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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几个雨天之后，春天终于造访阿姆斯特丹。在采访约定的De Balie咖啡厅，我见到了一位头戴棉线帽的高瘦男子，逆光坐着。我也在温暖的阳光中坐下，他缓缓取下了帽子，露出谦和的微笑——这个笑容，我近期在荷兰媒体上已经看过几十遍了，就连街头公车站的广告牌上都有。
自从卢本·特尔楼（Ruben Terlou）拍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扬子江边走》和《中国的门》，在人口仅有一千五百万的荷兰，创下过千万的收视率后，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弗莱芒语系里家喻户晓的明星。要知道，上次荷兰人拍中国拍出这么大动静，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文思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拍摄了大庆油田的故事。
此时，正是卢本在Hilversum博物馆的摄影展最后一天的筹备时间。早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又拿下荷赛银奖的他，已经算有不小成绩。但放下医学和摄影两个强项，跑到中国学了口流利的汉语，还拍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确实让人更加好奇。
他的纪录片，让荷兰在几十年后，又一次见到了当代的中国，包括那些新的风车技术、中国式整容、行婚、冥婚、隐士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话题。连我看了，都觉得，中国之大，无奇不有。然而在“猎奇”之后，又能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
在2008至2011年，卢本是位出没于战乱地区的摄影师，获得荷赛银奖的作品为《阿富汗的系列摄影》。那时他是用胶片拍摄，习惯于大光圈镜头，黑白画面。“当时我想从时间概念上去表现战争，表达一种缺少时间感的战争状态，你看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战争的摄影都是黑白的。这些照片有一种联系，让人去思考，战争总是在这里，历史从来没有改变”。
这让人联想到罗伯特·卡帕那一代的战地摄影师，他们的黑白摄影和卢本的放在一起，果然有种缺少时间纬度的状态。两场相隔半个世纪的战争，就像是同时发生的。这不禁让人思考，有这种野蛮的争斗在，人类文明真的在进步吗？
后来到了中国，卢本的设备已经换成了数码的，也从黑白转为彩色。而且，他将很多照片都放大到1米6宽的尺寸，所以观众可以看到很多細节。比如在煤矿，在广袤的大地上，你能看到有小小的人在行走，在劳动，汽车在赶过来。
在卢本看来，人和机器的生产，都在无限地榨取地球的资源。中国山川大地的景貌，因为人类的开采，改变了太多。“这是全球性的，今天，人类对资源的渴望、开采，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当我拍摄中国的煤矿的时候，我想到了全世界的问题，只是在中国，这种环境的代价更加直观一些”。
另外，卢本也特别喜欢平行线构图，这给人一种平和的感受。“我喜欢提供有很多细节的图像，没有评价。尽管我有观点，但图像的情绪是平和的，这样，观众会看很久，思考更多”。
从这个角度看来，他镜头下的阿富汗“黑白”地貌，和中国的煤矿景观，具有同样的美学特征，也有同样关于人和环境关系的思考。
在中国，卢本登上了风车顶端，这让他印象深刻，因此画面被剪进了纪录片的宣传片里 。我问他：“风车是荷兰的特色，当你登上中国风车的时候，有什么体会？”卢本先是惊呼一下，然后又翘起大拇指：“中国人很厉害！他们以前聘请荷兰专家帮助他们造风车。慢慢地，他们自己学会了风车的技术。后来，他们又造了更大的。”
他登上的那个风车有100多米高，荷兰还没见过这么高的；但是仅在内蒙古，就有上百个这样的，加上更多的60多米高的风车，看上去就像一片无边际的风车森林。
这个画面其实不只描绘着风车，也是中国的各个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缩影：和外国合作、学习，然后独立制造。这很快很有效。在卢本看来，在中国这种集体文化主导的社会，政府可以集中很多的社会资源和能量，去做一些宏大而困难的工程。而欧洲的则是个人主义的，没办法和中国比较。
“所以我很好奇，中国在未来会领导世界吗？会创造出什么令人惊奇的东西来呢？”他喜欢带着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另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在全球任何地方扩张着。那么，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观念，是不是要和正在上升的个人主义，产生激烈而持久的冲突呢？
