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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在对苏北一个农村宗教组织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认为农村社区的关系网络对宗教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作用差别不大。同时，农村居民在宗教组织中建立的新型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社区居民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建构。
关键词：教会；农村社区；人际关系；关系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028-05
一、研究背景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宗教在中国城乡蔓延迅速，在笔者的家乡江苏省也不例外。据统计，截至2001年6月，全省信教总人数（不含佛、道）达108.9万人。其中，天主教徒近10万人，基督教徒96万多人，伊斯兰教徒2.5万多人（林祥国，2003）。截至2008年2月，全省有信教群众近400万人，有各类宗教教职人员5 000多人（《江苏宗教总体概况》）。而基督教在苏北地区的迅猛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1997年已有信教群众约75万人（吕朝阳，1999）。
西方宗教在进入中国农村社区之后，往往以组织化的形式存在。西方宗教宣扬的教义，虽经过中国化地改造，但依然算是一种新型的伦理文化进入社区，与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相区别。中国的农村社区基本上都是“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那么，这样一种秉持新伦理文化的宗教组织（有的时候是松散的组织化形式）进入社区之后，会对原有社区的关系网络产生哪些影响呢？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一个普通农村的调查基础之上。本文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考察宗教组织在农村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宗教组织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本文分析引述的材料主要是建立在笔者对该村宗教组织的原有了解和最近进行的电话访谈的基础之上。
该村位于江苏苏北某市，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全村人口约2 500人。在这个村，信教人可以分为三拨，一拨是天主教的，两拨是基督教的，我们当地分别称之为耶稣教和圣灵教。以下介绍一些教会的基本情况：
1.概述：全村信教群众总数约250人。信教人群中，以中老年为主、妇女为主，年轻人只占很小的比例。三个教会的建立时间前后相差不远，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
2.活动：教会的礼拜活动都是定期（除重大宗教节日外一般是周日）在教堂（民居改建）聚会。具体活动内容因教派而异。天主教会以讲解教义为主，结合颂读一些祷告经文，比较生活化、世俗化，有时候会穿插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闲聊事例，就像乡下人聊天一样。讲解人一般是教会的头目。如果上级教会派来神职人员，就由他们开讲。一般会不定期派人过来看下运作的总体情况。如果遇有急事，也会请教众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代讲授一下。耶稣教是以唱为主，有点像西方教堂里的唱诗班活动，但是由于水平所限，只能算是将教义颂读稍微像唱的而已。有时候会用大喇叭带着大家一起唱。耶稣教偶尔也讲道，这主要是上级教会有人来的时候才会开讲。圣灵教的活动形式比较怪异，教众在做礼拜活动的时候是大哭、哀号。据说是哭得越伤心越好。据说因为耶稣是代世人受过，多灾多难。这个形式是不被官方认可的。派出所已经明令禁止他们活动。所以，近来他们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有时候，甚至是三更半夜聚在一起做礼拜活动。还有个重要活动是，当有教众将去世的时候，骨干成员会带领一些教众在死者去世前做一些临终安慰。
3.教义：基本教义基本差不多，但略有差别。天主教以信奉圣母玛丽亚为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天主教徒家里的经文上祷告的开头基本上都是以圣母做开头称呼。而且，我在附近的天主教徒家里都没看到过《圣经》。没有《圣经》可能不是普遍现象，因小团体而异。但是，耶稣教和圣灵教教徒的家里都有见到过。说起宗教故事的时候，耶稣教徒和圣灵教徒的人都很熟，天主教徒很多人跟本就不知道。但有些基本的戒条和提倡的主张，三个教却惊人的一致：耶稣是为世人赎罪而死的，不许偷盗，不许忤逆父母，不许杀人，行善事才能死后上天堂，否则就要下地狱的，人们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天主是神，祖先是鬼，不能同时参拜信仰。
4.组织结构：每个小教会都有核心骨干成员数名。其他大部分都是普通信教群众。这些骨干负责与上级教会组织联系，负责教会的宗教事务和日常事务，管理教会财产等。
5.组织方式：信教自由自愿，组织自治。农村组织是自由开办的，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宗教组织经费自筹，一般都是教众自发捐款作为活动经费。普通群众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到教堂里去参观礼拜活动。如果想加入，只要给骨干成员打个招呼就算入教。平时也没有特别的规章制度要遵守，当然教会会要求个人恪守教会的戒条，其实执行起来根本也没人监督。如果有人临时反悔，突然不信教或者改信别的教派了，原则上是没有人可以干涉你。但是，在教众心中，就会对这个人产生看法，面临着熟人社会的压力。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从目前来看，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很少有人改教的。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间经过短暂的沉寂，现在已经成为组织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周雪光，2003）。周雪光认为，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有两个思路：一是功利性的思路，即把关系网络看作获取资源的手段，从而理性选择地建立社会关系；二是齐美尔的思路，即把关系网络当作一种客观存在，以此来解释人的行为和关系（周雪光，2003）。以下的文献回顾将以这两个思路作为线索。
