银行业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改革。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银行业条线事业部制、专营部门制、子公司制等治理体系改革。2015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银行业务管理架构改革，深化事业部制改革，促进“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推进专营部门改革，实现业务合理集成，缩短经营链条，缩小管理半径；探索部分业务板块和条线子公司制改革。2016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扶贫金融事业部、普惠金融事业部，指导条件成熟的银行对信用卡、理财、私人银行、直销银行、小微企业信贷等业务板块进行牌照管理和子公司改革试点。
在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引导下，商业银行（包括城商行）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实际，进行了组织架构的改革和优化。比如，探索事业部制改革，设立网络金融部，实现理财业务和同业业务的专营，不断优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其中，事业部制改革被认为是国内商业银行组织变革和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事业部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诞生于P·斯隆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实践。
事业部制具有决策高效、经营灵活、营销专业等优势，有利于培养人才、落实以客户中心的理念，被国内外大型企业广泛采用，也是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架构，被认为是商业银行通过组织变革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工具。事业部制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总行直营部门的事业部制改革，不涉及分行，可以在总行层面完成，包括金融市场、信用卡、资产管理、票据业务、网络金融、直销银行等业务部门。这一部分的事业部制改革是从直线职能制向事业部制的改革，通过向职能部门下放一定权限，将它们改革为事业部。另一部分是需要总分和分行共同推动的事业部制改革，包括公司业务、零售业务、理财及财富管理、小微业务等业务部门。这一部分改革是将直线职能制与区域事业部制的“混合体”改革为客户事业部制、产品事业部制或行业事业部制，涉及到总行与分行、总行职能部门（特别是业务部门）与分行之间的权力和职责的重新组合。比如，在苏州银行的事业部制改革中，分行实际上被取消了，当前设立的分行行长和一些部门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这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事业部制改革还存在一个“分”与“合”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分”，设立细分市场事业部，包括行业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从民生银行的实践看，行业事业部制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组织架构，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与国际先进银行事业部制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是“合”，设立公司金融、零售金融、金融市场等三大事业部。兴业银行、招商银行、苏州银行的组织变革中均设立了三大管理总部或事业部。这体现了组织设计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分工与协调。比如，苏州银行事业部制改革在三大事业部下设了产品事业部和行业事业部等二级事业部。
总体上看，事业部制是国内商业银行转型发展领域的一个大事件，但并不是全部的城商行都要采取事业部制。事业部制较适用于规模较大、业务多元化或经营地域广的企业和银行。事业部制要求建立有效的分工、管理和控制机制。要求总部拥有强大__的控制力，包括对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经营范围、重大人事任免以及其他关键决策的控制，并为事业部和分行（如保留）制定明确的职责分工和协调机制，建立符合总行发展战略的绩效考核体系、顺畅的转移定价体系、完善的信息系统和运营服务支持体系。此外，事业部制也不是一剂万能药，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对总行管控能力要求高、本位主义、利益冲突、职能重设、资源浪费等问题。组织改革只要适合就好。
拓展非利息收入提升盈利能力
拓展非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和存贷款利差长期收窄的重要途径。金融脱媒和存贷款利差长期收窄将是国内金融业未来一段时期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如果不考虑其他情况，金融脱媒会削弱银行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存贷款利差收窄将会给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盈利能力带来一定压力。应对之策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动调整以控制净息差水平，包括完善定价策略，调整信贷业务目标客户，以将更多资源投向中小企业，通过承担更高的风险来保持贷款收益率，通过主动负债管理以控制资金成本。另一方面，更多地参与资本市场，拓展非利息收入。
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增加，但整体仍然偏低。从银监会统计数据看，2011～2015年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但一直低于25%；2016年一季度达到26.57%，创近五年多来季度占比新高（见图1）。从各年内季度占比走势看，2016年后三个季度，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将会持续下降。从近十年上市银行数据看，2006—2013年27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在14%～16%的通道内波动，2013年以来出现了较快速的提升，2015年达到20.6%（见图2）。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表现出与27家上市银行类似的走势，自2009年以来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一直低于27家上市银行（见图2）。2015年，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增至15%，远低于27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
