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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白师傅在吗”就够了！
要说重任，这个人没有任何的一枚总师、总指揮的手中帅印;要说头衔，这个人也没有专家、首席的任何一顶沉甸甸的帽子。但是他的一双手，因常年给卫星“加注燃料”，已经被“烧”得又粗又硬。他的家，还有一箱子的东西，什么？通行证，拿出来可以铺满一张大床，这种“证”是进入“特区”——中国卫星发射现场有武警把门的“燃料加注间”的身份证明，花花绿绿地数下来竟有97张，每一张都代表着一次“加注任务”，整整攒了26年。
是历史的陪伴？岁月的记录？青春的镌刻？幸运的旁证？
白师傅说：“也没有什么，就是命运选择了我，我也认准了一条道。”
为了卫星的发射，白师傅常年来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与懈怠，每一次知道了第二天要“加注”，头一天就怎么都睡不好觉：无数的细节，几百道口令，一遍遍在他脑子里过……
一辈子加注的《工作笔记》摞在地上，高到“等身”，每一颗卫星的上天，时间、地点、型号、加注的全过程……他都一一写在本子上。
这位“白师傅”是谁？
白崑顺，人事档案里写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推进系统部燃料加注高级技师，航天的岗位一干就是48年。
2017年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白师傅曾经在这里送走了中国最大的火箭“胖5”三次搭载的实验卫星上天，而第二次加注前，远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发射场——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要发射一颗很重要的卫星，总指挥在现场怎么也找不到白师傅的身影，就问“大白呢？”得知白师傅此时正在文昌，他立刻和相关领导协调：“赶快，先把白师傅调到这边来！”就这样，文昌——西昌，西昌——文昌，等西昌的这颗星燃料加完了，再回到文昌，白师傅也成了“空中飞人”。
多少年来，很多领导都会在发射现场问一句：“白师傅在吗？”
“在”，有“白师傅在！”大家心里就踏实、就放心，就觉得不会出问题。
“行了，就这一句，就够了。”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们都熟悉“一穷二白”，那是当时国家经济、国力都依然匮乏的真实写照。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全体中国人都支持共和国的领袖下决心：为了国防，为了弱小的新国家不会受到核大国的威胁，我们宁肯勒紧裤带，也要搞“两弹一星”！
“两弹”= 核弹 导弹，“一星”就是人造地球卫星。
然而，“两弹一星”说说容易，咋个搞？
当时没有资金，没有原料，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充足的专业队伍，就连研制核弹需要进行“海量计算”的工具——计算器，我们也只是有“手摇的”。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永远不可战胜，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冲天的勇气，又有不怕吃苦、不信命的奋斗意志。
中国的航天科技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70开始发射航天器，第一颗卫星就是“东方红一号”，当国人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的那一刻，中国也向世界宣告：我们拥有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随后：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从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到空间站;同时还有“天问一号”;“北斗”导航系统;中国的通信卫星;中国的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
无数爱国的知识分子，自海外、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投入到马拉松一样的科学探索的战场，用汗水、智慧，甚至健康、牺牲换来了寰宇太空的话语权，一颗颗巨大的蘑菇云下走出来了一大批共和国的功勋，但除了这些领头羊，他们的身侧还有无数普通的科研人员、普通工人，以及运输、保卫、后勤……“每一位”都名不见经传，但“每一位”都为党、为祖国付出了自己的火热青春，毕生的辛劳。
他们当中就有“白师傅”，这是航天人的代表，也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有他在，人们就踏实、就放心，“一句‘白师傅在吗’就够了”。两次面对面地采访，我都曾经认真地问，白师傅两次都很满足地说：“是的，够了，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荣耀与光环？”
赞美在这样的回答面前已显得没必要开口，但回报呢？“您觉得您一生有没有回报？”
