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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是一名史官，曾任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总纂、起居注总办、讲习馆总办等职，属于皇帝近臣。由于位近中枢，恽毓鼎在其《澄斋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宫廷决策、重大事件的内幕和细节，这些文字成为后人研究晚清政治的珍贵史料。与此同时，日记还以流水账的形式记录了他每天生活的点滴。正是透过这些点滴，我们可以一窥风雨飘摇之际的晚清，官场依然故我的应酬之密、之奢、之累、之殇。
可以说，酒局应酬在恽毓鼎日记中随处可见。这些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酒局，参加人员既有亲友、同僚、师生，也有同乡、同年、同窗;时间既有中午，也有晚上，还有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凌晨的;既有一天一场，也有一天两三场;既有一般的迎来送往，也有貌似风雅的“赏秋局”“诗钟局”;天热有消夏局，天冷则有消寒局;逢年过节、喜事来临自然要邀约庆贺，平常时分也不能少了来往，无事心烦时更要三五成群一浇块垒。总之，无时没有酒，无事不成局。
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为例，按说此时正月刚过，应酬相对较少，但不算推辞掉的两场，在这29天里，恽毓鼎竟参加了21场酒局。
这一年，距大清国耻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签订不过四五年，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站在世纪之交的清王朝，尚不知第二年将要发生的庚子事变又将给灾难深重的中国添上耻辱一页。然而，在恽毓鼎日记中，可以看到，国家命运大势并没有影响到官场酒局的正常开展。
再以宣统二年（1910）九月为例。再过一年，终结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就将爆发，晚清国运已无可挽救。而在恽毓鼎日记中，酒局次数仍未见消减。在这个月的30天里，恽毓鼎参加了21场酒局，以至于他自己都感叹，“连日应酬征逐，夜不得眠，倦甚”。
需要指出的是，恽毓鼎在晚清官场中总的来说还属于比较清醒之人，他在日记中对于时局政事的不少议论也不乏洞见。史官一职并非肥差，由于职位性质，恽毓鼎在应酬之余总算也没有荒废读书;加上他本人“性恶烦扰”“简于酬酢”，对应酬来往并不十分热衷，其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连日酬应，筋疲力尽”，时不时还推掉酒局。可以想见，如果是权重之职、好酒之人，其酒局往来恐怕更将络绎不绝、川流不息。
国事如此，酒事如此，大清岂能不败！
连绵不断的酒局，花的是金钱，耗的是精力。
先说金钱。恽毓鼎有一次记录“三场酒席折价二十四两”。也就是说，一场酒席需花费八两。恽毓鼎为在京四品官员，不像地方大员还有大笔养廉银收入，他一年俸银不过200两出头，算起来，一场酒席就抵得过他半个月工资，消费不可谓不高。
不过，相比于当时官场应酬之奢，恽毓鼎一席八两银子，不过是小小巫而已。据道光年间曾任陕西督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其任上每有大员过境，“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
当然，再以最肥的河道衙门作比，就更令人咋舌了。当时河道官员设宴，“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海参鱼翅则更及万矣”。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与愤怒，道光曾在一次上谕中指出，“近日奢靡之风，河员为甚”“凡河员之车服饮食，宴会供应，无不穷奢极欲，踵事增华”。
官场酒局赀费来源无非有两个，一是自掏腰包，二是公款消费。从恽毓鼎简要的记载中我们无从得知其参加的酒局是否公款买单，但考虑到晚清严重的腐败现象，公款消费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另一方面，即便是自掏腰包，若成奢靡之风，其危害一点不比公款消费小。
再来说精力。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初二，恽毓鼎记录：“此两日，在家则会客，出门则应酬，无一刻可以静坐看书写字，疲苦已极。”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初七，恽毓鼎又记录：“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一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恽毓鼎再次记录：“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
