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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许多出版社而言，质检工作的任务是在清样付印前对其内在质量做最后确认，实属图书内在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质检者的责任之大可见一斑。很显然，质检者也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只有成为知识杂家方可胜任质检工作。
关键词：图书；质量检查；杂家
一、成为“杂家”与质检工作的必然联系
图书内容的质检工作在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质检人员肩负的责任与编校人员同样重大，因此质检人员理应具备相应的条件。笔者现在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拥有丰富的知识量、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是这些必备条件的重中之重，因为查出错来才是硬道理，也只有知识丰富才能更多地查出错来。于是质检人员能成为知识杂家就是一种具体的条件体现。
杂家，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解释，是指“知识面广，什么事都懂一点儿的人”。质检工作天天与书稿内容打交道，理应“什么事都懂一点儿”，更由于质检所涉及的内容可能无所不包，且需要质检人员去鉴别，因此成为杂家是胜任工作之必备条件。
有出版同仁对要成为杂家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要达到“博”与“专”的境界才行，应该说这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做到“博”与“专”不会一蹴而就，在这之前一定有个努力过程的“地带”，且质检工作也不可能因此而停止。笔者的朴素想法是，先成杂家，然后向专家过渡——即先“雪中送炭”，在此基础上再“锦上添花”，这对我们做具体质检工作的人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1.“杂家”是质检者的基本资质
图书出版的职能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这就要求编辑涉猎许多并未深究过乃至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信息，以此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因为“自己不懂的事作者可以不写，可是编辑若是碰上不明白的地方，不能躲过去”（编辑家叶至善语）。同样，与书稿内容打交道、具有相同职责的图书质检人员也概莫能外。东北大学出版社的出书范围以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为辅，涉及的内容比较杂。按照要求，质检的任务是对图书付印前的清样内容进行抽查，以确保把编校差错率降至最低。这就涉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图书内容包罗万象，知识点数不胜数，凭什么对人家进行检查？换句话说，也就是质检人员有没有能力和资质？
马克思曾有过论述：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虽然马克思讲的是农民问题，但却揭示了事物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只有……才能……”的条件关系。这也完全适用于对质检者的要求：质检者必须拥有足够的知识，才能充当检查者的角色。从理论上讲，质检者应该集各种“专家能力”于一身，即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才能从容驾驭书稿内容并检出错误，但是人的智力的有限性和知识的无限性决定了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愿望而已。质检工作应付的不只是查验上下文内容、核对目录、浏览版式等简单要求。既然成不了样样都懂的“万事通”，那质检人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各方面知识都略知一二，即力争向杂家靠拢，这应该是对质检者最基本的要求。
毋庸置疑，质检人员必须起到“检测器”的作用，相应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必须高。若质检者的能力不够，最具体的体现是知识面不足，那么查错也就无从谈起。从另一个层面讲，如果不幸使较严重的差错（尤其是政治性、知识性、常识性差错）见诸成书中，一方面自然说明出版社编校人员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会使读者误以为出版社认同这种错误而形成“冤假错案”。因此，就质检人员的知识面而言，“杂”的好处在于能在很大程度上以正确知识之道，还治知识差错之身。我国著名编辑家王云五称自己为杂家，他广泛涉猎各门各类的知识，中外学识兼备。虽然他多次悔及自己读书博而不精，并自嘲是一位“四不像的学者”，但他在谈及出版家素质时，都十分强调“博”或者说“杂”。美国的约翰·德索尔在《出版学概说》中更明确提出：“出版者是出版业的专家，但他在知识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
2.质检者成为“杂家”才能慧眼识错
质检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一个环节，决定了质检者在知识方面理应是一个杂家。具体来说，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即使认真看、盯着看，还是不能发现问题，所以必要的、健全的知识结构对质检工作非常重要。