白师傅：“有啊！我有回报。什么时候一想到天上转着的卫星，每一颗都有我和我徒弟们的汗水，我们没让一颗星出问题，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这‘高兴’不就是千金难换的幸福？”
是啊，白师傅说得太好了——他幸福并千金难换着！
苦孩子，出路只有“能吃苦”！
1972年，白崑顺从北京地坛中学毕业，说是“毕业”，其实赶上了“十年文革”，他在初中也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时候不是学工、学农，就是拉练、下乡，初三都快“毕业”了，要么“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么当兵，被工厂招工，数量不多，令人艳羡——这都是他眼前可能会面对的“未来的命运”。
白师傅回忆，那个时候他和他们班上同学，每天上学，就是一大清早坐到教室里等“命运”。如果到了上午9点多钟了，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今天的“着落”没戏了，大家就都可以站起来回家。临了要走向社会了，老师才让同学们赶快学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大写和表示公斤的kg，因为有人万一被分配去了商业部门，你总不能是个中学生，却连个发票都不会开。
终于有一天，他坐着还是在“等”，教室的门开了，有人从外面递进来一张条子，老师照着条子开始喊人，连喊了三个，里面就有“白崑顺”——好了，白崑顺热血沸腾，“真是盼星星、盼月亮，那时候我就盼着能赶快参加工作！”他迅速离开教室，知道这一“离”，门外就是社会，门里还是学校，出去了便是成人，没出来的，您就暂时还是“待业青年”。 此次招工的单位现在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就是后来白师傅一直工作到退休的部门。当时并不叫502所，而是叫“京字172部队”。但是白师傅不管，不管招工单位叫什么，只要能毕业、有工作，而且单位还是“保密机构”，这岂不是更好？
对于当兵，白崑顺从小就非常羡慕。那时候家里穷，每到寒暑假，他都会被送到三姨或四姨家，这样家里的7个孩子至少就少了一张嘴来吃饭。他的四姨父，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战场上开着坦克车，呼呼呼地冲向敌阵，多少战友倒在他的身边，多少敌人更死在了他的炮火下，自己虽然受伤、挨冻，但这一生能保家卫国，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了鸭绿江”，也算为国家和自己的小家贏得了骄傲，是莫大的荣光。
因此能当兵让白崑顺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
“但是我们的‘兵’，不穿军装，也没有领章帽徽。不过在这里做工人，直接服务的是国家，是为党‘干大事’，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没过多久，一辆大卡车，在约好了的时间、地点，接走了北京市总共31名学生，大家都事先被通知了要带洗脸盆、被褥和换洗的衣服，这就表明工厂很远，不能天天回家。
其实真的到了“工厂”，白崑顺发现也并不远，离着他家所住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坛”车程也就一小时。但工厂没有厂房、工作没有车间，他们被安排整天要干的活儿，就是拉沙子、搬砖。
这算什么啊？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议论。
“唉，服从命令吧！”白师傅说。
502所那时候正在搞基建，一帮突然到来的青年学生正好出苦力，同时也能“锻炼锻炼”。可孩子们个个都莫名其妙。
“反正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这是白师傅给自己拿的主意。
于是，男孩子每天从大卡车上爬上爬下，跟着车到京郊房山的窦店去拉沙子、装砖，然后再押车回来卸沙子、卸砖;女孩们就整天码砖、收拾、刷漆、和灰。大热的天，一群十七八岁的男男女女，没人告诉他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反正眼下就是“这活儿”，你耐得住吃苦，不偷奸耍滑，最后就会被筛出，分到重要的岗位。耐不住的，也会分配——但自己的“路”自己“选”。谁会想到每天艰苦的工作、单调的“搬砖”，其实恰是对大家一场“不知情”的考验，尤其老师傅还会经常吓唬孩子们：“你们好好干，不好好干，赶明儿就把你们给送回去！”
白崑顺可不能让人给自己“送回去”，他的家生活条件艰苦，好不容易有了工作，能替妈妈解决一点负担，多苦的工作他都得咬牙坚持。
一个天上下火的酷暑，白崑顺拎了一大桶红油漆，被要求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去涂刷写在墙上的大标语，他身材矮小，又瘦又弱，看得领队的师傅都心疼，但是师傅还是在心里默默地盼着这孩子“可别半途而废啊、可别……”
整整三个月，31个人，最后就优选出3位，白崑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被接到了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怀柔县的一片大山里，这回，地方可远了。那里，有一个中国卫星发动机的试验站，白崑顺进了站，必须从ABC开始，了解航天、人造卫星，卫星里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发动机……
