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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裁缝的儿子，林建海通常可以有几种出路：成为一个更好的裁缝，或者顺应打工潮，成为当地的致富能手。考虑到他所处的是温州小镇，那还可能成为一个书读得不算太多、但是满屋黄金的商人。
但这些，在农村长大的林建海看来，都不满意。当个读书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走到上海、北京，走到大世界，这是他的梦。
2012年3月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他为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高层，历史上他是第二位；由中国籍永久雇员担任秘书长这样的高级职务，他是第一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对这位员工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建海在基金组织有着广博的职业经历，精熟国别和政策工作。基金组织一直特别得益于他丰富的经验；他善于在工作人员、管理层和全球成员国之间构筑共识，在基金组织创立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他的这种才干为执董会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小古镇到华盛顿，他终于越走越远
林建海对家乡温州乐清磐石古镇的记忆一直很清晰。他说，小时候很苦，放学了总要帮家里干农活。种田、上山砍柴、放鸭子、放鹅，林建海什么都做。“现在村里的人回忆起来，也会说阿海的农活干得不错。整个假期，脸晒得黑黑的。”但是他却很感激这个经历，“这里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完整感。”而幼时在田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工作竞也有帮助。当他作为IMF官员到菲律宾考察该国经济时，菲国官员都非常惊讶：这位国际官员怎么对水稻插秧这么熟悉?
他依然记得考上初中后无比自豪的心情。他说，小学升初中考，乡里百来人才近10人考上柳市中学，有幸考上初中的他兴奋不已。1973年，林建海高中毕业，高中母校留他当了一名初中英语老师。
1974年，他获得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在获得杭州大学的面试通知的三周后，北京外贸学院的招生老师也来了。他们从杭大老师那里了解到林建海的英语成绩后，连面试环节都省了，见面只问了一句：毕业后愿意到遥远的地方工作吗?他答：越远越好。林建海被录取了，顺利走入这所隶属外贸部的全国重点高校。在北京外贸学院出国考试中，他的总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林建海不是没想过回家乡工作。家里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他也曾一度想回南方工作，被学校领导劝住了。当时外贸学院的领导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林建海回忆说，每个人生转折点，都好像有人拉他一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的老师对他都“非常好”，无一例外。这个招老师喜欢的学生，就这样一步步，从小镇走到北京，又去了美国。
IMF的考试就像国考一样
从1981年离开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后，温州乐清人林建海的人生竞真如当年恩师徐世伟副院长说的，“越走越宽，前途无量”。他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投行工作。
1989年，那时林建海34岁，事业有成，但他却厌倦投行工作的应酬。这一年，IMF组织向全球招聘20位雇员，林建海试着向这个国际上著名的机构投“敲门砖”。20个职位，应征的都是世界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200人报名，其激烈程度比得上国内挤独木桥的“国考”。经过初试导师的推荐、3个小时的笔试，最终仅有100多人进入面试。
当时面试林建海的面试官是亚洲太平洋部门的副主任。他告诉林建海：“你很有潜力，未来可以成为很好的雇员。”后来这位面试官成了IMF的副总裁。而他看中的林建海也果然没让他失望，顺利通过IMF的2年试用期，成为永久雇员。他踏实而顺利地在IMF里工作20多年。
今年3月22日，林建海正式走上了IMF秘书长的岗位。就如他所说：“感觉就像走楼梯一样，一步一步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之后他就负责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日常保障工作，并负责与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的日常联络事宜，实际上他也就成为了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管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是否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开始了辅助总裁、副总裁们管起全世界的钱袋子。但他悄悄跟记者说：“我现在几乎不休假，要把年休假都积累起来，到了一定时间就能提前退休了。”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男人，骨子里依然向往过上简单而平静的生活。
即使在美国生活了30年，林建海依然是中国人。有记者曾问他，为什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很自然且随意地回答道：“好像一直都觉得没这个必要。”