在工作中，笔者既曾因知识还不够“杂”而出过洋相，也有恰巧撞到已有知识“枪口”上的差错的经历，由此深切地感悟到：成为“杂家”是通向准确辨识各类差错的桥梁。不由地要发出感叹：没有学过数学常识，怎能看出各类公式的基本错误？不多掌握语文知识，怎可能多发现一些字词、语法以及标点符号运用等方面的错误？比如，如果读过龚自珍的短诗《己亥杂诗》，就能分辨出“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的“本”字是“不”字之误；如果掌握一些历史常识，就能发现“洪武帝驾崩，子朱允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带兵打进南京篡了侄儿的帝位，史称‘靖难之役’”中有两处重大错误：朱允是朱元璋的孙子而非儿子，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而不是什么弟弟；如果对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略知一二，则会对把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动军阀盛世才列为“杰出人物”的做法提出强烈质疑；如果有一点天文知识，就能知道没有“自矮星”，只有“白矮星”；如果学过世界地理，在读到“英国的最大城市英格兰位于英国的东南部”时会发现其中的谬误：作为英国人口、经济最集中的部分，并有指代英国之称的英格兰居然被降格为“市”了；如果关注时政要闻，就能指出“1998年我国有十三亿人口”的说法把“全国十三亿人口日”整整提前了七年；如果懂得一些人体结构，就能修正“右大臂轻贴右胁，小臂略平，成持枪立正姿势”中的“右胁”为“右肋”；如果恰好懂点足球，就能断定“巴西人忌讳黄色”的说法肯定不对，因为巴西队的传统队服就是黄色，等等，不一而足。这不正说明知识是多多益善，成为杂家对做好质检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吗？虽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种奢望，但至少我们应朝着先做“杂家”这个方向努力并以此为鹄。
3.“杂”与“精”“专”并不矛盾
也许有人会问：提倡学问要杂，是否意味着“钻研”“精通”等词语要被废除呢？这样岂不助长了不求甚解、华而不实的学风吗？其实不然，“杂”与“专”并非矛盾。我们所说的学识要杂，一是特指图书质检环节的小环境而言，二是就像做任何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收获一样，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毕竟受个人精力、时间及外界大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能实现安心坐在学堂里精心钻研学问并终成“知识大家”这一愿望的人寥寥。但是在做到了“杂”的同时，若有几方面知识能达到“精”的程度则再好不过了，对做好质检工作来说就会受益无穷。据此可以说，“精”是质检工作者的最高境界，“杂”是我们最现实的追求。图书质检人员成为杂家，不是说从此纠正各类差错就是以汤沃雪，然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发现更多的差错疑点。即使知识深度不够，可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质检人员可以查找相关资料，更有坚强的后盾——编辑、作者以及专家。
二、质检者成为杂家的可能
人的知识不是天生就具有的，而是靠后天的学习得到的。一般来说越是努力学习，得到的知识就会越多。因此，只要我们有强烈的求知欲，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一定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信息而使自己成为知识杂家。
从实践的层面看也是这样。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洪钢的解说被广大球迷喜欢、认可，是因为他的解说资料翔实、评论犀利，他也因此被看做排球、羽毛球项目的专家。但洪钢却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体育解说员首先应该是个杂家。解说员是一个媒体工作者，首先需要成为杂家，而不要把自己定位为专家，也不要奢望成为专家，是要在‘杂’的基础上尽量提高专业水平”①。对他来说，常年的工作积累使他对各类资源信息有了天生的敏感，丰富的日常兴趣爱好使他有了广泛接触各类知识的机会，善用网络浏览获取信息使他在解说时提供的种种资料总令人觉得“恰到好处”，正是这三点让洪刚成为体育项目“杂家”成为可能。
洪钢虽不是做图书质检工作的，但做媒体人与做出版人在知识积累重要性上的道理绝对是相通的，他的“杂家”实现途径和他在体育解说方面的成功足以证明我们讨论的问题。
上苍不会毫不吝惜地赐给我们广而杂的知识而使我们成为杂家，一切全要靠自己努力。质检工作要求质检人员必须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虽然质检人员不能懂一切事情，但是能努力去懂一些事情！不要忘记，图书质检人员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摄取知识比旁人多一个渠道——质检的书稿也是一位无言的老师，它能教给质检人员很多新知，是丰富自身知识的新源泉。质检人员要珍惜并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形成理所当然的“一面工作 一面学习”（毛泽东1952年4月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题词）的习惯。
三、结语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随着编校人员质量意识的普遍提高以及运用校对软件协助查错，质检样中的错别字（词）明显减少，差错更多的是以知识性的错误表述等形式出现的，对质检人员而言，力争成为知识杂家是唯一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对质检人员而言，价值则体现在知识面宽广，尽可能多地找出书稿中的差错。由此可以说，成为杂家对做好图书质检工作非常有价值。
虽然杂家不是专才，却可以称得上很实用的通才。杂家其实也是一种“专家”——有可能胜任出版工作的专家。因此我们要说：图书质检工作呼唤杂家！
（作者系东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注释：
① 苏畅.洪钢：体育解说首先应是个杂家 羽毛球排球非主项[N]，中国体育报,2011-12-07.