卫星之所以需要发动机，是因为它们被火箭送入茫茫太空，火箭的任务完成了，卫星就得靠自己定位，转身、腾挪、移动，然后根据地面的指令不断地“矫正”自己在空中的姿态。这样，卫星也就要像汽车一样需要动力推进，而“发动机”就是卫星的动力来源，只不过发动机也得吃饭，甚至还要带足了“干粮”，进入太空几十年，它“有去不还”。
发动机的“干粮”是“燃料”这很容易理解，“燃料”是要靠人工“加注”，白崑顺以后要干的“大事”就是指这个，只不过那是后来命运的选择，此刻在“试验站”，他得先给卫星发动机做好“热试车”。
这项工作一个是苦，一个是累，开始是一周，后来就两周才能回一次家。
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没有双休日，北京的交通条件也很差，从家到单位，他得先坐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然后到了怀柔县城，简单地吃点东西，还要再倒车，一站又一站：台上、台下、上庄、下庄，最后到了一个叫“坟头”的站，就该下车了。当然，下了车，还要走半个小时左右的山路——这还只是路途。
还是那句话：“不要讲条件，有工作就是算幸运！”
白崑顺的家，当时的条件真的是“很困难”。
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全家9口人只靠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一个人挣钱。最开始他们家也并不在北京市内，远在石景山，也就是首都钢铁公司的所在区。爸爸先是在安定门火车站做地勤，然后调到东直门日杂商店卖劳保用品。
“记得那时我爸的工资一个月是62块，这个钱数，对一般的工人或普通的店员来说还算高的。”
我坚持问白师傅：“那您从小听话、吃苦，是受到了谁的影响？比如说父母、老师？”
白师傅说：“父亲。我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苦’，换句话说‘他不吃苦也不行’。”
那时候白崑顺的父亲之所以“挣得还可以”，是用“特别能吃苦”换来的——计件工作，多劳多得，所以就“拼命地干”。比如说送货（类似现在的外卖），父亲肯定要抢，不计远近，不挑肥拣瘦，有时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城里到郊区，好几十公里，一趟又一趟。
“因此您工作以后不怕吃苦也不喊累，其实也是受到了父亲的言传身教？”采访的时候我盯着问。
白师傅说：“是的，应该有这个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现实，残酷的现实。”
什么“残酷的现实”？
“就是我刚刚工作整一年，1973年5月1日，那一天正赶上‘国际劳动节’，能休息一下，可父亲他也不歇，又骑着自行车回石景山住在山上的我姥姥家去帮忙盖房子，结果遇到一个大上坡，他累了，本想停下来喘口气，然后再推着车往上爬。可这会儿遇到了一个村里的熟人，两人就聊了一会儿，还抽了一根烟。之后老乡说他要下山了，父亲说‘我也得赶快上山去了’，于是两人分了手。但此后，父亲没有动，应该是突发了心肌梗死？总之是等被同村的其他人发现，爸爸已经歪在一棵小树旁，自行车还支在自己的身边，人，已经都没气儿了……” 飞来横祸！简直是一场飞来横祸！
从此，九口之家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了——“我们的家，也塌了天。”
随后的日子无论全家人怎么省，也都难以为继。
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但即便是这样，每个月的后半个月，白家也都要到胡同里的邻居家里去借钱。
“借钱也不能只盯着一家借啊，得借好几家，一来，那个年月家家户户也都不富裕，二来，你只借一家，人家也借不起啊！”
好在白崑顺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个“热心肠”，邻里有难，他总会出手帮助，这样白家突然遇了难，邻居们能帮忙的也都愿意“搭上一把手”。
白师傅的儿子白洋向我提起他爸爸小时候受的苦，也曾跟我补充：“记得我奶奶后来跟我们孙子辈的孩子们常说，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一发，就得先把该还人家的钱给挨家挨户地去还上，剩下的有多少花多少，不够了，到月底还得去再借。”
70年代，北京人吃粮还是“配给制”，还都要靠“粮票”。白崑顺的母亲经常会把家里的细粮换成粗粮，“细粮票”能买大米白面，“粗粮票”则只能买棒子面，但是细粮比粗粮贵啊，吃不起，买粗粮，为的就是便宜。
白师傅回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整天吃的就是窝头、贴饼子，要不就是棒子面粥……”
“故事”听到这儿，我大概就已经知道了为什么白师傅长大，比一般的同龄孩子都能吃苦，但同时，从小没喂壮，都初中毕业了，他的个子也只有一米六几，从此就再也没有长高过一厘米。
“苦孩子”的出路就靠“能吃苦”？我这样总结着。
白师傅使劲地点头：“对对对，除此，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或许是三个月“搬砖”搬得从不停脚？
或许是类似“那个下火的酷暑”白崑顺拎了一大桶油漆，吃力地爬上了高高的脚手架，不喊累也不偷懒，让领队的师傅看了都觉得心疼？
总之是他被看中、被留下，从此与卫星发动机结缘。到2020年，48年，中国谁也没有在“卫星加注”的这个岗位上比他的工龄更长，“我一辈子从来没换过第二个地方，就是跟卫星、发动机、燃料为伴……”白师傅说。