“整形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欧洲人也整形，但是大家的追求不一样。我看到很多中国人，在整形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化的审美：把颧骨弄小一点，要瓜子脸，要小下巴……这好像是个标准化的美。那么，整形这种看似个人主义的选择，在中国，其实又符合着一种集体主义式的要求——让人变得更像”。
确实，中国关于美女的审美，已经出现了固化的标准。从美术史的经验来看，单一的审美的背后，总是有着单一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卢比认为中国的整形，反映到当下的中国现实，不应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反而更像一种，带着深刻的集体主义的影子的，中国式个人主义。
说到集体主义价值观，“人多力量大”这句话的影响力，在中国当代一直是高居不下的。卢本在四川宜宾遇到一个特型演员，在旅游区扮演成毛主席，靠当模特挣钱，而且还是收入蛮好，他甚至还获得过官方颁发的全国性的最佳模仿奖。于是卢本兴致勃勃地拍下了特型演员和他的工作环境。
卢本还在四川找到了一个红军学校，这些小社会主义接班人，要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小学阶段。做操、上课、高喊“爱祖国爱人民”的口号等一系列活动，以及他们的服装，都带着极强的集体主义特征。卢本在好奇他们的未来之余，跟他们合了一张影，并把这张照片当成了自己facebook的头像。
卢本不仅拍他人，也记录自己。他模仿当年毛主席一口气畅游长江，也游了4.3公里，到达了长江的对岸。游完之后，他感叹：“在中国文化中，征服自然是一种力量的表达，你看‘治’字，就有一个水字旁。”也许，“治”字就是在大禹征服自然的时期，变成了管理和征服的代名词的吧！
每次出发前，卢本一般不会做太精细的拍摄计划，这样路上往往能惊喜连连。这种工作方式，在影史有很多经典案例，像瓦尔达，克里斯·马克等等。而卢本的观察角度，也经常强调“客观”——保持距离，不做评价，因为世界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一回，卢本巧遇一位大师——终南山的隐士。镜头下的隐士，松形鹤骨、相貌清奇，似乎是武侠电影里的人吧。卢本回忆，那天在爬终南山的时候，见到这位大师正在河对岸，穿着在一种特殊的雨鞋，趟过来卢本的一边。于是卢本赶紧跟他搭话，最后约定第二天拍摄并且采访。
大师坚持要带他们去自己隐居的“云乾宫”坐坐。于是，卢本和工作人员不得不脱下鞋子，在严寒的冬天，赤脚趟过了终南山的河。讲起这段经历，卢本依然印象深刻，讲起来眉飞色舞。
我看着照片，指出这位大师的衣服很有意思，好像是佛道一统。卢本说：“是的，他说他什么宗教都不排斥，给我讲了很多很抽象的哲学，和自然、长生不老有关。虽然我不太理解，但还是觉得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住的地方，还挂着一面国旗，这就是说，宗教和政治都和谐地共处在山中了。”
甘肃兰州新区，屹立着埃及的雕塑，远处是正在施工的工地。这种带有魔幻感的现场，也是卢本记录下的中国特色。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引擎来自地产，这个行业带动着各行各业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有意思的是，兰州新区这片地产项目中，居住的房子还没有开建，埃及法老的雕塑却已经屹立在此。近景处，一个中国人正在看手机。也许，未来他就要工作生活在这个新城市。而他的周围，有着埃及雕塑，神庙，还有主题公园……
在这片新区，一个结合西方和本土的实验正在展开，让人不禁想象着未知的本土人的未来生活。而这无限的想象空间，都浓缩在了一张照片中。中国变化的速度一直为其他国家所好奇。这张照片，可能真的能代表这种变化的能量。
其实卢本的工作也是迅速而充满能量的，就说这个中国纪录片的项目。2017年3月我们在亚洲电影节上见面时，他说他马上要出发去中国拍摄，但还不知道拍什么。而到了2018年1月，一部6集的纪录片就已经全部完成，在荷兰国家二台上播出了！这个速度也特别中国！
在重庆，卢本拍下了一组强调“大大的环境和小小的人”的照片，这种摄影语言和他早期在阿富汗拍摄的手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今，他认为“人和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才是他最感兴趣的点。
为了等一个缓缓走来的人的镜头，他等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快天黑，终于有一位老人出现。这也引发了卢本关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思考：“现代化的高架桥，和其他的生活方式，带给人们和社会很多变化，很多老人并不适应这些变化——他们跟不上了”。
其实在等待的时候，有许多人路过，特别是那些骑着摩托车从这条小路上颠簸而过的人。但卢本一直等到那个缓缓而来的老人，完整的身躯可以被清晰地看到时，才觉得等到了自己想要的：老人的背后，是高楼比邻的新城，头上，是呼啸而过的汽车。
