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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男人是女人的生活，解读男人是女诗人的事业。青岛女作家高伟的《他传奇》（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是一本有分量的心灵随笔，作者以女人特有的细腻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身上那种不可磨灭的理想主义气质，对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性情男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挖掘与阐释。顾城、张国荣、海明威、塞林格、毕加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王洛宾等等，无一不是惊世骇俗的天才人物，他们的苦难命运、病态人格、多变爱情不仅蕴含着整个人类的梦想、缺陷、不安，也会寄托着一个敏感女作家一生的爱恨、悲伤和诗意。
高伟很心疼笔下这些才华横溢却又喜怒无常的男人，在她看来，他们不过是些任性的、充满奇思怪想的孩子，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太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从高伟的文字中读到了痴情、同情、悲悯和爱抚。高伟的文字充溢着母性的光芒和情人的炙热。这些精灵般的男人创作出了石破天惊的灵活之作，也因此让无数像高伟这样热爱文学的女人从此着了魔。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文系出来的人，我十分怀念那些为一篇小说、一本诗集、一部老电影不思茶饭、神魂颠倒乃至痛不欲生的女生，她们白衣飘飘、安静忧郁、高傲脱俗，瞧不上那些富贵子弟，偏爱长着大胡子、着装极不讲究，言必称康德、萨特的思想家或者写那些晦涩难懂文字的诗人。她们是那个纯文学时代、诗歌时代、哲学时代的标志。正是由于她们的倾听和关注，才有了八十年代的人文风景。高伟心疼这些举止怪异、喜怒无常的诗人或者疯子，她听得懂他们的呓语，她解得开他们留下的迷。在隔阂的世界上，真正心灵相通的方式可能唯有这种毫无利益瓜葛的精神相遇。
高伟对于顾城的审视，完全像一个纯洁的母亲，她知道顾城虽然在精神上是一个巨人，在生活中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把繁杂的红尘事务打理好。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很糟糕的人却往往得到女人的爱，女人从骨子里是讨厌人精的，而对于在世俗生活中蹩脚的顾城这样的诗人，她们会从内心中可怜他们，她们喜欢这种不谙世事、不与现实合谋的精神气质。她们从不苛求上帝把他们塑造得既有脾气有棱角又会把现实摆布好。高伟就是如此。她写道：“顾城这样的男人，只是适合于那种把他搁置在精神王国就成了，读他的诗就行了，做丈夫，做男人，顾城大抵就不会合格。”这话很起来像是批评、谴责，实则是谅解、宽容。她知道顾城承担不了那么复杂的世俗任务，只适合生活在童话世界里。这种是一种心灵体贴，也是一种精神溺爱。叔本华说，天才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常人决不可能持续地进行完全不计利害的静观，只是偶尔进入审美景观而已，而天才却能够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流连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顾城如此，高伟亦是如此。《他传奇》的文字之所以值得闭上眼睛回味，因为这里面洋溢着一位女作家的精神芬芳。她这样描写张国荣的美：“他阴柔的面孔透露着足金一般纯正的阳光，有时候，他是忧郁的，忧郁得干干净净，一个生活在烦乱红尘之中的沉重灵魂，必须得有这么一种忧郁。”