类似这样由于酒局所困而无暇做事、无暇看书、身心俱疲的记录，在恽毓鼎日记中不时出现。恽毓鼎如此，其他官员当然也不必说。可以想見，当官员们如走马灯般穿梭忙碌于各场酒局之间，又如何有时间、有精力去干事创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恽毓鼎感慨于“岁云暮矣，日月如流”“三百六十日，竟无一事可言，荏苒光阴，真为可惜”，“于是发愤立一宏愿：自戊戌年元旦起，凡事皆立章程，杂费悉从节省，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清心寡欲，进学养身”。显然，恽毓鼎也意识到频繁不休的应酬带来的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浪费金钱，二是占用精力。可惜，在晚清官场强大的应酬之风面前，这样的宏愿不过是宏愿而已。在恽毓鼎立下“宏愿”的第二天，他又连续参加了两场酒局，以至于晚上“头晕而寝”。不幸的是，第三天正好赶上光绪皇帝去太庙祭祀，恽毓鼎需陪同前往。这一天凌晨一点钟恽毓鼎就早早起床，“头晕大吐，勉强登车，甫行复吐不止，只得折回”。由于应酬，连陪同皇帝祭祀这样的大事都给耽误了，酒局之害，可见一斑。
大量无休止、无意义的酒局耗去了大多数官员的时间与精力，使其疲于应付、不堪忍受，不少人虽然也看到这一点，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我们如今翻看曾国藩日记，可以发现，早年的曾国藩在京城时，同样混迹于各类酒局，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虽然他后来幡然醒悟，听进倭仁劝告，“扫除闲应酬”，立志自新，“渐改征逐之习”，然而就算自己做到了洁身自好，也无法改变官场的整体陋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官员虽然治国无术，但在享乐上却花样百出;对于现代文明虽然百般抗拒，在吃喝上倒是实现了与时俱进。当时官员“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器必佐以洋式，食必佐以西餐”，以示“维新”。恽毓鼎也未能免俗，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与人共进西餐。1912年3月12日，恽毓鼎应邀到大观楼吃西餐，由于之前几天京城戒严，饭馆关门，恽毓鼎在餐后还大发了一番感慨与“自我批评”：几日来“颇有食淡之苦，得此稍饱馋吻。甚矣，淡泊之不易久处也。学道近三十年，尚徇口腹之欲如此”！
（摘自《月读》）
可以说，酒局应酬在恽毓鼎日记中随处可见。这些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酒局，参加人员既有亲友、同僚、师生，也有同乡、同年、同窗;时间既有中午，也有晚上，还有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凌晨的;既有一天一场，也有一天两三场;既有一般的迎来送往，也有貌似风雅的“赏秋局”“诗钟局”;天热有消夏局，天冷则有消寒局;逢年过节、喜事来临自然要邀约庆贺，平常时分也不能少了来往，无事心烦时更要三五成群一浇块垒。总之，无时没有酒，无事不成局。
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为例，按说此时正月刚过，应酬相对较少，但不算推辞掉的两场，在这29天里，恽毓鼎竟参加了21场酒局。
这一年，距大清国耻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签订不过四五年，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站在世纪之交的清王朝，尚不知第二年将要发生的庚子事变又将给灾难深重的中国添上耻辱一页。然而，在恽毓鼎日记中，可以看到，国家命运大势并没有影响到官场酒局的正常开展。
再以宣统二年（1910）九月为例。再过一年，终结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就将爆发，晚清国运已无可挽救。而在恽毓鼎日记中，酒局次数仍未见消减。在这个月的30天里，恽毓鼎参加了21场酒局，以至于他自己都感叹，“连日应酬征逐，夜不得眠，倦甚”。
需要指出的是，恽毓鼎在晚清官场中总的来说还属于比较清醒之人，他在日记中对于时局政事的不少议论也不乏洞见。史官一职并非肥差，由于职位性质，恽毓鼎在应酬之余总算也没有荒废读书;加上他本人“性恶烦扰”“简于酬酢”，对应酬来往并不十分热衷，其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连日酬应，筋疲力尽”，时不时还推掉酒局。可以想见，如果是权重之职、好酒之人，其酒局往来恐怕更将络绎不绝、川流不息。
