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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历史形态或现实形态中，每一个民族都是文化观念凝聚、演变的产物。实际、具体的生活世界里并不存在以民族的形式独立表现的文化主体。中华民族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都是在近代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冲突与汇合的过程中，作为异质文明相互他者化的产物，而兴起于彼此的观念话语中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和与之相区别、相对立的西方或者欧洲，自现代思想史（对中欧、中西双方，这一历史进程都是以本体或自身与他者的相遇为开端的，“现代”在此意义上就是主体从自在走向“相互间”的起点）掀开第一页，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词双解和一语双声的两版本并行或复调混响的状态。一边是自我定义、自我诠释，一边是对方对“自我”的“他者化”定义和“他者化”诠释。两边同步并行，同时产生实际作用，但两边的歧义、抵触和交锋，也总不能消除。
在这方面以往常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对他者意识中的“我们”究竟如何，应该多加留意和探究。但为了更恰切、更准确地把握对方对我们的认识，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其实也很有必要返身自省，对我们认知对方，比如我们是怎样把欧洲“他者化”的，做一番深入冷静地反思和回顾。唯有如此，我们从我们所持的“欧洲”这面镜子上看到的中国，才会更像它本来的样子。在这里对此仅做初步的梳理，而且只从最具代表性的几个现代文化、文学史的片断着手。
1916年2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一卷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吾人最后之觉悟》。这大概是最早明确提出欧洲文明冲击中国、介入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有影响的文獻。依其概括，欧洲文明入中之始，是在明中叶传教士来华;至清初，西洋历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习俗、器物、科技已在中国立足;清中叶，发生鸦片战争，中西交流已推进到战事争端，危及中国政治、文化本体;清末甲午一战，虽在中日间展开，实际后果却是中国败于西方文明;民国初年，辛亥共和，中国经国内革命而援西方政体、国体的形制以自救自强;最后一段，是陈独秀写这篇文章时所称的“近三年”，即1912年“民国”元年以后的三年间，一股从政界、学界多方兴起的力量，正促使中国全面确立立宪政治。在以上六个阶段之后，陈独秀文中所期许、切盼的，是下一步，也即“吾人最后之觉悟”，推动立宪成功，国家政治体制上以至国民伦理道德意识上都走完向西方虚心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后一段里程。
时隔一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到1917年2月1日刊行的二卷六号，陈独秀在这期《新青年》上，以愿拖四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为之前驱的豪放、果决气概，发出了文学革命的总攻令《文学革命论》。而檄文开篇，实际上是欧洲当为中国之师的新的升级版宣言：“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原载《新青年》二卷六号，有句读而无标点，此处引文标点参照《陈独秀文选》，林文光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继之，陈独秀又把欧洲革命贯穿在政治、科学、伦理，乃至文学上的一连串深广而彻底的“革故鼎新”的实效中，做了历数和赞美。基于这一前提，“文学”在中国舍彻底革命一途别无生路可走，才成为不可置疑的定论。
换句话说，到了《文学革命论》这里，欧洲作为中国现代化样板、欧洲近现代的革命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社会行动和文化实践模式的参照，这样的认识已表露得确凿无疑、不容置辩。至少，在陈独秀的思想和知识平台上，欧洲作为中国现实发展和未来理想的光辉典范的分量，当时已达到极致。如果考虑到此时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地带和《新青年》编辑部刚由上海迁进北大，影响力都正当上升之际，那么，陈独秀表述的这种认识和信念就显然不止属于他个人，而是与更多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响应者同调的共感。
然而，极致和顶点，也正是转折点。就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巨变，马克思主义辗转北上而又南下，挟无产阶级政党成功夺取一国政权，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凌厉之势，进入中国并迅速升腾为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的主流话语。接受并且推动这一影响继续扩大的，也正是陈独秀。这当然不是对以欧洲为师、以欧洲革命为典范的认识和信念的根本改变。在思想取向和价值逻辑上，讴歌、肯定欧洲前“十月革命”时期的革命史的陈独秀，和以俄为师、走苏式道路，受共产国际指导在中国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陈独秀，完全踏在同一条路向的前进途中。所不同的是，《文学革命论》里赞美的拜革命之赐而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以西欧、南欧为中心和代表的，其革命一词的所指，文化上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经济上指荷英法的工业和国体变革，而包括政治、文化、制度、道德伦理等在内的全社会意义上的革命，则集中于法国大革命。1917年之后，从理论上的政治、文化和伦理革命急速跃入政党斗争的革命实践领域的陈独秀，在革命的观念认同和以欧为师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想上，已经分明地发生了由西欧、南欧向北欧，由法国大革命向“十月革命”的转变。在当时看起来，这只是形式与方向不变的前提下的内容更换。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具体政治实践的持续拓展，这一变换才越来越鲜明地显示出了本质化和总体化的差异。
