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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名媛群”事件打开了很多人的“新世界”。原来，有一群女孩子居然这么“拼”——用各种“拼单”摆拍包装起白富美的名媛形象，以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或利益交换的最大化。然而，名媛不应是金钱贴上的标签，欺骗换不来真正的幸福。
“名媛”网红文化野蛮生长
前不久，“上海名媛群”事件中，“名媛”朋友圈生成指南浮出水面：早晨，靠在豪车旁来一张“晨跑结束摸摸我家的布加迪威龙”。午后，丽思卡尔顿下午茶，背靠无敌江景一顿咔咔咔拍照，备注：“偶尔的停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深夜，落地窗边品着红酒的剪影，配上一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事件继而揭露了一场有关网红经济和互联网社交的“骗局”。一群年轻的流量博主，通过“拼单”拍照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白富美的假象。那些出入高档场所、身着奢侈品牌、享受阳光美食的定格画面，可能都是低成本“拼”出来的幸福。
网友犀利總结：把自己包装成名媛的，一部分是太要面子，一部分是为钓凯子。出入各种高级场所，邂逅政界精英、金融巨子，以年轻的身体来交换高昂的物质报酬。若是能嫁入豪门，无异于走上人生巅峰。
这种“走捷径”的模式并不是“上海名媛群”的突发奇想。美国有“Sugar daddy”，日本有“援助交际”，还有香港的“天王嫂训练营”。网红文化野蛮生长，无论是放长线钓大鱼还是短线交易，背后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坑人不吐骨头。
骗局被揭露之后，不少人曾经对“伪白富美”的羡慕嫉妒恨就会显得无比愚蠢。依着愿者上钩的心理，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成了真正的笑话。于是，人们用一场盛大的舆论狂欢来遮掩曾经的信以为真。“拼上班，每人1天，每天8小时，塑造独立自主的互联网时代女强人形象”“拼上学，985双一流院校，可拍照打卡，作业数量有保障”……其实这些都可以自己做，但是“名媛”就是要“拼”呀。
对“名媛”文化的反思
“上海名媛群”有市场其实并不奇怪。生活在上海的女子，大多对“名媛”一词有着很深的执念。
民国时期的上海，商埠开放、五方杂居，海派文化兼容并包，散发独特的魅力。身处上流社会的名媛，在时代沉浮中命运跌宕。至今流传下来的若干人物轶事，多有传奇色彩。“名媛”一词，某种程度上成了当时对女性魅力及社会地位的极高肯定。
然而，今天不少年轻女孩子对名媛的理解和推崇，可能存在误区。
所谓“名”，即有名望，有名气。一则是名门望族之后。家底殷实，家族生意遍及全国各地。或祖辈多达官贵人，手握实权重兵。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她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二则她们往往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大多数普通女子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时候，她们得以入读中学、大学，甚至留学海外，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她们天生丽质又高调亮相，一方面是社交场上男性审美主导使然，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为了家族“巩固联盟”等更深层次的考虑。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仍然成为了旧社会的牺牲品，并没有因为出身高贵而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命运的主导权。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女性都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益，而“上海名媛群”所努力的方向，却是一种倒退——用奢侈品包装起女孩年轻的身体，投资、逐利甚至欺骗，“走上人生巅峰”，不过是依附于成功男性。
所谓“媛”，《说文》有解，美女也。姿态端正，品德美好。宋氏姐妹、林徽因等，皆传承了良好的家风家教，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积累学识涵养，方能立足于乱世变局。但在“上海名媛群”的价值逻辑里，重点追求的显然不是这些东西。
诚然，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践踏法律底线，只要能自洽，其实也没什么。但“上海名媛群”事件所映射的当今时代社会心态和少数人扭曲的价值观值得警惕，或可称为今天部分少男少女的“新拜金主义”——传承并有别于传统拜金主义。
“新拜金主义”目标更明确，即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直截了当选择成为富豪圈层的依附;手段更多元，会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自己进行全方位包装;表达更直接，即从以往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变为“光明正大”幻想一步登天。
