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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能源的不可持续性、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压力以及世界各国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中国淘汰大量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国家能源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之时，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搭全球化便车谋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能源国际合作，自1993年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继而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已有20个年头。清洁能源在近10年以来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同时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其他产业领域也展现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智能电网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总体战略应该围绕技术进步、市场的力量和全球化这三大经济力量的核心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勤华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换言之，中国发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的重点是搭全球化的“便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最大程度地获取全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最大的环境收益，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
对能源安全的新要求
“目前，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到11%，也就是说我国的能源自给率是89%，而且很长时间都保持在这个水平。”许勤华说，其实，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总体不错，之所以被认为我国能源不安全，有两个因素：一是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太高，石油跟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最容易从心理上感知的不安全就是石油所带来的；二是我国近70%的能源消费是来自煤炭，而煤炭是气候谈判中最纠结的一个问题，之前能源安全是指能源供应只要是可持续的，且价格合理就是安全的，而现在的能源安全不只是能获取，价格上能接受，有持续不断的供应，还必须是清洁的，与环境是相容的，这就对我国能源安全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从整体上说，中国的能源安全没有问题，中国从2011年以来，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国，我们没有很大的供需矛盾，只不过问题在石油和煤炭这两个方面。
技术是发展清洁能源的核心
“能源其实没有清洁和不清洁之分，只是说技术有没有到位而已，清洁能源是对能源品种的界定。”许勤华说，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总认为煤炭是“脏煤”，但煤炭如果清洁利用的话也是发展清洁能源。假如，我们能够大规模地清洁利用煤炭，而煤炭在我国又有巨大的储藏量，那么这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是非常有利的。
通过清洁能源国际合作获取技术，培育我们自己的技术，这应是今后我国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据许勤华介绍，与非清洁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很难大量地长期储存，清洁能源所产生的电能如果没有及时入网就只能白白流失。目前，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能源利用的瓶颈，那就是清洁能源的不可储藏性。“这一点一旦突破，那么全世界可能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能源结构的时代了。”
在国际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
“近几年，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很快，但特点是我们只是在清洁能源的投资量，政府和民间的资金投入量最大，且增速最快，但消费量并不是最多的，我们只能说是清洁能源产品的生产大户、投资大户，而非消费大户。即使加上核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我国的清洁能源在整体能源结构中还达不到10%，非常低。”许勤华说，这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进入这个领域相比德国、其他欧盟国家、日本等稍晚；二是我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三是我国大量的产品都接受订单出口，所谓的两头（原材料技术和产品）在外。
掌握技术的国家之所以愿意与没有掌握技术的国家进行合作，是因为后者可以作为他们的实验田，不仅为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还能让其规避这种新技术和新产品产生时所带来的各种环境生态的压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技术上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是一种两难选择，不进行国际合作就无法进行技术转移，如果只是一味地进行最初级的合作，也无法提升。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在合作中抓住机会，掌握了某种技术后，结合本土再进行发明和创造。在合作的过程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他们，这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市场潜力，只有国际间密切地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各国优势，才能共同推动清洁能源更加快速地发展。
“我们不缺投资、不缺研发基金，我们缺的是如何整合这种资源，这也是目前急需突破的。”许勤华说，我国应进行能源改革，大力发展消费端，使消费端推动生产端的发展。
合作模式有待突破
随着我国自贸区发展，“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国际合作变得更为广阔，这也给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带来很好的机遇。
“‘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对清洁能源的合作特别感兴趣，比油气资源合作还感兴趣。”许勤华说，一是我国可以给他们大量的投资，二是我国现有较为成熟的技术。这些国家想通过合作摆脱经济上对传统能源产业的依赖，并减少自身对传统能源的消费，增加对外出口以获利，他们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大就给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合作才能保障我们的收益，合作模式值得探讨。国家本身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的稳定性决定了合作的基础。
迎接机遇的同时也会有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制、技术上的制约，以及融资方面的瓶颈。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的双向作用下，众多投资者都被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所吸引，清洁能源的各个市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资金青睐。
相比传统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的融资提出新的要求：一是新能源发展有巨大的资金的需求；二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仍然处于研究与开拓阶段，具有一定的风险；三是中国新能源市场中民营中小企业很活跃，尤其是在风电和太阳能光伏产业，但中小企业的规模有限，资源、资金不足，信息不透明，基于中国现有的信贷和上市制度，它们难以通过银行信贷和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满足其资金需求。国有企业不太感兴趣，不会轻易把资本用到这种收益率没有保障、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化和规模化的行业上，不愿意做这种短期来看是亏本的买卖。因此，我国清洁能源的融资方式、模式尽管很多，但融资渠道还有待拓展。
