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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与“百家”
老子与孔子，传统观念中，他们一个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一个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们是儒家与道家的化身。说某某学派是什么，某某人是某某学派的创始人，某某人是某某“家”，这在春秋时期来讲，一般是没有这种归类的，其中的风云人物在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后来人归到了某一“家”中去。历史的星空并没有暗淡，需要我们以高倍望远镜去寻找它的坐标。老子与孔子均为春秋末期人，其所代表的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用“道家”与“儒家”来分别称谓，最早也是战国末期以后的事了。
我们在《论语》中找不到“儒家”一词，在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也找不到“道家”一词。从词义发展来看，儒家之“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只是到了孔子当了“儒”这个社会角色后，他以自己对周礼的理解与继承，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教授弟子等途径，逐步发展为以礼教道德约束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论语》中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说文解字》释“儒”为“柔也，术士之称”。《史记·孟荀列传》有“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庄周为道家人物，但同样以儒称之。《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曰：“有道术者皆为儒。”这说明“儒”在一开始就是指那些有学识道术者。“儒”最后定格在孔子身上并且成为“儒家”，与孔子早期职业及传授弟子、教书育人有关。《周礼·太宰》注曰：“儒，诸侯保氏有道术以教人者。”汉代扬雄《法言·君子篇》有“通天地人曰儒”。孔子在鲁国招收弟子讲学，以《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六经为教材，同时也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正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模式，使“儒”这一个职业有了“教书先生”的味道，从而也奠定了儒家在起步阶段就与众不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精英人才保障。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使传统文化教育波及整个民族。这样，也就使儒家思想不仅受众面广，而且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这与汉武帝听信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政国策有关，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奠定了深厚根基。
在当时，那些士或有学问的人一般被尊称为“子”，如《论语》中，孔子弟子们记录孔子的话语时，经常用“子曰”来领起。面对周王室式微、诸侯争霸、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华夏民族该向何处去，必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后人对当时这些靠游说、教书、述古、著书立说为生的人，概称之为“诸子”。“诸子”最早出处未能确证，但《汉书·艺文志》中有“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之说。而把“诸子”作为古籍类别来称，则是到了西汉时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了。又据《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中秘书，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卒后，汉哀帝命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于是，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至此，“诸子”一词既成为对先秦时期那个特殊的“士”群体的称谓，也成了对古书类别的一个称谓。
战国末期的荀子是儒家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但同时又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的老师，他曾著有《非十二子篇》一文，对当时或之前的十二个士人分别进行了评价，他们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并将后期儒家三派分别定性为：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
同样，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这一说法在老子时代是不存在的，老子的思想是通过《道德经》来传达的，而《道德经》的产生也是老子晚年要出函谷关时，被关令尹喜强制扣留下来后写就的文字。
《史记·老子本纪》中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老子的著作称为《道德经》，是根据《道德经》上篇和下篇分别围绕“道”和“德”来阐明思想主张而命名的，如上篇首句即为“道可道，非常道”，同时又有“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下篇首句即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同时又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命之而常自然。”《管子·心术》上篇：“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道之与德无问，故言之者无别也。”《庄子·天地》：“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后来人们就用“道家”（“道德家”的简称）来表达老子的思想，将后来与老子思想靠近但与老子从未谋过面的庄子等人的思想归到一个类别，称之为道家。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关尹、彭蒙、田骈等。可以作为道家思想来阅读的古籍，除《老子》《庄子》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诸篇，汉初的《淮南子》，晋人的《列子》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道原》《称》《十六经》等，都可以视作是与老子本初思想接近的道家学术一脉。
