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阅读相比，散文的“写实性”和“自述性”决定了散文阅读的深入更须要借助于“知人论世”。从一定程度上说，知人论世的深度决定了散文教学的高度。本文以杨绛散文《老王》的教学为例，试作进一步阐述。
关于散文的定义，一向没有定论。但是“写实性”和“自述性”作为散文的最重要特征已被学术界基本认可。写实性是指散文不崇尚虚构，所言说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存在过的。自述性是指散文的言说方式，一般是指作者的自述，在自述中表现作者的独特情思。基于这两个特征，散文的阅读就更须要读者“知其人”（了解作者），“论其世”（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因为如此，特级教师范维胜说：“教学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我们可以避开莫泊桑走进小说的世界；教学戏剧《威尼斯商人》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莎士比亚来感受人物形象。但散文就不可以，它的写实性决定了我们不可以完全抛开作者的情感。”
笔者查阅了近十年以来有关《老王》教学的大多数课堂实录、教学案例等文献，发现在教学中能够将知人论世与文本理解紧密关联的课例非常少见。《老王》叙述的重点事件——老王临终前给杨绛送香油和鸡蛋是发生在文革期间，杨绛写作此文是在社会开始较全面地反思文革的1984年。绝大多数课例对于“文革”和“文革”中杨绛的遭遇要么不提，要么轻描淡写地带过。没有充分的知人论世的《老王》教学因而难免浅表化、肤浅化。在笔者阅读文献中，只有曹勇军、董旭午、肖培东等极少数老师的教学试图在知人论世和文本理解之间实现关联，从而使学生对文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文献研究的结论，一言蔽之，能否将知人论世与文本理解实现关联成为《老王》教学能否避免浅表化、肤浅化的关键所在。
因此笔者的教学从批评被大多数教师所认可的观点切入教学重点。文献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师认为，杨绛愧怍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关系的不对等：老王把杨绛当亲人，而杨绛却把老王当熟人，或者说是普通朋友。【以下为笔者教学】
师：可是，我要说这样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得出这一观点的读者没有把杨绛和老王的关系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思考，因而没有深入体会课文中所表现的杨绛的内心世界。现在我们就来深入体会杨绛的内心世界。
提示一：文革中杨绛的遭遇
杨绛在《丙午丁午年记事》（1966和1967年）中写道（大意）：
文革开始，我和默存不发工资了，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
我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默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牛鬼蛇神”，人人都可以欺负戏侮。
默存头发给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我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我连夜做了一顶假发戴在头上。
挤公共汽车时，发现我假发的售票员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之后，杨绛只好步行上班）
杨绛在《干校六记》等回忆文革岁月的作品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意）：
1970年6月，钱夫妇的女婿王德一因“五一六”案，被迫含冤自杀。
1972年3月，钱一家由干校回家，遭到住在他们家的“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三人被迫离家逃走，在外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活。
师：关于杨绛的内心世界，课文中也有暗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与老王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你们发现了吗？课文中有多处让人难以理解的叙述和描写，你们发现了吗？你们从中感受到什么？
生：“我自己不敢乘三轮”了。文革中杨绛被剃“阴阳头”，他怕被“革命男女”看见，被训斥“哼！你这黑帮，你也坐车？”文革后，杨绛因为自己“牛鬼蛇神”的身份不能再像文革前那样“常坐”老王的车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迫疏远了。
师：的确，文章从第6段开始，杨绛和老王的关系渐渐疏远了。第6段的开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第6段之前老王和杨绛互相帮助，但是从第从第6段开始，杨绛除了问老王凭一个主顾是否能够维持生活，这句口头上的关心之外，就再也没有帮助过老王了。老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杨绛，并渐渐地把杨绛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生：文革期间，杨绛是人人可以欺负的“牛鬼蛇神”，是反动派。杨绛不想连累老王，于是主动与老王疏远关系。