《他传奇》其实就是高伟女士的一部精神恋爱史，她用写作的方式来怀念自己所迷恋的男人，从形而上到形而上，从乌托邦到乌托邦。为自己所冥想的男人写一本书，恐怕是所有女作家不谋而合的梦想。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了。寻觅异性，不仅归于人的生物性，也是一种永不厌倦的精神游戏。爱情是女性对抗平庸的利器，尽管大多数爱情只是自我想像和创造。高伟爱的不是那些男人的成功，而是他们的忧郁性格、残损经历和倔强隐忍。她了解他们的不幸童年，更清楚他们身上的过人之处，更是对于他们盘根错节的感情史了如指掌。高伟懂得他们的忧伤、孤独、愤怒、焦虑甚至赌气、嫉妒、疯狂，没有这些，生命也就无法精彩。读《他传奇》，我们会发现，作者对那些著名男人身上根深蒂固、超乎尋常的缺点一往情深。正是这些性格、情感上的缺陷长久了天才。高伟在写作中体现了一种解构诗意的努力，她担心用情过度会损耗理性和智慧。比如，写到张国荣的时候，她无奈地写道：“这不是一个诗意的死亡。”接着她又反问：“这么一个绝色的男人，还用得着痛苦成这样吗？这可真是生命的一个大悖论，就是看起来美好的生命也绝不就是不痛苦的生命。”高伟看来真是动了情，把话说得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她从骨子里希望张国荣有一个诗性结局的。可惜，诗意不能解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德国美学家狄尔泰说：“诗是将人与人互相维系在其存在的最高要素中共同精神的表达，诗倾诉出伟大心灵的颤动。”庸常生活是诗的敌人。但仅仅有诗，生活也难以持续。狄尔泰转而又说：“哲学思考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悲剧。生活是如此短促，生活之火是如此微弱，我们怎么能达到真正伟大？！”不知高伟女士是否意识到用诗性目光考量人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悲剧”，但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个物质时代和绯闻时代，有这么痴情灼热而又精致绚烂的诗性文字出现，真是令人惊喜万分。伟大的天才几乎是造化所为，而欣赏伟大天才的女人无疑也是造化所为。聪明灵动富有诗性的女人会把人生变成一场审美体验。她们能够发现天才男人灵魂深处的奥秘，还能够捕捉住这些天才男人不经意间做出的暗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赋予其意义。她说马龙·白兰度是银屏上的天才，是身体的男人的天才，就像梦露的天才是肉身的天才，是身体的女人的天才。他们的人间烟火生活愈是一团糟，他们在平庸世界的传奇就愈发绵延不断。诗性生活与庸常生活并不是天然对立的。任何人都不会天然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僵持起来，但是淹没其中，又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传奇》看上去仿佛是留恋情色冷暖的绵绵絮语，实则是敲击灵魂之门的爱与痛的交响。那些失败的、不可能的爱情里面包含着人们抵抗虚无的努力，倾尽生命能量去进行无果的追求，对于生命来讲这就是全部的意义。高伟是爱情崇拜主义者，爱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渡过人生过程中的种种苦难，更重要的是，唯有爱情才能使人们抵抗死亡的恐惧。就此而言，爱情就是一种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飞蛾扑火般拥抱死亡。高伟试图从爱情入手，进入天才人物的心灵世界。殊不知，爱情往往是他们的软肋。凡·高就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没有人肯做他的情人，没有一双温柔的手去安抚他那狂躁的心，他只能耗尽全部力量与自己的内心作斗争。海明威虽然有过过于泛滥的情史，和女人们有过许许多多的瓜葛，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他朝自己扳动猎枪。由此来看，爱情多是来折磨天才的。用世俗的幸福标准来衡量那些才华极高的人，答案往往是令人失望的。高伟写道：“那些大师男人因为过于珍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过于擅长对于自己的自恋，过于迷恋于自己太阳般的精神光辉，反而过于不容易把这样持久的小小的温暖免费送给一个女人。”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见一个痴情女人的气急败坏。《他传奇》就是在忽而纯粹诗性忽而又人间烟火之间徘徊。把大师们的爱情写成情色男女的生活指南，恐怕是大错特错了。高伟其实心里明白这一点，可就是不甘心。她悻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女子的最大不幸，就是遇到天才的男人。”然后又缀上一句：“除非你也是一个天才，比如波伏娃。”