先秦诸子“百家”之谓只是一个约数，到了西汉时共有“十家”得到承认。讲“百家争鸣”也只是形容其争鸣风气浓，参与人数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也只是讲了六家，他列举六家的顺序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认为这六家均是“务为治者也”。这种排序并非随意而为，应是各学派产生先后或影响大小的一种表达。在这里，老子创立的学说已经被冠以“道家”的头衔，而对于儒家，司马谈还是用“儒者”来表示。被司马谈称为“家”的还有“法家”“名家”。但司马谈在文章中首次引出了“百家”这个概念。他在评述“墨者”时，最后说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从《汉书·艺文志》等记载看，已为历史所认定的十家顺序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综合起来看，诸子学派之有“家”名，应以儒、道两家较早。《汉书·艺文志》对各家学术来龙去脉都进行了追溯，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在讲到道家时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日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从这一点看，道家的诞生地不在乡野，而在宫廷，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体现了一种超脱凡尘的气质。始初的道家，尤其是以老子为标杆的道家与后来出现的一些道家人物，在对待“礼学”“仁义”等问题的态度上有所不同，原始道家是不反对礼学、仁义的，表现了与儒家的一致性。后来出现的“绝圣弃智”在老子那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又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对道家能够撷取众家之长充满了赞许之意。正因为道家有如此优点，所以愈到后来，愈受到人们的追捧，尤其受到失意知识分子的青睐。由于老子曾在东周王朝宫廷中任“周守藏室之史”，掌管皇家历史档案，通晓历史兴衰成亡之事，看透了历史，也就看破了红尘，所以，老子的心态比一般人要淡定得多，更比孔子淡定得多，老子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一位较纯粹的大知识分子。 老子：乘风云而上天的“龙”
老子与孔子是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两位大智者，犹如天空中两颗耀眼的双子星座。在先秦诸子中，生前碰过面、交谈过的例子并不多，“诸子”一词，也是后人对当时的智者、士人的一种尊称，尽管有些人的思想认识相近，但不等于就是曾经并肩战斗过，而是后人的一种学术归类形成的。根据文献记载，老子与孔子生前还真的见过面，曾很推心置腹地交谈过，主要是孔子作为当时出生在鲁国并且在当地已是很有名望的大儒，主动来到在东周朝廷中工作的老子李聃身边，向老子讨教来了。
《史记·孔子世家》有这样一段描述：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史记》中的这段描述是从孔子的角度来谈老子的，对于二人当时讨论的情况还是交代得不够全面，很有必要将《史记》中有关老子的内容结合起来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从这两处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孔子应当是正值壮年时期，事业正处于发展顶峰，能与鲁国国君说上话了，一定是踌躇满志的。孔子去拜访老子，也是得到鲁国国君的批准并且是得到其车马资助的。他还带了书童，是一次地方诸侯国臣民到周王室的晋见之举。由于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是周天子的嫡系所在，也是周礼保存最好与运用最多的地方，所谓“礼失求诸野”即指周礼在周王朝朝廷中不能盛行或被人们遗忘，应该到四邻诸侯国中去寻找，到民间去寻找。老子身处周廷，其“周守藏室之史”的特殊身份犹如一个皇家档案馆的馆长，使他一定有许多皇家档案资料可以随时查询，对周礼第一手资料应该掌握很多。孔子本来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去学一点货真价实的本领，希望老子把周礼的精华传授给他，以得到周礼的真传。谁知却被老子教训了一通。综合起来看，我们首先发现的是老子虽然干着皇家档案管理这一行，但对这项工作兴趣不大，认为那些档案里记载的都是古人留下的话，而说话的“人与骨”皆已腐烂不存了，言下之意是没有必要花精力去学习了解这些古人的东西。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老子对孔子的到来表示出冷淡，同时还给予了批评。
老子批评孔子主要有三点：一是爱耍聪明，把问题看得太透，喜欢对形势、对别人评头论足，这也不行，那也看不惯，这样做容易引起别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反感；二是考虑问题时，思维方式有问题，总是习惯于拿已经过往的话来要求现今的人，向后看而不向前看，不能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所以容易到处碰壁；三是为人不够谦虚，骄傲自大，欲望多多，“淫志”之态溢于言表，不知道学会收敛，为人涵养不够，这样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前景是堪忧的。
从表面看，老子批评教育孔子，虽然措辞有点让人受不了，但没有恶意，而是显示出了一个年长者关心后生成长的诚意，是一种君子之间的交往与告诫，是诤言而不是故意挑刺。老子希望孔子“毋以有己”，就是希望孔子在生活中要学会先使自己聪明起来，再学会把自己“藏”起来，使自己不彰显，不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才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正是从那次见了老子之后，在听了老子的一番教诲之后，孔子触动很大，可能平生从未有人这样教训过他。正是这一次见面，使孔子的人生境界有了明显提高，威望不仅没有下降，应该说反而有所提高了。回到鲁国后不久，孔子“弟子稍益进焉”，就是说招收的弟子愈来愈多了，其学问愈来愈大了，其学术思想愈来愈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了，尤其是年轻人都愿意跟着孔子读书学习，孔子的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起点。
尽管老子对孔子进行了那样的批评指正，但孔子能够做到虚心接受，不但不在心里责怪老子，反而对老子赞叹不已，对老子更加尊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接着描述道：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将老子比喻为“龙”，可见老子的学问、境界在孔子的眼中是天下第一，世间罕匹其俦。“龙”作为一种图腾崇拜，源于北方，主要盛行于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中，随着华夏民族的强大与多民族的统一，尤其是炎黄二帝在斗争与融合过程中，使龙逐渐衍化成为多民族崇奉的图腾。孔子以“龙”赞誉老子，是建立在对老子学问博大精深的无限崇拜和在亲耳聆听了老子的教诲后，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两位历史巨人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相遇，为中华文化思想史的发展留下了一段引人入胜的美妙佳话，也为中华传统文化源源不断、能够蔚为大观奠定了强壮的基因。