“那您是‘卫星加注马拉松’的冠军了？”我开起玩笑。
白师傅同意：“那还真是——有人后来就走了，也有人中途改行赚了大钱，但我就从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一路干下来，现在已经是‘高级技师’了，也挺自豪的、满足的。”
苦累之外，最大的是危险
说起给卫星发动机加注燃料，很多“小白”也包括我，都會很自然地联想：“哦，液体啊，那不就是拿根管子，或像加油站里的汽车加油枪，往卫星的什么油箱、油罐子里咕嘟咕嘟地开始灌？”但看了材料，我真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不好意思。
白师傅说：“没什么，我们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
发动机是起动力作用的，这一点已经明确。但是卫星的发动机长什么样？放在哪儿？
白师傅说：“外观就很像一个尺把长的‘小喇叭’。”
“啊？那么小？”我很惊讶。
白师傅给我看照片。果然，一般卫星的发动机就是一把把的“小喇叭”。“喇叭口”的地方是喷口，“身子”后面跟着两根管子，一根是加注氧化剂的，另一根是加注燃烧剂的，其中“氧化剂”就是“四氧化二氮”;“燃烧剂”就是“甲基肼”，但“氧路”“燃路”各走各的道，两种液体只要“一相遇”，立刻就会自燃。所以每个卫星肚子里都有两个完全被隔开了的贮存罐，分别储着两种液体。同时，卫星还必须携带一个“氦气罐”，那个“氦气”就是用来根据指令专门“顶”出液体的，什么时候两种液体需要让它们“见面”了，“推手”就是靠“气”——好几吨重的卫星就可以在太空中自己完成“推进”。当然，不同的卫星，发动机的大小会不同，加注的燃料也不同……
哦，说到这一步，我终于算明白了。
但另一个问题立刻冒出：“‘四氧化二氮’和‘甲基肼’会不会易燃、易爆？有毒吗？有害吗？”我立刻问。
“当然易燃、易爆，有毒也有害，而且危险系数还很高。”白师傅答。
曾经，航天五院502推进系统部的主任李永有一次面对“澎湃新闻”的记者，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卫星推进系统主要分为单组元和双组元。无论是单组元还是双组元，它们用的推进剂都是有毒的，若发生事故，可能会造成‘星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星毁人亡”？如此的邪乎？
就是当说到“危险”，我才仔细地看了白师傅的手。
他的手干了几十年加注，已经被“四氧化二氮”和“甲基肼”腐蚀得掉了无数层皮，看着像扫帚，摸着更是又粗又硬。
白师傅说：“您看现在的皮都软多了，2020年我退休后，手已经慢慢地恢复到有了正常的颜色。过去总是结硬皮，我就忍不住一层层往下撕。撕了，露出嫩肉，很疼，然后再变硬、再忍不住地往下撕……”
我没有想到，白师傅的手被加注液体腐蚀得常年疼痛不说，而且改变了组织。后来再回北京，他的家按统一规定安装了电子门锁，但白师傅已经没有了指纹，用他的手想开门，不行——“电子门锁”根本不认！
后来澎湃记者写了一篇名《与魔鬼共舞40余年》的文章，特别举例：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常发射的“东方红四号”为例子，这类卫星就是采用“双组元”的推进系统，其中“四氧化二氮”所需加注的量是1900千克，“甲基肼”1100千克，两项加起来有3吨。卫星加注前，工作人员首先得花7至10天的时间检查推进系统各个管道的“气密性”，对“推进剂”进行化验，然后正式“加注”开始：“氧化剂”要从早上7点加注到晚上11点;“燃烧剂”也要从早上的7点加注到晚上的7点。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加注”下来，白师傅他们都要不间断地工作十几个小时，严格地按口令一个一个地执行…… “口令”？
“口令”是什么？
当然就是工作流程，一点都不能错。
我曾经看到“北斗三号”加注现场的指挥刘振新说：“我们的工作，每一次加注，要涉及大约8个人协同作战，口令有五六百条，管路接点有300多个，还有阀门50多个，阀门操作要数百次，这些都要操作人员在连续十五六个小时的作业时间里，每位同志头脑清醒，口令清晰，操作精准，数据读取无误……”
“加注”原来技术要求“如此之高”？
“我师傅干起活儿来像绣花，每次加注，他都要爬上两米高的大罐框架，有时候，加注的管道长达几百米，好几百个接口，得一一进行检查，他也不烦不躁，一丝不苟地按照流程，严格执行。”这是白师傅的大徒弟王国超跟记者说的。
有一个字，“肼”，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更不理解“滴肼不漏”对于“卫星加注”为什么说重要到“简直要命”！
后来请教，“肼”又称“联氨”，是火箭和喷气式发动机的燃料，很容易和水相溶。“滴肼不漏”就是指卫星加注时要“一滴”燃料都不能漏。
漏了就意味着……？
那就意味着污染，意味着伤人！
“可是，一滴都不漏，漏了就会伤人，那你们工作时肯定要穿防护服吧？”我自然地想。
白师傅说：“那肯定，只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防护服比较差，性能也不好，像雨衣，不透气，好几个小时穿下来，人很难受，我戴的手套就经常一脱，里面全是水……”
“啊，那不得把人给捂死？”
“是啊，没办法，卫星加注很复杂，也很危险，机器无法替代人工，操作人员就得近距离地去接触。”
