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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早晨，我要离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笼罩着城东这座古老的院落，残旧的游廊在晨光中显得黯淡沮丧，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树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它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在它的身上荡过秋千、捋过榆钱儿，那粗壮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数不清的童趣和这个家族太多的故事。我抚摸着树干，默默地向它告别，老树枯干的枝，伞一样地伸张着，似乎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力图把我罩护在无叶的荫庇下。透过稀疏的枝，我看见了清冷的天空和那弯即将落下的残月。
一想到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内心便涌起一阵悲哀和战栗。户口是前天注销的，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盖下去的时候，我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着了。盖这样的蓝章，在那个年代于那个年轻的民警可能已司空见惯，在当时，居民死亡、知青上山下乡，用的都是同一个蓝章，没有丝毫区别。小小的章子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不得而知，这对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实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然而对我则意味着怀揣着这张巴掌大的户口卡片，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只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
這是命运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
启程便在今日。母亲还没有起床，在自己的房里躺着，其实起与不起对她已无实际意义，重疴在身的她已经双目失明，连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了。我六岁丧父，母亲系一家庭妇女，除了一颗疼爱儿女的心别无所有。为生计所难，早早白了头。有一个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哥哥，长年在外，也顾不上家。家中只有我和妹妹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母亲忽感不适，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医生放过母亲却拦住了我，他们说我的母亲得了亚急性播散型红斑狼疮，生日已为数不多，一切需早做打算。巨大的打击令我喘不上气来，面色苍白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说不出一句话。我努力使自己的眼圈不发红，那种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承受能力，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当时的家中，我是老大，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甚至于连倾诉的对象也找不到。我心里发颤，迈不动步子，说：“妈，咱们歇一歇。”母亲说：“歇歇也好。”她便在我身边坐着，静静地攥着我的手，什么也没问。那情景整个儿颠倒了，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属。
从医院回来的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下学回家的妹妹，把她拉到空旷地方，将实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吓傻了，睁着惊恐的大眼睛望着我，竟没有一丝泪花。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哇的一声哭起来：“怎么办哪？姐，咱们怎么办哪！”我也哭了，憋了大半天的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流下来……是的，怎么办呢，唯有隐瞒。我告诫妹妹，要哭就在外面哭够，回家再不许掉眼泪。一进家门，妹妹率先强装笑脸，哄着母亲说她得的是风湿，开春就会转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干练与早熟，生活已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我这一走，更沉重的担子便全由她来承担了，她那稚嫩的肩担得动么？
回到屋里，看见桌上的半杯残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变浓变酽，泛着深重的褐色。堂屋的地上堆放着昨天晚上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木箱都用粗绳结结实实地捆着，仿佛它们一路要承受多少摔打、经历多少劫难似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的，所以这活儿非他莫属。本来，他应随地质队出发去赣南，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两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质队员之手，随着大绳子吃吃地勒紧，他那为兄为长的一颗心也勒得紧紧的了。妹妹已经起来了，她说今天要送我去车站。我心里一阵酸涩，想掉泪，脸上却平静地交代由火车站回家的路线，塞给她两毛钱，嘱咐她回来一定要坐车，千万别走丢了。我还想让她照顾身患绝症的母亲，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把重病的母亲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实在太残酷了。