从后来的情况看，孔子受老子思想影响很深，有许多话就像老子说的，与老子思想十分接近。《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话语，无不如此。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住在卫国的蘧伯玉家，他夸赞蘧伯玉道行很高，是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以下只注篇名）“卷”就是把自己的光芒藏起来，韬光养晦，和光同尘。“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宪问》）如老子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就是老子，“彭”就是彭祖。把自己比作老子，说明老子对于孔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述而不作”，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是一种“不作为”的道家思想的反映。老子、彭祖都是高寿，孔子以老子、彭祖为榜样，对生命报以持久的追求与向往。孔子在70岁以后，对自己一生有个小结，很耐人寻味：“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推算起来，孔子在他二十多岁时到东周首都洛邑去见了老子，这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亟须定型的年龄，也是一个对世间诸多问题开始深层次思考的年龄。孔子拜见老子，从老子那里获得了人生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为其后来成就伟业指明了方向。 孔子：被楚声歌唱的“凤”
孔子的思想我们主要通过《论语》一书得到领略。孔子出身社会底层，说自己是“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少时虽“贫且贱”，但“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孔子世家》）高大魁梧的身材也为孔子走上社会带来了优势，虽然为鲁国季氏管理过粮食仓库，由于工作出色，后来相继当上了“司职吏”，到鲁国朝廷当了司空，在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在任期间，严明朝纲，整肃风气，诛杀少正卯。孔子曾收徒讲学，在政治前途迷茫、人生失意时，带着一帮铁杆弟子周游列国，一边教书教礼，一边游说诸侯，前后达14年之久。孔子不仅教书育人，而且还整理古籍，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古籍整理大家。《史记》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又说：“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今人能够阅读到《尚书》《礼记》《周易》等先秦坟典，都要感恩孔子当年整理编册、传授后生之辛苦努力。
后人对孔子思想精华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以为，主要把握以下三点足矣：
首先是强调要建立和维护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周天子的地位已经被各诸侯国架空，是名存而实亡。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天下各诸侯国能够服从周天子的统一领导，实现社会安定、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一点，已经基本不可能，因为“春秋五霸”已经产生，诸侯国尾大不掉，但孔子治理天下的理想并未泯灭。他曾到齐国游说，齐景公向他讨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简单地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为我们勾勒出了国家形态应当具备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君与臣、父与子相对形成，一主一次，一个是政治上的主从等级关系，一个是伦理上的父子辈分关系；一个是讲朝廷，一个是讲家庭。在孔子看来，只要把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会在一个有序的框架下存在、发展，否则就会乱套。听了孔子这句简洁明了、意蕴丰厚的回答，齐景公也乐了，带着微笑的口吻说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这个庸君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利益，而孔子话语的含义不仅仅只是要来维护诸侯国国君的利益，而是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君臣父子等级分明的社会关系，诸侯国国君相对于周天子而言就是“臣”，在这里，君臣关系是一对相对概念，而父子关系则是绝对概念。
其次是强调要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要战胜自己。诸侯争霸、父子相残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人们私欲膨胀造成的。为了实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孔子想恢复周礼，将其作为救世良药，通过周礼来救治人心、匡扶社稷。《论语》中孔子关于“礼”的论述很多很多，孔子所说的礼就是指周礼，即当年周公开启的礼仪文化。周礼内容丰富复杂，孔子一生都在学都在问，“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他到京城洛邑去见老子，主要就是为了向老子讨教有关周礼方面的学问。孔子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君宣讲“礼”是他的主要活动内容。有一次，齐景公又向孔子讨教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施政，孔子回答了四个字：“政在节财。”希望国君要勤俭治国，节约财政开销。齐景公一高兴，准备将齐国的尼豁这个地方分封给孔子。这时，齐景公身边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晏婴。晏婴因为长期在朝廷任职，同时又害怕孔子抢了他的饭碗，所以处处与孔子为难。晏婴对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一番话，把孔子这个大“儒”的形象在齐景公面前给彻底毁了，从此，齐景公对孔子一改以往的做法，见面只是礼节性地尊重，但再也“不问其礼”了。从晏婴对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盛容饰，繁登降之礼”的一大段批评的话语，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发现，孔子为了周礼的恢复再现，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不仅有理论，而且有仪轨，已经形成了规范成套的周礼文化。
最后是强调要“仁”。“仁”这个字从字义上看就是要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关心支撑，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依靠帮助。具体讲就是统治者要实行“仁政”，普通百姓要胸怀“仁心”，诸侯国之间要施行“仁让”。《论语》中关于孔子“仁”的思想论述很多，据统计达到109次，有些虽然没有出现“仁”字，但却体现了他的仁的思想。诸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
