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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城市病”的研究不少，但小城市问题特别是“小城市病”在学术研究中长期缺位。根据新的城市规模设定标准，我国有超过1800多个城市属于小城市，小城市数量占全国县城以上规模城市总量比例超过了85%。实际上，与大城市的情况类似，小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也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城市问题“恶化”趋势。
一是“滞后型城镇化”带来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二是“超前城镇化”带来的供给过剩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展了“摊大饼”似的城市扩张，开发区、新社区迅速崛起，工业厂房与居住楼房呈现大面积过剩，烂尾项目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与市容萧条的局面。大量的小城市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人才集聚不多，内生性发展能力欠缺，在大城市持续“抽血”小城市的极化发展格局之下，各种发展性矛盾不断积累，弊端不断放大，从而导致小城市病的出现。
“小城市病”集中体现为一种“庸堕化”特征。“庸堕化”主要体现为精神生活的庸俗化趋势，经济物质层面的差距扩大化趋势。如果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这种趋势，将会形成更加严重的小城市病，大大降低我国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力。
“庸俗化”：小城市生活方式的“向下”趋势？
小城市大多缺乏现代文化生活气息。由于人口规模、人口教育水平以及文化机构的局限，小城市几无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和文艺空间。文化场所和文化机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和现代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包含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缺失文化发展的城市化，一定不是完整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文化在物质层面包括城市建筑、雕塑、广场、文化体育设施、历史文物、自然景观、文化传播网络等，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注重用先进文化提高城市人的素质。然而现实是，中国较高层次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为主的中心城市，而其他一些城市，甚至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其公共文化场所与高层次文化场所资源也都普遍缺乏。在绝大多数中国的小城市，诸如美术馆、博物馆、画廊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时尚文化空间几近缺失。可见，由于缺乏文化资源，小城市一直陷入了文化品位缺失性的庸俗化。
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匮乏，赌博人口比例高。由于人口结构与城市文化品位庸俗化趋向，小城市的精神生活较之大都市显得较为匮乏，小城市赌博风气浓厚。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导致小城市精神和价值追求不同程度的衰落。
小城市的麻将馆人满为患，小赌、豪赌，甚至以赌为生的人口已有不少。笔者老家中部省份一个地级小城市的城郊村，共73户258人集中居住于城区边缘的拆迁安置小区两排共四栋六层公寓楼。高峰时期村民开设了4家家庭麻将室，常年有2家活跃着的地下室麻将馆共四个桌位。据调查，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1点，都挤满了村民打麻将或围观，男女皆赌，女性甚至更为多数。连不少中小学生，都学会打麻将赌博，风气十分不好。而且小城市的不少大小宾馆、酒店也都因赌而兴，很多宾馆客房必备一张麻将桌，有些客房甚至被常年包房供打麻将之用。每年春节期间，则几乎全城皆赌。此种严重的赌博现象在江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省的小城市，基本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
赌博成风容易消磨意志，抑制个人奋斗精神，强化了懒惰思维，降低了工作效率，甚至影响家庭和睦。当一个小城市的大量人口陷入赌博式的麻将馆生活，势必造成该地区的人们普遍化庸碌、懒隋、消极和不思进取。这与小城市缺乏创新活力、文化活力有直接关联。
僵化与弱化：小城市产业结构单—和经济活力不足
大多数小城市都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小城市的经济活力不足，缺乏产业支撑，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静态失业率较高，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
大多数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赖少数大型工业企业或厂矿型企业起步，农业直接进城人口占比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数几个企业或行业就业。
曾经高速发展的鄂尔多斯，主要以“羊（毛）、煤、（稀）土、（天然）气”为四大支柱产业，且多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产业类型，一旦宏观经济出现衰退，整个城市立即表现出衰退趋势，产业发展停滞，人口外流，从而形成了“鬼城”。
江西省地级城市新余市，总人口115万，城区常住人口30万。产业基本围绕以新余钢铁责任有限公司、江西赛LDK太阳能公司为主。两家大型企业高峰时期共能吸纳6万人就业。占据城市就业总人口的近40%。江西省另一地级小城市萍乡市，城区人口35万，产业主要依靠萍乡钢铁责任有限公司、安源煤矿公司以及鞭炮业。
同时由于资源型企业受到国内外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小城市经济往往容易陷入周期性的低迷期，从而导致城市静态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区间。全国130多个资源枯竭性小城市，因为产业资源的衰退，其中不少小城市陷入了“枯城”化命运。结构型的就业门类少、静态失业率较高，从而导致小城市的年轻劳动力不得不选择以外流务工为主。