哥哥去推平板三轮车，那也是昨天晚上借好的。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件往门口的车上抬。我来到母亲床前，站了许久才说：“妈，我走了。”母亲动了一下，脸依旧朝墙躺着，没有说话。我想母亲会说点什么，哪怕一声轻轻的啜泣，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啊……我等着、等着，母亲一直没有声响，我迟迟迈不动脚步，心几乎碎了。听不到母亲最后的嘱咐，我如何走出家门，如何迈开人生的第一步……
哥哥说：“走吧，时间来不及了。”我被妹妹拖着向外走去，出门的时候最后看了一眼古旧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亲躺着的单薄背影，将这一切永远深深印在心底。走出大门，妹妹悄悄对我说，她刚才关门时，母亲让她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好好儿的……我真想跑回去，跪在母亲床前大哭一场。
赶到火车站，天已大亮，哥哥将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就走了，说是三轮车的主人要赶着上班，不能耽搁了。下车时，他没拿正眼看我，我看见他的眼圈有些红，大约是不愿让我看见的缘故。
捆行李的绳头由行李架上垂下来，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们塞了塞，我看见了外套下面她烂旧的小褂。我对她说：“你周三要带妈去医院验血，匣子底下我偷偷压了十块钱，是抓药用的。”妹妹说知道，又说那十块钱昨晚妈让哥哥打在我的行李了，妈说出门在外，难保不遇上为难的事，总得有个支应才好。我怪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妈不让，妈还说，让你放心走，别老惦记家。你那不服软的脾气也得改一改，要不吃亏。在那边要多干活、少说话……
我说我记着了，她说这些是妈今天早晨你还没起时就让我告诉你的。我的嗓子哽咽发涩，像堵了一块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在火车里，由于不断上人，车箱内变得很拥挤，妹妹突然说，该给我买两个烧饼路上当午饭。没容我拦，她已挤出车厢跑上站台，直奔卖烧饼的小车。我从车窗里看她摸了半天，掏出钱来，那钱正是我早晨给她的车票钱。我大声阻止她，她没听见。这时车开动了，妹妹抬起头，先是惊愕地朝着移动的车窗观望，继而大叫一声，举着烧饼向我这边狂奔。我听到了她的哭声，也看到了她满面的泪痕……
我再也支撑不住，趴在小桌上放声大哭起来。火车载着我和我那毫无掩饰的哭声，驶过卢沟桥，驶过保定，离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离家的当天下午，哥哥去了赣南;半年后，妹妹插队去了陕北。
母亲去世了。家乡一别四十年。
摘自《颐和园的寂寞：叶广芩散文选》（西安出版社）
黎明的光淡淡地笼罩着城东这座古老的院落，残旧的游廊在晨光中显得黯淡沮丧，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树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它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在它的身上荡过秋千、捋过榆钱儿，那粗壮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数不清的童趣和这个家族太多的故事。我抚摸着树干，默默地向它告别，老树枯干的枝，伞一样地伸张着，似乎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力图把我罩护在无叶的荫庇下。透过稀疏的枝，我看见了清冷的天空和那弯即将落下的残月。
一想到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内心便涌起一阵悲哀和战栗。户口是前天注销的，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盖下去的时候，我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着了。盖这样的蓝章，在那个年代于那个年轻的民警可能已司空见惯，在当时，居民死亡、知青上山下乡，用的都是同一个蓝章，没有丝毫区别。小小的章子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不得而知，这对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实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然而对我则意味着怀揣着这张巴掌大的户口卡片，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只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
這是命运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