孔子在五十六岁时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行摄相事”，也就是相当于当上了一国的宰相，政治生涯到达了顶峰。孔子执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上任七天，首先是诛杀了乱政者鲁国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孔子家语·始诛篇》中，面对弟子子贡对此事的责问，孔子列举了少正卯五大罪状：“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认为少正卯是“奸雄”，“不可以不除”。《史记》世家中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人心向善已成风尚。可见孔子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因为角色的需要还是要杀人的，有时还要指挥打仗。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最初形成过程中还是包含了大量的被后世视为“法家”的内涵。但孔子最终还是因与统治者政见不合而不得不带领弟子们开始他的周游列国、到处宣讲他的政治主张的漂泊生涯。这一去就是14载不回故国家园，可见其决心与历经的艰难已非常人所能比。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功可能就在于他把“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与统治者对知识的垄断给打破了，实施“有教无类”教育政策，从而培养了三千多名弟子，其中出类拔萃的“贤”者就有七十多位。这其中有许多都是在他周游列国的动荡漂泊生涯中来到他身边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办的是一所马背上的学校啊！而孔子最终能够回到鲁国，也是得益于他的弟子。孔子有一名弟子叫冉有，后来成了鲁国季氏的将帅，鲁与齐战于郎，大胜。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冉有回答：“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这时的孔子人还在卫国，卫国的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子生气了，要离开卫国，孔文子尽力挽留。孔子虽然说要离开卫国，但下一站是哪个国家未定，也就在此时，鲁国的季康子将公华、公宾、公林三人逐出，而“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去鲁凡14年，而今得以返回故乡，此时大概也要到七十岁左右的年纪了，这是一个落叶归根的年龄。孔子回到鲁国，虽然统治者“终不能用”他，但他“亦不求仕”，而终日以授徒、编纂古籍为务。 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曾遇到形形色色的事，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可谓历经九九八十一磨难。我们会想到“子见南子”的戏剧性场面；会想到孔子到了匡国，因为相貌长得像阳虎这个人而被匡人拘留，差点丢了性命。我们还会想到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时，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只好离去，这堂“习礼”课就不上了。当弟子们要他“可以速矣”，快点离开时，孔子既淡定而又豪迈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我们似乎还不应该忘记一个人——接舆。接舆这个人出现在文献中，前面必定要加两个字“楚狂”，合在一起就是“楚狂接舆”。这是一个楚国人，自视清高，一般人不放在眼里，有“狂人”的称号。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对孔子高看一眼，并且给了孔子一个非常崇高的赞誉：凤！即人中之凤也！
《史记》等书记载，孔子六十三岁那年，在游历途中，曾派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到楚国。子贡不负师望，很快，“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紧接着，楚昭王准备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这时，又一个如同晏婴一样的人物出现了，使孔子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好机会，这个人物就是楚令尹子西。下面是一段楚王与令尹子西的对话：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如有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在诸侯国的眼中，孔子太强大了，虽然他手中还没有一寸土地，但他有一帮举世难出其右的贤能弟子：子贡、颜回、子路、宰予。他们都是经邦治国之才，加之孔子本人的才能与威望，让这些诸侯国中的当政者是既崇敬又不敢用，这就是孔子这位巨人的命运悲哀之处。正当孔子在楚国再次失去发展机遇时，有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唱着楚歌出现在了孔子面前，他用楚声楚调唱出了对孔子的尊敬，同时又对孔子的处境表示无奈与劝慰，可谓是孔子在漂泊生涯中遇到的一个知己，这个人就是接舆：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孔子这个北方周鲁大地上出生的人，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可以说在南方遇到了接舆这位知己，可惜又未能得到正式交谈，失之交臂，最多也只能算是一面之交。但接舆用“凤”来比喻孔子，就像当年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一样，其含义与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知道，楚文化作为我国南方文化的代表，是以凤为图腾的，包括后来被楚灭掉的吴越之地，也是如此。考古发现，两湘流域、长江流域的原始楚地与吴越之地，有大量凤类造型的文物出土，位于今天江苏无锡境内的鸿山越国春秋大墓中，同样出土了许多凤凰造型的玉质、陶质、瓷质文物。接舆作为一位楚国人，能用“凤”来比喻孔子，说明他对孔子的敬仰已不是一日形成的，其赞词也不是随口的奉承，而是长期观察孔子、对孔子的政治主张、学术水准、思想境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接舆的歌声表达了楚人的心声，用楚国人的图腾“凤”来比喻孔子，正如同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一样，再次说明了孔子思想在当时已经影响很大了。孔子弟子中只有一位南方弟子，名叫言偃，人称言子，孔子思想后来在南方得到传播，与言子的努力分不开。而接舆可以说是孔子在南方遇到的又一位知音式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是楚国人，即南方人，而生长在北方的孔子却以北方人信仰的龙图腾来比附老子；接舆是南方人，却以南方人信仰的凤图腾来比附孔子。这看似一种偶然，实质上代表的是人们对老子、孔子这两位南北文化巨匠的无以复加的礼赞！