对青年劳动力而言，不管在求职深造还是宜居生活方面，小城市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大都市，因此新生一代更倾向于往大都市寻求发展。高比例的人口外流给本地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城市经济活力长期不振。
“人才荒漠化”：城市的知识与创新资源持续衰竭
高等教育资源与高层次知识人才缺失，导致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低层次化。
根据中国“211大学”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除去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直辖市及少量省会城市，全国地级市中只有6个城市拥有211大学，分别为新疆石河子大学、徐州中国矿业大学、苏州的苏州大学、无锡的江南大学、河北省保定市的华北电力大学和吉林省延吉市的延边大学。其他240多个地级市只拥有为数不多的普通型大学、学院、职业学院等高教资源。而超过1600多个县级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学或学院类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就造成小城市严重缺失高等教育资源和在地化的高层次知识型人才。
同时，由于小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局限性，导致重点大学毕业生或海归人才亦严重缺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客观上呈现出低层次化格局。在缺失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精英群体的小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种“人才荒漠化”的小城市知识与教育资源现状。这必将最终削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导致小城市很难具备如大城市一样的创意阶层与文艺青年。这不仅削弱城市文化资本的生产，更破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构建，最终大量小城市沦落为庸堕型城市。
小城市日趋浓厚的庸堕化趋势日益排斥精英群体。在新一轮城市竞争时期，小城市的庸碌化、庸堕化逐渐被固化，对于高素质人才而言亦丧失吸引力，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特别是海归群体放弃回归故乡。这种人口的单向流动，导致小城市乃至一些中西部大城市也难以吸引高素质精英人才。由于经济发展势差和堕距的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的城市人口几乎没有变化。这种因小城市性格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趋封闭、活力缺失，最终导致了小城市在庸俗化、封闭化、堕距型的社会氛围中持续滑向了“小城市发展陷阱”之中且难以根本扭转。
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中国的小城市想要真正崛起，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亟需通过顶层设计与城市发展战略变革，打破小城市发展陷阱，逐步解决小城市病。与此同时，发达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势必将持续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和人才，小城市能否真正崛起，的确存在不少变数。
摘自新华网
一是“滞后型城镇化”带来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旦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人口拥挤、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二是“超前城镇化”带来的供给过剩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展了“摊大饼”似的城市扩张，开发区、新社区迅速崛起，工业厂房与居住楼房呈现大面积过剩，烂尾项目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与市容萧条的局面。大量的小城市由于发展资源不足，人才集聚不多，内生性发展能力欠缺，在大城市持续“抽血”小城市的极化发展格局之下，各种发展性矛盾不断积累，弊端不断放大，从而导致小城市病的出现。
“小城市病”集中体现为一种“庸堕化”特征。“庸堕化”主要体现为精神生活的庸俗化趋势，经济物质层面的差距扩大化趋势。如果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这种趋势，将会形成更加严重的小城市病，大大降低我国小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力。
“庸俗化”：小城市生活方式的“向下”趋势？
小城市大多缺乏现代文化生活气息。由于人口规模、人口教育水平以及文化机构的局限，小城市几无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和文艺空间。文化场所和文化机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和现代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包含城市文化发展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缺失文化发展的城市化，一定不是完整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文化在物质层面包括城市建筑、雕塑、广场、文化体育设施、历史文物、自然景观、文化传播网络等，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注重用先进文化提高城市人的素质。然而现实是，中国较高层次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为主的中心城市，而其他一些城市，甚至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其公共文化场所与高层次文化场所资源也都普遍缺乏。在绝大多数中国的小城市，诸如美术馆、博物馆、画廊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时尚文化空间几近缺失。可见，由于缺乏文化资源，小城市一直陷入了文化品位缺失性的庸俗化。
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匮乏，赌博人口比例高。由于人口结构与城市文化品位庸俗化趋向，小城市的精神生活较之大都市显得较为匮乏，小城市赌博风气浓厚。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导致小城市精神和价值追求不同程度的衰落。