拜金本是社会通病，但今天的拜金加入了技术传播的催化剂之后，变得更加凶猛。人性中的面子与财富欲望在技术催化下，变得更加赤裸裸，一旦揭开“拼团炫富”的遮羞布，真相往往成为一种不堪和反讽：人的现代性在这一刻被解构得体无完肤。
我们真正应当从“名媛”事件中反思的问题是：人性中虚荣与贪婪的“边界”在哪里？如何能让自己不越界？
活出自己：名媛当有如此风骨
撇去资本家后代的“出身论”，民国末年的上海还有着这样一群名媛：同盟会女杰徐宗汉、《新青年》杂志编辑高君曼，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上海女界联合会文秘王会悟……她们本是完全可以依附于他人的，徐宗汉和黄兴是革命夫妻，黄绍兰是章太炎的大弟子，高君曼是陈独秀的爱人，王会悟嫁给了李达。但她们却以更加独立的姿态，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长歌。
“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黄绍兰在上海创办了博文女校，为那些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进步女青年提供庇护所。
在寻求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上，王会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遇到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在中共创建史上留名。她们也是忠贞的妻子和伟大的母亲，高君曼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王会悟带着年幼的孩子，随同李达辗转长沙主持大学教务，帮助校对出版《社会学大纲》。
她们从未想要通过嫁人来实现阶层跨越，从未刻意追求衣着光鲜、妆容靓丽，她们甘愿为民族存亡大义散尽家财、颠沛流离，事成之后或隐姓埋名，或回归学堂教书。
名媛，当有如此风骨。
在贵州、云南等地，我曾和几位支教老师交流。他们说到了一些痛心和无奈的经历：班里有个别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受一些社会风气影响，志向栏里会填“嫁给高富帅”;有的早早放弃了读书机会，找门路做“群演”、当“网红”，幻想一夜暴富。
确实，读书无法带来短期的收益，读书的变现能力似乎越来越弱，“读书无用论”依然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但恰恰是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慢慢塑造了人的气质，形成了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和基础。
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秉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为自己而活，活出自己，这才是名媛的真谛。
（摘自《半月谈内部版》 本文作者：俞菀）
“名媛”网红文化野蛮生长
前不久，“上海名媛群”事件中，“名媛”朋友圈生成指南浮出水面：早晨，靠在豪车旁来一张“晨跑结束摸摸我家的布加迪威龙”。午后，丽思卡尔顿下午茶，背靠无敌江景一顿咔咔咔拍照，备注：“偶尔的停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深夜，落地窗边品着红酒的剪影，配上一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事件继而揭露了一场有关网红经济和互联网社交的“骗局”。一群年轻的流量博主，通过“拼单”拍照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白富美的假象。那些出入高档场所、身着奢侈品牌、享受阳光美食的定格画面，可能都是低成本“拼”出来的幸福。
网友犀利總结：把自己包装成名媛的，一部分是太要面子，一部分是为钓凯子。出入各种高级场所，邂逅政界精英、金融巨子，以年轻的身体来交换高昂的物质报酬。若是能嫁入豪门，无异于走上人生巅峰。
这种“走捷径”的模式并不是“上海名媛群”的突发奇想。美国有“Sugar daddy”，日本有“援助交际”，还有香港的“天王嫂训练营”。网红文化野蛮生长，无论是放长线钓大鱼还是短线交易，背后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坑人不吐骨头。
骗局被揭露之后，不少人曾经对“伪白富美”的羡慕嫉妒恨就会显得无比愚蠢。依着愿者上钩的心理，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成了真正的笑话。于是，人们用一场盛大的舆论狂欢来遮掩曾经的信以为真。“拼上班，每人1天，每天8小时，塑造独立自主的互联网时代女强人形象”“拼上学，985双一流院校，可拍照打卡，作业数量有保障”……其实这些都可以自己做，但是“名媛”就是要“拼”呀。
对“名媛”文化的反思
“上海名媛群”有市场其实并不奇怪。生活在上海的女子，大多对“名媛”一词有着很深的执念。
民国时期的上海，商埠开放、五方杂居，海派文化兼容并包，散发独特的魅力。身处上流社会的名媛，在时代沉浮中命运跌宕。至今流传下来的若干人物轶事，多有传奇色彩。“名媛”一词，某种程度上成了当时对女性魅力及社会地位的极高肯定。
然而，今天不少年轻女孩子对名媛的理解和推崇，可能存在误区。
