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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探究了天津民俗体育形成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分析了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主要途径及社会功能。
关键词：民俗体育 天津 形成 传播
天津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成为天津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民俗体育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蕴藏着天津特定的文化基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天津的民俗体育形式多样，主要有舞狮、杠箱、中幡、高跷、旱船、舞龙、摔跤、抖空竹、放风筝、拔河、跳绳、踢毽、赛龙舟、民间武术等。
天津民俗体育的形成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任何文化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由于文化生态环境决定的。美国人类学家史徒华认为：“具体的文化形式是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各种文化只能根据它与‘小生境’的关系来评价，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标准。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对某一特殊环境的适应过程引起的。”①文化是当地民众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文化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俗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天津的民俗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完成的。
自然生态环境与天津民俗体育。自然生态环境是民俗体育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它为天津民俗体育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舞台。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是这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与水密切相关的天津自然生态环境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起源于当地渔业生产的民俗体育活动由此产生，如汉沽飞镲、北塘高跷等。水路交通使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漕运重地，天津供奉妈祖便始于元代漕运，祭祀妈祖的庙会（后称皇会）成为天津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舞狮、舞龙、旱船、秧歌等民俗体育活动也随之蓬勃开展起来。
人文生态环境与天津民俗体育。人文生态环境作为民俗体育的生存要素之一，对天津民俗体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天津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人文生态环境不容忽视。影响因素主要有：
宗教信仰。天津俗语说“先有娘娘宫，后有天津城”，天津宗教信仰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妈祖的显赫地位无以撼动，同时佛、道、释等传统宗教信仰，加之各地移民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构成了天津民间多种多样的传统宗教文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伴随而生的就是庙会。庙会是人们祭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后来附设一些商业活动，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都主动前往集会助兴，久而久之，庙会便成了一种以宗教信仰为依托的民俗活动形式。天津的庙会繁多，除皇会外，还有独乐寺庙会、城隍庙会、药王庙会、塘沽潮音寺庙会、盂兰会等。庙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民俗体育花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普及程度、扩大了表演规模，还大大提升了民俗体育花会的表演水平。
军事要地。金代直沽寨的建立，开始使天津从单纯的漕运枢纽发展为具有漕运与军事双重作用的重镇。元代为了增强军事守备，将直沽寨改为海津镇，加强了海津镇作为京师大门的战略地位。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朝支援朝鲜抗日，把军事转输中心设在天津。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反明时，明政府再次把天津作为防御后金的军事基地，不仅驻军增加，而且军事调动频繁，天津迅速成为保卫京都的军事重镇。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天津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从此天津成为畿辅首邑。可见，古代的天津是极其重要的军事卫所，戍守军士自然成为天津的重要居民之一。历代屯田士兵和漕运半军事化的水手以及李鸿章在天津驻扎的淮军和袁世凯在天津训练的新军，更不断为天津增添着军旅气氛。《天津县志》说天津人“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的确，天津民风淳朴、任侠好义，天津的民间武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业繁荣。元代天津地区的河、海漕运活跃了集市贸易，加强了直沽与南北各地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中叶以后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也比往昔大增。清康熙年间，南北各地商品的大量吞吐，使天津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的繁荣，不仅引来外乡商贾纷纷携家带口移居天津，成为天津的常住居民，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外地务工人员及各色人等以“闯码头”的方式来津谋生。众多往来于天津的客商需要得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因而武术成了重要的防御手段之一，天津也成了江湖游侠、镖师、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不同风格的武术套路传入天津，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繁荣的商贸能聚集人气，有人气的地方就有娱乐，各地的民俗体育形式大都被广泛吸收，形成了天津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