照片用小光圈拍摄，放成大尺寸后，前景后景中很多细节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展览时，许多观众果然在这里停留了很久，自己找寻着兴趣点，像是在阅读信息量很大的文献，而且是情感饱满的。
卢本还在农村拍摄到了一些冥婚的仪式。作为中国人，我自己也没见过这个，这种经历确实让人羡慕。看到这些被视为“迷信陋习”的仪式，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让我震惊。而这种风俗日益狭窄的生存空间，比如那些完全是印刷出来的牌樓，披麻戴孝的人还会抽空去看看手机，都给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观感。
卢本的老乡，著名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走遍世界后曾说：世界上两个国家城市化程度最高，一是荷兰，一是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个城市，荷兰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城市国。
确实，在荷兰坐火车，每20分钟都一定会经过一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城市密集度，让它看来就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也许正是这种渊源，让卢本对中国的城市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想一想，几十年前，中国还是以农村为基础的大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要坐一天的火车；而现在，城市吸收了中国过半的人口。这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改变吧！
在谈到欧盟刚成立，欧洲经历巨大的结构性调整时，卢本貌似有些惋惜：“那时候我还小，没有太深刻的体验……”他只记得，那时荷兰盾变成了欧元，物价一下提升了一倍，而收入却没有。可以想象，那时的荷兰，一定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而后又成为小康而安的社会。
卢本回忆，几年前他在中国生活、学汉语的时候，中国的物价便宜多了，现在，“太贵了太贵了、贵了好几倍”，他连声说。在谈到这个的时候，他似乎不自觉地在对比当年的荷兰和当下的中国。我想，这也许是卢本选择这个拍摄课题的另一种深层原因吧！毕竟，每个艺术选题，都有艺术家个人经验的投射。
自从卢本·特尔楼（Ruben Terlou）拍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扬子江边走》和《中国的门》，在人口仅有一千五百万的荷兰，创下过千万的收视率后，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弗莱芒语系里家喻户晓的明星。要知道，上次荷兰人拍中国拍出这么大动静，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文思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拍摄了大庆油田的故事。
此时，正是卢本在Hilversum博物馆的摄影展最后一天的筹备时间。早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又拿下荷赛银奖的他，已经算有不小成绩。但放下医学和摄影两个强项，跑到中国学了口流利的汉语，还拍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确实让人更加好奇。
他的纪录片，让荷兰在几十年后，又一次见到了当代的中国，包括那些新的风车技术、中国式整容、行婚、冥婚、隐士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话题。连我看了，都觉得，中国之大，无奇不有。然而在“猎奇”之后，又能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
从风车到整形
在2008至2011年，卢本是位出没于战乱地区的摄影师，获得荷赛银奖的作品为《阿富汗的系列摄影》。那时他是用胶片拍摄，习惯于大光圈镜头，黑白画面。“当时我想从时间概念上去表现战争，表达一种缺少时间感的战争状态，你看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战争的摄影都是黑白的。这些照片有一种联系，让人去思考，战争总是在这里，历史从来没有改变”。
这让人联想到罗伯特·卡帕那一代的战地摄影师，他们的黑白摄影和卢本的放在一起，果然有种缺少时间纬度的状态。两场相隔半个世纪的战争，就像是同时发生的。这不禁让人思考，有这种野蛮的争斗在，人类文明真的在进步吗？
后来到了中国，卢本的设备已经换成了数码的，也从黑白转为彩色。而且，他将很多照片都放大到1米6宽的尺寸，所以观众可以看到很多細节。比如在煤矿，在广袤的大地上，你能看到有小小的人在行走，在劳动，汽车在赶过来。
