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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画画和写诗的状态有何不同？你更享受哪个？
杨键：画水墨很容易有快感的，诗，则纯粹是苦行。
人物周刊：你平时临摹或写生吗？你笔下山水的源头在哪里？
杨键：一是我小时候的山水，所谓童年的山水记忆。二是我在80、90年代外出见过的山水，尤其90年代初期，现代化还没有开始，全国各个城市的同质化运动还没有开始，在长途汽车或火车上，不同地方的山水都可以给我带来特别的喜悦和记忆。三是书本上的山水，我喜欢宋元山水，明末清初的一些画家，比如八大、渐江、戴本孝，龚贤也很好，可以把黑白两色画得那样艳丽、高贵，就像鲁本斯画的那些贵妇人一样。
人物周刊：你觉得山水与现代性是对立的吗？
杨键：是我们自己把这两者对立了，而且，这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对立还在愈演愈烈。现代性没什么不好的，在深山里有电灯用，有什么不好呢？同时也要看到，山水也并没什么现代性，它一直在那里，从不与我们对立，是我们与它对立，这是我们自己没心没肺，没智慧，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现代性是官僚选择的现代性，而这些官僚的审美其实是工农兵式的审美，这很要命。所以，这种中国式的官僚化的现代性驱逐了形成我们文明特色的两样因素，一是山水，一是神灵，我们的现代性反对山水与神灵。过去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神灵高于一切，现在是现代性、科技高于一切，这种非常狂妄的万能的科技，其实是新的无神论，除了带来了方便，除了取消了劳动，还有什么呢？这应该是现代性的另一重弊病了，干体力活容易心安，不再干体力活，又不是闲人，这样的现代性是容易得心病的，也许现代性带来的所有的矛盾最终都得由山水、由自然、由在山水里的劳动来调停，山水是一条回家之路，现代性弄不好就是一条不归之路。
人物周刊：你以“荒寒”、“苦山水”为题，画了一系列的水墨，但你也说过，你的内心却有大欢喜。该怎样理解这种反差？
杨键：很简单，当我的心中之苦，通过山水表现出来的时候，欢喜会自然流淌。
气韵可以让一幅画永远活着
人物周刊：你的诗歌和水墨画中都有明显的季节感，夏天几乎是缺失的，为什么？
杨键：夏天是单一的，不利于自省，而秋冬不仅利于自省，而且丰富，有层次。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传统水墨画到了齐白石那里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沦落为烂俗，那么你在创作上，是如何避免这种束缚的？
杨键：走到哪里都是齐白石，就像当年走到哪里都是主席语录一样，齐白石的那些花鸟虫鱼跟八大的花鸟虫鱼不能比，有了八大的花鸟虫鱼，我不会再喜欢齐白石的花鸟虫鱼。皇族画家溥心畲我很喜欢，他应该是20世纪相当了不起的一位文人画家，但因为49年去了台湾反而被遗忘了，人们记住了齐白石、张大千，忘掉了溥心畲。我真的不喜欢齐白石，反倒喜欢石鲁，他的字与画，在一个十万人变成一个人的年代，太有个性了，范曾的那一点本事应该是从石鲁来的。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文人画的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割断的？还有接续的可能吗？
杨键：文人画终结的原因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但我想它真正终结的标志是被决定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时候才开始的。其实直到民国，国家还是文人化的，还有文人制度，文人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可以写一本大书，从延安直到1957，到“文革”，到今日文人彻底的边缘化，普天之下，只有工农兵气息，而无文人之气。文人画的出现还得有文人出现才行，还得有文人制度的配合才行。
人物周刊：陈丹青看了你的画后，说能够看出西方现代绘画对你的影响。你是否受过哪些西方画家的影响？你是如何把握水墨画的传统特质与现代感的平衡的？
杨键：西方的影响谁又能逃得了？小时候我们受的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长大以后的自我教育几乎都是翻译过来的外国诗，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命运，其实也没什么的，现在回头去看祖宗的东西，也别有一番滋味与收获。祖宗的东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很温润，很母性、阴柔的一面，而现代的则过于阳刚。我喜欢德库宁，但更喜欢八大山人、渐江这样的山水画家。绘画作品可以存活下来的奥秘无非是气韵，气韵没有时间性，可以让一幅画永远活着，听起来神秘的气韵，其实一点也不，它只是高于我们日常呼吸的另外一种更加深远绵长的呼吸。在我的理解里，气韵就是真正的现代感。
