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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去了杂文的犀利,搁置了“孩子你慢慢来”的叙事的优雅,在《亲爱的安德烈》里,一边是母亲的急切与忍耐,一边是儿子的调侃与敏锐,作家龙应台与他的长子安德烈演绎了新型教养关系确认的艰难以及两代人为此而展开的“较量”与努力。
母性的力量使得龙应台在面对儿子安德烈的疏离时,既有强烈的失落感,更有重新确立温馨亲子关系的迫切与向往。母亲的身份,在书中是耀眼而强烈的,几欲压垮作为对话基本前提的平等与互动。但是凭借着深邃的思想、宽博的视野与强烈的反思意识,龙应台将母亲身份的气息控制在了一个比较适度的范围内,从而使母性的光泽与思辨的理性互相辉映,融合为对话的力量,将话题从传统的亲子关系提升为对生命意义、生活文化的探寻。因此,这本看似为一般意义上的母子对话录,就有了一种有别于流泪的理趣和情趣。
安德烈年轻,其文字亦年轻、率真,不失幽默,不时夹杂着时新词汇,甚至“脏”字眼儿,仿佛完全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在调侃的背后,在不恭的里层,却是抑制不住的青春的敏感与犀利,坦荡与深刻。在安德烈这里,18-21岁的青春岁月,不仅有觉醒的青涩,少年清狂的不羁,自我意识的强烈,甚至还有我们所说的堕落,如抽烟、喝酒等;同时也有生命的追问,文化的思考,未来的忧虑,公众情怀,责任意识等深层次的关乎社会、人生问题的探讨。最是难得的是那一份文化的自觉与自省,使一向颇以知识分子情怀自诩的我亦有几分赧颜呢。
作为知识分子的龙应台,面对儿子的二次“脐带”脱落,那种被晾在了一边的感觉也是那么浓烈:“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不能“脱俗”的母性,浸入骨髓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刻彰显为辛酸的不安与熟悉的亲切。可怜天下父母心!
孩子已经“翅膀硬了”,要么你在“吃了吗?功课做了呢?钱够花吗?”式的没话找话中自怨自艾,要么唠叨“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让孩子走得更远。对东西文化的谙熟让龙应台选择一条理性之路:主动沟通。主动沟通,不仅是态度上主动要求“咱们谈谈心”,更是要建立谈心、对话的前提条件,不带任何先见的平等交流,“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放空”了,才能听得进,装得下,解得明白,也才能谈得上交流、沟通。于是,有了这35封母子通信,一个母亲想以某种方式进入18岁儿子世界的通信无意中竟赢来了那么多父母与青年的关注。这就促成了这本《亲爱的安德烈》的诞生。
通信,这种几乎被视为落伍的方式,竟然在资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展现出如此魅力。其根本原因是什么?通信,因为没有面对面的压迫或尴尬,或许就有了一种表达的安全感,就有可能比较畅快地发表意见,达至对分歧的逐步弥合对心灵的走进。但这无法解释那些企图通过通信来融合代际沟通的失败,那些信越写越短间隔时间却越来越长甚至干脆杳无音信的现象,毕竟通信仅是多种良好交流方式之一种。
虽然是母子书信集,但是使通信焕发出新力量的主动方应该是作为母亲的龙应台,是她的自我敞开与对儿子的尊重。这种敞开是彻底的,坦诚的。龙应台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学生时期的经历作为思考的资源提供给安德烈,甚至没有避讳当年的痛楚:不会丢铅球的“笨蛋”。这种彻底性融合了作家娓娓道来的叙事与恰如其分的议论,自然就具有了极易动人的力量,直教人也须“倾心相许”、大吐衷肠为快呢。母子的对话就这样一“说”就“说”了三年。在龙应台这里,尊重与坦诚是一体的,“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成人一样”。这是基于文化理解的尊重与自制,即使“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以坦言“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狠狠揍我一顿)”,但也必须平等交流:“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挣扎中的尊重不仅充满了真实的力量,弥散着内心的阻滞,更让我们看到一位通达的母亲的艰难与可敬。
我们不缺乏对建立新型教养关系、亲子关系探索的文字,但是它们要么引经据典的说教,要么止于赚取眼泪。它们没能走得更有力量的深层次的原因,恰是《亲爱的安德烈》提供给我们的新的思想资源。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传统的教养关系,应该就是“把关”吧。父母太习惯于替孩子把关,大到择偶、就业、购房,小到衣食、上学,无所不包,皆要“御审”。“把关”思想的背后是什么?可能就像周国平所说的:“我基本可以断定,一个自己无为却逼迫孩子大有作为的人,他的无为其实是无能和不得志;一个自己拼命奋斗却让孩子自由生长的人,他的拼命多少是出于无奈。这两种人都想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未遂愿望,但愿望的性质恰好相反。”“从一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最能看出这个人自己的人生态度。”信然!“把关”的背后是家长的控制思维,是孩子作为私产与附属品观念的根深蒂固。用血缘用父爱用母爱的名义进行绑架,使我们常见两种生存状态:一种是独立的挣扎与虚弱,一种是变本加厉的捆绑与空虚。一句话:谁都别想痛快。