老子与孔子，传统观念中，他们一个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一个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们是儒家与道家的化身。说某某学派是什么，某某人是某某学派的创始人，某某人是某某“家”，这在春秋时期来讲，一般是没有这种归类的，其中的风云人物在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后来人归到了某一“家”中去。历史的星空并没有暗淡，需要我们以高倍望远镜去寻找它的坐标。老子与孔子均为春秋末期人，其所代表的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用“道家”与“儒家”来分别称谓，最早也是战国末期以后的事了。
我们在《论语》中找不到“儒家”一词，在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也找不到“道家”一词。从词义发展来看，儒家之“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只是到了孔子当了“儒”这个社会角色后，他以自己对周礼的理解与继承，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教授弟子等途径，逐步发展为以礼教道德约束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论语》中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说文解字》释“儒”为“柔也，术士之称”。《史记·孟荀列传》有“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庄周为道家人物，但同样以儒称之。《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曰：“有道术者皆为儒。”这说明“儒”在一开始就是指那些有学识道术者。“儒”最后定格在孔子身上并且成为“儒家”，与孔子早期职业及传授弟子、教书育人有关。《周礼·太宰》注曰：“儒，诸侯保氏有道术以教人者。”汉代扬雄《法言·君子篇》有“通天地人曰儒”。孔子在鲁国招收弟子讲学，以《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六经为教材，同时也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正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模式，使“儒”这一个职业有了“教书先生”的味道，从而也奠定了儒家在起步阶段就与众不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精英人才保障。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使传统文化教育波及整个民族。这样，也就使儒家思想不仅受众面广，而且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这与汉武帝听信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政国策有关，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奠定了深厚根基。
在当时，那些士或有学问的人一般被尊称为“子”，如《论语》中，孔子弟子们记录孔子的话语时，经常用“子曰”来领起。面对周王室式微、诸侯争霸、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华夏民族该向何处去，必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后人对当时这些靠游说、教书、述古、著书立说为生的人，概称之为“诸子”。“诸子”最早出处未能确证，但《汉书·艺文志》中有“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之说。而把“诸子”作为古籍类别来称，则是到了西汉时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了。又据《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中秘书，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卒后，汉哀帝命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于是，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至此，“诸子”一词既成为对先秦时期那个特殊的“士”群体的称谓，也成了对古书类别的一个称谓。
战国末期的荀子是儒家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但同时又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的老师，他曾著有《非十二子篇》一文，对当时或之前的十二个士人分别进行了评价，他们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并将后期儒家三派分别定性为：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
同样，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这一说法在老子时代是不存在的，老子的思想是通过《道德经》来传达的，而《道德经》的产生也是老子晚年要出函谷关时，被关令尹喜强制扣留下来后写就的文字。
《史记·老子本纪》中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老子的著作称为《道德经》，是根据《道德经》上篇和下篇分别围绕“道”和“德”来阐明思想主张而命名的，如上篇首句即为“道可道，非常道”，同时又有“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下篇首句即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同时又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命之而常自然。”《管子·心术》上篇：“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道之与德无问，故言之者无别也。”《庄子·天地》：“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后来人们就用“道家”（“道德家”的简称）来表达老子的思想，将后来与老子思想靠近但与老子从未谋过面的庄子等人的思想归到一个类别，称之为道家。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关尹、彭蒙、田骈等。可以作为道家思想来阅读的古籍，除《老子》《庄子》之外，还有《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诸篇，汉初的《淮南子》，晋人的《列子》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道原》《称》《十六经》等，都可以视作是与老子本初思想接近的道家学术一脉。