生：文革期间，杨绛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一落千丈，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她没法再关心老王了。
学生结合文革中杨绛的遭遇，对文本中所暗示的杨王二人关系的变化有了一定深度的理解。笔者暂时没有评价学生的观点，而是请他们再次默读“老王临终前送香油和鸡蛋”事件，寻找其中难以理解的叙述和描写。在笔者的启发了下，师生一共找出三处：
1.课文第8段的描写。如果朋友生了一场大病，面容很憔悴，我们绝不会在随笔里把朋友形容成僵尸，说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甚至在心中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可是杨绛就是这样写当时给自己送香油和鸡蛋的临终前的老王。我们都知道杨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冒着安全隐患常坐老王的车，她是个有大爱之心的人啊！可是现在那个富有大爱之心的杨绛去哪儿了？此刻的她为什么这么冷漠、冷酷，这么无情？
2.按道理，杨绛看到临终前的老王，应该能推测出老王很快就会去世。作为朋友，杨绛应该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去打听老王的情况。杨绛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而是过了十多天，在碰见老王的邻居老李时才顺便一问？如果碰不见老李，杨绛是不是就永远不问老王的情况了？
3.杨绛从老李那里得知老王已经去世十多天，当老李讲述老王葬礼时，杨绛为什么“没多问”？按常理，老王是杨绛的朋友。文革初期，在人人都可以欺负他们的情况下，老王冒着与“反动派”为伍的政治风险，要免费送杨绛的丈夫去医院。老王是在杨绛一家患难中给予过真情的人。这样的朋友去世了，按常理，杨绛应该多问一问葬礼的情况以及相关事宜。 师：课文第8段中杨绛看到垂死的老王，产生了老王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阴暗、恐惧心理。这说明，此刻杨绛的内心深处是怕老王的，是厌弃老王的。所以老师以为，刚刚那位同学说杨绛是因为怕连累老王而主动疏远老王的观点应该是不成立的。杨绛和老王不是朋友吗？是什么让杨绛的内心深处怕老王，厌弃老王？
生：是文革中“革命男女”对杨绛的毒打迫害渐渐地扭曲了她的心理和人性，使她变得冷漠自私。被“革命男女”毒打迫害的杨绛整日生活在惶恐中。惶恐中的冷漠自私的杨绛看到老王临终前的病态，于是就有了那样阴暗的心理。
生：我同意你的观点。课文第16自然段中有句话——“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怕糊涂了，所以就会有那样的阴暗心理。
师：我认为“怕糊涂了”不是根本原因。怕糊涂能糊涂十几天吗？“怕糊涂了”或许能解释杨绛面对临终老王的恐惧阴暗心理，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杨绛十多天后才顺便打听老王的情况，听到老王已经去世十多天后“没多问”老王的丧礼以及相关事宜。
生：文革中的杨绛被所谓的“革命男女”迫害到不敢，也不愿多管世事。站到大街上都有可能被别人骂“反动派”“黑帮”。因此，杨绛不愿意多关心任何人、任何事，包括朋友老王。所以老王的丧礼，杨绛“没多问”。
课堂进行到这里，笔者认为须要更深入的知人论世才能将学生引入阅读的更深处。
师：同学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文革中的政治高压使杨绛惶恐度日，无休止的批斗与“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渐渐扭曲了“我”的心理，使我“冷漠自私”，只求自保，使“我”如同惊弓之鸟，心理几近崩溃。这是事实。老师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文革中，那些所谓的“革命男女”会寻找一切可能成立或者不可能成立的理由，以此来作为批斗，毒打和迫害杨绛等文人的借口。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杨绛是“文化反动派”，作为单干户的老王是“经济反动派”。如果杨绛和老王还像文革前那样互相关心，互动频繁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大家再想一想课文中那三处难以理解的叙述和描写，你能从中感受到杨绛怎样的心理？
生：我明白了。在文革的政治空气下，如果“我”和老王还像文革前那样互相关心的话，那么在“革命男女”看来，就是“文化反动派”与“经济反动派”的“狼狈为奸”。 这样的政治风险完全可以给杨绛一家带来灭顶之灾，也可能会危及老王的生存。被“革命男女”无休止的批斗、毒打和迫害折磨得如同惊弓之鸟的“我”为自保，必须主动与老王疏远，和老王拉开距离。惶恐度日，唯恐那些“革命男女”以为她这个“文化反动派”和老王这个“经济反动派”交往频繁的杨绛突然看到垂死的老王，天生的同情心被冷漠自私、只求自保的变态心理所压抑，于是便产生了老王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阴暗、恐惧心理。惊恐之下，杨绛几乎是拿钱赶走了垂死的老王。见过老王最后一面的杨绛明知老王将不久于人世，但却没有在第二天就去打听老王的情况，而是过十几天后才顺便问老王的情况，而且不多问。这是在向别人表明自己与老王关系很一般，这是杨绛唯恐与老王交往甚密会牵连到自己的表现。多年后的杨绛回忆往事，如实地写出了自己在文革岁月里被扭曲的心理和人性。