就拿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一个基地的工作量来说：这个发射场自1984年开始首次执行发射任务，不到40年，已经组织了一百多次航天发射，成功将一百多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而白崑顺一人加注的卫星就有97颗（主要在西昌，还有其他发射场的一小部分）——一个人啊，“滴肼不漏”，颗颗卫星加注成功，这不仅是在“与魔鬼共舞”，而且是在“刀尖上跳舞”。白师傅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卫星加注”数量上的“第一人”，真是“牛”之无愧！
“可人再细心负责，总是会有疏忽的时候啊。”我稍稍担心。
白师傅非常坚定：“永远都不能疏忽！一疏忽就出事！出事就是大事！”
因此在每次加注前，卫星发射场都要组织演练，“就是消防车、救护车，急救人员、抢救人员都要到现场，模拟加注失败后如何救人、灭火、控制污染。我这个人个子小，好抬，常年就被当成‘救助的对象’。好在26年，我们的卫星发射了26年，还从没失误过一次，但救火车、救护车至今都还是次次都要在场待命。”
“四氧化二氮”挥发性很强，到了零度就会进入“气液共存”的状态，人可以吸入到肺中，對上呼吸道黏膜带来损伤;“甲基肼”腐蚀性更强，一旦操作不当，会烧衣服、烧肉、烧头发，进入到人体后还无法代谢——直接对肝脏带来伤害。
四面八方，很多人，都给我传递“卫星燃料加注”的危险，而除了危险，长时间的等待、单调，也让人很难熬。
“每次加注，一定要十几个小时不间断，对吗？”——这又涉及常识、原理，我成了“小白”，但又不能不问。
白师傅还是说“没办法”，卫星发动机的氧灌、燃料灌，里面都有网状的装置和过滤器，因此你的加注就不能快，一快了就起气泡，起了气泡就外泄。平时我们在家里把食用油从大瓶子里倒入小瓶，倒急了，瓶口处还会形成气泡，那油就噗噗噗地会往外流，我想这和卫星加注在道理上也应该是一样的？白师傅说“对。只不过‘四氧化二氮’和‘甲基肼’一旦外泄，那跟食用油外流可不能同日而语，‘星毁人亡’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卫星“加注”的时间必须“慢”，跨度长，工作琐碎，每一道程序都要严格遵守，容不得有丝毫的闪失，半点也不能“走神儿”。
“熬”出来的每一次成功！
比较在卫星发动机试验站，到了卫星发射场，那里的工作强度、责任心，可不是增加了一点，白师傅有一次跟我脱口而出：“很多次都把人给熬醉了。”
他用了一个“熬”字，还把人“熬”得——以至于“醉”？
举个例子吧，我建议。
白师傅就说：“好。有一次，上一颗星，也就是前面已经发射了的卫星，应该是某环节有些问题，领导和专家们就开会，要归零，找出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这个会从早上一直开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负责加注的几个师傅并不知情，还是一大清早就来到了加注现场。可是等了大半天，大家都已经累了，还以为今天这活儿‘肯定干不了了’，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一个电话打过来，现场总指挥说：‘白师傅，你们现在可以加注了，而且还得辛苦一下——马上干！’啊？都什么时候了？大家都已经熬了大半天，从现在？再开始？又接下来十几个小时？”
但领导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白师傅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在任何的一次任务前讨价还价，这次也当然要“无条件”地上！
“卫星加注”，因为是卫星安装到火箭上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因此每到此时，整个基地都要清场，气氛庄严，不是战场，也似“战场”。
白师傅所在的部门，全科室总共有5位师傅都姓白，外面有时来电话，说“请帮忙找一下白师傅”，接电话的人总会问：“找哪位白师傅啊？是大白？二白？三白？四白？还是五白？”——“大白”说的就是白崑顺，这样称呼并不是因为他个大，是年龄，白崑顺排行“老大”，“老二”叫白玉明，小师傅12岁。因此白崑顺说怎么干，大家也往往都跟着就怎么干。
加注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不熬夜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熬”;另外，随时待命、随时上架子，这种“随时随刻”的“熬”有时更考验人。所以白师傅跟我说有时真能把人给熬到“醉”，是活生生的表述，非亲身经历者不可能知道那个“醉”是什么滋味，会让人困到什么程度。
近十几、二十年，国家富裕了、强大了，卫星的发射也变得频密。卫星加注工作跟着更多、更耗人。 从1994年白师傅经常被从北京怀柔派往西昌，最长的一次“出差”，一待就是10个月，其余的半年、几个月的更是家常便饭。他的儿子白洋——小白师傅，后来也加入到航天502所负责信息系统的运维，采访时跟我说：“我爸单位在北京，但他那哪里是常出差啊？简直就跟长在基地一样，是发射场的一员！”
我问白洋：“那你有没有觉得，父亲有时回来了，你倒感觉有点陌生？”
白洋说：“您提的这个问题，现在都不用问我了，就接着问我的儿子吧。”
小白师傅的儿子后来看到爷爷回家，每次都这样问爷爷：“您这一次，在我家会住上几天？”——天哪，这个家，本来就是爷爷的，但是爷爷因为常年不在家，在孙子眼里，倒成了客人！
“白洋小时候才10岁，我就开始经常往西昌跑，根本顾不了他。后来我孙子出生了，出生的那天我也在基地，领导知道我又因为工作不能回家，食堂吃饭，还特意要了两瓶红酒来为我祝贺。”