所谓“名”，即有名望，有名气。一则是名门望族之后。家底殷实，家族生意遍及全国各地。或祖辈多达官贵人，手握实权重兵。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她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二则她们往往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大多数普通女子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时候，她们得以入读中学、大学，甚至留学海外，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她们天生丽质又高调亮相，一方面是社交场上男性审美主导使然，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为了家族“巩固联盟”等更深层次的考虑。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仍然成为了旧社会的牺牲品，并没有因为出身高贵而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命运的主导权。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女性都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益，而“上海名媛群”所努力的方向，却是一种倒退——用奢侈品包装起女孩年轻的身体，投资、逐利甚至欺骗，“走上人生巅峰”，不过是依附于成功男性。
所谓“媛”，《说文》有解，美女也。姿态端正，品德美好。宋氏姐妹、林徽因等，皆传承了良好的家风家教，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积累学识涵养，方能立足于乱世变局。但在“上海名媛群”的价值逻辑里，重点追求的显然不是这些东西。
诚然，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践踏法律底线，只要能自洽，其实也没什么。但“上海名媛群”事件所映射的当今时代社会心态和少数人扭曲的价值观值得警惕，或可称为今天部分少男少女的“新拜金主义”——传承并有别于传统拜金主义。
“新拜金主义”目标更明确，即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直截了当选择成为富豪圈层的依附;手段更多元，会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自己进行全方位包装;表达更直接，即从以往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变为“光明正大”幻想一步登天。
拜金本是社会通病，但今天的拜金加入了技术传播的催化剂之后，变得更加凶猛。人性中的面子与财富欲望在技术催化下，变得更加赤裸裸，一旦揭开“拼团炫富”的遮羞布，真相往往成为一种不堪和反讽：人的现代性在这一刻被解构得体无完肤。
我们真正应当从“名媛”事件中反思的问题是：人性中虚荣与贪婪的“边界”在哪里？如何能让自己不越界？
活出自己：名媛当有如此风骨
撇去资本家后代的“出身论”，民国末年的上海还有着这样一群名媛：同盟会女杰徐宗汉、《新青年》杂志编辑高君曼，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上海女界联合会文秘王会悟……她们本是完全可以依附于他人的，徐宗汉和黄兴是革命夫妻，黄绍兰是章太炎的大弟子，高君曼是陈独秀的爱人，王会悟嫁给了李达。但她们却以更加独立的姿态，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长歌。
“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黄绍兰在上海创办了博文女校，为那些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进步女青年提供庇护所。
在寻求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上，王会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遇到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在中共创建史上留名。她们也是忠贞的妻子和伟大的母亲，高君曼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王会悟带着年幼的孩子，随同李达辗转长沙主持大学教务，帮助校对出版《社会学大纲》。
她们从未想要通过嫁人来实现阶层跨越，从未刻意追求衣着光鲜、妆容靓丽，她们甘愿为民族存亡大义散尽家财、颠沛流离，事成之后或隐姓埋名，或回归学堂教书。
名媛，当有如此风骨。
在贵州、云南等地，我曾和几位支教老师交流。他们说到了一些痛心和无奈的经历：班里有个别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受一些社会风气影响，志向栏里会填“嫁给高富帅”;有的早早放弃了读书机会，找门路做“群演”、当“网红”，幻想一夜暴富。
确实，读书无法带来短期的收益，读书的变现能力似乎越来越弱，“读书无用论”依然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但恰恰是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慢慢塑造了人的气质，形成了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和基础。
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秉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为自己而活，活出自己，这才是名媛的真谛。
（摘自《半月谈内部版》 本文作者：俞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