若把这一转机摆进中国现代知识、现代思想的全景视野中，则更能清楚看出“我们”的“欧洲”观或者说被“我们”以己所需地“他者化”了的“欧洲”，百年来经历的流变谱系：最初的开端是视欧为列强，在遭其欺凌的耻辱、劣败体验中，凝结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用、复兴文化传统以超胜对手为体的欧洲观和对欧态度;第二阶段抛掉了被现实击碎的中体西用的半拉子开放态度和口服心不服的欧洲优胜观，形成视欧洲为全人类社会的“庄严灿烂”之地的欧洲至上观，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欧陆革命被尊奉为国家、民族、文化实现进步和发展的唯一通途;第三阶段表面上只是袭用了俄苏革命特别是列宁的话语，将欧洲列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且推定为压迫、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反动势力，实质上从深层次糅合、调匀了清中叶以降饱含卑屈体验的“欧洲列强”观和民国成立前后惟法式革命是求、欧陆道路是图的“欧洲模范”观。由此，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将立足于反帝反封建、对外对内施行双重扬弃和双重超越的全新基础，对原本纠结、缠绕为一体的内忧外患双重积弊做一揽子的全盘解决。 陈独秀从1916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和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所表述的认识起点，中途经十月革命后对俄国社会文化和苏联建政经验的了解和思考，走向1919年五四运动胜利之后全力投身政党政治，这段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正属于以上所述的第二阶段。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之前整整六十年，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总体诉求、价值旨归，都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层面上。所不同的，仅仅是这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也即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以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自主张目，以相对单纯的反帝革命为目标;而后三十年，則被结合、编组进国际化的冷战格局，反帝的民族主义诉求融入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制度较量的宏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间，第一个十年的末了，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从欧洲消失，冷战时期划分在铁幕两侧的欧洲重归于一，并且恢复为一战前一度有过的全欧一体的形态。参照历史的背景，这仿佛上演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旧欧洲还魂再生的一幕。但在二战后美苏主导东西冷战的世界格局延续四十年之后，政治、文化版图重新一体化的新欧洲，已经威风不再，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都稳稳地坠落在超级大国美国以下的二流地位。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变化带来的仍是一个西方观念的旧瓶需要换装新酒的老问题。原先的帝国主义框架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内容，现在换成美国与欧洲全部国家的组合装，而且美国比重最大。辨识美国与欧洲，包括厕身于欧洲的俄罗斯，在帝国主义范畴内部的文化、价值差异以及政治、经济等国别利益上的界限或矛盾，很自然地凸显为中国当代知识界和思想界在国际化面向上的一个主课题。但就完整的问题情境看，中国无疑又回到了与百年前相似的国际处境中，必须重新接受和重新承担被“他者”包围、同时也需要对周围的一切进行全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开始的“他者化”处理的现实。
近年左翼话语从历史深处和域外（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一角）渐渐被唤醒、激活，以改装和照搬的方式，投放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中。一个曾经模糊得近乎不存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名词和它所指认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权力形态，又开始在“我们”的意识和表达中变得生动立体起来。至于，这样的话语返潮和观念回流，以及与此相伴的认知模式的复苏、思想视野的重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增进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一切尚待新的实践来检验。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在这方面以往常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对他者意识中的“我们”究竟如何，应该多加留意和探究。但为了更恰切、更准确地把握对方对我们的认识，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其实也很有必要返身自省，对我们认知对方，比如我们是怎样把欧洲“他者化”的，做一番深入冷静地反思和回顾。唯有如此，我们从我们所持的“欧洲”这面镜子上看到的中国，才会更像它本来的样子。在这里对此仅做初步的梳理，而且只从最具代表性的几个现代文化、文学史的片断着手。
1916年2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一卷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吾人最后之觉悟》。这大概是最早明确提出欧洲文明冲击中国、介入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有影响的文獻。依其概括，欧洲文明入中之始，是在明中叶传教士来华;至清初，西洋历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习俗、器物、科技已在中国立足;清中叶，发生鸦片战争，中西交流已推进到战事争端，危及中国政治、文化本体;清末甲午一战，虽在中日间展开，实际后果却是中国败于西方文明;民国初年，辛亥共和，中国经国内革命而援西方政体、国体的形制以自救自强;最后一段，是陈独秀写这篇文章时所称的“近三年”，即1912年“民国”元年以后的三年间，一股从政界、学界多方兴起的力量，正促使中国全面确立立宪政治。在以上六个阶段之后，陈独秀文中所期许、切盼的，是下一步，也即“吾人最后之觉悟”，推动立宪成功，国家政治体制上以至国民伦理道德意识上都走完向西方虚心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后一段里程。
时隔一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到1917年2月1日刊行的二卷六号，陈独秀在这期《新青年》上，以愿拖四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为之前驱的豪放、果决气概，发出了文学革命的总攻令《文学革命论》。而檄文开篇，实际上是欧洲当为中国之师的新的升级版宣言：“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原载《新青年》二卷六号，有句读而无标点，此处引文标点参照《陈独秀文选》，林文光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继之，陈独秀又把欧洲革命贯穿在政治、科学、伦理，乃至文学上的一连串深广而彻底的“革故鼎新”的实效中，做了历数和赞美。基于这一前提，“文学”在中国舍彻底革命一途别无生路可走，才成为不可置疑的定论。
换句话说，到了《文学革命论》这里，欧洲作为中国现代化样板、欧洲近现代的革命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社会行动和文化实践模式的参照，这样的认识已表露得确凿无疑、不容置辩。至少，在陈独秀的思想和知识平台上，欧洲作为中国现实发展和未来理想的光辉典范的分量，当时已达到极致。如果考虑到此时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地带和《新青年》编辑部刚由上海迁进北大，影响力都正当上升之际，那么，陈独秀表述的这种认识和信念就显然不止属于他个人，而是与更多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响应者同调的共感。