仅仅是给卫星加注，白师傅一埋头就干了26年，这26年他带出了很多的徒弟，只要一有机会，他都会让徒弟们先回家看看，“可不是嘛，很多年轻人也都刚成了家，有了小孩，长期这么在外面，不好，所以能回家了，我就往往把机会都让给他们——我在这里盯着，你们先回、先回。”
“但是您不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吗？当年您的孩子也还很小。”我有点抱打不平。
“嗨，那是没办法啊，时间长了，我们家里也都习惯了。”
白师傅所说的“习惯”，不仅仅是指他的小家，还有他的大家。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7个孩子都“很懂事”，不用相互招呼，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大家一准都会从各自的小家回到母亲这里来陪伴妈妈。一大家子人吃饭，经常是几十口，一张桌子得分三拨开饭。
“但是我们家里多少侄男甥女的婚礼，我爸都没有参加过，倒是他在基地，附近村里人的很多红白喜事他都去、去贺喜或帮忙。”这还是白洋“抱怨”的。
“共产党员嘛，总要先人后己。况且我是师傅，要给徒弟们做榜样。”这是白师傅的“托词”。
这26年，白崑顺真像“长”在了基地，附近村里的很多人，有时见了都会问：“您还没有复员呢？您都在这儿当兵干了多少年了？”
当地老百姓不仅把白崑顺当成了发射基地的人，就是发射场自己内部的人也有人常常惊讶：“哦，白师傅，您还在这儿？这一年四季的，怎么连个病都没见您生过？病假、事假的，统统没有呀……”
白师傅自嘲：“是啊，那还真是，我还从来没去过医务室、医院，我这个人在加注的岗位，好像身体都明白——我是不敢生病的。”
时刻准备着，时刻都把神经绷得紧紧的。
但是人，常年总是这么“熬”着，总有一天会……这一天还真的出现了——白师傅有一次真的病了。
那是在北京，还不是在基地——白师傅连生病都躲开了卫星发射的“档期”。
“那次单位正要开会，他突然捂着肚子说疼得特别厉害。”白玉明师傅跟我讲，“我一看，情况不对呀，就赶快搀着他去了医务室。医务室的人还真的就是都不认识他，但看他的脸色，初步一检查，说，不好啊，别耽误了，你们赶快带他去医院吧，他这反应，咱这医务室看不了。”
就这样，白玉明“架”着白崑顺好不容易挪上了车，把师傅送到了海淀医院看急诊。结果一查，是犯了急性尿结石，难怪人疼得都受不了。
后来经过治疗，病情缓解了，白师傅还呵呵呵地笑：“这结石发作的真是时候，疼成这样，如果我在加注台，再坚持，也可能会出事。一旦出事，那就不是我的麻烦大了，而是卫星的麻烦——可就大了。”
工人？一个“工”字咱得顶天立地！
和白师傅聊天，因为大家差不多都是同龄人，因此我们有很多的时代语言、共同语言。
比如说“工人”，20世纪50到70年代，工人阶级在中国很伟大，填写档案，如果你是出身“工人”“贫农”，那简直就很棒;如果是“革干”“革军”，当然更骄傲;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职员”“小业主”，还不要说“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大家可就都要躲闪，心里既无奈又窝囊，这样填表时就往往会用手挡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是一句最硬的口号。
白师傅说他入党的时间并不早，没有在一参加工作就获得这份殊荣。但是他，常年以来，一方面早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同时“咱是工人”，什么时候、哪里党和国家有需要，我就得毫不犹豫地往前冲，这感召跟“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样，都很带劲！
在刚刚来到怀柔卫星推进系统试验站的时候，那时候的工作只要不特别忙，白崑顺就会利用单位派他去附近工厂学工的机会认真地拜师学艺，连续几年，车、钳、铣、刨每一个工种，他都学。后来像模像样地“出了徒”，工厂的正常生产，来了图纸也会交给小白，白崑顺都给人家一样一样地加工好、交上去——沒有工资，没有奖励，他只为了自己能练手。
其实“车钳铣刨”跟“卫星试验”有什么关系吗？
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年轻人内心应该有更大的追求，有幸加入“工人老大哥”的行列，“我就想多方面地掌握技能，然后有一天，一旦国家需要了，咱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国家的依靠。”
人生的选择，往往于迈步的初始，似乎看不出“道路”的价值所在，但是“有心人”是“有志者”的开山之斧，这斧子人人手里都有，就看你会不会用，舍不舍得花气力来锻炼自己。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不是青春时的好学进步，“艺不压身”，到了八九十年代，国家要开始大踏步地发展航天事业了，502要派出优秀的人才去一线的发射场，白崑顺怎么会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当然一颗螺丝钉拧在“卫星加注”的这部机器上，按那个时代的“时尚”白师傅就会“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直至退休，退休后还被单位返聘…… 17岁，白师傅参加工作。65岁，回到北京，一个“回”字，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大半生的状态——很少在京，很少回家，更很少对家庭、爱人孩子尽心尽职。