搭全球化便车谋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能源国际合作，自1993年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继而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以来，已有20个年头。清洁能源在近10年以来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同时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其他产业领域也展现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智能电网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总体战略应该围绕技术进步、市场的力量和全球化这三大经济力量的核心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勤华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换言之，中国发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的重点是搭全球化的“便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最大程度地获取全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最大的环境收益，使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
对能源安全的新要求
“目前，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到11%，也就是说我国的能源自给率是89%，而且很长时间都保持在这个水平。”许勤华说，其实，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总体不错，之所以被认为我国能源不安全，有两个因素：一是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太高，石油跟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最容易从心理上感知的不安全就是石油所带来的；二是我国近70%的能源消费是来自煤炭，而煤炭是气候谈判中最纠结的一个问题，之前能源安全是指能源供应只要是可持续的，且价格合理就是安全的，而现在的能源安全不只是能获取，价格上能接受，有持续不断的供应，还必须是清洁的，与环境是相容的，这就对我国能源安全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其实，从整体上说，中国的能源安全没有问题，中国从2011年以来，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国，我们没有很大的供需矛盾，只不过问题在石油和煤炭这两个方面。
技术是发展清洁能源的核心
“能源其实没有清洁和不清洁之分，只是说技术有没有到位而已，清洁能源是对能源品种的界定。”许勤华说，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总认为煤炭是“脏煤”，但煤炭如果清洁利用的话也是发展清洁能源。假如，我们能够大规模地清洁利用煤炭，而煤炭在我国又有巨大的储藏量，那么这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是非常有利的。
通过清洁能源国际合作获取技术，培育我们自己的技术，这应是今后我国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据许勤华介绍，与非清洁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很难大量地长期储存，清洁能源所产生的电能如果没有及时入网就只能白白流失。目前，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能源利用的瓶颈，那就是清洁能源的不可储藏性。“这一点一旦突破，那么全世界可能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能源结构的时代了。”
在国际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
“近几年，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很快，但特点是我们只是在清洁能源的投资量，政府和民间的资金投入量最大，且增速最快，但消费量并不是最多的，我们只能说是清洁能源产品的生产大户、投资大户，而非消费大户。即使加上核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我国的清洁能源在整体能源结构中还达不到10%，非常低。”许勤华说，这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进入这个领域相比德国、其他欧盟国家、日本等稍晚；二是我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三是我国大量的产品都接受订单出口，所谓的两头（原材料技术和产品）在外。
掌握技术的国家之所以愿意与没有掌握技术的国家进行合作，是因为后者可以作为他们的实验田，不仅为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还能让其规避这种新技术和新产品产生时所带来的各种环境生态的压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技术上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是一种两难选择，不进行国际合作就无法进行技术转移，如果只是一味地进行最初级的合作，也无法提升。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在合作中抓住机会，掌握了某种技术后，结合本土再进行发明和创造。在合作的过程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他们，这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在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市场潜力，只有国际间密切地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各国优势，才能共同推动清洁能源更加快速地发展。
“我们不缺投资、不缺研发基金，我们缺的是如何整合这种资源，这也是目前急需突破的。”许勤华说，我国应进行能源改革，大力发展消费端，使消费端推动生产端的发展。
合作模式有待突破
随着我国自贸区发展，“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国际合作变得更为广阔，这也给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带来很好的机遇。
“‘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对清洁能源的合作特别感兴趣，比油气资源合作还感兴趣。”许勤华说，一是我国可以给他们大量的投资，二是我国现有较为成熟的技术。这些国家想通过合作摆脱经济上对传统能源产业的依赖，并减少自身对传统能源的消费，增加对外出口以获利，他们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大就给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合作才能保障我们的收益，合作模式值得探讨。国家本身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的稳定性决定了合作的基础。
迎接机遇的同时也会有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制、技术上的制约，以及融资方面的瓶颈。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的双向作用下，众多投资者都被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所吸引，清洁能源的各个市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资金青睐。
相比传统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的融资提出新的要求：一是新能源发展有巨大的资金的需求；二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仍然处于研究与开拓阶段，具有一定的风险；三是中国新能源市场中民营中小企业很活跃，尤其是在风电和太阳能光伏产业，但中小企业的规模有限，资源、资金不足，信息不透明，基于中国现有的信贷和上市制度，它们难以通过银行信贷和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满足其资金需求。国有企业不太感兴趣，不会轻易把资本用到这种收益率没有保障、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化和规模化的行业上，不愿意做这种短期来看是亏本的买卖。因此，我国清洁能源的融资方式、模式尽管很多，但融资渠道还有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