师：很好。你一下子就解决了课文理解的三个难点。当我们把杨绛和老王的关系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思考，从而深入体会到课文中所表现的杨绛的内心世界时，我们就可以基本认为，把杨绛愧怍的主要原因认为是二人关系的不对等的这一观点是肤浅的。因为老王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是文革的变态岁月，杨绛也是文革受害者。杨绛没有给垂死老王所渴望的临终关怀，成了压垮老王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杨绛也是无奈的——是变态的文革压抑了杨绛原有的大爱精神，扭曲了她的心理。由于散文大多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阅读散文特别须要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理解得更深入一些。
师：现在请同学们想一想，作者仅仅在“愧怍”吗？
生：她还在控诉文革岁月的罪恶！老王凄然离世的根本原因是那个变态的文革岁月。是文革时的“组织”取缔载客三轮，使老王的平板三轮只有一个顾客，导致他无法生存下去。而杨绛的表现成了压垮老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假如没有文革，老王命运就不会那么凄惨；假如没有文革，以杨绛的大爱精神，一定能给老王以临终关怀；假如没有文革，杨绛也许无须多年心存愧怍。杨绛在愧怍，更是在控诉，控诉那变态的文革岁月。
师：本文写于1984年。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当年文革中的“革命男女”“革命干部”，在文革结束后，其中很多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摇身一变，又成了欢呼打倒“四人帮”的干部群众。在与杨绛的对比下，这些“革命者”的灵魂更显得无耻之极。《老王》行文暗含讽刺与控诉。对那段变态岁月的讽刺和控诉隐藏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以有声的愧怍道出了无声的控诉。
笔者的教学实践表明，没有层层深入的知人论世，学生的阅读就会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只有当我们在教学中把知人论世与文本形成“互文”，只有“人”和“文”的关联和互补才能使学生深入体会到作者在散文中所蕴含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说，知人论世的深度决定了散文教学的高度。
[作者通联：广州第四十七中学汇景实验学校]
关于散文的定义，一向没有定论。但是“写实性”和“自述性”作为散文的最重要特征已被学术界基本认可。写实性是指散文不崇尚虚构，所言说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存在过的。自述性是指散文的言说方式，一般是指作者的自述，在自述中表现作者的独特情思。基于这两个特征，散文的阅读就更须要读者“知其人”（了解作者），“论其世”（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因为如此，特级教师范维胜说：“教学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我们可以避开莫泊桑走进小说的世界；教学戏剧《威尼斯商人》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莎士比亚来感受人物形象。但散文就不可以，它的写实性决定了我们不可以完全抛开作者的情感。”
笔者查阅了近十年以来有关《老王》教学的大多数课堂实录、教学案例等文献，发现在教学中能够将知人论世与文本理解紧密关联的课例非常少见。《老王》叙述的重点事件——老王临终前给杨绛送香油和鸡蛋是发生在文革期间，杨绛写作此文是在社会开始较全面地反思文革的1984年。绝大多数课例对于“文革”和“文革”中杨绛的遭遇要么不提，要么轻描淡写地带过。没有充分的知人论世的《老王》教学因而难免浅表化、肤浅化。在笔者阅读文献中，只有曹勇军、董旭午、肖培东等极少数老师的教学试图在知人论世和文本理解之间实现关联，从而使学生对文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文献研究的结论，一言蔽之，能否将知人论世与文本理解实现关联成为《老王》教学能否避免浅表化、肤浅化的关键所在。
因此笔者的教学从批评被大多数教师所认可的观点切入教学重点。文献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师认为，杨绛愧怍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关系的不对等：老王把杨绛当亲人，而杨绛却把老王当熟人，或者说是普通朋友。【以下为笔者教学】
师：可是，我要说这样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得出这一观点的读者没有把杨绛和老王的关系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思考，因而没有深入体会课文中所表现的杨绛的内心世界。现在我们就来深入体会杨绛的内心世界。