首先交代功利性思路的研究成果。功利性思路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布迪厄在法国和1988年科尔曼在美国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边燕杰、丘海雄，2000）。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因为社会关系而可以借用的资源”，具有五个功能：传递信息，扩大影响，传递社会信用，反映社会能力和实现自我认定。“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财富、权力和声望来衡量，具体计算方法有“定名法”和“定位法”两种，但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Nan Lin，2001；林南，2002）。 在笔者看来，还可以从个人层次和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来对功利性思路研究成果作一些简单的分类。
先说个人层次的功利性思路的研究成果。博特的《结构洞》一书被认为这个思路杰出的代表作。其观点认为，关系网络是一种投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结构洞就是没有重复的信息源，是最有效率的网络结构（周雪光，2003）。格兰诺维特首创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分类，认为“弱关系”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1973）。而关系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作用则更是非常显著。边燕杰依据其对天津的研究成果提出，强关系中国人的求职过程中更经常和更有效地被运用（Bian，1997）。他的研究还表明，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阶层间的关系网络明显不如阶层内的关系活跃。关系网络的分割反映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边燕杰，2005）。他对中国城市1998—1999年城市消费者调查的和春节期间人们的“拜年网”的分析表明，中国各个阶层都认为请客吃饭保持关系网络的重要方式。而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出现在人们的“食网”、“拜年网”的比例较高，表明人们是有选择地对自己的关系网络进行了投资（边燕杰，2004）。这样，看来，“社会资本”的确是具有类似于经济资本的“马太效应”。刘林平从动态分析的角度，通过研究关系在一群深圳外来人口就业中的作用，指出在中国社会关系作用的序列是强胜于弱，弱胜于无。该文并且指出关系是一个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就此提出四种关系类型，从而对格兰诺维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二分类法进行了修正（刘林平，2001）。关于举国上下关注的农民工问题，众多研究表明在当下中国市场转型时期，关系网络对他们寻找就业机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不一定能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翟学伟，2003；刘林平、张春泥，2007）。
至于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的研究成果没有个人层次的研究成果丰富。企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因此应当为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企业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边燕杰、丘海雄，2000）。边燕杰在对珠三角800家企业的定量分析基础上，认为创业初始所需要的三项关键资源都来源于个人的关系网络（边燕杰，2006）。
接下来交待一下齐美尔思路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表示，以下所涉及的研究都是从齐美尔的思想获得启发，只是将符合齐美尔开辟的这个思路的研究成果都归为这一类。齐美尔认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个人加入一个群体之后，既受群体关系的制约，同时也给群体带来了新的关系，即重新塑造了群体。周雪光认为这个思路倾向于发展各种各样的模型来描述人们之间的关系。布劳后期的研究工作，提出社会群体特征影响人际交往的模式，怀特的《身份与控制》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周雪光，2003）。
中国学者也有不少这种思路的研究成果。费孝通提出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的概况描述（费孝通，1998）。孙立平认为“差序格局”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稀缺资源配置方式。而中国在1949年后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重要资源，从而建立了再分配的资源分配方式——根本改变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方式。因此，孙立平认为应结合国外学者对中国1949年之后社会关系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划分和表达型、工具型的划分将其两两交叉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孙立平，1996）。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李沛良等以天津为基地，针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关系网络、家庭网做了一些列实证研究（潘允康、阮丹青，1995；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阮丹青，2002；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他们认为，新时期农村居民的关系网络仍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主，但他们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地缘关系很重要。另外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城乡居民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和社会分层、身份认同有很大联系，人们最广泛的关系网络分布在与自己同阶层的人群中。