人物周刊：八大山人的“残山剩水”与你的“苦山水”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吗？
杨键：八大晚年的山水特别像一场无声的大哭，有点像熊十力在1967年扎着白孝带在街头的痛哭失声。乱世是用来创造的，而升平之世则用以守成，如清代之四王，混乱的时代容易产生创造力与独特的心灵，像八大这种，以他的残山剩水抵达了他的时代的恸哭的中心。八大有守成的一面也有创造的一面，两者的比例安排得很好，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守成与创造分配得这样好的画家太少了。八大的时代虽然是异族统治，但文化还是汉文化，而我们却有些不同，虽然不是异族统治，但意识形态是苏俄的，所以我的山水是苦山水，八大呢，是残山剩水。他的树还有几片叶子，我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连山也只剩下恍兮惚兮的影子。
“我的生活都是被动的，只有诗是主动”
人物周刊：于坚评价你的画里有一种汉唐的“酒神精神”，我也知道你爱饮酒，酒对你写诗和画画有什么影响？
杨键：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喝，就像一个木匠，干了一天活，总得解解乏，陶渊明也是一个人喝，我称之为寂寞的酒神，酒神的潜台词是自由，而自由的重要特色在酒神看来不是政治制度给予的，而是自我给予的。汉代的酒神应与唐代的酒神有所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酒神，在我们这个时代酒都是假的了，怎么可能有酒神呢？酒在我只是一种无可奈何。
人物周刊：你的诗画与你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具有一致性？
杨键：说到选择生活，我可从来没有选择过，如果我有生活的话，我的生活都是被动的，只有诗好像是主动的，至于你说到的它们之间是否有一致性，这就更让我恍惚了，因为对于一个没有生活的人而言，又怎么来说它们的一致性呢？
人物周刊：柏桦说“诗人比诗重要”，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杨键：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人物周刊：陶渊明是你精神上的象征？
杨键：陶渊明是一条回家之路，他在那个“大伪斯兴”的时代体现的无论是田园风神，还是儒家气韵，在今天看来，都是一条回家之路。
《哭庙》着墨的不仅仅是“文革”
人物周刊：谈你的新诗集《哭庙》吧。写作历时12年，八百多首，题材几乎全部聚焦在“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毁灭。
杨键：这本书的写作时间长度与作品本身的厚度，同苦难的深度与广度有关。我在这本书里着墨的还不仅仅是“文革”，中国还从未遭遇这样接踵而至的苦难，新诗似乎也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直面。我没有太多的考量，自然而然，一吐为快，有种天降大任的感觉。 人物周刊：你在《哭庙》的扉页分别引用了《大学》、《道德经》、《无量寿经》里的句子，这三段引文的用意何在？
杨键：中国这一百多年就没有过自己，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败了，后来又被苏俄的意识形态改造了，现在又被现代化清洗，先是没有了心，后是没了家，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百年里何曾露过脸？三段引文的意思是，也该到了我们现身、起作用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我们都背运、都被糟蹋，该活过来了。
人物周刊：你提到，“哭庙”的书名出自金圣叹，表达了你一个长久以来的观点——“我们现在的苦难大都因为个人思想代替了圣贤思想”；然而金圣叹的本意是不是强调“性灵”、个性解放？
杨键：圣贤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从没实现过，我这里说的圣贤思想其实是明白人的思想，在古代，即是士的思想，是道统的力量，它对政治，即个人的思想，这种个人的思想在上世纪下半叶到了极致，有着制约与平衡的力量。这些代表着制约与平衡的力量在《哭庙》都成了死人和犯人，数量之大，范围之广，闻所未闻。一旦这些制约与平衡的力量消失了，个人的思想就会奴役众人的思想。是文明高于一切，还是政治高于一切？在那个年代不言而喻。道统与政统，即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政治，本可以互相策励，互相照耀，但事实是一方成了另一方的受难者与牺牲品，这就有了苦难，而这些苦难会为这个民族注入极大的潜能，也会为汉语诗歌带来变革的可能。
人物周刊：《哭庙》这本诗集在结构上的安排非常特别，你对此有怎样的考虑？这样的排定和编次，依据是什么？
杨键：20世纪不明不白的死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至今无家可归，我就在这本书里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去处，这去处就是一座庙，庙的外面是高山流水，而高山流水是由坟地组成，这样多的坟地，这样多的死人，必须铭记在心才有活转过来的可能。