提示一：文革中杨绛的遭遇
杨绛在《丙午丁午年记事》（1966和1967年）中写道（大意）：
文革开始，我和默存不发工资了，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
我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默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牛鬼蛇神”，人人都可以欺负戏侮。
默存头发给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我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我连夜做了一顶假发戴在头上。
挤公共汽车时，发现我假发的售票员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之后，杨绛只好步行上班）
杨绛在《干校六记》等回忆文革岁月的作品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意）：
1970年6月，钱夫妇的女婿王德一因“五一六”案，被迫含冤自杀。
1972年3月，钱一家由干校回家，遭到住在他们家的“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三人被迫离家逃走，在外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活。
师：关于杨绛的内心世界，课文中也有暗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与老王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你们发现了吗？课文中有多处让人难以理解的叙述和描写，你们发现了吗？你们从中感受到什么？
生：“我自己不敢乘三轮”了。文革中杨绛被剃“阴阳头”，他怕被“革命男女”看见，被训斥“哼！你这黑帮，你也坐车？”文革后，杨绛因为自己“牛鬼蛇神”的身份不能再像文革前那样“常坐”老王的车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迫疏远了。
师：的确，文章从第6段开始，杨绛和老王的关系渐渐疏远了。第6段的开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第6段之前老王和杨绛互相帮助，但是从第从第6段开始，杨绛除了问老王凭一个主顾是否能够维持生活，这句口头上的关心之外，就再也没有帮助过老王了。老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杨绛，并渐渐地把杨绛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生：文革期间，杨绛是人人可以欺负的“牛鬼蛇神”，是反动派。杨绛不想连累老王，于是主动与老王疏远关系。
生：文革期间，杨绛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一落千丈，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她没法再关心老王了。
学生结合文革中杨绛的遭遇，对文本中所暗示的杨王二人关系的变化有了一定深度的理解。笔者暂时没有评价学生的观点，而是请他们再次默读“老王临终前送香油和鸡蛋”事件，寻找其中难以理解的叙述和描写。在笔者的启发了下，师生一共找出三处：
1.课文第8段的描写。如果朋友生了一场大病，面容很憔悴，我们绝不会在随笔里把朋友形容成僵尸，说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甚至在心中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可是杨绛就是这样写当时给自己送香油和鸡蛋的临终前的老王。我们都知道杨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冒着安全隐患常坐老王的车，她是个有大爱之心的人啊！可是现在那个富有大爱之心的杨绛去哪儿了？此刻的她为什么这么冷漠、冷酷，这么无情？
2.按道理，杨绛看到临终前的老王，应该能推测出老王很快就会去世。作为朋友，杨绛应该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去打听老王的情况。杨绛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而是过了十多天，在碰见老王的邻居老李时才顺便一问？如果碰不见老李，杨绛是不是就永远不问老王的情况了？
3.杨绛从老李那里得知老王已经去世十多天，当老李讲述老王葬礼时，杨绛为什么“没多问”？按常理，老王是杨绛的朋友。文革初期，在人人都可以欺负他们的情况下，老王冒着与“反动派”为伍的政治风险，要免费送杨绛的丈夫去医院。老王是在杨绛一家患难中给予过真情的人。这样的朋友去世了，按常理，杨绛应该多问一问葬礼的情况以及相关事宜。 师：课文第8段中杨绛看到垂死的老王，产生了老王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阴暗、恐惧心理。这说明，此刻杨绛的内心深处是怕老王的，是厌弃老王的。所以老师以为，刚刚那位同学说杨绛是因为怕连累老王而主动疏远老王的观点应该是不成立的。杨绛和老王不是朋友吗？是什么让杨绛的内心深处怕老王，厌弃老王？
生：是文革中“革命男女”对杨绛的毒打迫害渐渐地扭曲了她的心理和人性，使她变得冷漠自私。被“革命男女”毒打迫害的杨绛整日生活在惶恐中。惶恐中的冷漠自私的杨绛看到老王临终前的病态，于是就有了那样阴暗的心理。