三、关系网络对宗教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影响
（一）关系网络解除建立教会的外部环境限制
ND说：“神父告诉我们，组织教会，要向国家申请，不然的话就犯法了。那我们就去了。也不知道找谁。就直接去了乡政府。有人告诉我们这事归民政部门管。然后我们就去找民政的人。就说这事情需要一些手续的。让我们准备齐了再来。首先是按部就班，填了表格。后来我们又去了两趟，但他还说我们有些东西没有办齐。我们几个一商量，觉得这事情要找人才能办好。LDM（教会骨干之一——笔者注）想起他的表姐夫和这个民政股长是在部队时的战友。我们就商量让他去找他表姐夫再找所长试试。当晚，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让LDM和他表姐夫买了4条红南京烟、两箱汤沟酒和一些海产品干货去所长家里。当晚，那个股长留他表姐夫在家吃饭。又说起教会的事情，股长说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政策，但是的确是需要上级部门的批准，只要你们在法律的范围内，应该是问题不大。”
其实，在农村中，凡是与官家打交道的，不问什么事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在上级机关有没有人。而且，有时候即使领域不对口——即能找到的人脉不是事件的直接主管都没关系，因为农村人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凡是领导之间大概都是认识的，人托人吧。“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的法律政策”，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是遇到了种种困难，不一定是刁难。教会的骨干之一LDM就通过调动自己的私人网络中的关系资源，借用别人的关系，给教会的注册问题解了套，从而解决了教会存在的合法性和身份问题。
（二）教会的信息传播和发展
1.家庭强关系对教会发展的作用。据观察，家庭成员中超过两个人信教的家庭是非常少的。这些家庭中一类是家庭人员中有人是教会骨干的。但是，普通教众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作用则比较微小。骨干成员一般都能说会道，劝谏的能力更强一点。另一类是怀有某种比较特殊的愿望寄托的。因此，不能归结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强关系连结对另外成员的信仰的影响。 L家一家5口人，全部信教，夫妻都50多岁了，三个孩子最大的近25岁，最小的20岁。他们家的大儿子说：“2002年的时候，我爸爸突然得了脑血栓。后来出院后，YAL劝我们说，信教能保一家大小平安的。我们想，能把爸爸平安的，怎么都行啊，就去拉。这几年，我爸爸病情都比较稳定，没有大碍的。他老说，是天主保佑他啊。”
这样的家庭，还是一贯的中国老百姓实用主义的思维传统。谁保佑我，我就信仰谁。他们信仰西方宗教和去烧香拜佛是没有区别的，和教义、人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2.农村社区关系网络对教会发展的作用。天主教会的LPS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庄上就我一个人信教。后来慢慢的，周围的邻居就传开拉。后来，又遇上其他庄上的LDM。他又传给了别人。来教会听讲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当然，有的人是留下来了，有的人没留下。
在教会传教过程中，传教人做的只是宣传的第一步——找一些点进行宣传。然后，以这些点为中心，传教信息通过农村社区这种自发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自然传播开来。由于居住空间、经济形态和传统等方面的影响，熟人社会的社区的人们，尤其是有血缘、姻亲、地缘相近的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较多。而城市则多属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以业缘、友情相连结，邻里之间可能一起居住了多少年而不知道对方姓什么的情况常有。
四、教会与关系再生产
组织通过为组织内的成员提供了新的交往平台、赋予组织内成员新的角色和影响组织内成员的观念行为等而引起组织成员的关系网络的变化，我称之为关系再生产。
传统来说，农村社区的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姻亲、地缘关系为基础。本村教会中的人口构成都是本村社区内的。因此，教众在进入教会之前已有多多少少的相识关系。宗教组织，其伦理规范有别于我们的传统伦理，必然会在组织成员内以及组织内成员与组织外成员之间塑造新的关系网络，从而导致原有的关系网络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一）教会内成员之间关系的再生产
1.教会骨干成员与教众之间的关系由平行而变为垂直。先说宗教组织内。宗教组织内的成员，原来的关系仅仅是同一个社区内的相识的平行关系，大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现在新建立了一个组织，由于分工职能的不同，必然产生高下之分。虽然，宗教伦理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核心骨干成员尤其是在社会声誉上，会高出普通教众。他们在普通人眼中甚至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因此，教众与教会骨干成员之间由原有的平行关系演变为有高低之分的垂直关系。
YAL和LHM是隔壁的邻居。一个偶然的机会，YAL接触到市区教会的两位神父。在一番恳谈之后，决定和市区教会合作在我们村筹建耶稣教会。后又积极奔走，宣传教义，发展教众。在教会成立之后，负责教会的日常领唱和财务管理，对教会的大小事务很有发言权。LHM在YAL的动员下，也决定入教。LHM年轻，办事又勤快。因此，YAL经常会将教会的一些日常琐事如采购圣物、事务通知等，交给LHM去做。LHM也觉得是为教会做事，乐意效劳。不久前，圣诞节采购物品，LHM买的物品质量出了点差错，被YAL当场训斥。
在教会内做事，虽然说教会财产不是个人的。但是，由于掌握资源而容易给人带来权力。YAL和LHM原本是普通邻居关系，充其量是YAL岁数大一点。她们的邻里关系在加入教会的过程中逐渐倾斜，虽无明文，但俨然已经变成上下级的关系。