移民共生。天津是个移民城市。元代时，随着河海运输的发展，大量外地军民如中书省南部（今山西、河南、山东）、河南行省（今安徽、江苏北部）、江浙行省（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西行省（今江西、广东东部）等地人进出直沽（天津）或落户此地，致有“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市井风情。②明代初年燕王扫北，朱棣将大量皖北人和苏北人带至京津一带戍边，朱棣称帝后，这些皖北及苏北来的军人成为驻津的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也随之迁入天津，占据了强势地位。明清以来，天津曾出现不少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这是居住在天津的山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南方省区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成立的民间组织。这些商人在天津经商定居，成为天津人口的组成部分。在天津工商界还存在过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的帮派组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天津移民的来源。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频发水灾，山东、山西、河北的大量难民合家涌入天津，落地生根。
各地移民带来各自的民俗体育活动，汇聚成天津的民俗体育内容，呈现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天津地区武术拳种套路流派林立，太极拳就有陈氏、杨氏、吴氏、武氏、孙氏等各派；形意拳也有河北派、山西派、河南派等。加之罗汉拳、武当拳、大洪拳、小洪拳等拳种共计50余种。高跷、摔跤等运动主要流行于北方，赛龙舟则为南方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事项。天津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各地的民俗体育，形成了南北兼容的民俗体育文化。
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主要途径
通过花会表演传播。天津的花会表演活动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活动一般多在礼仪盛典、传统节日、喜庆丰收及祭祀活动中进行。据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共有75种项目，608道花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花会被视为“四旧”，予以解散。1978年后，一些传统老会重整旗鼓，恢复活动。随着传统庙会和节庆活动的重新开展，花会表演得到恢复和发展。天津皇会在历史上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举办了最后一次之后一直停办，1988年，在天津举办的“天津民俗文化博览周”上，天津皇会终于在沉睡了50年之后于天后宫广场重展雄姿。虽然规模与往日相比已大为减小，但传统的皇会终于得以恢复。独乐寺庙会也于2003年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了，2004年被市政府列入春节活动项目。近年来春节期间，天津都要举办庙会，古文化街广场、鼓楼、金街、乐园、葛沽、蓟县等地的庙会上会出现舞龙、舞狮、高跷、秧歌、旱船、踢花毽等民俗体育表演，一般自正月初一持续到十五。
1988年11月，天津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广场艺术联合团体——天津市广场艺术民间联谊会，成员有舞龙、舞狮、高跷、中幡、杠箱、武术、气功、古典摔跤、花毽等表演内容的70余个骨干队伍，已汇聚的天津民间花会涵盖了天津各地区所有的代表性演出项目。每年的节假日或庆典活动，都有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表演。
通过民间组织传播。武术组织从明末出现，至清代发展加快，把式房、习武馆及民间的师徒组成的武术团体众多。但由于时间久远又无系统管理，自生自灭，记载很少。清咸丰五年（1855年）杨柳青镇王家店成立了风云老会。同治七年（1868年）建立了许多业余武馆，均为群众自发的习武组织。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柳青镇的胜武老会成立。民国初年，天津民间习武风气更盛，群众自愿结合的民办武术组织更多的出现，据《天津通志·体育志》记载，几十年间就建立了不同规模与形式的武术馆、社以及学会、研究会等128个，如中华武士会天津分会、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研究会等民间武术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得到提倡，许多民间武术社团遍布全市各地，每逢节假日还组织表演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术遭到严重摧残。“文化大革命”后，武术得到恢复和发展，相继建立了天津振华武术馆、南开武术馆、津城武术摔跤馆等数十个武术馆社，北郊区北仓有300多年历史的少练老会也恢复了活动。诸多民间武术团体的成立，使许多群众包括不同职业、年龄的人们参加到练武活动中来，促进了武术的广泛传播。
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社会功能
民俗体育既是一种体育形态，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俗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不仅是民众强身健体的有效手段，也是广大民众休闲娱乐的有效方式。民俗体育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愉悦身心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民俗体育在历史进程中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塑造市民性格。市民性格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城市的个性。民俗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在民俗体育活动中，人所产生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现象并非单独出现，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人在活动中满足各种心理需要、磨炼意志、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意志品质和情感品质、完善健康的人格。民俗体育活动，促进了天津人崇尚武健、粗犷豪爽、坚韧宽容、急公好义、互帮互助、热心公益的市民性格，对维护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体育文化精神的核心在于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一些民俗体育活动，如拔河、龙舟竞渡等，需要多人参与协作，有利于交流思想感情、增强集体观念、促进团结合作。民俗体育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消遣娱乐的机会，渗透了共同和谐发展的文化理念，促使成员之间产生意识趋同和文化认同，形成群体凝聚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形成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传播体育文化。民俗体育项目自产生开始就负载着某种精神理想和生活态度，如武术就是勇武、侠义、竞争等思想的象征和反映。在世代相袭的进程中，民俗体育寄托的精神理念会越来越深厚地沉积与凝结，附着在该项目中，如舞狮运动经过长期积累，承载着狮神崇拜、驱邪避灾、吉祥富贵、刚健自强等多重文化意蕴。民俗体育作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以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一项民俗体育，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集体创造而形成的，并为他们所普遍地遵循，进而得以传播。③民俗体育代代相传，不仅是对各种活动形式的继承，更是对其中蕴涵的丰厚精神文化的传播。［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号：10YJA860010］
注 释：
①史徒华［美］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9页。
②《天津百科全书》，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页。