我问：“您爱人有没有埋怨？”
白师傅说：“应该有吧。”
白崑顺的妻子在幼儿园当老师，天性喜欢出行旅游，可这辈子，丈夫从来也没有带着她出去玩过一次。很多年后她知道原来国家给公职人员每年还有15天的带薪休假，这个“年假”，她压根儿就不知道！
别说结婚以后没机会带爱人出去玩玩，就是谈恋爱难舍难分的时候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他的生活也是围着试验转，一个礼拜最多回市里一次，同事们都一块儿回来，他的家离着东直门长途汽车站近，白崑顺还要负责周日一清早去给大家先把车票买好，不然周一再回怀柔，很多人就没有座。
慢慢地，白师傅成了一个好说话的“热心肠”，而且“人家白师傅还什么都会！”
于是，单位、同事、朋友、邻居，谁家有需要，比如洗衣机、电视、电冰箱坏了，都会找他来帮忙修理。
白洋说：“我小时候就知道，我爸今天又是‘活雷锋’去了，好不容易捞着一个礼拜日，他一叫就走、一叫就走。先是给人家去查看电器出了什么毛病，然后骑着自行车去买零件，然后再赶回来给人家立刻换上。”
“有这事？”我问。
白师傅有点很亏欠家里的样子：“但是，大热的天，你说人家空调坏了，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突然生了病什么的需要电器，你能说不马上去给人家看看吗？”
“那零件也要由您来买？让他们先准备好了不行？”我质疑。
白师傅说：“大部分零件使用者都不会买，我去了他们家一看，知道是什么品种、什么型号，我买回来的才能用。”
“哦，那您这‘活雷锋’学了有多少年？多少回？”
“这可就没数了。上百家？上千台？几十年，只要我有空……”
不仅是北京、单位、身边人，就是在西昌，白崑顺的善行义举也惠及了当地。
彝族同胞的婚丧嫁娶一定会请白崑顺就不多说了，他常常帮助村里的乡亲，小到从北京给孩子们带吃的、穿的，大到老彝胞有谁到北京办事，他也是能接待的接待，能帮忙的帮忙，特别是有的人家孩子要上学，家庭困难的，他就出钱资助……
“何必这样呢，您并没有这个义务。”很多人都说。
白师傅总是一句：“谁没个难处？谁不需要个朋友？”
有一次他在麻叶林村偶尔看到村里人养蜂，但收集蜂蜜的设备又旧又不好用，他就暗暗记下了相关的尺寸和形状，趁着自己回北京的时候，逛市场，找合适的替代物，最后买了一个大铁皮桶，自己画图、设计，跟着又找人给加工，再回到西昌的时候，一套崭新的蜂蜜收集设备就送到了村里。
咱是党员，工人，一个“工”字，得做到顶天立地！
这就是白师傅内心的追求。
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工人，会把自己的身份诠释得如此胸襟博大又脚踏实地！
但白师傅就是这样想的，“工人老大哥”——这个称呼他不能白当、不能白当……
大国工匠，原来是这样造就……
无论从白师傅的“能吃苦”“熬到醉”，还是他作为一个“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抑或“做工人”也要让自己“顶天立地”，我都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坚守，坚持！
在他年轻的时候，刚刚做了工人，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大国工匠”，但白师傅心里就明白：一件事，要做好，不是一时，也不是一事，要用一辈子、用一生。
熟能生巧，“巧”是什么？就是经验的总结和沉淀，更是你独家的绝活儿本领，这都需要时间，是滴水穿石的毅力和持之以恒。
记得我开始写他从文昌到西昌、又从西昌又回文昌，两个发射场，领导都拿他“当个宝”，记不清两边基地发射的都是些“什么星”了，就给白师傅打电话。白师傅说“哦，您等等！”跟着就去翻他的“本”——那些26年来他参与发射的97颗卫星的《工作笔记》。
一会儿白师傅回我的微信了，说：我们国家总共在海南发射过三颗“胖五”火箭，第一次是在2016年10月3日晚上8点43分，搭载了一颗“实践17”号实验卫星;第二次是在2017年6月1号，搭载的是“实践18”;第三次是2019年10月31号，三次火箭发射搭载的三颗星，都是由我加注的……
哦——厉不厉害？
早听说过白师傅的《工作笔记》，26年来每一次发射，在什么地方，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导航的、气象的，还是通訊的，是否顺利，有谁参与，涉及“加注”的工作又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一切都正常……都记得清清楚楚。采访时我也要求看一看，白师傅说：“好，没问题，但是太多了，你看我这个大床的底下，堆得满满都是。”还好那天他家的抽屉里就有几本，是友邻单位的同事要看，白师傅先挑出来的。我就拿起本子，那《笔记》薄厚并不统一，大小差不多也都是16开本的。随手翻翻，字迹工整，密密麻麻，有公式、有程序，有术语、有口令，门外汉是根本看不懂的。不过很多“本子”，我是一眼就看出来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西，其中有的封皮上还印着红太阳、放光芒，“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
我说：“您一开始记这些要干吗呀？后来攒了这么多，都可以进历史博物馆了。”
白师傅说：“就是随手记惯了，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始也并没想到要拿它当什么资料查，但我这个人比较重视积累，攒多了，还就不舍得扔了。”
“反反复复地做一件事，难道您不烦？” 我终于要提出这个问题，但话到嘴边，觉得不好，就变成：“那您这么多年搞加注，反反复复地……都在做哪些具体的工作？”