在《亲爱的安德烈》中,龙应台与安德烈一起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生动地带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人的天赋独立之权,无论你与他/她有着怎样的关系,哪怕你孕育了他/她。只有对这种独立权有着深刻的认同,你才会摆脱“把关”的思维怪圈,确立良性的教养关系。认同独立权的教养关系就有可能脱离孩子作为父辈愿望的代行者,作为父母腰带饰物的附庸角色,而走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关切孩子的内心“是否快乐”,就会尊重“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似的“平庸”,因为“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我想,这就是3年35信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就是“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的那座“桥梁”那种“语言”吧。
如果说《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的意外,那《精养女儿实验报告》的作者高鸣则是有心:“想把我教育女儿的方法推广,希望我的这个实验,能够成为一个模本。我们需要独立自主、成熟、有个性的下一代”。独立成为两位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高知的共同体认,应该不是一个偶然吧。对时代心声的先觉总是为敏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妙手偶得”。
相对于龙应台,高鸣无疑显得激进,剑锋直指当下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孩子们是为了分数而奋斗的机器,家长也变成了学校的帮凶。比如,就在昨天,一个朋友还在向我诉苦。老师要求他的孩子补数理化,其实孩子文科很棒。可是老师担心孩子会拖班级的后腿,也担心孩子在高考中被刷掉。于是,家长花钱,孩子受罪”。他坚定地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家长”,“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教育子女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家长自身要提高。打铁先要榔头硬。试想,假如一个家长,自身的信仰和思维方式不行,如何去教育子女,影响子女?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只有家长自身高级一点再高级一点,才能树立起好的榜样,再加上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子女才能在你的言传身教中胜读十年书。否则的话,恐怕适得其反,子女会继承和发扬家长身上的毛病和弱点的”。
高鸣的言论很刺激人,但是他成功育女的实例充溢着说服力,他的一事一议的叙述方式也在强化着这种说服力,从而裹挟着读者与他一起思考、辨析:父母有教养孩子之天职,但是需要叩问自己履职的能力,认同与尊重独立是起点,还需有履职的能力,退一步说,你想“把关”,你会“把关”吗?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评价高鸣:“陶行知说,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你来了,做了两件大事。教育好了女儿,并且成了所有父亲应该学习的榜样。”做成了“两件大事”的高鸣从另一个视角给建立新的教养关系以新的启迪。
与《亲爱的安德烈》中的温和的讨论不同,高鸣似乎更狂飙突进,让女儿高韵冽“边读初中,边读夜高中,结果在她初中毕业时,同时拿到了高中文凭,提前3年跨进了国外名牌大学的校门。21岁的她,就大学本科毕业了。这样就可以更早地走上社会,创立自己的事业”。“别人都觉得我不可思议。我倒觉得别人更不可思议,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终是要长大的。不是让父母捧在手心里当玩具的,更不是为了玩玩具而来的。”对他的“提前”观念和“不给玩具”的做法,也是有批评声音的。