③孟庆宁：《民俗体育的当代价值》，《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1）。
（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传媒系）
编校：施 宇
关键词：民俗体育 天津 形成 传播
天津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成为天津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民俗体育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蕴藏着天津特定的文化基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天津的民俗体育形式多样，主要有舞狮、杠箱、中幡、高跷、旱船、舞龙、摔跤、抖空竹、放风筝、拔河、跳绳、踢毽、赛龙舟、民间武术等。
天津民俗体育的形成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任何文化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由于文化生态环境决定的。美国人类学家史徒华认为：“具体的文化形式是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各种文化只能根据它与‘小生境’的关系来评价，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标准。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对某一特殊环境的适应过程引起的。”①文化是当地民众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文化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俗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天津的民俗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完成的。
自然生态环境与天津民俗体育。自然生态环境是民俗体育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它为天津民俗体育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舞台。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是这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与水密切相关的天津自然生态环境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起源于当地渔业生产的民俗体育活动由此产生，如汉沽飞镲、北塘高跷等。水路交通使天津成为我国北方的漕运重地，天津供奉妈祖便始于元代漕运，祭祀妈祖的庙会（后称皇会）成为天津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舞狮、舞龙、旱船、秧歌等民俗体育活动也随之蓬勃开展起来。
人文生态环境与天津民俗体育。人文生态环境作为民俗体育的生存要素之一，对天津民俗体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天津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人文生态环境不容忽视。影响因素主要有：
宗教信仰。天津俗语说“先有娘娘宫，后有天津城”，天津宗教信仰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妈祖的显赫地位无以撼动，同时佛、道、释等传统宗教信仰，加之各地移民带来的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构成了天津民间多种多样的传统宗教文化。与传统宗教文化伴随而生的就是庙会。庙会是人们祭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后来附设一些商业活动，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都主动前往集会助兴，久而久之，庙会便成了一种以宗教信仰为依托的民俗活动形式。天津的庙会繁多，除皇会外，还有独乐寺庙会、城隍庙会、药王庙会、塘沽潮音寺庙会、盂兰会等。庙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民俗体育花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普及程度、扩大了表演规模，还大大提升了民俗体育花会的表演水平。
军事要地。金代直沽寨的建立，开始使天津从单纯的漕运枢纽发展为具有漕运与军事双重作用的重镇。元代为了增强军事守备，将直沽寨改为海津镇，加强了海津镇作为京师大门的战略地位。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朝支援朝鲜抗日，把军事转输中心设在天津。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反明时，明政府再次把天津作为防御后金的军事基地，不仅驻军增加，而且军事调动频繁，天津迅速成为保卫京都的军事重镇。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天津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从此天津成为畿辅首邑。可见，古代的天津是极其重要的军事卫所，戍守军士自然成为天津的重要居民之一。历代屯田士兵和漕运半军事化的水手以及李鸿章在天津驻扎的淮军和袁世凯在天津训练的新军，更不断为天津增添着军旅气氛。《天津县志》说天津人“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的确，天津民风淳朴、任侠好义，天津的民间武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业繁荣。元代天津地区的河、海漕运活跃了集市贸易，加强了直沽与南北各地的联系与交流，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中叶以后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也比往昔大增。清康熙年间，南北各地商品的大量吞吐，使天津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的繁荣，不仅引来外乡商贾纷纷携家带口移居天津，成为天津的常住居民，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外地务工人员及各色人等以“闯码头”的方式来津谋生。众多往来于天津的客商需要得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因而武术成了重要的防御手段之一，天津也成了江湖游侠、镖师、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不同风格的武术套路传入天津，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繁荣的商贸能聚集人气，有人气的地方就有娱乐，各地的民俗体育形式大都被广泛吸收，形成了天津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
移民共生。天津是个移民城市。元代时，随着河海运输的发展，大量外地军民如中书省南部（今山西、河南、山东）、河南行省（今安徽、江苏北部）、江浙行省（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江西行省（今江西、广东东部）等地人进出直沽（天津）或落户此地，致有“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市井风情。②明代初年燕王扫北，朱棣将大量皖北人和苏北人带至京津一带戍边，朱棣称帝后，这些皖北及苏北来的军人成为驻津的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也随之迁入天津，占据了强势地位。明清以来，天津曾出现不少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这是居住在天津的山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南方省区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成立的民间组织。这些商人在天津经商定居，成为天津人口的组成部分。在天津工商界还存在过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的帮派组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天津移民的来源。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频发水灾，山东、山西、河北的大量难民合家涌入天津，落地生根。