2.教会内成员之间的关系由社区内较疏远的相识关系而变为教会内的较亲密关系。由于教会是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组织，人们在宗教组织内部是没有明显的界限阻隔的，因此教众之间相互接触频繁。经久之后，便会在宗教情感共鸣的基础之上产生较强的信任和义务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的骨干成员与普通教众的互动机会更多，因此更容易获得教众的强烈信任和爱戴。
大概一年前，天主教会的一个骨干成员NHG出车祸死了，肇事方只想给三四万块钱了事。而交通处理部门事先收了点好处也想早点息事宁人。剩下的孤儿寡母极度伤心，且又无权无势，也想见好就收了。但是，很多教会的人，觉得他们这样太吃亏了，就让他们去上告。同时，大家一起行动凑钱请好律师，找人打官司。最终，肇事司机被迫多交出约15万块钱。这才使得NHC的家人生活有着落。
应该说，农村人的同情心还是比较重的。但就平时来讲，除了至亲好友以外，普通村里的邻居抚慰关系仅仅停留于精神方面的同情和一些言语的支持。但是，由于NHC在教会内的与教众不同寻常的关系，让一些人愿意自己出钱帮忙打官司为其讨回公道。因此，教众对NHG的感情的深厚可见一般。
（二）教会内成员在整个社区的关系再生产
1.教会赋予个人以新角色，引发个人在整个社区关系再生产。YAL说，“去帮人调解下关系吗，那是常有的事。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罪的。能做点有利于邻居关系的事情，这不挺好的吗。也符合主叫我们做好事的要求。”
据我所知，在教会成立前，YAL很少有这种机会的。邻里之间有什么大大小小的纠纷什么的都请她去做个“和事佬”。在农村，这是比较有威望的一种表现。这是因为她作为教会的骨干成员因教会的存在而成为农村中精神道德方面的精英，从而产生了威望。教会的主要领导人，在某些人眼里，他们是和“神”有“关系”的人，所以要听从他们的劝解。他们的话，就会容易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2.教会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对人的行为起教化作用，影响人际关系的再生产。据人说，村里一位C姓的妇女，以前对公婆的态度特别苛刻。据说一场大病之后，进教会了，以后对公婆的态度改善很多。当时给那个C姓妇女传教的教会人士说，“我当时告诉她，生大病是天主在惩罚你不孝敬公婆。所以，你现在应该赶快来教会做礼拜，来赎罪。而且以后不能再骂了”，“不孝敬父母死了之后是要下18层地狱的”。从此之后，婆媳关系大有改观，C姓妇女在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在这个关系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中介变量。当地流行一句俗语：“信耶稣，做好事。” 教会组织的教义大都经过中国化改造，对加入成员的要求约束是世俗伦理型的，从而对个人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规范和约束，道德性更强一点。当然，不是指对所有人都有这个影响力。 （三）教会对社区结构性关系的再生产
1.破坏性的人群关系再生产。在信教人和不信教的人之间，在信仰不同教派的人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另外，村里存在如此高密集度的不同宗教，而人口总数有限，愿意信教的人就更有限，相互间的竞争是必然的。不同教派之间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直接明显的冲突。但是，私下里都是认同自己的教派，都说自己信仰的教派才是正宗。但就目前，这些矛盾还不至于白热化。不至于像西方，演变成为宗教矛盾。归根结底，中国人信仰西方宗教或者说信仰什么宗教都没到那种虔诚的程度。
2.对宗族网络造成一定冲击。天主教、耶稣教虽然主张人们要孝敬父母，孝敬长辈。但是对于已经逝去的祖先，他们是主张割裂联系的，甚至根本否定他们的存在。教会要求教众不可以给祖先举行烧纸等祭拜活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死为鬼，烟消云散，而天主、耶稣都是神。同时信仰祖先和信教是冲突的。而个人的日常生活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而如果一个家庭有人信教的话，他所在的家庭按教会的要求是不能给祖先烧纸的。还有很多祭祀祖先的活动也不能去参加。
而宗族网络赖以维持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有大家共同认可的祖先。而认同祖先、孝顺祖先就需要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才能体现。农村的老年人讲，人死了在阴间如果没人烧纸和祭祀他们的话，会受穷受苦的。所以，信教家庭往往会被同宗的人指责为不孝顺祖先，从而在家族成员之间产生感情裂痕。
也因为这一点，在部分家庭甚至造成了夫妻双方的矛盾。由于信教的多数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她们往往对丈夫家的祖先没那么强的认同感。因此，教会要求不让烧纸，她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她们的丈夫由于祖先都是其嫡系亲人，感情自然深厚许多。所以，教会要求不烧纸就比较难以接受。据我了解，绝大部分信教家庭经过协商还是不烧纸的。而有些协商难以奏效的家庭，这个问题有时就成为夫妻双方矛盾的根源，影响了家庭的和睦。近来，有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即信教家庭拿出一点钱，本家庭人不直接参与烧纸等祭祀活动，让同宗人代行。这样好像是既给了祖先一些交待，又不违反教会的要求。
五、结论与讨论
宗教组织给农村社区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连接除了血缘和地缘之外，又多了一个信仰方面的连接。
首先，关系网络在对该村教会的建立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解决教会建立的外部障碍和传播教会的信息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不并明显。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是因为传教和入波美女 9∶06∶47 教都不太涉及资源的配置问题。在传教这种问题上，人们所要的资源作用仅仅是传递信息，是否入教与个人的收益风险几乎不相关。而强关系网络意味着强烈的信任与义务，当风险很小或者不存在时，这种规避风险所需要的信任和义务自然不存在。因此，传教对于对强关系的需求并不显著。而农村社区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足以满足传教所需要的传播信息的功能。
