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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我国社会治理独特优势的重要表现。本次疫情中我国强大的动员能力令世界惊叹，但动员过程中诸如家底不清、指挥不灵、关爱不够等问题也在高烈度的疫情阻击战中显露出来。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建议，要将提升社会动员能力作为推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加快利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能化社会动员体系，在提高动员效率的同时降低人员负担。
疫情期间社会动员暴露出
三大问题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社会动员体系暴露出不少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治理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制度、指挥、技术等手段无法满足新时代、新要求的反映。
家底不清：对基层情况掌握不够，缺乏顶层规划部署。在疫情初期，各部门对可动员的物资、产能和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的掌握仍然依靠层层统计上报，耗费约 3～5 天才能有效部署。各类社会力量调度迟缓、管理混乱、使用效率低、反馈和体验不佳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关系、合作经验等进行资源和人力动员，实施效果参差不齐。不难看出，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对社会力量动员缺乏规划，对可动员力量的统计粗陋甚至“没数”，对动员起来的资源使用方向和方式不够清晰。
指挥不灵：各方联动不够，行动不统一。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指挥系统，从决策到基层执行周期长，动员起来的力量依赖基层调配，从而造成资源用途单一、区域局限和效率偏低等问题。据武汉志愿者反映，对人力的动员是在封城至少 24 小时后才陆续展开，在主动性强的社区和园区，企业和居民自发进行防控防护，基本可以有序扩充志愿者队伍;部分社区志愿者全靠自发，甚至得不到食物、飲水等基本物资保障。运送医护人员以及生活物资的驾驶员志愿者被路卡封堵、得不到燃油补给等情况时有发生，也反映出对社会力量的统一调度存在不足。
负担过重：传统动员手段效率不高、工作量较大。在人口密度大、社区需求多样化的情况下，传统动员手段效率不高，力量捉襟见肘。有基层工作者反映，填表、统计等日常工作占据了他们相当多的精力，其休息时间不充足，疲劳作战、带病作战、熬夜作战的情况并不鲜见。此外，由于疫情期间相关部门下沉布控，拖延了奖励、补偿等工作，动员人员无法获得及时的损失补偿，事后优待也不明确，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建立以智能化为核心的
社会动员辅助体系
我国社会动员体系暴露出的各类问题，其核心是传统的动员手段同疫情期间多样化、复杂化的需求不相适应，本质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探索应用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动员新手段刻不容缓。
建立智能化的社会动员支撑保障体系。编制和完善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社会动员顶层设计，建立全社会可动员要素数据库，构建智能决策平台，形成智能化社会动员体系的体制机制和硬件支撑。一是加强社会动员顶层设计。加快编制以智能化为核心的应急动员规划，除包含劳动力、粮食、物资等传统应急内容外，该规划还应包括网络和信息技术新型基础设施、应急物资生产网络和潜在（储备）产能情况，以及进行宣传引导、心理辅导等情况。二是开展社会动员普查，建设可动员力量大数据中心。建议宏观调控、产业管理、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社会动员能力普查，对社会动员的速度、规模、效能及后续经济影响进行摸底，形成全国动员能力底数。建立国家级可动员力量数据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大宗物资、产能储备、交通运输装备等数据库。同步建立相应的数据中心、计算中心和信息安全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三是建立可动员力量智能决策平台，开发总揽各数据库信息调取、供需对接、奖惩规范、政策支撑等政府公共服务功能。该平台作为可动员力量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的前台，灾情或疫情爆发时自动响应，平时可作为辅助经济建设的政府辅助决策工具，并向市场主体提供产融对接、原料供给、产业链梳理整合和政策奖惩规则发布等公共服务。