是的,安德烈是独特的,高韵冽是独特的,龙应台、高鸣们都是独特的,都具有难以模仿性。阅读关于如何建立教养关系的书籍,最重要的不是获取某种方法,而是领悟其深层思想与基本思维方式,就是要“顺应孩子天性愉快地成长”(周国平语)。果能如此,快乐的孩子、幸福的父母、温暖的家庭就会更多一些吧。
责任编辑李淳
母性的力量使得龙应台在面对儿子安德烈的疏离时,既有强烈的失落感,更有重新确立温馨亲子关系的迫切与向往。母亲的身份,在书中是耀眼而强烈的,几欲压垮作为对话基本前提的平等与互动。但是凭借着深邃的思想、宽博的视野与强烈的反思意识,龙应台将母亲身份的气息控制在了一个比较适度的范围内,从而使母性的光泽与思辨的理性互相辉映,融合为对话的力量,将话题从传统的亲子关系提升为对生命意义、生活文化的探寻。因此,这本看似为一般意义上的母子对话录,就有了一种有别于流泪的理趣和情趣。
安德烈年轻,其文字亦年轻、率真,不失幽默,不时夹杂着时新词汇,甚至“脏”字眼儿,仿佛完全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在调侃的背后,在不恭的里层,却是抑制不住的青春的敏感与犀利,坦荡与深刻。在安德烈这里,18-21岁的青春岁月,不仅有觉醒的青涩,少年清狂的不羁,自我意识的强烈,甚至还有我们所说的堕落,如抽烟、喝酒等;同时也有生命的追问,文化的思考,未来的忧虑,公众情怀,责任意识等深层次的关乎社会、人生问题的探讨。最是难得的是那一份文化的自觉与自省,使一向颇以知识分子情怀自诩的我亦有几分赧颜呢。
作为知识分子的龙应台,面对儿子的二次“脐带”脱落,那种被晾在了一边的感觉也是那么浓烈:“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不能“脱俗”的母性,浸入骨髓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刻彰显为辛酸的不安与熟悉的亲切。可怜天下父母心!
孩子已经“翅膀硬了”,要么你在“吃了吗?功课做了呢?钱够花吗?”式的没话找话中自怨自艾,要么唠叨“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让孩子走得更远。对东西文化的谙熟让龙应台选择一条理性之路:主动沟通。主动沟通,不仅是态度上主动要求“咱们谈谈心”,更是要建立谈心、对话的前提条件,不带任何先见的平等交流,“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放空”了,才能听得进,装得下,解得明白,也才能谈得上交流、沟通。于是,有了这35封母子通信,一个母亲想以某种方式进入18岁儿子世界的通信无意中竟赢来了那么多父母与青年的关注。这就促成了这本《亲爱的安德烈》的诞生。
通信,这种几乎被视为落伍的方式,竟然在资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展现出如此魅力。其根本原因是什么?通信,因为没有面对面的压迫或尴尬,或许就有了一种表达的安全感,就有可能比较畅快地发表意见,达至对分歧的逐步弥合对心灵的走进。但这无法解释那些企图通过通信来融合代际沟通的失败,那些信越写越短间隔时间却越来越长甚至干脆杳无音信的现象,毕竟通信仅是多种良好交流方式之一种。
虽然是母子书信集,但是使通信焕发出新力量的主动方应该是作为母亲的龙应台,是她的自我敞开与对儿子的尊重。这种敞开是彻底的,坦诚的。龙应台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学生时期的经历作为思考的资源提供给安德烈,甚至没有避讳当年的痛楚:不会丢铅球的“笨蛋”。这种彻底性融合了作家娓娓道来的叙事与恰如其分的议论,自然就具有了极易动人的力量,直教人也须“倾心相许”、大吐衷肠为快呢。母子的对话就这样一“说”就“说”了三年。在龙应台这里,尊重与坦诚是一体的,“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成人一样”。这是基于文化理解的尊重与自制,即使“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以坦言“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狠狠揍我一顿)”,但也必须平等交流:“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挣扎中的尊重不仅充满了真实的力量,弥散着内心的阻滞,更让我们看到一位通达的母亲的艰难与可敬。
我们不缺乏对建立新型教养关系、亲子关系探索的文字,但是它们要么引经据典的说教,要么止于赚取眼泪。它们没能走得更有力量的深层次的原因,恰是《亲爱的安德烈》提供给我们的新的思想资源。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传统的教养关系,应该就是“把关”吧。父母太习惯于替孩子把关,大到择偶、就业、购房,小到衣食、上学,无所不包,皆要“御审”。“把关”思想的背后是什么?可能就像周国平所说的:“我基本可以断定,一个自己无为却逼迫孩子大有作为的人,他的无为其实是无能和不得志;一个自己拼命奋斗却让孩子自由生长的人,他的拼命多少是出于无奈。这两种人都想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未遂愿望,但愿望的性质恰好相反。”“从一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最能看出这个人自己的人生态度。”信然!“把关”的背后是家长的控制思维,是孩子作为私产与附属品观念的根深蒂固。用血缘用父爱用母爱的名义进行绑架,使我们常见两种生存状态:一种是独立的挣扎与虚弱,一种是变本加厉的捆绑与空虚。一句话:谁都别想痛快。