先秦诸子“百家”之谓只是一个约数，到了西汉时共有“十家”得到承认。讲“百家争鸣”也只是形容其争鸣风气浓，参与人数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也只是讲了六家，他列举六家的顺序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认为这六家均是“务为治者也”。这种排序并非随意而为，应是各学派产生先后或影响大小的一种表达。在这里，老子创立的学说已经被冠以“道家”的头衔，而对于儒家，司马谈还是用“儒者”来表示。被司马谈称为“家”的还有“法家”“名家”。但司马谈在文章中首次引出了“百家”这个概念。他在评述“墨者”时，最后说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从《汉书·艺文志》等记载看，已为历史所认定的十家顺序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综合起来看，诸子学派之有“家”名，应以儒、道两家较早。《汉书·艺文志》对各家学术来龙去脉都进行了追溯，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在讲到道家时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日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从这一点看，道家的诞生地不在乡野，而在宫廷，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体现了一种超脱凡尘的气质。始初的道家，尤其是以老子为标杆的道家与后来出现的一些道家人物，在对待“礼学”“仁义”等问题的态度上有所不同，原始道家是不反对礼学、仁义的，表现了与儒家的一致性。后来出现的“绝圣弃智”在老子那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又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对道家能够撷取众家之长充满了赞许之意。正因为道家有如此优点，所以愈到后来，愈受到人们的追捧，尤其受到失意知识分子的青睐。由于老子曾在东周王朝宫廷中任“周守藏室之史”，掌管皇家历史档案，通晓历史兴衰成亡之事，看透了历史，也就看破了红尘，所以，老子的心态比一般人要淡定得多，更比孔子淡定得多，老子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一位较纯粹的大知识分子。 老子：乘风云而上天的“龙”
老子与孔子是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两位大智者，犹如天空中两颗耀眼的双子星座。在先秦诸子中，生前碰过面、交谈过的例子并不多，“诸子”一词，也是后人对当时的智者、士人的一种尊称，尽管有些人的思想认识相近，但不等于就是曾经并肩战斗过，而是后人的一种学术归类形成的。根据文献记载，老子与孔子生前还真的见过面，曾很推心置腹地交谈过，主要是孔子作为当时出生在鲁国并且在当地已是很有名望的大儒，主动来到在东周朝廷中工作的老子李聃身边，向老子讨教来了。
《史记·孔子世家》有这样一段描述：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史记》中的这段描述是从孔子的角度来谈老子的，对于二人当时讨论的情况还是交代得不够全面，很有必要将《史记》中有关老子的内容结合起来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从这两处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孔子应当是正值壮年时期，事业正处于发展顶峰，能与鲁国国君说上话了，一定是踌躇满志的。孔子去拜访老子，也是得到鲁国国君的批准并且是得到其车马资助的。他还带了书童，是一次地方诸侯国臣民到周王室的晋见之举。由于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是周天子的嫡系所在，也是周礼保存最好与运用最多的地方，所谓“礼失求诸野”即指周礼在周王朝朝廷中不能盛行或被人们遗忘，应该到四邻诸侯国中去寻找，到民间去寻找。老子身处周廷，其“周守藏室之史”的特殊身份犹如一个皇家档案馆的馆长，使他一定有许多皇家档案资料可以随时查询，对周礼第一手资料应该掌握很多。孔子本来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去学一点货真价实的本领，希望老子把周礼的精华传授给他，以得到周礼的真传。谁知却被老子教训了一通。综合起来看，我们首先发现的是老子虽然干着皇家档案管理这一行，但对这项工作兴趣不大，认为那些档案里记载的都是古人留下的话，而说话的“人与骨”皆已腐烂不存了，言下之意是没有必要花精力去学习了解这些古人的东西。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老子对孔子的到来表示出冷淡，同时还给予了批评。
老子批评孔子主要有三点：一是爱耍聪明，把问题看得太透，喜欢对形势、对别人评头论足，这也不行，那也看不惯，这样做容易引起别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反感；二是考虑问题时，思维方式有问题，总是习惯于拿已经过往的话来要求现今的人，向后看而不向前看，不能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所以容易到处碰壁；三是为人不够谦虚，骄傲自大，欲望多多，“淫志”之态溢于言表，不知道学会收敛，为人涵养不够，这样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前景是堪忧的。
从表面看，老子批评教育孔子，虽然措辞有点让人受不了，但没有恶意，而是显示出了一个年长者关心后生成长的诚意，是一种君子之间的交往与告诫，是诤言而不是故意挑刺。老子希望孔子“毋以有己”，就是希望孔子在生活中要学会先使自己聪明起来，再学会把自己“藏”起来，使自己不彰显，不引人注目，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才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正是从那次见了老子之后，在听了老子的一番教诲之后，孔子触动很大，可能平生从未有人这样教训过他。正是这一次见面，使孔子的人生境界有了明显提高，威望不仅没有下降，应该说反而有所提高了。回到鲁国后不久，孔子“弟子稍益进焉”，就是说招收的弟子愈来愈多了，其学问愈来愈大了，其学术思想愈来愈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了，尤其是年轻人都愿意跟着孔子读书学习，孔子的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起点。
尽管老子对孔子进行了那样的批评指正，但孔子能够做到虚心接受，不但不在心里责怪老子，反而对老子赞叹不已，对老子更加尊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接着描述道：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将老子比喻为“龙”，可见老子的学问、境界在孔子的眼中是天下第一，世间罕匹其俦。“龙”作为一种图腾崇拜，源于北方，主要盛行于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中，随着华夏民族的强大与多民族的统一，尤其是炎黄二帝在斗争与融合过程中，使龙逐渐衍化成为多民族崇奉的图腾。孔子以“龙”赞誉老子，是建立在对老子学问博大精深的无限崇拜和在亲耳聆听了老子的教诲后，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两位历史巨人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相遇，为中华文化思想史的发展留下了一段引人入胜的美妙佳话，也为中华传统文化源源不断、能够蔚为大观奠定了强壮的基因。从后来的情况看，孔子受老子思想影响很深，有许多话就像老子说的，与老子思想十分接近。