人物周刊：与你《暮晚》时期的作品相比，《哭庙》更游离于你的个人经历之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吗？
杨键：《暮晚》其实也是《哭庙》的一部分，当然，《哭庙》关心的更多是一个集体被伤害的问题，那是一间早已被公开的密室，为什么苦难会变成密室？为什么太多的伤害会变成田地上默不作声的耕牛？事实是这样的，你虽然不承认，但别人已经知道了。《哭庙》是为此而哭，也是为无心的20世纪而哭。
“我的理想生活是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把《哭庙》献给父亲，父亲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样的？
杨键：很明显，我父亲这一代没有可能真实地写出他们的生老病死，到了我这一代才稍微好一点。他们这一代太苦，土地失去了，世代相传的心丢失了，几乎是跪着，被侮辱着，幽灵一样、亡魂一样、冤魂一样、死魂灵一样地活过了一生。这本书是献给这样一种广义的父亲。
人物周刊：你的两个哥哥都写诗，也画画，你们曾经和现在的交流多吗？会有互相影响吗？
杨键：两位都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大哥教会我读外国文学，二哥的死则给了我文化上的身份感。
人物周刊：你常谈到，传统的丧失，以及现实世界缺乏美感。你居住的马鞍山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的城市。那么，对你来说，现实世界还是创作激情的来源吗？抑或是一种损害？
杨键：人与居住环境不再是母子关系，而是毫无关系，这就是目前国内标准化居住环境的意思，中国人曾经的居住环境讲究一个“情”字，人与人之情，人与自然之情，甚至与动物、牲畜之情，现在的居住环境恰好是无情的，在这样的标准化居住环境里看其中的一棵树都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样的环境只能让人越来越无情，真正的家是千差万别的，标准化的家等于取消了家，也取消了人的差别，怪不得马路上男男女女的表情和面容都差不多呢。
人物周刊：你的“向道之心”和生活态度，让一些人非常敬佩，也让另一些人对你口诛笔伐。柏桦曾经说过“去做一个堂吉诃德也可以，敢于和这个时代抗衡也可以，但要付出可能不成功的代价”，你担心过这种后果吗？
杨键：向道之心本是一个社会的常态，在今天反而是不正常的。道这个词很普通，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被扭曲得最为严重的。有个人之道，也有家国之道，个人之道会被扭曲，家国之道也会被扭曲，道曾经受到过最大的侮辱，被罚过跪，被从庙里赶下山，被砸烂过，被在农场里改造过，所以它的面容已经相当模糊了。
人物周刊：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
杨键：我的理想生活是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地方，但目前连一寸土地都不是你的，连家都不是你的，又谈什么理想生活？在没有一寸土地是你的地方谈理想岂不是弥天大谎？我的理想生活一点新意也没有，就是得有自己的土地才能谈所谓的理想。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幸福吗？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
杨键：幸福不是空言，我的幸福很具体，我母亲好几天没有解下大便了，忽然一天下午，顺利地解下了，这就是我的幸福。总的来说，我是不幸福的，因为这个表面上可以活动的家，其实没多少实际内容，只有噪音，只有恶邻，何来幸福呢？ 我主要的感觉是不幸福，走出家门更不幸福，因为到处都一样。
人物周刊：有人曾将你与胡兰成相比（在美感和思想认识上），你认同这种类比吗？你如何评价胡兰成？
杨键：我岂能与胡先生并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我以为胡先生与鲁迅先生在那个特别的时代刚好代表了阴阳两面，胡先生汉语的温润与礼乐精神似乎与古典的汉语更为契合，更像是汉语以及汉语思想的守成者，而20世纪走的几乎都是鲁迅的汉语之路，鲁迅的音调起得太高了，以至于后来越来越高，最后被利用成了革命，结果被意识形态败坏了。胡先生的音调不是很高，不是进入耳朵，而是浸润人心。
本来是一阴一阳谓之道，既有胡兰成也有鲁迅，才有一个完整的汉语生态，但后来只有鲁迅的声音，胡先生的声音消失了，直到近些年才露端倪，可是革命已经发生了，汉语已经被糟蹋了，许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你看汉武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写的《秋风辞》也以为生命是那样苦涩短暂，欢乐是很难长久的，那样的英雄人物用的是这样低调、阴柔的语言，与生命的本来相契合，同毛泽东的《沁园春》很不相同。革命都会过去的，留下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相契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