在卢本看来，人和机器的生产，都在无限地榨取地球的资源。中国山川大地的景貌，因为人类的开采，改变了太多。“这是全球性的，今天，人类对资源的渴望、开采，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当我拍摄中国的煤矿的时候，我想到了全世界的问题，只是在中国，这种环境的代价更加直观一些”。
另外，卢本也特别喜欢平行线构图，这给人一种平和的感受。“我喜欢提供有很多细节的图像，没有评价。尽管我有观点，但图像的情绪是平和的，这样，观众会看很久，思考更多”。
从这个角度看来，他镜头下的阿富汗“黑白”地貌，和中国的煤矿景观，具有同样的美学特征，也有同样关于人和环境关系的思考。
在中国，卢本登上了风车顶端，这让他印象深刻，因此画面被剪进了纪录片的宣传片里 。我问他：“风车是荷兰的特色，当你登上中国风车的时候，有什么体会？”卢本先是惊呼一下，然后又翘起大拇指：“中国人很厉害！他们以前聘请荷兰专家帮助他们造风车。慢慢地，他们自己学会了风车的技术。后来，他们又造了更大的。”
他登上的那个风车有100多米高，荷兰还没见过这么高的；但是仅在内蒙古，就有上百个这样的，加上更多的60多米高的风车，看上去就像一片无边际的风车森林。
这个画面其实不只描绘着风车，也是中国的各个行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缩影：和外国合作、学习，然后独立制造。这很快很有效。在卢本看来，在中国这种集体文化主导的社会，政府可以集中很多的社会资源和能量，去做一些宏大而困难的工程。而欧洲的则是个人主义的，没办法和中国比较。
“所以我很好奇，中国在未来会领导世界吗？会创造出什么令人惊奇的东西来呢？”他喜欢带着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另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在全球任何地方扩张着。那么，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观念，是不是要和正在上升的个人主义，产生激烈而持久的冲突呢？
“整形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欧洲人也整形，但是大家的追求不一样。我看到很多中国人，在整形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化的审美：把颧骨弄小一点，要瓜子脸，要小下巴……这好像是个标准化的美。那么，整形这种看似个人主义的选择，在中国，其实又符合着一种集体主义式的要求——让人变得更像”。
确实，中国关于美女的审美，已经出现了固化的标准。从美术史的经验来看，单一的审美的背后，总是有着单一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卢比认为中国的整形，反映到当下的中国现实，不应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反而更像一种，带着深刻的集体主义的影子的，中国式个人主义。
力量的表达
说到集体主义价值观，“人多力量大”这句话的影响力，在中国当代一直是高居不下的。卢本在四川宜宾遇到一个特型演员，在旅游区扮演成毛主席，靠当模特挣钱，而且还是收入蛮好，他甚至还获得过官方颁发的全国性的最佳模仿奖。于是卢本兴致勃勃地拍下了特型演员和他的工作环境。
卢本还在四川找到了一个红军学校，这些小社会主义接班人，要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小学阶段。做操、上课、高喊“爱祖国爱人民”的口号等一系列活动，以及他们的服装，都带着极强的集体主义特征。卢本在好奇他们的未来之余，跟他们合了一张影，并把这张照片当成了自己facebook的头像。
卢本不仅拍他人，也记录自己。他模仿当年毛主席一口气畅游长江，也游了4.3公里，到达了长江的对岸。游完之后，他感叹：“在中国文化中，征服自然是一种力量的表达，你看‘治’字，就有一个水字旁。”也许，“治”字就是在大禹征服自然的时期，变成了管理和征服的代名词的吧！
每次出发前，卢本一般不会做太精细的拍摄计划，这样路上往往能惊喜连连。这种工作方式，在影史有很多经典案例，像瓦尔达，克里斯·马克等等。而卢本的观察角度，也经常强调“客观”——保持距离，不做评价，因为世界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一回，卢本巧遇一位大师——终南山的隐士。镜头下的隐士，松形鹤骨、相貌清奇，似乎是武侠电影里的人吧。卢本回忆，那天在爬终南山的时候，见到这位大师正在河对岸，穿着在一种特殊的雨鞋，趟过来卢本的一边。于是卢本赶紧跟他搭话，最后约定第二天拍摄并且采访。
大师坚持要带他们去自己隐居的“云乾宫”坐坐。于是，卢本和工作人员不得不脱下鞋子，在严寒的冬天，赤脚趟过了终南山的河。讲起这段经历，卢本依然印象深刻，讲起来眉飞色舞。
我看着照片，指出这位大师的衣服很有意思，好像是佛道一统。卢本说：“是的，他说他什么宗教都不排斥，给我讲了很多很抽象的哲学，和自然、长生不老有关。虽然我不太理解，但还是觉得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住的地方，还挂着一面国旗，这就是说，宗教和政治都和谐地共处在山中了。”