《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等话语，无不如此。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住在卫国的蘧伯玉家，他夸赞蘧伯玉道行很高，是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以下只注篇名）“卷”就是把自己的光芒藏起来，韬光养晦，和光同尘。“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宪问》）如老子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就是老子，“彭”就是彭祖。把自己比作老子，说明老子对于孔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述而不作”，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是一种“不作为”的道家思想的反映。老子、彭祖都是高寿，孔子以老子、彭祖为榜样，对生命报以持久的追求与向往。孔子在70岁以后，对自己一生有个小结，很耐人寻味：“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推算起来，孔子在他二十多岁时到东周首都洛邑去见了老子，这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亟须定型的年龄，也是一个对世间诸多问题开始深层次思考的年龄。孔子拜见老子，从老子那里获得了人生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为其后来成就伟业指明了方向。 孔子：被楚声歌唱的“凤”
孔子的思想我们主要通过《论语》一书得到领略。孔子出身社会底层，说自己是“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少时虽“贫且贱”，但“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孔子世家》）高大魁梧的身材也为孔子走上社会带来了优势，虽然为鲁国季氏管理过粮食仓库，由于工作出色，后来相继当上了“司职吏”，到鲁国朝廷当了司空，在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在任期间，严明朝纲，整肃风气，诛杀少正卯。孔子曾收徒讲学，在政治前途迷茫、人生失意时，带着一帮铁杆弟子周游列国，一边教书教礼，一边游说诸侯，前后达14年之久。孔子不仅教书育人，而且还整理古籍，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古籍整理大家。《史记》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又说：“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今人能够阅读到《尚书》《礼记》《周易》等先秦坟典，都要感恩孔子当年整理编册、传授后生之辛苦努力。
后人对孔子思想精华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以为，主要把握以下三点足矣：
首先是强调要建立和维护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周天子的地位已经被各诸侯国架空，是名存而实亡。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天下各诸侯国能够服从周天子的统一领导，实现社会安定、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一点，已经基本不可能，因为“春秋五霸”已经产生，诸侯国尾大不掉，但孔子治理天下的理想并未泯灭。他曾到齐国游说，齐景公向他讨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简单地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为我们勾勒出了国家形态应当具备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君与臣、父与子相对形成，一主一次，一个是政治上的主从等级关系，一个是伦理上的父子辈分关系；一个是讲朝廷，一个是讲家庭。在孔子看来，只要把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会在一个有序的框架下存在、发展，否则就会乱套。听了孔子这句简洁明了、意蕴丰厚的回答，齐景公也乐了，带着微笑的口吻说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这个庸君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利益，而孔子话语的含义不仅仅只是要来维护诸侯国国君的利益，而是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君臣父子等级分明的社会关系，诸侯国国君相对于周天子而言就是“臣”，在这里，君臣关系是一对相对概念，而父子关系则是绝对概念。
其次是强调要克己复礼。“克己”就是要战胜自己。诸侯争霸、父子相残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人们私欲膨胀造成的。为了实现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孔子想恢复周礼，将其作为救世良药，通过周礼来救治人心、匡扶社稷。《论语》中孔子关于“礼”的论述很多很多，孔子所说的礼就是指周礼，即当年周公开启的礼仪文化。周礼内容丰富复杂，孔子一生都在学都在问，“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他到京城洛邑去见老子，主要就是为了向老子讨教有关周礼方面的学问。孔子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君宣讲“礼”是他的主要活动内容。有一次，齐景公又向孔子讨教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施政，孔子回答了四个字：“政在节财。”希望国君要勤俭治国，节约财政开销。齐景公一高兴，准备将齐国的尼豁这个地方分封给孔子。这时，齐景公身边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晏婴。晏婴因为长期在朝廷任职，同时又害怕孔子抢了他的饭碗，所以处处与孔子为难。晏婴对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一番话，把孔子这个大“儒”的形象在齐景公面前给彻底毁了，从此，齐景公对孔子一改以往的做法，见面只是礼节性地尊重，但再也“不问其礼”了。从晏婴对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盛容饰，繁登降之礼”的一大段批评的话语，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发现，孔子为了周礼的恢复再现，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不仅有理论，而且有仪轨，已经形成了规范成套的周礼文化。
最后是强调要“仁”。“仁”这个字从字义上看就是要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关心支撑，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依靠帮助。具体讲就是统治者要实行“仁政”，普通百姓要胸怀“仁心”，诸侯国之间要施行“仁让”。《论语》中关于孔子“仁”的思想论述很多，据统计达到109次，有些虽然没有出现“仁”字，但却体现了他的仁的思想。诸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