然而，极致和顶点，也正是转折点。就在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巨变，马克思主义辗转北上而又南下，挟无产阶级政党成功夺取一国政权，建立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凌厉之势，进入中国并迅速升腾为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的主流话语。接受并且推动这一影响继续扩大的，也正是陈独秀。这当然不是对以欧洲为师、以欧洲革命为典范的认识和信念的根本改变。在思想取向和价值逻辑上，讴歌、肯定欧洲前“十月革命”时期的革命史的陈独秀，和以俄为师、走苏式道路，受共产国际指导在中国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陈独秀，完全踏在同一条路向的前进途中。所不同的是，《文学革命论》里赞美的拜革命之赐而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以西欧、南欧为中心和代表的，其革命一词的所指，文化上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经济上指荷英法的工业和国体变革，而包括政治、文化、制度、道德伦理等在内的全社会意义上的革命，则集中于法国大革命。1917年之后，从理论上的政治、文化和伦理革命急速跃入政党斗争的革命实践领域的陈独秀，在革命的观念认同和以欧为师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想上，已经分明地发生了由西欧、南欧向北欧，由法国大革命向“十月革命”的转变。在当时看起来，这只是形式与方向不变的前提下的内容更换。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具体政治实践的持续拓展，这一变换才越来越鲜明地显示出了本质化和总体化的差异。
若把这一转机摆进中国现代知识、现代思想的全景视野中，则更能清楚看出“我们”的“欧洲”观或者说被“我们”以己所需地“他者化”了的“欧洲”，百年来经历的流变谱系：最初的开端是视欧为列强，在遭其欺凌的耻辱、劣败体验中，凝结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用、复兴文化传统以超胜对手为体的欧洲观和对欧态度;第二阶段抛掉了被现实击碎的中体西用的半拉子开放态度和口服心不服的欧洲优胜观，形成视欧洲为全人类社会的“庄严灿烂”之地的欧洲至上观，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欧陆革命被尊奉为国家、民族、文化实现进步和发展的唯一通途;第三阶段表面上只是袭用了俄苏革命特别是列宁的话语，将欧洲列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且推定为压迫、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反动势力，实质上从深层次糅合、调匀了清中叶以降饱含卑屈体验的“欧洲列强”观和民国成立前后惟法式革命是求、欧陆道路是图的“欧洲模范”观。由此，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将立足于反帝反封建、对外对内施行双重扬弃和双重超越的全新基础，对原本纠结、缠绕为一体的内忧外患双重积弊做一揽子的全盘解决。 陈独秀从1916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和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所表述的认识起点，中途经十月革命后对俄国社会文化和苏联建政经验的了解和思考，走向1919年五四运动胜利之后全力投身政党政治，这段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正属于以上所述的第二阶段。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之前整整六十年，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总体诉求、价值旨归，都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层面上。所不同的，仅仅是这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也即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以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自主张目，以相对单纯的反帝革命为目标;而后三十年，則被结合、编组进国际化的冷战格局，反帝的民族主义诉求融入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制度较量的宏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间，第一个十年的末了，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从欧洲消失，冷战时期划分在铁幕两侧的欧洲重归于一，并且恢复为一战前一度有过的全欧一体的形态。参照历史的背景，这仿佛上演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旧欧洲还魂再生的一幕。但在二战后美苏主导东西冷战的世界格局延续四十年之后，政治、文化版图重新一体化的新欧洲，已经威风不再，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都稳稳地坠落在超级大国美国以下的二流地位。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变化带来的仍是一个西方观念的旧瓶需要换装新酒的老问题。原先的帝国主义框架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内容，现在换成美国与欧洲全部国家的组合装，而且美国比重最大。辨识美国与欧洲，包括厕身于欧洲的俄罗斯，在帝国主义范畴内部的文化、价值差异以及政治、经济等国别利益上的界限或矛盾，很自然地凸显为中国当代知识界和思想界在国际化面向上的一个主课题。但就完整的问题情境看，中国无疑又回到了与百年前相似的国际处境中，必须重新接受和重新承担被“他者”包围、同时也需要对周围的一切进行全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开始的“他者化”处理的现实。
近年左翼话语从历史深处和域外（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一角）渐渐被唤醒、激活，以改装和照搬的方式，投放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中。一个曾经模糊得近乎不存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名词和它所指认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权力形态，又开始在“我们”的意识和表达中变得生动立体起来。至于，这样的话语返潮和观念回流，以及与此相伴的认知模式的复苏、思想视野的重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增进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一切尚待新的实践来检验。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