在《亲爱的安德烈》中,龙应台与安德烈一起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生动地带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人的天赋独立之权,无论你与他/她有着怎样的关系,哪怕你孕育了他/她。只有对这种独立权有着深刻的认同,你才会摆脱“把关”的思维怪圈,确立良性的教养关系。认同独立权的教养关系就有可能脱离孩子作为父辈愿望的代行者,作为父母腰带饰物的附庸角色,而走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关切孩子的内心“是否快乐”,就会尊重“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似的“平庸”,因为“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我想,这就是3年35信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就是“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的那座“桥梁”那种“语言”吧。
如果说《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的意外,那《精养女儿实验报告》的作者高鸣则是有心:“想把我教育女儿的方法推广,希望我的这个实验,能够成为一个模本。我们需要独立自主、成熟、有个性的下一代”。独立成为两位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高知的共同体认,应该不是一个偶然吧。对时代心声的先觉总是为敏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妙手偶得”。
相对于龙应台,高鸣无疑显得激进,剑锋直指当下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孩子们是为了分数而奋斗的机器,家长也变成了学校的帮凶。比如,就在昨天,一个朋友还在向我诉苦。老师要求他的孩子补数理化,其实孩子文科很棒。可是老师担心孩子会拖班级的后腿,也担心孩子在高考中被刷掉。于是,家长花钱,孩子受罪”。他坚定地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家长”,“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教育子女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家长自身要提高。打铁先要榔头硬。试想,假如一个家长,自身的信仰和思维方式不行,如何去教育子女,影响子女?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只有家长自身高级一点再高级一点,才能树立起好的榜样,再加上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子女才能在你的言传身教中胜读十年书。否则的话,恐怕适得其反,子女会继承和发扬家长身上的毛病和弱点的”。
高鸣的言论很刺激人,但是他成功育女的实例充溢着说服力,他的一事一议的叙述方式也在强化着这种说服力,从而裹挟着读者与他一起思考、辨析:父母有教养孩子之天职,但是需要叩问自己履职的能力,认同与尊重独立是起点,还需有履职的能力,退一步说,你想“把关”,你会“把关”吗?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评价高鸣:“陶行知说,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你来了,做了两件大事。教育好了女儿,并且成了所有父亲应该学习的榜样。”做成了“两件大事”的高鸣从另一个视角给建立新的教养关系以新的启迪。
与《亲爱的安德烈》中的温和的讨论不同,高鸣似乎更狂飙突进,让女儿高韵冽“边读初中,边读夜高中,结果在她初中毕业时,同时拿到了高中文凭,提前3年跨进了国外名牌大学的校门。21岁的她,就大学本科毕业了。这样就可以更早地走上社会,创立自己的事业”。“别人都觉得我不可思议。我倒觉得别人更不可思议,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终是要长大的。不是让父母捧在手心里当玩具的,更不是为了玩玩具而来的。”对他的“提前”观念和“不给玩具”的做法,也是有批评声音的。
是的,安德烈是独特的,高韵冽是独特的,龙应台、高鸣们都是独特的,都具有难以模仿性。阅读关于如何建立教养关系的书籍,最重要的不是获取某种方法,而是领悟其深层思想与基本思维方式,就是要“顺应孩子天性愉快地成长”(周国平语)。果能如此,快乐的孩子、幸福的父母、温暖的家庭就会更多一些吧。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