從单个上市银行数据看，不同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表现出较大的差距。2015年，4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30%，12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20%，13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处于10%～20%之间，重庆农商行和锦州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低于10%（见图3）。2015年，民生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39.0%，为27家上市银行中最高者，锦州非利息收入占比为6.2%，为27家上市银行中最低者（见图3）。此外，2015年13家上市城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低于20%。
整体上看，随着金融工具日趋多样化、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化经营、金融创新等持续深入推进，商业银行对于非利息收入越来越重视，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将不断提升。但在当前的监管政策和经营环境下，国内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很难达到美国银行业近二十年来的高水平。国内商业银行拓展业务范围的动力是有的，但外在约束为其拓展业务范围的设定了限度。增加非利息收入占比是整个银行业面对的课题，需要从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
跨界合作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
金融服务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是金融服务领域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银行业是最早应用信息技术的行业之一，计算机、互联网等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银行业服务方式，提高了银行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国内商业银行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创新服务方式，改善用户体验。
国内银行业以其在电子银行、网上银行、风险控制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为基础，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一是搭建嵌入金融服务的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二是推出直销银行。三是开发基于社交网络的金融服务平台，包括微信银行、微博银行等形式。四是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包括自我开发手机银行、开发场景化的移动金融APP、与电信供应商合作推出移动支付等。五是发展线上供应链金融。六是推动智慧网点建设。七是推进传统产品线上迁移。八是探索大数据金融。数据可以用于支持商业银行进行产品创新、客户管理、精准营销、风险量化管理等。
城商行受制于经营地域受限、网点数量少等因素，对于利用互联网金融突破地域限制、扩大服务覆盖面、壮大客户基础、降低业务成本给予厚望，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近几年，城商行借鉴吸收互联网金融理念，推出了移动支付、网络化的小微贷款和消费信贷、细分市场（如农村金融）金融服务、线上供应链金融、对接货币基金的开放式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丰富了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移动营销终端、智能柜员机、智慧网点等线上渠道和线上线下一体化渠道体系，搭建了直销银行、P2P平台、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平台。
跨界合作可以作为城商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战略举措。随着城商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布局越来越宽，人才、系统、数据、客户、资源等方面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城商行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短板。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跨界合作可以发挥各自资源和优势，城商行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企业积累的客户基础和海量数据，发挥在资金、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优势，突破自身的限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 一方面，城商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跨界合作可以是全面战略合作。哈尔滨银行与快钱公司的互联网金融战略合作协议于2013年11月20日签署，双方将通过在“资金领域、产品创新、客户共享、管理平台”等一系列合作，帮助中小企业拓展间接融资渠道、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2014年2月19日，北京银行与小米公司签署 “移动金融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小米公司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探索综合金融服务，在移动支付、便捷信贷、产品定制、渠道扩展等多方面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可以是业务层面的合作。其一，第三方存管是一个重要的跨界合作领域。《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要求除另有规定外，从业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客户资金与从业机构自身资金分账管理。第三方支付、P2P、众筹、网络理财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均需要第三方存管服务，资金托管服务不占用资本金，还可以带来中间业务收入。比如，南昌银行“金e融”互联网金融平台正式上线，推出了包括直销银行、投融资、P2P资金存管在内的三项核心服务。南昌银行将为P2P平台提供账户管理、支付结算、资金监管等全流程业务支持，并在平台准入、收费减免、增值服务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措施。其二，城商行可以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共建金融服务平台。比如与P2P公司共建P2P平台。2014年10月，苏州银行对外宣布，将与点融网合建一个P2P平台。苏州银行将成立一个专门从事P2P业务的事业部，点融网则将提供自身技术帮助该事业部搭建一个P2P平台并提供相关服务。其三，POS贷款是商业银行与支付机构的一项重要合作内容。POS贷是商业银行以商户银行卡收单交易（POS机交易流水）和客户资金结算情况，向客户发放的信用贷款。2015年5月，宁波银行与银联商务合作推出的POS贷款业务正式启动。其四，城商行可以与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大型综合互联网公司加强小额贷款领域的合作，可以是消费贷款，也可以是网络商户贷款。其五，可以与医疗、旅游、网游等专业互联网公司进行场景化的业务合作。2015年10月南昌银行“金e融”正式上线时，便与微医集团、掌上纵横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网上就医、网络游戏快捷预付等创新服务，定制场景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满足不同网络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