生：我同意你的观点。课文第16自然段中有句话——“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怕糊涂了，所以就会有那样的阴暗心理。
师：我认为“怕糊涂了”不是根本原因。怕糊涂能糊涂十几天吗？“怕糊涂了”或许能解释杨绛面对临终老王的恐惧阴暗心理，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杨绛十多天后才顺便打听老王的情况，听到老王已经去世十多天后“没多问”老王的丧礼以及相关事宜。
生：文革中的杨绛被所谓的“革命男女”迫害到不敢，也不愿多管世事。站到大街上都有可能被别人骂“反动派”“黑帮”。因此，杨绛不愿意多关心任何人、任何事，包括朋友老王。所以老王的丧礼，杨绛“没多问”。
课堂进行到这里，笔者认为须要更深入的知人论世才能将学生引入阅读的更深处。
师：同学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文革中的政治高压使杨绛惶恐度日，无休止的批斗与“革命男女”的毒打迫害渐渐扭曲了“我”的心理，使我“冷漠自私”，只求自保，使“我”如同惊弓之鸟，心理几近崩溃。这是事实。老师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文革中，那些所谓的“革命男女”会寻找一切可能成立或者不可能成立的理由，以此来作为批斗，毒打和迫害杨绛等文人的借口。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杨绛是“文化反动派”，作为单干户的老王是“经济反动派”。如果杨绛和老王还像文革前那样互相关心，互动频繁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大家再想一想课文中那三处难以理解的叙述和描写，你能从中感受到杨绛怎样的心理？
生：我明白了。在文革的政治空气下，如果“我”和老王还像文革前那样互相关心的话，那么在“革命男女”看来，就是“文化反动派”与“经济反动派”的“狼狈为奸”。 这样的政治风险完全可以给杨绛一家带来灭顶之灾，也可能会危及老王的生存。被“革命男女”无休止的批斗、毒打和迫害折磨得如同惊弓之鸟的“我”为自保，必须主动与老王疏远，和老王拉开距离。惶恐度日，唯恐那些“革命男女”以为她这个“文化反动派”和老王这个“经济反动派”交往频繁的杨绛突然看到垂死的老王，天生的同情心被冷漠自私、只求自保的变态心理所压抑，于是便产生了老王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阴暗、恐惧心理。惊恐之下，杨绛几乎是拿钱赶走了垂死的老王。见过老王最后一面的杨绛明知老王将不久于人世，但却没有在第二天就去打听老王的情况，而是过十几天后才顺便问老王的情况，而且不多问。这是在向别人表明自己与老王关系很一般，这是杨绛唯恐与老王交往甚密会牵连到自己的表现。多年后的杨绛回忆往事，如实地写出了自己在文革岁月里被扭曲的心理和人性。
师：很好。你一下子就解决了课文理解的三个难点。当我们把杨绛和老王的关系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思考，从而深入体会到课文中所表现的杨绛的内心世界时，我们就可以基本认为，把杨绛愧怍的主要原因认为是二人关系的不对等的这一观点是肤浅的。因为老王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是文革的变态岁月，杨绛也是文革受害者。杨绛没有给垂死老王所渴望的临终关怀，成了压垮老王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杨绛也是无奈的——是变态的文革压抑了杨绛原有的大爱精神，扭曲了她的心理。由于散文大多写的是真人真事，所以阅读散文特别须要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理解得更深入一些。
师：现在请同学们想一想，作者仅仅在“愧怍”吗？
生：她还在控诉文革岁月的罪恶！老王凄然离世的根本原因是那个变态的文革岁月。是文革时的“组织”取缔载客三轮，使老王的平板三轮只有一个顾客，导致他无法生存下去。而杨绛的表现成了压垮老王的最后一根稻草。假如没有文革，老王命运就不会那么凄惨；假如没有文革，以杨绛的大爱精神，一定能给老王以临终关怀；假如没有文革，杨绛也许无须多年心存愧怍。杨绛在愧怍，更是在控诉，控诉那变态的文革岁月。
师：本文写于1984年。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当年文革中的“革命男女”“革命干部”，在文革结束后，其中很多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摇身一变，又成了欢呼打倒“四人帮”的干部群众。在与杨绛的对比下，这些“革命者”的灵魂更显得无耻之极。《老王》行文暗含讽刺与控诉。对那段变态岁月的讽刺和控诉隐藏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以有声的愧怍道出了无声的控诉。
笔者的教学实践表明，没有层层深入的知人论世，学生的阅读就会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只有当我们在教学中把知人论世与文本形成“互文”，只有“人”和“文”的关联和互补才能使学生深入体会到作者在散文中所蕴含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说，知人论世的深度决定了散文教学的高度。
[作者通联：广州第四十七中学汇景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