小城市的麻将馆人满为患，小赌、豪赌，甚至以赌为生的人口已有不少。笔者老家中部省份一个地级小城市的城郊村，共73户258人集中居住于城区边缘的拆迁安置小区两排共四栋六层公寓楼。高峰时期村民开设了4家家庭麻将室，常年有2家活跃着的地下室麻将馆共四个桌位。据调查，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1点，都挤满了村民打麻将或围观，男女皆赌，女性甚至更为多数。连不少中小学生，都学会打麻将赌博，风气十分不好。而且小城市的不少大小宾馆、酒店也都因赌而兴，很多宾馆客房必备一张麻将桌，有些客房甚至被常年包房供打麻将之用。每年春节期间，则几乎全城皆赌。此种严重的赌博现象在江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省的小城市，基本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
赌博成风容易消磨意志，抑制个人奋斗精神，强化了懒惰思维，降低了工作效率，甚至影响家庭和睦。当一个小城市的大量人口陷入赌博式的麻将馆生活，势必造成该地区的人们普遍化庸碌、懒隋、消极和不思进取。这与小城市缺乏创新活力、文化活力有直接关联。
僵化与弱化：小城市产业结构单—和经济活力不足
大多数小城市都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活力日趋弱化，小城市的经济活力不足，缺乏产业支撑，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业门类较少，就业机会紧张，静态失业率较高，人口外流明显的现象。
大多数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赖少数大型工业企业或厂矿型企业起步，农业直接进城人口占比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数几个企业或行业就业。
曾经高速发展的鄂尔多斯，主要以“羊（毛）、煤、（稀）土、（天然）气”为四大支柱产业，且多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产业类型，一旦宏观经济出现衰退，整个城市立即表现出衰退趋势，产业发展停滞，人口外流，从而形成了“鬼城”。
江西省地级城市新余市，总人口115万，城区常住人口30万。产业基本围绕以新余钢铁责任有限公司、江西赛LDK太阳能公司为主。两家大型企业高峰时期共能吸纳6万人就业。占据城市就业总人口的近40%。江西省另一地级小城市萍乡市，城区人口35万，产业主要依靠萍乡钢铁责任有限公司、安源煤矿公司以及鞭炮业。
同时由于资源型企业受到国内外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小城市经济往往容易陷入周期性的低迷期，从而导致城市静态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区间。全国130多个资源枯竭性小城市，因为产业资源的衰退，其中不少小城市陷入了“枯城”化命运。结构型的就业门类少、静态失业率较高，从而导致小城市的年轻劳动力不得不选择以外流务工为主。
对青年劳动力而言，不管在求职深造还是宜居生活方面，小城市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大都市，因此新生一代更倾向于往大都市寻求发展。高比例的人口外流给本地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影响，城市经济活力长期不振。
“人才荒漠化”：城市的知识与创新资源持续衰竭
高等教育资源与高层次知识人才缺失，导致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低层次化。
根据中国“211大学”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除去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直辖市及少量省会城市，全国地级市中只有6个城市拥有211大学，分别为新疆石河子大学、徐州中国矿业大学、苏州的苏州大学、无锡的江南大学、河北省保定市的华北电力大学和吉林省延吉市的延边大学。其他240多个地级市只拥有为数不多的普通型大学、学院、职业学院等高教资源。而超过1600多个县级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学或学院类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就造成小城市严重缺失高等教育资源和在地化的高层次知识型人才。
同时，由于小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局限性，导致重点大学毕业生或海归人才亦严重缺乏，城市整体知识水平客观上呈现出低层次化格局。在缺失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精英群体的小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种“人才荒漠化”的小城市知识与教育资源现状。这必将最终削弱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识审美层次，导致小城市很难具备如大城市一样的创意阶层与文艺青年。这不仅削弱城市文化资本的生产，更破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构建，最终大量小城市沦落为庸堕型城市。
小城市日趋浓厚的庸堕化趋势日益排斥精英群体。在新一轮城市竞争时期，小城市的庸碌化、庸堕化逐渐被固化，对于高素质人才而言亦丧失吸引力，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特别是海归群体放弃回归故乡。这种人口的单向流动，导致小城市乃至一些中西部大城市也难以吸引高素质精英人才。由于经济发展势差和堕距的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的城市人口几乎没有变化。这种因小城市性格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趋封闭、活力缺失，最终导致了小城市在庸俗化、封闭化、堕距型的社会氛围中持续滑向了“小城市发展陷阱”之中且难以根本扭转。
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中国的小城市想要真正崛起，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亟需通过顶层设计与城市发展战略变革，打破小城市发展陷阱，逐步解决小城市病。与此同时，发达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势必将持续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和人才，小城市能否真正崛起，的确存在不少变数。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