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既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需要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探索发展互利互惠的跨界合作关系。在跨界合作中，城商行首先要立足自身实际，正视自身的不足。面对花样翻新、日益增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对不断扩大的竞争范围和不断增加的竞争对手，城商行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自身在人才、系统、数据、客户等方面的不足。其__次，要转变理念，保持开放，相互认同。以互联网为基础，金融服务的供渠道、风险控制理念和技术、业务流程与手续等都会发生改变。不能用传统的理念来看待这些变化，要对这些变化保持开放、加强对网络经济的学习和认识，在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交流合作中不断增加对这些新变化的认同。第三，要谨慎选择合作方，加强管理跨界合作战略风险。当前互联网金融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特别是P2P、众筹等领域的公司质量和信誉参差不齐，主体风险难以准确判断。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最后，要在长期跨界合作中不断提升自己，弥补自己的“短板”。
联合重组与公开上市
联合重组和公开上市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城商行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商行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联合重组和公开上市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随着近几年经济下行、风险暴露，城商行发展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差异越来越大，“偏居一隅”、资本金补充渠道受限对城商行转型发展的限制日益凸显出来。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会有一些城商行通过联合重组和公开上市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省内城商行（含城信社）联合重组是城商行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模式，是城商行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截至2015年底，至少有12家城商行通过重组、联合、收购和兼并等方式设立。2005年末，安徽省内6家城商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在自愿的基础上合并重组成立徽商银行。徽商银行的成立被认为是国内城商行联合重组的第一例，城商行在改革发展10年后揭开了联合重组的步伐。2006年底，江苏银监局批准江苏银行的开业，江苏银行由江苏省内的无锡、苏州、南通、常州、淮安、徐州、镇江、扬州、盐城和连云港等10家城商行合并成立，等等。总体上，联合重组实现了城商行的资源集成和品牌提升，优化了当地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了当地金融发展格局。
在联合重组过程中，大部分新设城商行都进行了财务重组、引进了新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地方国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大型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等。从数据来看，经过联合重组新设的城商行均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不良资产得到了有效化解，各项监管指标得到了优化。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城商行改革重组，成为近几年城商行改革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制转型发展战略及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密切相关。2010年华融湘江银行新设之时，就引入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这是第一例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的城商行联合重组。为此，中国华融于2011年出售了所持温州银行7.09%的股权，以满足监管部门“两参或一控”的要求。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同样参与了城商行的改革重组。
公开上市是城商行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公开上市能够为城商行发展提供市场约束，促进城商行改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信息披露，补充资本金、拓展资本补充渠道，提升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强化员工认同和公司凝聚力。截至2016年8月，在香港和内地共有13家上市城商行。
H股上市是2013年以来城商行公开上市的集中地，共有8家城商行实现H股上市。2013年7月，重庆银行H股上市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2013年11月6日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重慶银行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城商行，全球发售募集资金净额约38亿港元。重庆银行成功实现H股上市之后第六天，即2013年11月12日，徽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募集资本净额约85.57亿港元。2014年3月31日，哈尔滨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全球发售募集资本净额约为77.22亿港元。目前已有8家城商行在港上市。
城商行A股上市于2016年重启了。2016年8月2日，江苏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共募集资金超70亿元。江苏银行成为6年来第一家实现A股上市的商业银行，成为2007年以来第一家实现A股上市的城商行。继江苏银行之后，贵阳银行于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募集的41.08亿元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中小商业银行A股上市将迎来新篇章。
城商行上市的动力无疑是充足的，上市可以促进城商行发展上新台阶。但需要注意的是，上市不是万能药。公司治理、经营理念、风险管控、不良率攀升、产品服务体系、人才及系统等方面不足和问题并不是一上市就可以解决的。切实推进创新转型取得实效才是根本。
（作者单位：华融湘江银行，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