关键词：图书；质量检查；杂家
一、成为“杂家”与质检工作的必然联系
图书内容的质检工作在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质检人员肩负的责任与编校人员同样重大，因此质检人员理应具备相应的条件。笔者现在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拥有丰富的知识量、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是这些必备条件的重中之重，因为查出错来才是硬道理，也只有知识丰富才能更多地查出错来。于是质检人员能成为知识杂家就是一种具体的条件体现。
杂家，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解释，是指“知识面广，什么事都懂一点儿的人”。质检工作天天与书稿内容打交道，理应“什么事都懂一点儿”，更由于质检所涉及的内容可能无所不包，且需要质检人员去鉴别，因此成为杂家是胜任工作之必备条件。
有出版同仁对要成为杂家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要达到“博”与“专”的境界才行，应该说这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做到“博”与“专”不会一蹴而就，在这之前一定有个努力过程的“地带”，且质检工作也不可能因此而停止。笔者的朴素想法是，先成杂家，然后向专家过渡——即先“雪中送炭”，在此基础上再“锦上添花”，这对我们做具体质检工作的人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1.“杂家”是质检者的基本资质
图书出版的职能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这就要求编辑涉猎许多并未深究过乃至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信息，以此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因为“自己不懂的事作者可以不写，可是编辑若是碰上不明白的地方，不能躲过去”（编辑家叶至善语）。同样，与书稿内容打交道、具有相同职责的图书质检人员也概莫能外。东北大学出版社的出书范围以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为辅，涉及的内容比较杂。按照要求，质检的任务是对图书付印前的清样内容进行抽查，以确保把编校差错率降至最低。这就涉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图书内容包罗万象，知识点数不胜数，凭什么对人家进行检查？换句话说，也就是质检人员有没有能力和资质？
马克思曾有过论述：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虽然马克思讲的是农民问题，但却揭示了事物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只有……才能……”的条件关系。这也完全适用于对质检者的要求：质检者必须拥有足够的知识，才能充当检查者的角色。从理论上讲，质检者应该集各种“专家能力”于一身，即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才能从容驾驭书稿内容并检出错误，但是人的智力的有限性和知识的无限性决定了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愿望而已。质检工作应付的不只是查验上下文内容、核对目录、浏览版式等简单要求。既然成不了样样都懂的“万事通”，那质检人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各方面知识都略知一二，即力争向杂家靠拢，这应该是对质检者最基本的要求。
毋庸置疑，质检人员必须起到“检测器”的作用，相应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必须高。若质检者的能力不够，最具体的体现是知识面不足，那么查错也就无从谈起。从另一个层面讲，如果不幸使较严重的差错（尤其是政治性、知识性、常识性差错）见诸成书中，一方面自然说明出版社编校人员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会使读者误以为出版社认同这种错误而形成“冤假错案”。因此，就质检人员的知识面而言，“杂”的好处在于能在很大程度上以正确知识之道，还治知识差错之身。我国著名编辑家王云五称自己为杂家，他广泛涉猎各门各类的知识，中外学识兼备。虽然他多次悔及自己读书博而不精，并自嘲是一位“四不像的学者”，但他在谈及出版家素质时，都十分强调“博”或者说“杂”。美国的约翰·德索尔在《出版学概说》中更明确提出：“出版者是出版业的专家，但他在知识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杂家。”
2.质检者成为“杂家”才能慧眼识错
质检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一个环节，决定了质检者在知识方面理应是一个杂家。具体来说，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即使认真看、盯着看，还是不能发现问题，所以必要的、健全的知识结构对质检工作非常重要。
