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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名，在他生前并不显著，甚至在整个唐代都不算显赫——如果与王维、李白相比的话。到了宋代，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欧阳修不喜欢杜诗，但这不妨碍他的重要门生王安石和苏轼推尊杜诗。其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宋朝的重要诗家，都大力揄扬杜诗。毫不过分地说，是宋人奠定了杜甫的诗圣地位。
宋代之后，人们对杜甫的赞美之词更是铺天盖地了。在各式的议论中，不少说得玄乎其玄，仿佛杜甫的每一首诗都好、每一句都极具深意。对于这些花哨的说法，我们其实是不必多去理会的，这是因为：懂行的人，一句话就够了；不懂行的人，即使说得唇焦舌敝，也击不中要害。
面对繁多的诗论，应该如何别择？这时候，如果恪守这个原则，一定是没错的：若是论者自身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那么其诗论最宜急观。许多诗论之所以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根本原因往往是论者本人不擅长写诗。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杜诗的好处，应该去密切注意那些非常擅长写诗之人的意见。王安石写有《杜甫画像》一诗，开笔便说：“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寥寥数语，就已说出杜诗的一大价值：坚姿。
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风浪后，写有《王定国诗集叙》一文，里面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句话貌似寻常，实则非常深刻：诗因人而尊，杜诗之所以好，源于杜甫其人的可贵，而杜甫的可贵，就从他一饭不忘君这种行为中体现出来，这也是一种坚姿。
强调杜甫的一饭不忘君，似乎显得杜甫只是在愚忠，这为今日的一些聪明人所不取。然而聪明人对杜甫不以为然之处，恰恰是杜诗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杜甫的愚，并非真愚，而是一种“择善而固执之”的笃定态度。杜甫的本心，是为天下苍生计量，其着眼之处是大群幸福而非一姓江山的得失，更不是自己一身的进退。在现有的人间秩序里，合法的李唐政府是最能帮助杜甫实现理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忠于唐室、心系李唐君主的安危，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无论时势怎样变，杜甫身上这种对道义的向往与坚守精神，都是能够保育人群的重要元素。如果一个群体竞相嗤笑杜甫的人生，那么这个群体无疑是以临难苟免为贵，一旦遭遇外患，所出现的局面必然是人们各私其私，不可能有人出来捍卫群体的安全，结果将是一溃千里。
《礼记》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意思是说，《诗经》能够培育人温柔敦厚的品性，然而人如果温柔敦厚过头了，则有近于愚的风险。对于《礼记》的这番话，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有这样一个论述：“《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固不能诗。”后面这句话当真是点睛之笔，可与王安石、苏轼说杜之语互相发明。
所谓“不愚固不能诗”，其实是在强调：人宁愿显得愚，也不能丢了生命坚守。怎样的表现，会将一个人显得愚呢？杜甫一饭不忘君是如此，司马迁为李陵说话也是如此。当李陵投降匈奴事件发生之后，汉武帝震怒，满朝噤若寒蝉，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说公道话，他难道会比后人更不知道，汉武帝既是雄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暴君吗？在这个时候，司马迁似乎是一个愚人。
韩愈也是如此。在举国佞佛的大势里，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身居要职且名满天下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劝唐宪宗停止佞佛，为此差点丢了性命，最后被贬去了潮州。在劝谏宪宗之前，韩愈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但他还是去做了。这时候的韩愈，好像也是愚人。
然而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事，恰恰是这些“愚人”做出来的。只不过，在聪明人满街走的今天，这种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吧。
宋代之后，人们对杜甫的赞美之词更是铺天盖地了。在各式的议论中，不少说得玄乎其玄，仿佛杜甫的每一首诗都好、每一句都极具深意。对于这些花哨的说法，我们其实是不必多去理会的，这是因为：懂行的人，一句话就够了；不懂行的人，即使说得唇焦舌敝，也击不中要害。
面对繁多的诗论，应该如何别择？这时候，如果恪守这个原则，一定是没错的：若是论者自身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那么其诗论最宜急观。许多诗论之所以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根本原因往往是论者本人不擅长写诗。
所以，我们想要了解杜诗的好处，应该去密切注意那些非常擅长写诗之人的意见。王安石写有《杜甫画像》一诗，开笔便说：“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寥寥数语，就已说出杜诗的一大价值：坚姿。
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风浪后，写有《王定国诗集叙》一文，里面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句话貌似寻常，实则非常深刻：诗因人而尊，杜诗之所以好，源于杜甫其人的可贵，而杜甫的可贵，就从他一饭不忘君这种行为中体现出来，这也是一种坚姿。
强调杜甫的一饭不忘君，似乎显得杜甫只是在愚忠，这为今日的一些聪明人所不取。然而聪明人对杜甫不以为然之处，恰恰是杜诗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杜甫的愚，并非真愚，而是一种“择善而固执之”的笃定态度。杜甫的本心，是为天下苍生计量，其着眼之处是大群幸福而非一姓江山的得失，更不是自己一身的进退。在现有的人间秩序里，合法的李唐政府是最能帮助杜甫实现理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忠于唐室、心系李唐君主的安危，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无论时势怎样变，杜甫身上这种对道义的向往与坚守精神，都是能够保育人群的重要元素。如果一个群体竞相嗤笑杜甫的人生，那么这个群体无疑是以临难苟免为贵，一旦遭遇外患，所出现的局面必然是人们各私其私，不可能有人出来捍卫群体的安全，结果将是一溃千里。
《礼记》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意思是说，《诗经》能够培育人温柔敦厚的品性，然而人如果温柔敦厚过头了，则有近于愚的风险。对于《礼记》的这番话，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有这样一个论述：“《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固不能诗。”后面这句话当真是点睛之笔，可与王安石、苏轼说杜之语互相发明。
所谓“不愚固不能诗”，其实是在强调：人宁愿显得愚，也不能丢了生命坚守。怎样的表现，会将一个人显得愚呢？杜甫一饭不忘君是如此，司马迁为李陵说话也是如此。当李陵投降匈奴事件发生之后，汉武帝震怒，满朝噤若寒蝉，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说公道话，他难道会比后人更不知道，汉武帝既是雄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暴君吗？在这个时候，司马迁似乎是一个愚人。
韩愈也是如此。在举国佞佛的大势里，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身居要职且名满天下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劝唐宪宗停止佞佛，为此差点丢了性命，最后被贬去了潮州。在劝谏宪宗之前，韩愈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但他还是去做了。这时候的韩愈，好像也是愚人。
然而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事，恰恰是这些“愚人”做出来的。只不过，在聪明人满街走的今天，这种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