建立智能化动员的云指挥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突发情况，依靠传统方式很难对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指挥，依托人工智能辅助的云指挥系统，则可保证对分隔各处的可动员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一是完善动员指挥体系，建立云指挥中心。建议由通信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应急管理等部门进一步完善现有动员指挥体系，建立基于 5G 和量子通信网络的云指挥中心，突破传统的条块式管理机制，建立扁平化管理、直接指挥的新型动员管理模式;建设全国应急指挥平台，基于动员数据库实现灾情和应急动员情况的可视化;建立智能辅助指挥系统，承担追溯动员所需运输、产业链、人力资源、物资人员运输顺序调度等辅助决策功能。二是建立智能化危机自动反应体系。开发区域性智能化危机应对反应体系，可根据灾害分类和程度，自动选择既有预案对事态进行初步处置，比如派出抢险机器人、侦察无人机通知危险区居民，以及引导周边救援力量、疏导周边无关车辆人员绕行等，在指挥人员上报并获得处置权限前控制事态恶化的速度，避免因小事情引发大损失。三是完善平战两用的产能、交通、仓储、粮食和人员动员体系。对全社会可动员力量进行电子化登记、编组、组织，依照应急动员规划确定的不同突发事件时动员方式和强度，明确可动员力量的组织动员模式。开发社会动员系统应用程序，绑定可动员主体负责人和可动员公民移动终端（手机），突发情况时由区域人工智能指挥系统自动编辑命令发送到被动员人员的移动终端，确保动员过程精准有效。
建立社会动员事务性工作自动化体系。适应超大规模、超广范围、学科综合程度高的新型社会动员需求，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动员事务性工作自动化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自动化信息收集、整理、汇总、分析的动员信息网络。梳理现有疫情动员的事务性工作，设计可动员力量在大数据平台体系下的自动化流程，推动日常性、重复性工作的云上自动执行，减轻一线人员和被动员力量负担。二是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动员情况处置辅助系统，自动识别事件适用的法律法规、奖惩规范和补偿规定。自动化收集统计动员人员的工作量、被动员企业物料量，在动员结束后给出动员人员、企业的总贡献和相应损失，以及奖励建议和补偿额度。三是建立被动员人员企业的自动化长效补偿奖励机制，持续保障单个被动员人员的权益。要能够自动统计动员期间工作量大、贡献多、受奖多、因公受损的企业和个人信息，划分推优层级，在各项优惠政策、国家项目申报、立功受奖等方面给予高优先级推送。
疫情期间社会动员暴露出
三大问题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社会动员体系暴露出不少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治理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制度、指挥、技术等手段无法满足新时代、新要求的反映。
家底不清：对基层情况掌握不够，缺乏顶层规划部署。在疫情初期，各部门对可动员的物资、产能和专业技术人员情况的掌握仍然依靠层层统计上报，耗费约 3～5 天才能有效部署。各类社会力量调度迟缓、管理混乱、使用效率低、反馈和体验不佳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关系、合作经验等进行资源和人力动员，实施效果参差不齐。不难看出，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对社会力量动员缺乏规划，对可动员力量的统计粗陋甚至“没数”，对动员起来的资源使用方向和方式不够清晰。
指挥不灵：各方联动不够，行动不统一。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指挥系统，从决策到基层执行周期长，动员起来的力量依赖基层调配，从而造成资源用途单一、区域局限和效率偏低等问题。据武汉志愿者反映，对人力的动员是在封城至少 24 小时后才陆续展开，在主动性强的社区和园区，企业和居民自发进行防控防护，基本可以有序扩充志愿者队伍;部分社区志愿者全靠自发，甚至得不到食物、飲水等基本物资保障。运送医护人员以及生活物资的驾驶员志愿者被路卡封堵、得不到燃油补给等情况时有发生，也反映出对社会力量的统一调度存在不足。
负担过重：传统动员手段效率不高、工作量较大。在人口密度大、社区需求多样化的情况下，传统动员手段效率不高，力量捉襟见肘。有基层工作者反映，填表、统计等日常工作占据了他们相当多的精力，其休息时间不充足，疲劳作战、带病作战、熬夜作战的情况并不鲜见。此外，由于疫情期间相关部门下沉布控，拖延了奖励、补偿等工作，动员人员无法获得及时的损失补偿，事后优待也不明确，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建立以智能化为核心的