白师傅没在意我真心要问的是他“烦不烦”，相反，既然问起他的工作，他就很认真地给我掰着手指头数：“您看哈，每一个卫星发射场加注的平台都是混用的，所以我们无论到哪个基地，加注的准备都要从北京清点好了再运输，这是第一;第二，到了现场，我们要展开设备，这些设备包括电子秤、压力表、传感器、热电偶等等等等的;第三，电子秤的标定，因为地理位置不同海拔也不同，海拔高度又会影响到地球的引力，所以秤每次都要调，比如说你到了西昌，海拔高度是2000米，在北京一吨重的砝码，到了西昌就可能给你差出去20斤;第四，搬运燃料，那更得千小心万仔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嘛;然后第五，连接设备，厘清高压气路，也就是氧路、燃路，以及安放好起稳定作用的气垫……”
“这些事情都做熟了，但每次还……”
我还是觉得一辈子人只干这一件事，怎么会不烦？
可白师傅说：“烦可不行。你得每一次都认真。毛主席不是讲过了嘛，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认真？“共产党最讲认真和您这工作……？”我耳目一新。
但接下来想想——可不是嘛：
共产党真是用“认真”建立起了中国的一个政党、一个新的国家！
想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悬殊之大天壤之别，一个小米加步枪，一个拥有美式装备的800万军队，结果——共产党“认真”出了政权、“认真”出了江山。
如今，共产党又在带领着十几亿中国人“认真”地出经济、出富裕、出国防、出强大……
白崑顺的“认真”，看似平凡与重复，但是他的“认真”，“挑战”的是“永远都不能出错”——永远啊，就这一点，是多大的困难？
什么是“大国工匠”的来路与生成基础？干漂亮了自己的绝活儿，永远都是顶梁柱不让人担心。
白师傅说：至今，只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很遗憾。我问：“是什么？”
他说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为我们国家送出去100颗卫星。但是60岁退休，先是按规定返聘了3年，领导舍不得，又续聘了2年，最后到2020年“北斗三号”的“收官之星”前，他工作时限到了，不得不离开。
“但是，最后那颗星，负责加注的不还是您徒弟吗？”我说。
他承认，也高兴。几十年来，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已经接过了他的工作，认真、严谨，而且徒弟们一个个地也都学着师傅的样儿，每个人、每一次任务，都认认真真地把前后工作记录在本子上，白师傅的《工作笔记》也在不断地在加高、加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了，我说您这老党员“内心感到最骄傲的是？”
白师傅一秒钟也没耽误，马上说：“一百年的政党，还能够赢得民心！而具体到我自己——那还是一句‘老白在吗？’有我在，领导就放心。”
很多时候，他在通往西昌发射场的路上走着，不管是什么人，开着车从他身边路过，都会停下来，摇下玻璃窗，大喊一声：“大白，来，我捎你一段！”
有几次驻军的司令员迎面走过来，见到他总会快走几步，上前就给他“敬了个军礼”，弄得白师傅很不好意思，身后的警卫、司机也更是会吃惊地睁大了双眼，心说：“这是个什么人啊？模样瘦瘦小小的、普普通通的，可咱司令……”
还是要说有一次推迟的加注，本来安排的是白天加注，但因为计划推迟，“加注”命令到了同一天下午3点钟正式下達，需要连夜完成任务。在一线指挥的所领导当即找到白师傅：“时间紧，任务重，必须保证夜间操作安全！”白师傅知道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他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任务再紧也不能让加注有一丝一毫的差池。”
在白师傅等一线人员按照预案的周密安排，加注操作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万无一失，滴肼不漏。
一夜过去，任务圆满结束，白师傅站在高高的工位上，已经非常疲惫。在场的领导和同事们都非常感动，快步上前把他扶了下来，感谢他和徒弟们完美地完成加注任务。“也没什么感谢不感谢的”，白崑顺后来说，他内心真正的自豪是“这辈子又多加了一颗卫星”。
一个不珍惜英雄的民族，永远都没有后劲，而和平时代的英雄，是何人？有怎样的表现？
他们往往都默默无闻，最平常，平常到可能是你、我、他。
但平常的人走过了英雄的路——那路便与众不同，便永远会与日月同辉，铺展出光明、闪烁出召唤，养人的眼，暖人的心，让后来者一个又一个地愿意去跟着他——去追随……
作者简介
长江，女，蒙古族。央视资深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作为一个“有想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作家，她总能在世俗的喧嚣中静下心来，默默耕耘着自己的探索。近年来连续在《北京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养老”革命》《明月村的“月亮”》《我的生命谁做主？》《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养老革命》等。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