甘肃兰州新区，屹立着埃及的雕塑，远处是正在施工的工地。这种带有魔幻感的现场，也是卢本记录下的中国特色。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引擎来自地产，这个行业带动着各行各业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有意思的是，兰州新区这片地产项目中，居住的房子还没有开建，埃及法老的雕塑却已经屹立在此。近景处，一个中国人正在看手机。也许，未来他就要工作生活在这个新城市。而他的周围，有着埃及雕塑，神庙，还有主题公园……
在这片新区，一个结合西方和本土的实验正在展开，让人不禁想象着未知的本土人的未来生活。而这无限的想象空间，都浓缩在了一张照片中。中国变化的速度一直为其他国家所好奇。这张照片，可能真的能代表这种变化的能量。
情感的投射
其实卢本的工作也是迅速而充满能量的，就说这个中国纪录片的项目。2017年3月我们在亚洲电影节上见面时，他说他马上要出发去中国拍摄，但还不知道拍什么。而到了2018年1月，一部6集的纪录片就已经全部完成，在荷兰国家二台上播出了！这个速度也特别中国！
在重庆，卢本拍下了一组强调“大大的环境和小小的人”的照片，这种摄影语言和他早期在阿富汗拍摄的手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今，他认为“人和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才是他最感兴趣的点。
为了等一个缓缓走来的人的镜头，他等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快天黑，终于有一位老人出现。这也引发了卢本关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思考：“现代化的高架桥，和其他的生活方式，带给人们和社会很多变化，很多老人并不适应这些变化——他们跟不上了”。
其实在等待的时候，有许多人路过，特别是那些骑着摩托车从这条小路上颠簸而过的人。但卢本一直等到那个缓缓而来的老人，完整的身躯可以被清晰地看到时，才觉得等到了自己想要的：老人的背后，是高楼比邻的新城，头上，是呼啸而过的汽车。
照片用小光圈拍摄，放成大尺寸后，前景后景中很多细节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展览时，许多观众果然在这里停留了很久，自己找寻着兴趣点，像是在阅读信息量很大的文献，而且是情感饱满的。
卢本还在农村拍摄到了一些冥婚的仪式。作为中国人，我自己也没见过这个，这种经历确实让人羡慕。看到这些被视为“迷信陋习”的仪式，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让我震惊。而这种风俗日益狭窄的生存空间，比如那些完全是印刷出来的牌樓，披麻戴孝的人还会抽空去看看手机，都给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观感。
卢本的老乡，著名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走遍世界后曾说：世界上两个国家城市化程度最高，一是荷兰，一是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个城市，荷兰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城市国。
确实，在荷兰坐火车，每20分钟都一定会经过一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城市密集度，让它看来就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也许正是这种渊源，让卢本对中国的城市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想一想，几十年前，中国还是以农村为基础的大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要坐一天的火车；而现在，城市吸收了中国过半的人口。这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改变吧！
在谈到欧盟刚成立，欧洲经历巨大的结构性调整时，卢本貌似有些惋惜：“那时候我还小，没有太深刻的体验……”他只记得，那时荷兰盾变成了欧元，物价一下提升了一倍，而收入却没有。可以想象，那时的荷兰，一定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而后又成为小康而安的社会。
卢本回忆，几年前他在中国生活、学汉语的时候，中国的物价便宜多了，现在，“太贵了太贵了、贵了好几倍”，他连声说。在谈到这个的时候，他似乎不自觉地在对比当年的荷兰和当下的中国。我想，这也许是卢本选择这个拍摄课题的另一种深层原因吧！毕竟，每个艺术选题，都有艺术家个人经验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