各地移民带来各自的民俗体育活动，汇聚成天津的民俗体育内容，呈现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天津地区武术拳种套路流派林立，太极拳就有陈氏、杨氏、吴氏、武氏、孙氏等各派；形意拳也有河北派、山西派、河南派等。加之罗汉拳、武当拳、大洪拳、小洪拳等拳种共计50余种。高跷、摔跤等运动主要流行于北方，赛龙舟则为南方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事项。天津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各地的民俗体育，形成了南北兼容的民俗体育文化。
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主要途径
通过花会表演传播。天津的花会表演活动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活动一般多在礼仪盛典、传统节日、喜庆丰收及祭祀活动中进行。据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共有75种项目，608道花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花会被视为“四旧”，予以解散。1978年后，一些传统老会重整旗鼓，恢复活动。随着传统庙会和节庆活动的重新开展，花会表演得到恢复和发展。天津皇会在历史上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举办了最后一次之后一直停办，1988年，在天津举办的“天津民俗文化博览周”上，天津皇会终于在沉睡了50年之后于天后宫广场重展雄姿。虽然规模与往日相比已大为减小，但传统的皇会终于得以恢复。独乐寺庙会也于2003年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了，2004年被市政府列入春节活动项目。近年来春节期间，天津都要举办庙会，古文化街广场、鼓楼、金街、乐园、葛沽、蓟县等地的庙会上会出现舞龙、舞狮、高跷、秧歌、旱船、踢花毽等民俗体育表演，一般自正月初一持续到十五。
1988年11月，天津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广场艺术联合团体——天津市广场艺术民间联谊会，成员有舞龙、舞狮、高跷、中幡、杠箱、武术、气功、古典摔跤、花毽等表演内容的70余个骨干队伍，已汇聚的天津民间花会涵盖了天津各地区所有的代表性演出项目。每年的节假日或庆典活动，都有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表演。
通过民间组织传播。武术组织从明末出现，至清代发展加快，把式房、习武馆及民间的师徒组成的武术团体众多。但由于时间久远又无系统管理，自生自灭，记载很少。清咸丰五年（1855年）杨柳青镇王家店成立了风云老会。同治七年（1868年）建立了许多业余武馆，均为群众自发的习武组织。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柳青镇的胜武老会成立。民国初年，天津民间习武风气更盛，群众自愿结合的民办武术组织更多的出现，据《天津通志·体育志》记载，几十年间就建立了不同规模与形式的武术馆、社以及学会、研究会等128个，如中华武士会天津分会、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研究会等民间武术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得到提倡，许多民间武术社团遍布全市各地，每逢节假日还组织表演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术遭到严重摧残。“文化大革命”后，武术得到恢复和发展，相继建立了天津振华武术馆、南开武术馆、津城武术摔跤馆等数十个武术馆社，北郊区北仓有300多年历史的少练老会也恢复了活动。诸多民间武术团体的成立，使许多群众包括不同职业、年龄的人们参加到练武活动中来，促进了武术的广泛传播。
天津民俗体育传播的社会功能
民俗体育既是一种体育形态，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俗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不仅是民众强身健体的有效手段，也是广大民众休闲娱乐的有效方式。民俗体育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愉悦身心正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民俗体育在历史进程中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塑造市民性格。市民性格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城市的个性。民俗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在民俗体育活动中，人所产生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现象并非单独出现，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心理过程。人在活动中满足各种心理需要、磨炼意志、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意志品质和情感品质、完善健康的人格。民俗体育活动，促进了天津人崇尚武健、粗犷豪爽、坚韧宽容、急公好义、互帮互助、热心公益的市民性格，对维护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体育文化精神的核心在于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一些民俗体育活动，如拔河、龙舟竞渡等，需要多人参与协作，有利于交流思想感情、增强集体观念、促进团结合作。民俗体育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消遣娱乐的机会，渗透了共同和谐发展的文化理念，促使成员之间产生意识趋同和文化认同，形成群体凝聚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形成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
传播体育文化。民俗体育项目自产生开始就负载着某种精神理想和生活态度，如武术就是勇武、侠义、竞争等思想的象征和反映。在世代相袭的进程中，民俗体育寄托的精神理念会越来越深厚地沉积与凝结，附着在该项目中，如舞狮运动经过长期积累，承载着狮神崇拜、驱邪避灾、吉祥富贵、刚健自强等多重文化意蕴。民俗体育作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以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一项民俗体育，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集体创造而形成的，并为他们所普遍地遵循，进而得以传播。③民俗体育代代相传，不仅是对各种活动形式的继承，更是对其中蕴涵的丰厚精神文化的传播。［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号：10YJA860010］
注 释：
①史徒华［美］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9页。
②《天津百科全书》，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页。
③孟庆宁：《民俗体育的当代价值》，《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1）。
（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传媒系）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