其次，农村教会的建立为居民在其中结成新的关系提供了平台，教会给个人赋予了新的角色并通过组织的教义伦理规范教众的行为，从而对社区中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了再生产。既有对和睦社区关系有益的向善教育，但也对原有的关系网络体系如宗族网络有所冲击。至于宗教组织赋予部分人以宗教权威，至于它对原有的权威体系，诸如宗族——家长制权威、政治权威——村委会领导会不会造成巨大的挑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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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教会；农村社区；人际关系；关系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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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在进入中国农村社区之后，往往以组织化的形式存在。西方宗教宣扬的教义，虽经过中国化地改造，但依然算是一种新型的伦理文化进入社区，与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相区别。中国的农村社区基本上都是“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那么，这样一种秉持新伦理文化的宗教组织（有的时候是松散的组织化形式）进入社区之后，会对原有社区的关系网络产生哪些影响呢？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一个普通农村的调查基础之上。本文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考察宗教组织在农村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宗教组织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本文分析引述的材料主要是建立在笔者对该村宗教组织的原有了解和最近进行的电话访谈的基础之上。
该村位于江苏苏北某市，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全村人口约2 500人。在这个村，信教人可以分为三拨，一拨是天主教的，两拨是基督教的，我们当地分别称之为耶稣教和圣灵教。以下介绍一些教会的基本情况：
1.概述：全村信教群众总数约250人。信教人群中，以中老年为主、妇女为主，年轻人只占很小的比例。三个教会的建立时间前后相差不远，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
2.活动：教会的礼拜活动都是定期（除重大宗教节日外一般是周日）在教堂（民居改建）聚会。具体活动内容因教派而异。天主教会以讲解教义为主，结合颂读一些祷告经文，比较生活化、世俗化，有时候会穿插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闲聊事例，就像乡下人聊天一样。讲解人一般是教会的头目。如果上级教会派来神职人员，就由他们开讲。一般会不定期派人过来看下运作的总体情况。如果遇有急事，也会请教众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代讲授一下。耶稣教是以唱为主，有点像西方教堂里的唱诗班活动，但是由于水平所限，只能算是将教义颂读稍微像唱的而已。有时候会用大喇叭带着大家一起唱。耶稣教偶尔也讲道，这主要是上级教会有人来的时候才会开讲。圣灵教的活动形式比较怪异，教众在做礼拜活动的时候是大哭、哀号。据说是哭得越伤心越好。据说因为耶稣是代世人受过，多灾多难。这个形式是不被官方认可的。派出所已经明令禁止他们活动。所以，近来他们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有时候，甚至是三更半夜聚在一起做礼拜活动。还有个重要活动是，当有教众将去世的时候，骨干成员会带领一些教众在死者去世前做一些临终安慰。
3.教义：基本教义基本差不多，但略有差别。天主教以信奉圣母玛丽亚为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天主教徒家里的经文上祷告的开头基本上都是以圣母做开头称呼。而且，我在附近的天主教徒家里都没看到过《圣经》。没有《圣经》可能不是普遍现象，因小团体而异。但是，耶稣教和圣灵教教徒的家里都有见到过。说起宗教故事的时候，耶稣教徒和圣灵教徒的人都很熟，天主教徒很多人跟本就不知道。但有些基本的戒条和提倡的主张，三个教却惊人的一致：耶稣是为世人赎罪而死的，不许偷盗，不许忤逆父母，不许杀人，行善事才能死后上天堂，否则就要下地狱的，人们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天主是神，祖先是鬼，不能同时参拜信仰。
4.组织结构：每个小教会都有核心骨干成员数名。其他大部分都是普通信教群众。这些骨干负责与上级教会组织联系，负责教会的宗教事务和日常事务，管理教会财产等。
5.组织方式：信教自由自愿，组织自治。农村组织是自由开办的，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宗教组织经费自筹，一般都是教众自发捐款作为活动经费。普通群众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到教堂里去参观礼拜活动。如果想加入，只要给骨干成员打个招呼就算入教。平时也没有特别的规章制度要遵守，当然教会会要求个人恪守教会的戒条，其实执行起来根本也没人监督。如果有人临时反悔，突然不信教或者改信别的教派了，原则上是没有人可以干涉你。但是，在教众心中，就会对这个人产生看法，面临着熟人社会的压力。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从目前来看，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很少有人改教的。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间经过短暂的沉寂，现在已经成为组织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周雪光，2003）。周雪光认为，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有两个思路：一是功利性的思路，即把关系网络看作获取资源的手段，从而理性选择地建立社会关系；二是齐美尔的思路，即把关系网络当作一种客观存在，以此来解释人的行为和关系（周雪光，2003）。以下的文献回顾将以这两个思路作为线索。