社会动员辅助体系
我国社会动员体系暴露出的各类问题，其核心是传统的动员手段同疫情期间多样化、复杂化的需求不相适应，本质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探索应用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动员新手段刻不容缓。
建立智能化的社会动员支撑保障体系。编制和完善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社会动员顶层设计，建立全社会可动员要素数据库，构建智能决策平台，形成智能化社会动员体系的体制机制和硬件支撑。一是加强社会动员顶层设计。加快编制以智能化为核心的应急动员规划，除包含劳动力、粮食、物资等传统应急内容外，该规划还应包括网络和信息技术新型基础设施、应急物资生产网络和潜在（储备）产能情况，以及进行宣传引导、心理辅导等情况。二是开展社会动员普查，建设可动员力量大数据中心。建议宏观调控、产业管理、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社会动员能力普查，对社会动员的速度、规模、效能及后续经济影响进行摸底，形成全国动员能力底数。建立国家级可动员力量数据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大宗物资、产能储备、交通运输装备等数据库。同步建立相应的数据中心、计算中心和信息安全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三是建立可动员力量智能决策平台，开发总揽各数据库信息调取、供需对接、奖惩规范、政策支撑等政府公共服务功能。该平台作为可动员力量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的前台，灾情或疫情爆发时自动响应，平时可作为辅助经济建设的政府辅助决策工具，并向市场主体提供产融对接、原料供给、产业链梳理整合和政策奖惩规则发布等公共服务。
建立智能化动员的云指挥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突发情况，依靠传统方式很难对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指挥，依托人工智能辅助的云指挥系统，则可保证对分隔各处的可动员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一是完善动员指挥体系，建立云指挥中心。建议由通信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应急管理等部门进一步完善现有动员指挥体系，建立基于 5G 和量子通信网络的云指挥中心，突破传统的条块式管理机制，建立扁平化管理、直接指挥的新型动员管理模式;建设全国应急指挥平台，基于动员数据库实现灾情和应急动员情况的可视化;建立智能辅助指挥系统，承担追溯动员所需运输、产业链、人力资源、物资人员运输顺序调度等辅助决策功能。二是建立智能化危机自动反应体系。开发区域性智能化危机应对反应体系，可根据灾害分类和程度，自动选择既有预案对事态进行初步处置，比如派出抢险机器人、侦察无人机通知危险区居民，以及引导周边救援力量、疏导周边无关车辆人员绕行等，在指挥人员上报并获得处置权限前控制事态恶化的速度，避免因小事情引发大损失。三是完善平战两用的产能、交通、仓储、粮食和人员动员体系。对全社会可动员力量进行电子化登记、编组、组织，依照应急动员规划确定的不同突发事件时动员方式和强度，明确可动员力量的组织动员模式。开发社会动员系统应用程序，绑定可动员主体负责人和可动员公民移动终端（手机），突发情况时由区域人工智能指挥系统自动编辑命令发送到被动员人员的移动终端，确保动员过程精准有效。
建立社会动员事务性工作自动化体系。适应超大规模、超广范围、学科综合程度高的新型社会动员需求，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动员事务性工作自动化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自动化信息收集、整理、汇总、分析的动员信息网络。梳理现有疫情动员的事务性工作，设计可动员力量在大数据平台体系下的自动化流程，推动日常性、重复性工作的云上自动执行，减轻一线人员和被动员力量负担。二是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动员情况处置辅助系统，自动识别事件适用的法律法规、奖惩规范和补偿规定。自动化收集统计动员人员的工作量、被动员企业物料量，在动员结束后给出动员人员、企业的总贡献和相应损失，以及奖励建议和补偿额度。三是建立被动员人员企业的自动化长效补偿奖励机制，持续保障单个被动员人员的权益。要能够自动统计动员期间工作量大、贡献多、受奖多、因公受损的企业和个人信息，划分推优层级，在各项优惠政策、国家项目申报、立功受奖等方面给予高优先级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