在工作中，笔者既曾因知识还不够“杂”而出过洋相，也有恰巧撞到已有知识“枪口”上的差错的经历，由此深切地感悟到：成为“杂家”是通向准确辨识各类差错的桥梁。不由地要发出感叹：没有学过数学常识，怎能看出各类公式的基本错误？不多掌握语文知识，怎可能多发现一些字词、语法以及标点符号运用等方面的错误？比如，如果读过龚自珍的短诗《己亥杂诗》，就能分辨出“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的“本”字是“不”字之误；如果掌握一些历史常识，就能发现“洪武帝驾崩，子朱允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带兵打进南京篡了侄儿的帝位，史称‘靖难之役’”中有两处重大错误：朱允是朱元璋的孙子而非儿子，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而不是什么弟弟；如果对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略知一二，则会对把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动军阀盛世才列为“杰出人物”的做法提出强烈质疑；如果有一点天文知识，就能知道没有“自矮星”，只有“白矮星”；如果学过世界地理，在读到“英国的最大城市英格兰位于英国的东南部”时会发现其中的谬误：作为英国人口、经济最集中的部分，并有指代英国之称的英格兰居然被降格为“市”了；如果关注时政要闻，就能指出“1998年我国有十三亿人口”的说法把“全国十三亿人口日”整整提前了七年；如果懂得一些人体结构，就能修正“右大臂轻贴右胁，小臂略平，成持枪立正姿势”中的“右胁”为“右肋”；如果恰好懂点足球，就能断定“巴西人忌讳黄色”的说法肯定不对，因为巴西队的传统队服就是黄色，等等，不一而足。这不正说明知识是多多益善，成为杂家对做好质检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吗？虽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种奢望，但至少我们应朝着先做“杂家”这个方向努力并以此为鹄。
3.“杂”与“精”“专”并不矛盾
也许有人会问：提倡学问要杂，是否意味着“钻研”“精通”等词语要被废除呢？这样岂不助长了不求甚解、华而不实的学风吗？其实不然，“杂”与“专”并非矛盾。我们所说的学识要杂，一是特指图书质检环节的小环境而言，二是就像做任何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收获一样，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毕竟受个人精力、时间及外界大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能实现安心坐在学堂里精心钻研学问并终成“知识大家”这一愿望的人寥寥。但是在做到了“杂”的同时，若有几方面知识能达到“精”的程度则再好不过了，对做好质检工作来说就会受益无穷。据此可以说，“精”是质检工作者的最高境界，“杂”是我们最现实的追求。图书质检人员成为杂家，不是说从此纠正各类差错就是以汤沃雪，然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发现更多的差错疑点。即使知识深度不够，可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质检人员可以查找相关资料，更有坚强的后盾——编辑、作者以及专家。
二、质检者成为杂家的可能
人的知识不是天生就具有的，而是靠后天的学习得到的。一般来说越是努力学习，得到的知识就会越多。因此，只要我们有强烈的求知欲，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一定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信息而使自己成为知识杂家。
从实践的层面看也是这样。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洪钢的解说被广大球迷喜欢、认可，是因为他的解说资料翔实、评论犀利，他也因此被看做排球、羽毛球项目的专家。但洪钢却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体育解说员首先应该是个杂家。解说员是一个媒体工作者，首先需要成为杂家，而不要把自己定位为专家，也不要奢望成为专家，是要在‘杂’的基础上尽量提高专业水平”①。对他来说，常年的工作积累使他对各类资源信息有了天生的敏感，丰富的日常兴趣爱好使他有了广泛接触各类知识的机会，善用网络浏览获取信息使他在解说时提供的种种资料总令人觉得“恰到好处”，正是这三点让洪刚成为体育项目“杂家”成为可能。
洪钢虽不是做图书质检工作的，但做媒体人与做出版人在知识积累重要性上的道理绝对是相通的，他的“杂家”实现途径和他在体育解说方面的成功足以证明我们讨论的问题。
上苍不会毫不吝惜地赐给我们广而杂的知识而使我们成为杂家，一切全要靠自己努力。质检工作要求质检人员必须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虽然质检人员不能懂一切事情，但是能努力去懂一些事情！不要忘记，图书质检人员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摄取知识比旁人多一个渠道——质检的书稿也是一位无言的老师，它能教给质检人员很多新知，是丰富自身知识的新源泉。质检人员要珍惜并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形成理所当然的“一面工作 一面学习”（毛泽东1952年4月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题词）的习惯。
三、结语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随着编校人员质量意识的普遍提高以及运用校对软件协助查错，质检样中的错别字（词）明显减少，差错更多的是以知识性的错误表述等形式出现的，对质检人员而言，力争成为知识杂家是唯一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对质检人员而言，价值则体现在知识面宽广，尽可能多地找出书稿中的差错。由此可以说，成为杂家对做好图书质检工作非常有价值。
虽然杂家不是专才，却可以称得上很实用的通才。杂家其实也是一种“专家”——有可能胜任出版工作的专家。因此我们要说：图书质检工作呼唤杂家！
（作者系东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注释：
① 苏畅.洪钢：体育解说首先应是个杂家 羽毛球排球非主项[N]，中国体育报,2011-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