首先交代功利性思路的研究成果。功利性思路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布迪厄在法国和1988年科尔曼在美国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边燕杰、丘海雄，2000）。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因为社会关系而可以借用的资源”，具有五个功能：传递信息，扩大影响，传递社会信用，反映社会能力和实现自我认定。“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财富、权力和声望来衡量，具体计算方法有“定名法”和“定位法”两种，但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Nan Lin，2001；林南，2002）。 在笔者看来，还可以从个人层次和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来对功利性思路研究成果作一些简单的分类。
先说个人层次的功利性思路的研究成果。博特的《结构洞》一书被认为这个思路杰出的代表作。其观点认为，关系网络是一种投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结构洞就是没有重复的信息源，是最有效率的网络结构（周雪光，2003）。格兰诺维特首创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分类，认为“弱关系”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1973）。而关系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作用则更是非常显著。边燕杰依据其对天津的研究成果提出，强关系中国人的求职过程中更经常和更有效地被运用（Bian，1997）。他的研究还表明，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阶层间的关系网络明显不如阶层内的关系活跃。关系网络的分割反映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边燕杰，2005）。他对中国城市1998—1999年城市消费者调查的和春节期间人们的“拜年网”的分析表明，中国各个阶层都认为请客吃饭保持关系网络的重要方式。而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出现在人们的“食网”、“拜年网”的比例较高，表明人们是有选择地对自己的关系网络进行了投资（边燕杰，2004）。这样，看来，“社会资本”的确是具有类似于经济资本的“马太效应”。刘林平从动态分析的角度，通过研究关系在一群深圳外来人口就业中的作用，指出在中国社会关系作用的序列是强胜于弱，弱胜于无。该文并且指出关系是一个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就此提出四种关系类型，从而对格兰诺维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二分类法进行了修正（刘林平，2001）。关于举国上下关注的农民工问题，众多研究表明在当下中国市场转型时期，关系网络对他们寻找就业机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不一定能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翟学伟，2003；刘林平、张春泥，2007）。
至于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的研究成果没有个人层次的研究成果丰富。企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因此应当为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企业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边燕杰、丘海雄，2000）。边燕杰在对珠三角800家企业的定量分析基础上，认为创业初始所需要的三项关键资源都来源于个人的关系网络（边燕杰，2006）。
接下来交待一下齐美尔思路的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表示，以下所涉及的研究都是从齐美尔的思想获得启发，只是将符合齐美尔开辟的这个思路的研究成果都归为这一类。齐美尔认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个人加入一个群体之后，既受群体关系的制约，同时也给群体带来了新的关系，即重新塑造了群体。周雪光认为这个思路倾向于发展各种各样的模型来描述人们之间的关系。布劳后期的研究工作，提出社会群体特征影响人际交往的模式，怀特的《身份与控制》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周雪光，2003）。
中国学者也有不少这种思路的研究成果。费孝通提出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的概况描述（费孝通，1998）。孙立平认为“差序格局”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稀缺资源配置方式。而中国在1949年后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重要资源，从而建立了再分配的资源分配方式——根本改变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方式。因此，孙立平认为应结合国外学者对中国1949年之后社会关系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划分和表达型、工具型的划分将其两两交叉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孙立平，1996）。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李沛良等以天津为基地，针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关系网络、家庭网做了一些列实证研究（潘允康、阮丹青，1995；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阮丹青，2002；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他们认为，新时期农村居民的关系网络仍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为主，但他们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地缘关系很重要。另外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城乡居民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和社会分层、身份认同有很大联系，人们最广泛的关系网络分布在与自己同阶层的人群中。
三、关系网络对宗教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影响
（一）关系网络解除建立教会的外部环境限制