孔子在五十六岁时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行摄相事”，也就是相当于当上了一国的宰相，政治生涯到达了顶峰。孔子执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上任七天，首先是诛杀了乱政者鲁国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孔子家语·始诛篇》中，面对弟子子贡对此事的责问，孔子列举了少正卯五大罪状：“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认为少正卯是“奸雄”，“不可以不除”。《史记》世家中记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人心向善已成风尚。可见孔子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因为角色的需要还是要杀人的，有时还要指挥打仗。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最初形成过程中还是包含了大量的被后世视为“法家”的内涵。但孔子最终还是因与统治者政见不合而不得不带领弟子们开始他的周游列国、到处宣讲他的政治主张的漂泊生涯。这一去就是14载不回故国家园，可见其决心与历经的艰难已非常人所能比。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功可能就在于他把“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与统治者对知识的垄断给打破了，实施“有教无类”教育政策，从而培养了三千多名弟子，其中出类拔萃的“贤”者就有七十多位。这其中有许多都是在他周游列国的动荡漂泊生涯中来到他身边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办的是一所马背上的学校啊！而孔子最终能够回到鲁国，也是得益于他的弟子。孔子有一名弟子叫冉有，后来成了鲁国季氏的将帅，鲁与齐战于郎，大胜。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冉有回答：“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这时的孔子人还在卫国，卫国的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子生气了，要离开卫国，孔文子尽力挽留。孔子虽然说要离开卫国，但下一站是哪个国家未定，也就在此时，鲁国的季康子将公华、公宾、公林三人逐出，而“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去鲁凡14年，而今得以返回故乡，此时大概也要到七十岁左右的年纪了，这是一个落叶归根的年龄。孔子回到鲁国，虽然统治者“终不能用”他，但他“亦不求仕”，而终日以授徒、编纂古籍为务。 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曾遇到形形色色的事，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可谓历经九九八十一磨难。我们会想到“子见南子”的戏剧性场面；会想到孔子到了匡国，因为相貌长得像阳虎这个人而被匡人拘留，差点丢了性命。我们还会想到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时，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国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只好离去，这堂“习礼”课就不上了。当弟子们要他“可以速矣”，快点离开时，孔子既淡定而又豪迈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我们似乎还不应该忘记一个人——接舆。接舆这个人出现在文献中，前面必定要加两个字“楚狂”，合在一起就是“楚狂接舆”。这是一个楚国人，自视清高，一般人不放在眼里，有“狂人”的称号。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对孔子高看一眼，并且给了孔子一个非常崇高的赞誉：凤！即人中之凤也！
《史记》等书记载，孔子六十三岁那年，在游历途中，曾派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到楚国。子贡不负师望，很快，“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紧接着，楚昭王准备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这时，又一个如同晏婴一样的人物出现了，使孔子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好机会，这个人物就是楚令尹子西。下面是一段楚王与令尹子西的对话：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如有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在诸侯国的眼中，孔子太强大了，虽然他手中还没有一寸土地，但他有一帮举世难出其右的贤能弟子：子贡、颜回、子路、宰予。他们都是经邦治国之才，加之孔子本人的才能与威望，让这些诸侯国中的当政者是既崇敬又不敢用，这就是孔子这位巨人的命运悲哀之处。正当孔子在楚国再次失去发展机遇时，有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唱着楚歌出现在了孔子面前，他用楚声楚调唱出了对孔子的尊敬，同时又对孔子的处境表示无奈与劝慰，可谓是孔子在漂泊生涯中遇到的一个知己，这个人就是接舆：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孔子这个北方周鲁大地上出生的人，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可以说在南方遇到了接舆这位知己，可惜又未能得到正式交谈，失之交臂，最多也只能算是一面之交。但接舆用“凤”来比喻孔子，就像当年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一样，其含义与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知道，楚文化作为我国南方文化的代表，是以凤为图腾的，包括后来被楚灭掉的吴越之地，也是如此。考古发现，两湘流域、长江流域的原始楚地与吴越之地，有大量凤类造型的文物出土，位于今天江苏无锡境内的鸿山越国春秋大墓中，同样出土了许多凤凰造型的玉质、陶质、瓷质文物。接舆作为一位楚国人，能用“凤”来比喻孔子，说明他对孔子的敬仰已不是一日形成的，其赞词也不是随口的奉承，而是长期观察孔子、对孔子的政治主张、学术水准、思想境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接舆的歌声表达了楚人的心声，用楚国人的图腾“凤”来比喻孔子，正如同孔子用“龙”来比喻老子一样，再次说明了孔子思想在当时已经影响很大了。孔子弟子中只有一位南方弟子，名叫言偃，人称言子，孔子思想后来在南方得到传播，与言子的努力分不开。而接舆可以说是孔子在南方遇到的又一位知音式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是楚国人，即南方人，而生长在北方的孔子却以北方人信仰的龙图腾来比附老子；接舆是南方人，却以南方人信仰的凤图腾来比附孔子。这看似一种偶然，实质上代表的是人们对老子、孔子这两位南北文化巨匠的无以复加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