IMF与中国之变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要职的中国人，除了林建海以外，还有朱民。2011年7月26日，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而他是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人。林建海和朱民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的办公室相邻，几乎天天见面。比起朱民，林建海算是IMF内部培养的人才，更深刻经历和感受了IMF和中国的变化。“我刚进入1MF时，只有两个中国雇员，现在有50多个了。”
进入IMF不久，林建海听到的是这样的讨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彻底的变化。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这是渐进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哪种会取得成功?当初，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他顿了顿说：“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很成功。IMF也这样认为。”
至于对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IMF和中国常有不同意见。林建海认为，“这也不是批评。IMF成立多年，对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有一套评价体系，并不是针对中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增加了在IMF的份额，话语权越来越重。而中国从IMF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多。双方的关系良性互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80年中国恢复在IMF的合法席位时，林建海还在北京外贸学院。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和这个国际性机构会有任何交集。“那时候中国很穷，美国很富裕。现在我回国，发现中国也富裕起来了。我这几十年，好像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像看电影一样。”
他说：“我们这辈人是吃苦长大的，我们的下一辈就不一样。不是说过苦日子好，不过，那也是一种历练，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他的秘诀是脚踏实地
世界上哪个角落发生经济危机“火情”，哪里就会有“救火员”IMF的出现，向发生经济“火灾”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IMF2600名职员，个个头顶着名牌大学博士生的光环，工作能力非常强，为全球经济体系“出谋划策”。林建海英语专业毕业，在国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己英语不错。但是进入这个经济学家云集、专业性非常强的地方，林建海又一次发现优势不明显。“在对经济政策和报告的笔头和口语表述上，自己起初存在不足。”他一旦发现这个事实，就观察同事是如何陈述、如何表达的。
为了一次印度尼西亚的出差，他把印尼3年来的社会经济资料啃了下来。并且，把和印尼相似的马来西亚、泰国情况也学习了一遍，进行比较。
为了更快地融入这个国际组织，他经常要向同事学习，而从他们的文章中汲取漂亮的英文语句就是一个途径。他觉得，在西方环境里，东方人需要克服性格中的拘谨和腼腆，在IMF这样的场合开会发言，锻炼出他西方式的敏捷加东方人简明扼要的语言风格。
面对身处借贷风波中的家乡温州，林建海坦言，自己在美国也获悉一些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情况，他觉得无论是从事经济工作还是其他企业工作，有一个道理不会变，那就是踏脚实地，“温州的企业也如此，总是要从小企业到中企业到大企业，妄想一口气变成大企业是不能持续的”。
23年IMF任职之路，2年的IMF副秘书长生涯，在和他有过采访合作的中国对外经贸大学老师紫丁看来，林建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顺利的职业阶梯，得益于他的勤奋、严谨、热情与脚踏实地。
但这些，在农村长大的林建海看来，都不满意。当个读书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走到上海、北京，走到大世界，这是他的梦。
2012年3月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他为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高层，历史上他是第二位；由中国籍永久雇员担任秘书长这样的高级职务，他是第一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对这位员工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建海在基金组织有着广博的职业经历，精熟国别和政策工作。基金组织一直特别得益于他丰富的经验；他善于在工作人员、管理层和全球成员国之间构筑共识，在基金组织创立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他的这种才干为执董会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小古镇到华盛顿，他终于越走越远
林建海对家乡温州乐清磐石古镇的记忆一直很清晰。他说，小时候很苦，放学了总要帮家里干农活。种田、上山砍柴、放鸭子、放鹅，林建海什么都做。“现在村里的人回忆起来，也会说阿海的农活干得不错。整个假期，脸晒得黑黑的。”但是他却很感激这个经历，“这里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完整感。”而幼时在田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工作竞也有帮助。当他作为IMF官员到菲律宾考察该国经济时，菲国官员都非常惊讶：这位国际官员怎么对水稻插秧这么熟悉?