ND说：“神父告诉我们，组织教会，要向国家申请，不然的话就犯法了。那我们就去了。也不知道找谁。就直接去了乡政府。有人告诉我们这事归民政部门管。然后我们就去找民政的人。就说这事情需要一些手续的。让我们准备齐了再来。首先是按部就班，填了表格。后来我们又去了两趟，但他还说我们有些东西没有办齐。我们几个一商量，觉得这事情要找人才能办好。LDM（教会骨干之一——笔者注）想起他的表姐夫和这个民政股长是在部队时的战友。我们就商量让他去找他表姐夫再找所长试试。当晚，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让LDM和他表姐夫买了4条红南京烟、两箱汤沟酒和一些海产品干货去所长家里。当晚，那个股长留他表姐夫在家吃饭。又说起教会的事情，股长说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政策，但是的确是需要上级部门的批准，只要你们在法律的范围内，应该是问题不大。”
其实，在农村中，凡是与官家打交道的，不问什么事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在上级机关有没有人。而且，有时候即使领域不对口——即能找到的人脉不是事件的直接主管都没关系，因为农村人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凡是领导之间大概都是认识的，人托人吧。“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的法律政策”，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是遇到了种种困难，不一定是刁难。教会的骨干之一LDM就通过调动自己的私人网络中的关系资源，借用别人的关系，给教会的注册问题解了套，从而解决了教会存在的合法性和身份问题。
（二）教会的信息传播和发展
1.家庭强关系对教会发展的作用。据观察，家庭成员中超过两个人信教的家庭是非常少的。这些家庭中一类是家庭人员中有人是教会骨干的。但是，普通教众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作用则比较微小。骨干成员一般都能说会道，劝谏的能力更强一点。另一类是怀有某种比较特殊的愿望寄托的。因此，不能归结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强关系连结对另外成员的信仰的影响。 L家一家5口人，全部信教，夫妻都50多岁了，三个孩子最大的近25岁，最小的20岁。他们家的大儿子说：“2002年的时候，我爸爸突然得了脑血栓。后来出院后，YAL劝我们说，信教能保一家大小平安的。我们想，能把爸爸平安的，怎么都行啊，就去拉。这几年，我爸爸病情都比较稳定，没有大碍的。他老说，是天主保佑他啊。”
这样的家庭，还是一贯的中国老百姓实用主义的思维传统。谁保佑我，我就信仰谁。他们信仰西方宗教和去烧香拜佛是没有区别的，和教义、人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2.农村社区关系网络对教会发展的作用。天主教会的LPS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庄上就我一个人信教。后来慢慢的，周围的邻居就传开拉。后来，又遇上其他庄上的LDM。他又传给了别人。来教会听讲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当然，有的人是留下来了，有的人没留下。
在教会传教过程中，传教人做的只是宣传的第一步——找一些点进行宣传。然后，以这些点为中心，传教信息通过农村社区这种自发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自然传播开来。由于居住空间、经济形态和传统等方面的影响，熟人社会的社区的人们，尤其是有血缘、姻亲、地缘相近的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较多。而城市则多属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以业缘、友情相连结，邻里之间可能一起居住了多少年而不知道对方姓什么的情况常有。
四、教会与关系再生产
组织通过为组织内的成员提供了新的交往平台、赋予组织内成员新的角色和影响组织内成员的观念行为等而引起组织成员的关系网络的变化，我称之为关系再生产。
传统来说，农村社区的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姻亲、地缘关系为基础。本村教会中的人口构成都是本村社区内的。因此，教众在进入教会之前已有多多少少的相识关系。宗教组织，其伦理规范有别于我们的传统伦理，必然会在组织成员内以及组织内成员与组织外成员之间塑造新的关系网络，从而导致原有的关系网络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一）教会内成员之间关系的再生产
1.教会骨干成员与教众之间的关系由平行而变为垂直。先说宗教组织内。宗教组织内的成员，原来的关系仅仅是同一个社区内的相识的平行关系，大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现在新建立了一个组织，由于分工职能的不同，必然产生高下之分。虽然，宗教伦理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核心骨干成员尤其是在社会声誉上，会高出普通教众。他们在普通人眼中甚至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因此，教众与教会骨干成员之间由原有的平行关系演变为有高低之分的垂直关系。
YAL和LHM是隔壁的邻居。一个偶然的机会，YAL接触到市区教会的两位神父。在一番恳谈之后，决定和市区教会合作在我们村筹建耶稣教会。后又积极奔走，宣传教义，发展教众。在教会成立之后，负责教会的日常领唱和财务管理，对教会的大小事务很有发言权。LHM在YAL的动员下，也决定入教。LHM年轻，办事又勤快。因此，YAL经常会将教会的一些日常琐事如采购圣物、事务通知等，交给LHM去做。LHM也觉得是为教会做事，乐意效劳。不久前，圣诞节采购物品，LHM买的物品质量出了点差错，被YAL当场训斥。
在教会内做事，虽然说教会财产不是个人的。但是，由于掌握资源而容易给人带来权力。YAL和LHM原本是普通邻居关系，充其量是YAL岁数大一点。她们的邻里关系在加入教会的过程中逐渐倾斜，虽无明文，但俨然已经变成上下级的关系。
2.教会内成员之间的关系由社区内较疏远的相识关系而变为教会内的较亲密关系。由于教会是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组织，人们在宗教组织内部是没有明显的界限阻隔的，因此教众之间相互接触频繁。经久之后，便会在宗教情感共鸣的基础之上产生较强的信任和义务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的骨干成员与普通教众的互动机会更多，因此更容易获得教众的强烈信任和爱戴。
大概一年前，天主教会的一个骨干成员NHG出车祸死了，肇事方只想给三四万块钱了事。而交通处理部门事先收了点好处也想早点息事宁人。剩下的孤儿寡母极度伤心，且又无权无势，也想见好就收了。但是，很多教会的人，觉得他们这样太吃亏了，就让他们去上告。同时，大家一起行动凑钱请好律师，找人打官司。最终，肇事司机被迫多交出约15万块钱。这才使得NHC的家人生活有着落。