爱情传奇往往是在庸男俗女间进行，是爱情成就他们的不凡。在天才和疯子中间寻找爱情，我不得不说，高伟女士是错了。爱情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用不合逻辑的目光审视不合逻辑的爱情，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爱就是一种渴望，一种心动，一种慰藉，一种慈悲，不要硬把它说成是痛苦的淬炼、绝望的呼喊。任何传奇都不过是世俗生活中的谈资而已，除非你和高伟一样，也是天才。
高伟很心疼笔下这些才华横溢却又喜怒无常的男人，在她看来，他们不过是些任性的、充满奇思怪想的孩子，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太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从高伟的文字中读到了痴情、同情、悲悯和爱抚。高伟的文字充溢着母性的光芒和情人的炙热。这些精灵般的男人创作出了石破天惊的灵活之作，也因此让无数像高伟这样热爱文学的女人从此着了魔。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文系出来的人，我十分怀念那些为一篇小说、一本诗集、一部老电影不思茶饭、神魂颠倒乃至痛不欲生的女生，她们白衣飘飘、安静忧郁、高傲脱俗，瞧不上那些富贵子弟，偏爱长着大胡子、着装极不讲究，言必称康德、萨特的思想家或者写那些晦涩难懂文字的诗人。她们是那个纯文学时代、诗歌时代、哲学时代的标志。正是由于她们的倾听和关注，才有了八十年代的人文风景。高伟心疼这些举止怪异、喜怒无常的诗人或者疯子，她听得懂他们的呓语，她解得开他们留下的迷。在隔阂的世界上，真正心灵相通的方式可能唯有这种毫无利益瓜葛的精神相遇。
高伟对于顾城的审视，完全像一个纯洁的母亲，她知道顾城虽然在精神上是一个巨人，在生活中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把繁杂的红尘事务打理好。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很糟糕的人却往往得到女人的爱，女人从骨子里是讨厌人精的，而对于在世俗生活中蹩脚的顾城这样的诗人，她们会从内心中可怜他们，她们喜欢这种不谙世事、不与现实合谋的精神气质。她们从不苛求上帝把他们塑造得既有脾气有棱角又会把现实摆布好。高伟就是如此。她写道：“顾城这样的男人，只是适合于那种把他搁置在精神王国就成了，读他的诗就行了，做丈夫，做男人，顾城大抵就不会合格。”这话很起来像是批评、谴责，实则是谅解、宽容。她知道顾城承担不了那么复杂的世俗任务，只适合生活在童话世界里。这种是一种心灵体贴，也是一种精神溺爱。叔本华说，天才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常人决不可能持续地进行完全不计利害的静观，只是偶尔进入审美景观而已，而天才却能够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流连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顾城如此，高伟亦是如此。《他传奇》的文字之所以值得闭上眼睛回味，因为这里面洋溢着一位女作家的精神芬芳。她这样描写张国荣的美：“他阴柔的面孔透露着足金一般纯正的阳光，有时候，他是忧郁的，忧郁得干干净净，一个生活在烦乱红尘之中的沉重灵魂，必须得有这么一种忧郁。”
《他传奇》其实就是高伟女士的一部精神恋爱史，她用写作的方式来怀念自己所迷恋的男人，从形而上到形而上，从乌托邦到乌托邦。为自己所冥想的男人写一本书，恐怕是所有女作家不谋而合的梦想。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了。寻觅异性，不仅归于人的生物性，也是一种永不厌倦的精神游戏。爱情是女性对抗平庸的利器，尽管大多数爱情只是自我想像和创造。高伟爱的不是那些男人的成功，而是他们的忧郁性格、残损经历和倔强隐忍。她了解他们的不幸童年，更清楚他们身上的过人之处，更是对于他们盘根错节的感情史了如指掌。高伟懂得他们的忧伤、孤独、愤怒、焦虑甚至赌气、嫉妒、疯狂，没有这些，生命也就无法精彩。读《他传奇》，我们会发现，作者对那些著名男人身上根深蒂固、超乎尋常的缺点一往情深。正是这些性格、情感上的缺陷长久了天才。高伟在写作中体现了一种解构诗意的努力，她担心用情过度会损耗理性和智慧。比如，写到张国荣的时候，她无奈地写道：“这不是一个诗意的死亡。”接着她又反问：“这么一个绝色的男人，还用得着痛苦成这样吗？这可真是生命的一个大悖论，就是看起来美好的生命也绝不就是不痛苦的生命。”