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影《集结号》正在全国热映。“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是这部电影写在宣传海报上的主旨。影片讲述的故事是：一位老兵回忆当年没有听到他与团长约定以集结号作为撤退的军号吹响而战友们却全部牺牲，他又跟随队伍的步伐南征北战。当他终于回到当年发生血战的旧窑场，发现战场遗址已因煤矿开采而面目全非。除他之外，没有人相信就在这个窑场下面，躺着几十名牺牲的战友。这部影片引人深思，而真实的“集结号”更让人追思不已。
寻找“失踪”的烈士
湖北老营盘的墓地的来由很简单：这里曾有一座野战医院，收治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南方剿匪中负伤的战士，不治牺牲者就近掩埋在山坡上。后来随着医院撤销，墓地被荒草掩埋，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2005年，为准备建军80周年，湖北赤壁市公安局干部余法海受“组织委托”来寻找这些墓碑。余法海开始为所有埋在老营盘的战士寻找亲属，到2007年12月10日，余法海他们一共找到了80名战士的亲属。
墓地9排9号墓主为梁亮城，1951年3月在广西宜州老家从军时只有19岁。家人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和战友在十万大山剿匪时被土匪包围在山洞里。
梁亮城的姐姐告诉余法海，一同从军的乡亲回来说，那一仗梁亮城所在的部队断粮后坚守了十多天，伤亡大半。援军到来后，幸存的战士因为在阴冷的山洞里呆的时间过长，都得了风湿病，被抬出山洞。然而，战斗过后就没有人知道梁亮城的下落。当邻里迎回复员战士，或者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失踪”二字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总让梁家人有莫名的压力。
墓碑上的记载显示，53军650团见习文教梁亮城于1953年6月21日牺牲在老营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根据历史资料，梁亮城在十万大山被围可能是战友口误，因为十万大山剿匪在1951年2月就结束了。21兵团53军217师650团于1951年4月进入桂西剿匪，梁亮城可能在桂西的战斗中受伤，或是1951年9月53军番号取消前因伤病进入67预备医院。
无论何种情况，老营盘墓碑上的寥寥数字，足以彰显梁亮城本来拥有的荣誉。2007年4月27日，梁亮城的姐姐和妹妹赶到赤壁，跪在已经开始风化的墓碑前哭得说不出话来：“可找到你了!”
60年来，9排5号墓的孙兴孝在家乡湘西吉首连个革命军人的身份都没有。孙兴孝的侄女说，1947年国民党抓壮丁，孙兴孝被抓，此后音信全无。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孙家总是抬不起头，“别人家都是解放军，就我们家小叔跟着国民党走了。”目前，已经无法查实孙兴孝何时何地加入解放军；但墓碑上清楚地显示着他最后的身份：湖北大冶军分区粮秣员，1952年7月20日牺牲。
第10排10号墓的墓碑上刻着“胡金海，第12军35师104团8连战士，四川江津高歇乡人。1953年牺牲，牺牲时22岁。”然而胡金海本人在当年治愈后返回了部队。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胡金海抱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冲着墓碑连喊了三声：“你到底是谁呀!”
预备医院里的生死情意
1951年10月，老营盘医院正式收治了从锦州转来的297名志愿军伤员。到1956年医院撤销，67预备医院共收治各类伤员1200多名，其中近千名为志愿军伤员。最终142名战士在67预备医院故去，既有普通战士、卫生员、炊事员，也有班长到营团级干部。“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18岁。
67预备医院曾大规模接收过6批伤病员，其中4批是来自东北的志愿军伤病员，特别是1952年10月医院接收了300多名直接由朝鲜战地转来的伤员。这批伤员随“列车医院”从朝鲜经东北一直开到南方，从南京绕道湖南，最后开到附近的赵李桥。护士王宗翰说，当时伤员从赵李桥火车站下车，就用马车、担架送到十几里外的67预备医院。
每次有伤病员送到，医院都会组织医护人员和村民进行输血。一些战士跟敌人拼刺刀，被扎穿胸膜，在朝鲜只能简单包扎一下。送到赤壁后打开绷带，肠液都已经把伤口的药布浸透了。医护人员回忆说，一些战士手臂、腿脚受伤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肢体坏死，送到67预备医院后唯有即刻截肢。
1951年10月29日，由朝鲜战场转回的67军199师516团1营3连战士张敦林去世，成为第一位牺牲在67预备医院的伤员。自这天起至1955年2月4日，共有142名伤员在67预备医院逝世。医院工作人员用附近得胜山上的树木做棺材，花8元钱请石匠刻一块碑，将他们全部安葬在附近的山坡上。
天津士兵王家蚴由广州一个兵站转到67预备医院时还不到20岁。他在家乡入伍后，跟随南下工作团一路向南，由于疲劳和水土不服，在中南军政大学工作时患上了肺结核。“那个时候肺结核没法治，到医院只能养着，命好就挺下来了，命不好就死掉了。”王家蚴说，那种生死未卜的感觉最折磨人了。
王家蚴同屋曾住了一个叫杨允正的文工团员，广东人，会拉京胡，这在文化生活单调的野战医院里很受大家欢迎。“他高兴时就到病房门口拉几个曲子，病友们就围在他身边听。”杨允正去重病区前，还把一本《华南歌声》送给了王家蚴，里面有一首他谱的曲子。不到两个月，王家蚴去重病区看杨时，杨允正已经身形消瘦，说话也没力气。杨让他帮忙写封家信，没多久，杨就去世了。
死亡有时非常突然，刚刚还说笑的战土，吐了几口血就死掉了。身边的病友一个一个转入重病区或故去，王家蚴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向家里写信时不敢说自己得了肺结核。病愈后回到天津，母亲知道他患病的经历后沉默了半天，最后说：“回来就好，能回来就是幸运了。”
“无名英雄”与民族记忆
提起老营盘的烈士墓，就勾起了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汉中的回忆——他曾是蒲圻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当地人讲，蒲圻师范及附小使用的就是67预备医院撤走后的房屋。
任汉中说，40多年前的清明，学校曾组织他们编花圈、打旗帜到烈士墓地去扫墓。他仍记得那些字迹模糊的碑文，“十分简略，大多生卒年不详，家乡不详。”
对于这些几乎没有记录的战士，任汉中说，找寻战士家属的活动在他看来，强化和补偿了某种记忆。关注“小人物”、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仅会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还将使普通战士、普通百姓以新颖的姿态出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他们将真正显示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光荣本色。”“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