应该说，农村人的同情心还是比较重的。但就平时来讲，除了至亲好友以外，普通村里的邻居抚慰关系仅仅停留于精神方面的同情和一些言语的支持。但是，由于NHC在教会内的与教众不同寻常的关系，让一些人愿意自己出钱帮忙打官司为其讨回公道。因此，教众对NHG的感情的深厚可见一般。
（二）教会内成员在整个社区的关系再生产
1.教会赋予个人以新角色，引发个人在整个社区关系再生产。YAL说，“去帮人调解下关系吗，那是常有的事。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罪的。能做点有利于邻居关系的事情，这不挺好的吗。也符合主叫我们做好事的要求。”
据我所知，在教会成立前，YAL很少有这种机会的。邻里之间有什么大大小小的纠纷什么的都请她去做个“和事佬”。在农村，这是比较有威望的一种表现。这是因为她作为教会的骨干成员因教会的存在而成为农村中精神道德方面的精英，从而产生了威望。教会的主要领导人，在某些人眼里，他们是和“神”有“关系”的人，所以要听从他们的劝解。他们的话，就会容易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2.教会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对人的行为起教化作用，影响人际关系的再生产。据人说，村里一位C姓的妇女，以前对公婆的态度特别苛刻。据说一场大病之后，进教会了，以后对公婆的态度改善很多。当时给那个C姓妇女传教的教会人士说，“我当时告诉她，生大病是天主在惩罚你不孝敬公婆。所以，你现在应该赶快来教会做礼拜，来赎罪。而且以后不能再骂了”，“不孝敬父母死了之后是要下18层地狱的”。从此之后，婆媳关系大有改观，C姓妇女在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在这个关系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中介变量。当地流行一句俗语：“信耶稣，做好事。” 教会组织的教义大都经过中国化改造，对加入成员的要求约束是世俗伦理型的，从而对个人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规范和约束，道德性更强一点。当然，不是指对所有人都有这个影响力。 （三）教会对社区结构性关系的再生产
1.破坏性的人群关系再生产。在信教人和不信教的人之间，在信仰不同教派的人之间都产生了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另外，村里存在如此高密集度的不同宗教，而人口总数有限，愿意信教的人就更有限，相互间的竞争是必然的。不同教派之间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直接明显的冲突。但是，私下里都是认同自己的教派，都说自己信仰的教派才是正宗。但就目前，这些矛盾还不至于白热化。不至于像西方，演变成为宗教矛盾。归根结底，中国人信仰西方宗教或者说信仰什么宗教都没到那种虔诚的程度。
2.对宗族网络造成一定冲击。天主教、耶稣教虽然主张人们要孝敬父母，孝敬长辈。但是对于已经逝去的祖先，他们是主张割裂联系的，甚至根本否定他们的存在。教会要求教众不可以给祖先举行烧纸等祭拜活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死为鬼，烟消云散，而天主、耶稣都是神。同时信仰祖先和信教是冲突的。而个人的日常生活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而如果一个家庭有人信教的话，他所在的家庭按教会的要求是不能给祖先烧纸的。还有很多祭祀祖先的活动也不能去参加。
而宗族网络赖以维持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有大家共同认可的祖先。而认同祖先、孝顺祖先就需要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才能体现。农村的老年人讲，人死了在阴间如果没人烧纸和祭祀他们的话，会受穷受苦的。所以，信教家庭往往会被同宗的人指责为不孝顺祖先，从而在家族成员之间产生感情裂痕。
也因为这一点，在部分家庭甚至造成了夫妻双方的矛盾。由于信教的多数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她们往往对丈夫家的祖先没那么强的认同感。因此，教会要求不让烧纸，她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她们的丈夫由于祖先都是其嫡系亲人，感情自然深厚许多。所以，教会要求不烧纸就比较难以接受。据我了解，绝大部分信教家庭经过协商还是不烧纸的。而有些协商难以奏效的家庭，这个问题有时就成为夫妻双方矛盾的根源，影响了家庭的和睦。近来，有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即信教家庭拿出一点钱，本家庭人不直接参与烧纸等祭祀活动，让同宗人代行。这样好像是既给了祖先一些交待，又不违反教会的要求。
五、结论与讨论
宗教组织给农村社区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连接除了血缘和地缘之外，又多了一个信仰方面的连接。
首先，关系网络在对该村教会的建立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解决教会建立的外部障碍和传播教会的信息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不并明显。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是因为传教和入波美女 9∶06∶47 教都不太涉及资源的配置问题。在传教这种问题上，人们所要的资源作用仅仅是传递信息，是否入教与个人的收益风险几乎不相关。而强关系网络意味着强烈的信任与义务，当风险很小或者不存在时，这种规避风险所需要的信任和义务自然不存在。因此，传教对于对强关系的需求并不显著。而农村社区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足以满足传教所需要的传播信息的功能。
其次，农村教会的建立为居民在其中结成新的关系提供了平台，教会给个人赋予了新的角色并通过组织的教义伦理规范教众的行为，从而对社区中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了再生产。既有对和睦社区关系有益的向善教育，但也对原有的关系网络体系如宗族网络有所冲击。至于宗教组织赋予部分人以宗教权威，至于它对原有的权威体系，诸如宗族——家长制权威、政治权威——村委会领导会不会造成巨大的挑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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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