他依然记得考上初中后无比自豪的心情。他说，小学升初中考，乡里百来人才近10人考上柳市中学，有幸考上初中的他兴奋不已。1973年，林建海高中毕业，高中母校留他当了一名初中英语老师。
1974年，他获得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在获得杭州大学的面试通知的三周后，北京外贸学院的招生老师也来了。他们从杭大老师那里了解到林建海的英语成绩后，连面试环节都省了，见面只问了一句：毕业后愿意到遥远的地方工作吗?他答：越远越好。林建海被录取了，顺利走入这所隶属外贸部的全国重点高校。在北京外贸学院出国考试中，他的总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林建海不是没想过回家乡工作。家里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他也曾一度想回南方工作，被学校领导劝住了。当时外贸学院的领导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林建海回忆说，每个人生转折点，都好像有人拉他一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的老师对他都“非常好”，无一例外。这个招老师喜欢的学生，就这样一步步，从小镇走到北京，又去了美国。
IMF的考试就像国考一样
从1981年离开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后，温州乐清人林建海的人生竞真如当年恩师徐世伟副院长说的，“越走越宽，前途无量”。他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投行工作。
1989年，那时林建海34岁，事业有成，但他却厌倦投行工作的应酬。这一年，IMF组织向全球招聘20位雇员，林建海试着向这个国际上著名的机构投“敲门砖”。20个职位，应征的都是世界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200人报名，其激烈程度比得上国内挤独木桥的“国考”。经过初试导师的推荐、3个小时的笔试，最终仅有100多人进入面试。
当时面试林建海的面试官是亚洲太平洋部门的副主任。他告诉林建海：“你很有潜力，未来可以成为很好的雇员。”后来这位面试官成了IMF的副总裁。而他看中的林建海也果然没让他失望，顺利通过IMF的2年试用期，成为永久雇员。他踏实而顺利地在IMF里工作20多年。
今年3月22日，林建海正式走上了IMF秘书长的岗位。就如他所说：“感觉就像走楼梯一样，一步一步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之后他就负责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日常保障工作，并负责与基金组织187个成员国的日常联络事宜，实际上他也就成为了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管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是否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开始了辅助总裁、副总裁们管起全世界的钱袋子。但他悄悄跟记者说：“我现在几乎不休假，要把年休假都积累起来，到了一定时间就能提前退休了。”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男人，骨子里依然向往过上简单而平静的生活。
即使在美国生活了30年，林建海依然是中国人。有记者曾问他，为什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很自然且随意地回答道：“好像一直都觉得没这个必要。”
IMF与中国之变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要职的中国人，除了林建海以外，还有朱民。2011年7月26日，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而他是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人。林建海和朱民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的办公室相邻，几乎天天见面。比起朱民，林建海算是IMF内部培养的人才，更深刻经历和感受了IMF和中国的变化。“我刚进入1MF时，只有两个中国雇员，现在有50多个了。”
进入IMF不久，林建海听到的是这样的讨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彻底的变化。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这是渐进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哪种会取得成功?当初，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他顿了顿说：“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很成功。IMF也这样认为。”
至于对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IMF和中国常有不同意见。林建海认为，“这也不是批评。IMF成立多年，对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有一套评价体系，并不是针对中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增加了在IMF的份额，话语权越来越重。而中国从IMF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多。双方的关系良性互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80年中国恢复在IMF的合法席位时，林建海还在北京外贸学院。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和这个国际性机构会有任何交集。“那时候中国很穷，美国很富裕。现在我回国，发现中国也富裕起来了。我这几十年，好像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像看电影一样。”
他说：“我们这辈人是吃苦长大的，我们的下一辈就不一样。不是说过苦日子好，不过，那也是一种历练，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他的秘诀是脚踏实地
世界上哪个角落发生经济危机“火情”，哪里就会有“救火员”IMF的出现，向发生经济“火灾”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IMF2600名职员，个个头顶着名牌大学博士生的光环，工作能力非常强，为全球经济体系“出谋划策”。林建海英语专业毕业，在国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己英语不错。但是进入这个经济学家云集、专业性非常强的地方，林建海又一次发现优势不明显。“在对经济政策和报告的笔头和口语表述上，自己起初存在不足。”他一旦发现这个事实，就观察同事是如何陈述、如何表达的。
为了一次印度尼西亚的出差，他把印尼3年来的社会经济资料啃了下来。并且，把和印尼相似的马来西亚、泰国情况也学习了一遍，进行比较。
为了更快地融入这个国际组织，他经常要向同事学习，而从他们的文章中汲取漂亮的英文语句就是一个途径。他觉得，在西方环境里，东方人需要克服性格中的拘谨和腼腆，在IMF这样的场合开会发言，锻炼出他西方式的敏捷加东方人简明扼要的语言风格。
面对身处借贷风波中的家乡温州，林建海坦言，自己在美国也获悉一些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情况，他觉得无论是从事经济工作还是其他企业工作，有一个道理不会变，那就是踏脚实地，“温州的企业也如此，总是要从小企业到中企业到大企业，妄想一口气变成大企业是不能持续的”。
23年IMF任职之路，2年的IMF副秘书长生涯，在和他有过采访合作的中国对外经贸大学老师紫丁看来，林建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顺利的职业阶梯，得益于他的勤奋、严谨、热情与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