国事如此，酒事如此，大清岂能不败！
连绵不断的酒局，花的是金钱，耗的是精力。
先说金钱。恽毓鼎有一次记录“三场酒席折价二十四两”。也就是说，一场酒席需花费八两。恽毓鼎为在京四品官员，不像地方大员还有大笔养廉银收入，他一年俸银不过200两出头，算起来，一场酒席就抵得过他半个月工资，消费不可谓不高。
不过，相比于当时官场应酬之奢，恽毓鼎一席八两银子，不过是小小巫而已。据道光年间曾任陕西督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其任上每有大员过境，“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
当然，再以最肥的河道衙门作比，就更令人咋舌了。当时河道官员设宴，“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海参鱼翅则更及万矣”。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与愤怒，道光曾在一次上谕中指出，“近日奢靡之风，河员为甚”“凡河员之车服饮食，宴会供应，无不穷奢极欲，踵事增华”。
官场酒局赀费来源无非有两个，一是自掏腰包，二是公款消费。从恽毓鼎简要的记载中我们无从得知其参加的酒局是否公款买单，但考虑到晚清严重的腐败现象，公款消费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另一方面，即便是自掏腰包，若成奢靡之风，其危害一点不比公款消费小。
再来说精力。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初二，恽毓鼎记录：“此两日，在家则会客，出门则应酬，无一刻可以静坐看书写字，疲苦已极。”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初七，恽毓鼎又记录：“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一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恽毓鼎再次记录：“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
类似这样由于酒局所困而无暇做事、无暇看书、身心俱疲的记录，在恽毓鼎日记中不时出现。恽毓鼎如此，其他官员当然也不必说。可以想見，当官员们如走马灯般穿梭忙碌于各场酒局之间，又如何有时间、有精力去干事创业？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恽毓鼎感慨于“岁云暮矣，日月如流”“三百六十日，竟无一事可言，荏苒光阴，真为可惜”，“于是发愤立一宏愿：自戊戌年元旦起，凡事皆立章程，杂费悉从节省，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清心寡欲，进学养身”。显然，恽毓鼎也意识到频繁不休的应酬带来的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浪费金钱，二是占用精力。可惜，在晚清官场强大的应酬之风面前，这样的宏愿不过是宏愿而已。在恽毓鼎立下“宏愿”的第二天，他又连续参加了两场酒局，以至于晚上“头晕而寝”。不幸的是，第三天正好赶上光绪皇帝去太庙祭祀，恽毓鼎需陪同前往。这一天凌晨一点钟恽毓鼎就早早起床，“头晕大吐，勉强登车，甫行复吐不止，只得折回”。由于应酬，连陪同皇帝祭祀这样的大事都给耽误了，酒局之害，可见一斑。
大量无休止、无意义的酒局耗去了大多数官员的时间与精力，使其疲于应付、不堪忍受，不少人虽然也看到这一点，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我们如今翻看曾国藩日记，可以发现，早年的曾国藩在京城时，同样混迹于各类酒局，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虽然他后来幡然醒悟，听进倭仁劝告，“扫除闲应酬”，立志自新，“渐改征逐之习”，然而就算自己做到了洁身自好，也无法改变官场的整体陋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官员虽然治国无术，但在享乐上却花样百出;对于现代文明虽然百般抗拒，在吃喝上倒是实现了与时俱进。当时官员“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器必佐以洋式，食必佐以西餐”，以示“维新”。恽毓鼎也未能免俗，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与人共进西餐。1912年3月12日，恽毓鼎应邀到大观楼吃西餐，由于之前几天京城戒严，饭馆关门，恽毓鼎在餐后还大发了一番感慨与“自我批评”：几日来“颇有食淡之苦，得此稍饱馋吻。甚矣，淡泊之不易久处也。学道近三十年，尚徇口腹之欲如此”！
（摘自《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