启程便在今日。母亲还没有起床，在自己的房里躺着，其实起与不起对她已无实际意义，重疴在身的她已经双目失明，连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了。我六岁丧父，母亲系一家庭妇女，除了一颗疼爱儿女的心别无所有。为生计所难，早早白了头。有一个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的哥哥，长年在外，也顾不上家。家中只有我和妹妹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母亲忽感不适，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医生放过母亲却拦住了我，他们说我的母亲得了亚急性播散型红斑狼疮，生日已为数不多，一切需早做打算。巨大的打击令我喘不上气来，面色苍白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说不出一句话。我努力使自己的眼圈不发红，那种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承受能力，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当时的家中，我是老大，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甚至于连倾诉的对象也找不到。我心里发颤，迈不动步子，说：“妈，咱们歇一歇。”母亲说：“歇歇也好。”她便在我身边坐着，静静地攥着我的手，什么也没问。那情景整个儿颠倒了，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属。
从医院回来的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下学回家的妹妹，把她拉到空旷地方，将实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吓傻了，睁着惊恐的大眼睛望着我，竟没有一丝泪花。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哇的一声哭起来：“怎么办哪？姐，咱们怎么办哪！”我也哭了，憋了大半天的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流下来……是的，怎么办呢，唯有隐瞒。我告诫妹妹，要哭就在外面哭够，回家再不许掉眼泪。一进家门，妹妹率先强装笑脸，哄着母亲说她得的是风湿，开春就会转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干练与早熟，生活已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我这一走，更沉重的担子便全由她来承担了，她那稚嫩的肩担得动么？
回到屋里，看见桌上的半杯残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变浓变酽，泛着深重的褐色。堂屋的地上堆放着昨天晚上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木箱都用粗绳结结实实地捆着，仿佛它们一路要承受多少摔打、经历多少劫难似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的，所以这活儿非他莫属。本来，他应随地质队出发去赣南，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两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质队员之手，随着大绳子吃吃地勒紧，他那为兄为长的一颗心也勒得紧紧的了。妹妹已经起来了，她说今天要送我去车站。我心里一阵酸涩，想掉泪，脸上却平静地交代由火车站回家的路线，塞给她两毛钱，嘱咐她回来一定要坐车，千万别走丢了。我还想让她照顾身患绝症的母亲，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把重病的母亲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实在太残酷了。
哥哥去推平板三轮车，那也是昨天晚上借好的。他和妹妹把行李一件件往门口的车上抬。我来到母亲床前，站了许久才说：“妈，我走了。”母亲动了一下，脸依旧朝墙躺着，没有说话。我想母亲会说点什么，哪怕一声轻轻的啜泣，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啊……我等着、等着，母亲一直没有声响，我迟迟迈不动脚步，心几乎碎了。听不到母亲最后的嘱咐，我如何走出家门，如何迈开人生的第一步……
哥哥说：“走吧，时间来不及了。”我被妹妹拖着向外走去，出门的时候最后看了一眼古旧衰老的家，看了一眼母亲躺着的单薄背影，将这一切永远深深印在心底。走出大门，妹妹悄悄对我说，她刚才关门时，母亲让她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好好儿的……我真想跑回去，跪在母亲床前大哭一场。
赶到火车站，天已大亮，哥哥将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就走了，说是三轮车的主人要赶着上班，不能耽搁了。下车时，他没拿正眼看我，我看见他的眼圈有些红，大约是不愿让我看见的缘故。
捆行李的绳头由行李架上垂下来，妹妹站在椅子上把它们塞了塞，我看见了外套下面她烂旧的小褂。我对她说：“你周三要带妈去医院验血，匣子底下我偷偷压了十块钱，是抓药用的。”妹妹说知道，又说那十块钱昨晚妈让哥哥打在我的行李了，妈说出门在外，难保不遇上为难的事，总得有个支应才好。我怪她为什么不早说，她说妈不让，妈还说，让你放心走，别老惦记家。你那不服软的脾气也得改一改，要不吃亏。在那边要多干活、少说话……
我说我记着了，她说这些是妈今天早晨你还没起时就让我告诉你的。我的嗓子哽咽发涩，像堵了一块棉花，半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在火车里，由于不断上人，车箱内变得很拥挤，妹妹突然说，该给我买两个烧饼路上当午饭。没容我拦，她已挤出车厢跑上站台，直奔卖烧饼的小车。我从车窗里看她摸了半天，掏出钱来，那钱正是我早晨给她的车票钱。我大声阻止她，她没听见。这时车开动了，妹妹抬起头，先是惊愕地朝着移动的车窗观望，继而大叫一声，举着烧饼向我这边狂奔。我听到了她的哭声，也看到了她满面的泪痕……
我再也支撑不住，趴在小桌上放声大哭起来。火车载着我和我那毫无掩饰的哭声，驶过卢沟桥，驶过保定，离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离家的当天下午，哥哥去了赣南;半年后，妹妹插队去了陕北。
母亲去世了。家乡一别四十年。
摘自《颐和园的寂寞：叶广芩散文选》（西安出版社）