高伟看来真是动了情，把话说得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她从骨子里希望张国荣有一个诗性结局的。可惜，诗意不能解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德国美学家狄尔泰说：“诗是将人与人互相维系在其存在的最高要素中共同精神的表达，诗倾诉出伟大心灵的颤动。”庸常生活是诗的敌人。但仅仅有诗，生活也难以持续。狄尔泰转而又说：“哲学思考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悲剧。生活是如此短促，生活之火是如此微弱，我们怎么能达到真正伟大？！”不知高伟女士是否意识到用诗性目光考量人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悲剧”，但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个物质时代和绯闻时代，有这么痴情灼热而又精致绚烂的诗性文字出现，真是令人惊喜万分。伟大的天才几乎是造化所为，而欣赏伟大天才的女人无疑也是造化所为。聪明灵动富有诗性的女人会把人生变成一场审美体验。她们能够发现天才男人灵魂深处的奥秘，还能够捕捉住这些天才男人不经意间做出的暗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赋予其意义。她说马龙·白兰度是银屏上的天才，是身体的男人的天才，就像梦露的天才是肉身的天才，是身体的女人的天才。他们的人间烟火生活愈是一团糟，他们在平庸世界的传奇就愈发绵延不断。诗性生活与庸常生活并不是天然对立的。任何人都不会天然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僵持起来，但是淹没其中，又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传奇》看上去仿佛是留恋情色冷暖的绵绵絮语，实则是敲击灵魂之门的爱与痛的交响。那些失败的、不可能的爱情里面包含着人们抵抗虚无的努力，倾尽生命能量去进行无果的追求，对于生命来讲这就是全部的意义。高伟是爱情崇拜主义者，爱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渡过人生过程中的种种苦难，更重要的是，唯有爱情才能使人们抵抗死亡的恐惧。就此而言，爱情就是一种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飞蛾扑火般拥抱死亡。高伟试图从爱情入手，进入天才人物的心灵世界。殊不知，爱情往往是他们的软肋。凡·高就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没有人肯做他的情人，没有一双温柔的手去安抚他那狂躁的心，他只能耗尽全部力量与自己的内心作斗争。海明威虽然有过过于泛滥的情史，和女人们有过许许多多的瓜葛，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他朝自己扳动猎枪。由此来看，爱情多是来折磨天才的。用世俗的幸福标准来衡量那些才华极高的人，答案往往是令人失望的。高伟写道：“那些大师男人因为过于珍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过于擅长对于自己的自恋，过于迷恋于自己太阳般的精神光辉，反而过于不容易把这样持久的小小的温暖免费送给一个女人。”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见一个痴情女人的气急败坏。《他传奇》就是在忽而纯粹诗性忽而又人间烟火之间徘徊。把大师们的爱情写成情色男女的生活指南，恐怕是大错特错了。高伟其实心里明白这一点，可就是不甘心。她悻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女子的最大不幸，就是遇到天才的男人。”然后又缀上一句：“除非你也是一个天才，比如波伏娃。”
爱情传奇往往是在庸男俗女间进行，是爱情成就他们的不凡。在天才和疯子中间寻找爱情，我不得不说，高伟女士是错了。爱情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用不合逻辑的目光审视不合逻辑的爱情，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爱就是一种渴望，一种心动，一种慰藉，一种慈悲，不要硬把它说成是痛苦的淬炼、绝望的呼喊。任何传奇都不过是世俗生活中的谈资而已，除非你和高伟一样，也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